4月7日，任仁荣早早来到位于普陀区府村路500号的上海市救助管理二站，在救助二站专门开辟出来的活动室布置运动场地。今年24岁的他是一家体育培训机构的花样跳绳教练，然而这天，他的学生不是平常来自体校的孩子，而是20位“大朋友”。
上海市救助管理二站，是主要针对长期滞留受助人员的救助站。流浪乞讨人员经身份查实后会被护送回家，而短时间内无法查清身份地址的，往往会被转送到二站。如今站内住着570名滞留人员，其中滞留时间超10年、患有精神、智力障碍的近60%。
无家可归的“大朋友”
小白是聋哑人，心智年龄比实际年龄小，但他是“学霸”。在花样跳绳中，“绳中绳”是难度较高的动作，而小白一学就会。
“在绳子里面跳绳，这对普通人来说都很难。”任仁荣说，普通人见到绳子会害怕，但小白不怕，他能把所有注意力集中在绳子上，跟随绳子的节奏跳跃。
参加体育疗愈的滞留者中，有的是20多岁的年轻人，有的已头发花白。但他们当中大部分人，都是智力只有3到5岁的“大朋友”。任仁荣发现，他们不但学习能力强，而且非常团结，经常相互鼓励。“看到别人在跳，他们会很紧张地从旁指导，即便他们自己也不是很会。”
志愿者王佳萍参加的疗愈课是一堂音乐课。老师弹钢琴，“大朋友们”一边做动作，一边学唱歌。“我们叫他们弟弟妹妹，他们叫我们哥哥姐姐。他们中很多人都曾体会过有家人在身边的感觉，现在失去了家人，他们就更渴望与人交流，希望我们留在身边陪他们玩。”
在志愿者阿穗的印象里，一个名叫吉娃子的女孩最牵动她的心。“吉娃子很活泼，脾气也来得快，非常敏感。”第一次见面时，阿穗穿了一件粉色卫衣，上面有只跳跳虎，吉娃子非常喜欢，就一直跟在她后面。“在救助二站里，他们过着相对比较单调的集体生活，到点吃饭，到点睡觉，偶尔做些简单的娱乐活动。”阿穗说，“我们的到来，给他们带来了不一样的生活体验。”
每周两次的疗愈课分班进行，每个班20多人。而能参加上课的，都是救助二站里相对智力和社会适应能力比较好的受助者，还有许多人没有办法参与其中。
上海市救助管理二站社工科工作人员何元慜告诉记者，站里的长期滞留人员来自全国各地，年龄跨度大，从未成年人到八九十岁的老年人都有。“他们当中有的患有智力发育停滞、唐氏综合征、小儿麻痹症后遗症，还有老年失智者、生活无法自理的残疾人。这些障碍成了他们长期滞留的原因。他们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没有办法找到回家的路，如果独自回到社会，也没有生存能力。”
救助二站一边帮助他们恢复健康，一边继续帮他们寻找家人。从2013年开始，站内引入社会公益服务组织，为受助人员提供陪伴类的志愿者服务，让他们与社会多接触，丰富他们的文化精神生活。
重返社会之路有多远
最近，何元慜经常接到救助对象小陈的电话。去年6月，救助站帮他找到了家人，并护送他回到位于福建的老家。
小陈患有智力发育迟滞，今年23岁的他，智力只有10岁的水平。他说话时口齿不清，语速又特别急，一般人很难听懂他说什么。
救助二站帮他找到亲人后，又在当地给他介绍了水泥厂的工作。虽然有了收入来源，但由于长时间不在家，他与家人、朋友的关系都存在断裂，缺乏人际交流的他难以真正融入社会。
“之前站里还有一位受助者，经过身份信息甄别，与老家取得联系后送回了家，但没过多久，他又回到上海流浪。”何元慜说，“他的父亲不愿接纳这个儿子，家庭矛盾导致他心理扭曲，最终只能重返街头。”
这件事向何元慜敲响了“警钟”，也对救助二站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不但要把受助者送回家，更要帮助他们重返社会，融入社会，而这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学会与社会中的人们进行交流是第一步。
参加疗愈课程的志愿者来自五湖四海，他们抱着关爱这些弱势群体的心而来，愿意与他们亲切地交流，帮助他们重拾自信。“交往的过程也让他们逐步打开心扉，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我们找到更多关于他们身份和老家的信息。”
2019年，救助二站与社会组织合作开展疗愈课程。当年5月8日，第一堂音乐疗愈课在站里开课，此后每周三上午都会进行一次。运动疗愈课程则安排在双休日，每月一次。站里聘请有特教资质的专业老师来为受助人员上课。
上海市闵行区颛桥有得玩社区公益体育服务中心是一家有专业培训资质的体育机构，中心理事彭赟告诉记者，“受助者和普通人的能力有差别，不但要设计适合他们的体育运动，还需要对志愿者进行专业培训。”
每一次体育疗愈课程为一个小时。前期有5—10分钟热身运动，让志愿者和受助对象互动“破冰”。15分钟的主题活动根据不同时节，设计具有一定趣味和难度的游戏活动，比如夏天打水枪，过年的时候是游园会，篮球世界杯举行的时候带领大家打篮球……“我们以往没有接触过这样的培训对象，刚开始也不知道如何跟受助者交流，志愿者在其中充当了桥梁的作用。”
志愿者江丽丽所带的体育疗愈班是一个聋哑班级。教学过程不能靠语言表达，只能用肢体演示。但丽丽发现，这些“大朋友”和常人相比，肢体协调能力更好，反应灵敏，学习能力强，唯一的区别就是他们听不见。“他们平时都只和聋哑圈子里的人交流，而我们普通人也不会手语。一起做活动的过程，也是双方在学习如何跟对方交流的过程。”而这种相互适应，正是他们重返社会的第一步。
王佳萍记得第一次去上疗愈课，“有一个妹妹特别喜欢我，一直想跟我玩。疫情之后我隔了几个月没去，她已经不认得我，甚至怕我了。”这让王佳萍感到沮丧，也让她意识到，志愿者的工作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细化流浪救助工作
“以前救助站在街头寻找到流浪者，很多人不愿意进来，害怕被关起来。”何元慜说，要抹去这样的成见，救助站的工作还要更灵活，更有温度。
最近，上海救助二站创立了“驿家圆梦”项目，在救助管理中倡导一种“家”文化。比如在环境上，打破救助管理机构原有的冷色调居室设计，以家庭生活为蓝本开辟“类家庭生活”的空间，设立卧室、客厅、厨房、卫浴等全套家庭生活设施，使受助人员从流浪乞讨时的“全面戒备”逐渐放松身心，回归家庭生活。
站内成立了青年突击队和甄别工作室，从最初的捕捉只言片语到形成专业方法，从跨省甄别到形成联动机制织密全国寻亲网络，再到如今利用智慧公安等高科技手段甄别，工作能级不断提升。
救助站引入各类专业的社会组织，为受助者提供陪伴式的服务和丰富多彩的活动，在挖掘他们潜能、促进身心健康的同时也唤起了他们对家的回忆。
“对于流浪者的救助分两步走：帮助返乡和重返社会。”何元慜说，政府职能部门在横向联系民政、公安等行政资源，加快甄别方面具有优势，而社会组织在对受助者的生活进行持续跟进、防止他们回到街头方面具有更灵活的特点。解决流浪者回归社会的“最后一公里”，需要政府职能部门与社会组织发挥各自的特长，紧密合作。
每周一次的疗愈课程，对于救助者和受助者来说，都是一种治愈。王佳萍今年35岁，作为一个4岁女孩的母亲，工作和生活中都有太多烦恼。“和这些‘弟弟妹妹’在一起交往是非常纯粹的过程，能暂时得到情感上的释放。”
阿穗记得每次活动结束的时候，每个人脸上都带着不舍的神情。在公司从事人事工作的她，3年前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各种救助流浪者的社会服务。“当初是在街头发饭，每周和他们简单地聊一聊彼此的生活。现在我更愿意走进他们的内心，通过疗愈课程，倾听他们的想法和故事。”
如今，每周到救助二站参加志愿服务已经成了江丽丽生活的一部分。“我上的班级里有一对名叫‘大布丁’和‘小布丁’的姐妹，她们很爱笑，每次看到她们灿烂的笑容，我就会感觉心情非常放松，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愉悦。”
而让任仁荣感到快乐的细节很简单。“活动中有很多‘大朋友’，他们即便不认识我，也会过来亲切地跟我击掌、问好。”上周活动以后，他已经着手设计更多对这些“大朋友”恢复和提升能力有帮助的新课程，为下一次疗愈课做准备。“这项工作我会一直坚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