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消失的工厂:青春没了,东莞也变了

来源/全现在(ID:quanxianzaiAPP)

作者/姚家怡

题图/侯国安站在他曾经工作过的工厂前

2020年12月29日,广东东莞市东城区桑园工业区,侯国安摸着墙壁,一字一顿地念着:“万士达液晶显示器有限公司。”公司名字原本是几个贴在墙面上的蓝色大字,如今被摘掉了。透过遗留在白色瓷砖墙面上的锈迹,侯国安把它们辨认了出来。

接着,他后退几步,拿出手机,对着“空荡荡”的墙拍了起来。他判断,再过段时间,这些痕迹可能也看不见了。

两年半前,侯国安在相同的位置拍下了万士达工厂的视频。此后,他逐渐成为了一个专拍东莞工厂短视频的播主,并为此在抖音上开设了一个频道,命名为“主拍东莞打工生活~户外直播看东莞”,用来记录城市流动打工和生活故事。截至目前,他的抖音频道发布过785条短视频,关注量超过25万人。

这些短视频一般控制在10秒内——长了的话,从“推荐”进来的人没看完就划过了。“完看率”低,平台就不会推荐,这是他悟出的经验。近期更新的视频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拍工厂厂房,另一类是打工者寻人。一些播放量达20万,评论有好几百条的工厂视频,只是用镜头在工厂门口从左到右摇了一遍,再配上二三十字的解说。

这些十秒钟的厂房视频如同密码,只有曾在东莞谋生的外来工,才能共享其中的意义。

1/ 成为播主

侯国安本身也是外来工,广西百色市隆林县人。他家的村子靠近贵州,是山区,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是贫困县里的贫困村。初中还没毕业,侯国安辍学,起初在家乡的沙石场工作。2011年,他到了广东,成了车间装配工。说着,他演示起做零配件的动作——耸着肩,两手像螃蟹钳子一样举起,来回地把零件放入、取出,一天能做一万个配件

侯国安个头不高,脸晒得很黑,额头和眼角也长出了好些皱纹,出生于1990年的他常被朋友笑称像70后。相比一年前,他胖了不少,脸变圆了,还有了双下巴。侯国安说这是虚胖,而且是玩抖音后,常常熬夜的结果。

早在几年前,就有工友邀请侯国安一起录短视频,他觉得那不是“正经事”,拒绝了。2018年,他觉得自己该干“正经事”时,又想到了短视频——他打算录普法视频,讲讲劳动权益相关的法律知识。这之前,他的左手手指在工作时被机器压去一小块肉。他自学法律,追回了一些社保金,后来又到公益组织做志愿者,帮助其他工人。

但普法视频并不讨喜,每条都只有二十多人观看。此时,刚好侯国安的一个朋友也在拍短视频,偶然拍得的东莞南城汽车站视频反响很好。于是,两人结伴去拍老车站。

“在这里,把我的女朋友送走了”“就是在这对面的店里被骗了”,评论区里,网友讲起了他们有关车站的记忆。“有从这里(车站)进入这个城市,有从这里离开,所以(视频)拍了发出来之后,底下的评论特别多讲他怎么来或者怎么走的。”侯国安告诉全现在。

侯国安在汽车站前拍摄的视频。截图自其抖音

被视频吸引的,多是现已离开东莞的外来工,比如湖南人王永根。他直言对东莞印象不算好,但看到长安车站的视频时,心里“颤抖了一下”——那是他在东莞搭车必经的站点,也在那送过心仪的女同学。两年前,王永根关注到侯国安的频道,看到一个工业园区的视频,正好与他在东莞工作时的住处很近。接着,他一口气刷完了整个频道的一百多条短视频。在王永根看来,没有在这个城市的经历,理解不了这些短视频的意义。

侯国安注意到,车站视频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它勾起了外来工的回忆。不过,车站数量有限,不可能一直拍车站,他于是想到,似乎拍旧工厂也可行,毕竟很多人在工厂上过班。

侯国安的工厂视频中,第一条拍的是万士达工厂,它自1995年开始运营,高峰时有上万名员工主要生产显示屏。在iPhone4的时代,它还是苹果公司主要的代工厂,可是代工技术没能跟上后续几代手机的发展,连续三年亏损,最终在2014年12月停工停产。至今,厂房附近的公交站仍以“万士达”命名。

2015年,侯国安到东莞打工的第一站,就是万士达旁边的玩具厂,而他住在紧邻的城中村。彼时刚刚关停的万士达厂房,并无大改变,只是再无工人进出。厂门对面那排用铁皮搭成的商铺,关门的越来越多最后整排商铺都被铲走。

“从它慢慢地没有人去打理,到生锈周边的草越长越高,怎么说呢,还是有一些感触。”三年后的2018年9月,侯国安回到万士达拍短视频时,原本用作装饰的绿化带植物已经长到他的胸口。地面正在施工,一堆堆的砖块和泥土把厂房围住,生锈的钢筋成捆地搁在路边。

这段视频拍得不够清晰,镜头上下抖动,侯国安给它配上了一首汪峰的《青春》。

侯国安拍的诺基亚手机厂的视频,这是频道里获赞最多的一条视频。图片截图自其抖音

评论区,有人提到了其他的工厂名,有人向播主打听某某厂还在不在。此后,“某某厂还在不在”成了侯国安每天要回答的问题,他也循着评论区留下的厂名,拍下越来越的工厂视频,抖音频道的主题逐渐变成“打工生活和旧记忆”。

到2018年年末,他的抖音粉丝已经累积到8万人。

2/消失的工厂

“您已偏离路线,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请确认行进方向,向东北方向出发,50米后左转。”这是导航发出的提示声。

侯国安不习惯用南北来区分方向,他扭动手机,试图搞明白导航指针的方向。他的目的地“全友家具厂”,是一个在地图上已经不存在的工厂。拍工厂视频火了之后,开始有人给侯国安刷礼物做车费,请他去拍曾经工作过的厂房。这种邀约一个月大约有两次,车费几十元到百元不等。

这次请他拍摄的网友是重庆人,曾经在全友家具厂工作。2017年工厂撤离东莞,他也回到了家乡。他想让侯国安去拍下工厂的现状,但能提供的线索只有四条:南阁工业区里;过了一座桥的左边;保安亭在大门右侧;斜对面有超市。同时,他还在地图上画了一个红圈。

侯国安只能把地图定位到南阁工业区——这个地方距离他家超过32公里,需要转一次公交车。为节省开销,他平时只搭公交或步行,最远时,他转了四趟公交,一程便花掉四个小时。

正在拍摄视频的侯国安

到南阁工业区,他用去两个小时,下车后才发现,工业区太大,下车位置距离工厂可能的定位还有将近两公里。顺着网友的线索,侯国安把定位改到了附近的一座桥,开始往回走,然而桥正在施工,附近只有一片绿地和废墟

12月底的东莞,阳光猛烈,正午气温还有25度,施工桥梁的周边不时有尘土扬起。侯国安拿着手机,反复对比网友发来的示意地图,绕到了另一侧,又走了一阵,总算找到网友口中的超市

此时距离下车,已经过去了一个小时。照着附近工厂工人的说法,侯国安终于找到了全友家具厂,它的厂房还在现由另一家工厂使用。他站在厂房前,双手拿起手机,举到与视线平行处,抿着嘴,上半身转了个半圆——这是侯国安拍视频的“标准姿势”。随后,他又找了两三个位置来拍,全程不过10分钟。

当日另一个委托的拍摄点也不顺利。那是一家造纸厂,原址在东莞厚街镇最繁荣的区域,旁边是万达广场和29层高的商务公寓。导航的目的地已经成了一个工地,根据规划,七个月后,这里将变成商务公寓楼。

侯国安在施工工地外拍摄

这种情况侯国安常会遇到。不再经营的工厂消失在地图上工人的记忆也模糊了,他只能靠着一点点线索拼凑。而工厂搬迁或倒闭后,厂房被拆除也是常有的事,只能抱着“抢救”的心态去拍。公交车路过的一家“工厂”,就是他两三个月前拍过的。现在,它已经被推平,两台挖土机正在作业。

总算拍到一个网友要找的全友家具厂,侯国安松了一口气——收了路费后,他总担心拍不到。但他对这天的拍摄成果不满意,因为拍得太少了。现在他在一家做工人服务的公益组织打工,每周休息两天,休息时间几乎都全用在拍视频上:他需要拍到足够多的视频,好在接下来的一周里陆续更新。

3/青春没了,东莞也变了

这些工厂视频本身没有故事,也几乎看不到人。多数工厂无法进入,侯国安也怕惹麻烦,只会用手机在厂门扫一圈,在厂名或路名处做些特效。它们有的还在经营,有的是日渐生锈的空厂房,还有的正在动工拆迁。

但是,关注侯国安的人却能从视频中看到“故事”。据他推测,粉丝主要集中在80后,他们在2000年前后到东莞,在这里停留了三四年至十年——那是东莞工业的高光时刻,被称为“世界工厂”;同时也是这些打工者的青春时刻,他们大多在离开时还未到25岁。

侯国安觉得,枯燥的厂房视频就像一个提示,在这里生活过的人,见到提示就自然想到以前的片段。有时甚至不用拍到具体某家工厂或某条街道,只要出现了像“厚街”这种地名,就足够了。

这些“故事”都补充在评论区里:暂住证、介绍费、公共电话、电台节目、溜冰场等等都成了外来工怀旧的关键词,他们还总会在评论区里找到曾经的工友。

“看到那条路,厂房一排一排,就想当年自己在那个地方,一幕幕全部都给涌出来......视频最多就十几二十秒,我感觉在东莞的经历,是在家里一辈子都经历不到的。”河南网友柠希是侯国安抖音视频的关注者。她到东莞时只有16岁,起初在工厂里打过工,后来在网吧、超市里做收银员。

刘方平也有类似感受。1997年时,他初中肄业到东莞的工厂里干了超过十年,一刷到东莞工厂的短视频,便满脑子都是回忆。2002年,刘方平进了一家有名气的大型玩具厂月薪只有600元进厂介绍费却要1000元。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出去玩都要把工牌挂在胸前,“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是哪个厂”。

在招工最好的时期,想进大工厂的工人还要付介绍费,但短短几年后,刘方平工作的“大厂”便反了过来——老员工介绍新人进厂能得200元奖金。如今这家工厂已经关门,只剩下空厂房。

2020年年底,在东莞工业区周边的招工告示

据侯国安透露,如今年轻工人都爱去广州和深圳,因为那边的工厂能给更高的工资。而在东莞,一些2008年前后还有上万工人的厂子,有好些已经关门,或者变成1000人不到的小工厂。随着衰退的,还有由工厂衍生的产业——在万士达工厂旁边的城中村,房租比五年前低了近百元。至于工人从前爱去的厚街镇赤岭娱乐公园,以前里面有溜冰场,周围开了很多美甲店、小吃店,2008年前后,铺租已经高达5000元,现在却冷冷清清,大多数铺位都空着。

东莞市统计局近五年的数据显示,全市的非户籍人口数一直在下降,同时,加工出口量也呈下降趋势。在产量上,东莞曾经闻名的家具、服装类产业,其产量呈负增长。2019年的统计显示,鞋的生产增长量是负14.8%,家具是负18.3%。数据的变化,与产业转型有关,早在2005年前后,东莞市政府就提出要进行产业升级和淘汰,加大高新技术研发,高耗能和耗劳力的产业则要淘汰。2008年时,广东省也提出要把珠三角的低端制造业转移到欠发达地区,“腾笼换鸟”。

昔日密集的工厂,还留存在公交站牌里。TIT厂、河田第二工业区、琪胜鞋厂,这些都是公交站名。两年多的街拍,侯国安也熟悉了东莞工厂的状况,在公交车上,他对沿途工厂的生产状况如数家珍——前面有个家具厂,里面建筑都是欧式的,挺漂亮;这个鞋厂是老厂了,很多网友都说在那里做过。这些介绍后面总跟着一句,“现在人少了很多”。

对于工人来说,工厂是倒闭还是外迁并没有差异。他们只在意,它还在不在东莞。

东莞一处已经关闭的工业园

已经静悄悄了,这是东莞最大的变化。”刘方平2009年离开东莞后,到了深圳开集装箱货车,至今还在跑珠三角的货运,他明显感受到,东莞工厂的出货量在减少。

柠希在2007年离开东莞后,回老家结婚生子,现在经营着一家餐馆,手下有十几名员工,一直抽不出时间再回东莞看看。看着侯国安的视频,她觉得手机里的东莞,和她记忆中的如同两个世界,“那个时候比较繁华,车水马龙的,现在感觉那边像一个死城,心里面很难受。”

青春,是柠希们经常提到的词。在他们看来,那段日子常常加班,娱乐匮乏,可是与当下的中年生活相比,那段日子反而是轻松的。

刘方平记得在工厂草坪聊天的日子,买上五毛钱一堆的瓜子、一块五的炒米粉。曾在东莞制衣厂上班的刘少新,之前请过侯国安拍摄他工作过的厂房,他说侯播主让他重温青春过往。那时,工人们的娱乐就是听广播电台,人手一台小收音机,放在口袋里听,刘少新至今还记得节目“夜空不寂寞”的主持人名叫胡晓梅。

如今,刘少新在江西老家当上了老板,经营着一家宾馆。他还惦记着找回一个女工友,想知道她的近况,“当时很模糊,也没有刻意谈恋爱。反正在一起,她比较关心我,我也比较关心她。”2009年,刘少新离开东莞,不久,女工友也走了,两人就此断了联系。四年前,刘少新开始找对方,向和她同乡的工友打听,还在网上搜她的名字,他用“神神叨叨”来描述这个行为。

侯国安抖音发布的“寻人”视频。图片截图自其抖音

在侯国安的抖音频道里,有一部分视频是在“寻人”。最初,侯国安是拒绝发寻人视频的,但看多了网友发来的老照片,他被打动了,“(视频)不只是找人,这种老照片很有年代感,也很有纪念意义,能够体现一个时代的群体的生活状况。”

他会用视频配上寻人者的老照片、工作年份,有的人连照片都没存,侯国安只能用工厂和街区的画面来配寻人启事。刘方平用自己以前的工作照发过一则寻人,已经找回了28个同期工友,组建了一个微信群。老工友们聊得很投机,“以前的朋友才是真朋友”。

4/ 流动

“在很多人眼里,工人流动是很普遍的事情。即便做了十多年,工厂一搬迁或者倒闭,你都得走。但是他在这里付出了那么多时间,经历了很多故事,离开的那一刻,还是会有舍不得。”侯国安认为,外来工到城里时,总是带着很多美好的幻想,例如想要买个车、当个小老板,只是现实不允许,很多人只能一直漂泊。比如他自己,辗转在深圳、东莞、回乡之间一直在流动

2000年,湖南人罗辉初中毕业后到东莞道滘一家玩具厂做喷漆工。在东莞的十年,他在四五个镇的玩具厂工作过,从普工做到了最年轻的组长。刚工作的几年,每天要加班至凌晨1点左右。可是到2010年时,玩具厂的订单量已经低到不需加班。罗辉辞职到了广州的一家汽配厂工作,他离开不到一年,玩具厂就倒闭了。

“别的城市都叫外来工做打工仔、农民工,东莞很早就称这些人做‘新莞人’。”罗辉对东莞感情很深。这些年,他买了车,有空总会去东莞看看,在抖音上,他也关注了包括侯国安在内的几个东莞播主,常看他们拍的东莞视频。

已经关闭的工业园内,广告栏还残留着招工告示

如果可以选择,侯国安还是更喜欢留在老家。他曾两次返乡务农,却都以失败告终,农产品价格不稳定,且收益微薄,不足以维持一家四口的生活。关于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侯国安也没有具体计划。他和妻子住着月租300元的开间,面积不到20平米。因为“经济不允许”,两个年幼的女儿只能留在老家,似乎也没有再到东莞来的可能。

侯国安觉得,这种流动是普遍的,多数人已经习以为常。可他想把这些记下来。他一直都有“记录”的欲望,最初是用文字。2015年,他把自己打工的故事投稿给一家网站,得到生平第一笔稿费——300元。接下来的两三年,他都持续在网络论坛发布一些自己和亲人的务工故事,还得过资讯平台“尖椒部落”的征文比赛奖,奖状随着他在不同的出租屋流动。

记录的欲望源自两次死亡。一次是他的舅舅,舅舅原本在修铁路,却被骗至黑砖窑,很快病逝了;另一次是他的表哥,在云南建水电站时,被飞石击中而死。阴差阳错的是,表哥的后事办完后,他和表弟也被亲戚带到同一个水电站工地。因为没有足够床位,他和表弟就睡在表哥的床铺上。“我们一整天面对着打死他的石壁”,侯国安说,一年后,他又像死去的舅舅那样,到山西修铁路。

侯国安意识到,这不是某几个人的经历,而是整个村子里多数人的经历。他们无声无息地死掉,生前的故事却无人知晓

“这种故事,想把它记录下来。”侯国安说。

工厂关闭后,周边的商业区也变得冷清

现在拍的工厂视频并没有满足这个目标。侯国安直言,只拍厂房是很枯燥的,他更喜欢有生活气息的内容,他试过拍摄被遣散的工人离开工厂的场景,只是工作量太大,没能做成。最近,他和朋友计划着做小剧场式的视频,把收集到的工友故事演出来,例如以前排队打公共电话、上厕所还得挂上离岗证等。

5/走红之后

在街上直播和拍摄时,侯国安有时会遇见粉丝。

“你是那个拍东莞打工生活的吗?”一个身穿格子衬衫的人走过来问,随后给他买了一瓶运动饮料,并在工厂门口合照。

“我好黑啊。”粉丝离开后,侯国安看着照片说。街拍令他“变得更黑”,也令他的账号“变红”。虽然在整个抖音上,一条短视频有几千点赞和十万播放量算不上“火”,但对于拿着800元红米手机拍摄,以前只有20多个播放量的侯国安来说,已经是好成绩了。

“以前总想要火,但是火了之后,对现实生活没什么帮助。”两年来,他只接到过三条广告,广告费最高的一条来自一家货运公司,1500元发一条广告视频。也有劳务派遣公司想发招工广告,可是侯国安担心这些公司不靠谱,拒绝了,“总不能坑了工友”。

2017年开始,侯国安没有再回工厂,而是到了一家做工人服务的公益组织上班,到手工资只有4000元,比他在工厂上班的妻子还要少1000元,但他喜欢这份工作——这是他外出务工以来,做得最长的一份工作。

就好像在帮助另一个自己。”这份工作让他获得了价值感。而对于自己的抖音频道,他的评价是“还算成功吧”——说完这句话的四小时后,他的抖音粉丝数超过了25万。

侯国安总觉得自己拍的视频“抖动”过多,好几次拍完后,他都低声喃喃,还是要有个稳定器,但他舍不得花这笔钱。800元的手机还时常内存不足,视频存量一多,便卡得微信都打不开,有时候外拍到一半就内存满了。“直播灯”则是一台手机的手电筒,他把手机夹在架子上,电筒光束照着脸,两小时直播下来,光线射得眼睛酸痛。

侯国安在出租房里做直播

他一直想要一台照相机。每次看到挂着安全绳在洗刷大厦玻璃外墙的工人时,他就有拍摄冲动,可手机拍出来都是糊的。而如果要买相机,那必须下很大决心——花掉将近一个月的工资。

侯国安距离相机最近的一次,是朋友为他借来的。那时,侯国安认识了几个患有职业病的工人,他想拍他们的生活。他记得,其中有一个女工人,孩子在老家上学,丈夫据说身体也不好,可不管什么时候,她都是笑着的。侯国安好不容易借到了相机,可相机是坏的。至于那个女工,也已经去世了。

除了拍短视频,侯国安不定期还会在抖音开直播。有时,他能举着手机在户外徒步八小时,从大岭山走到石碣,在工业区里转来转去,直播间的另一头,网友热络地让他到周边的某某工厂看看。直播总让侯国安感到尴尬,他害怕没人来看,也自觉没什么可表演的才艺,说话还略有些结巴。这些直播更像是和网友在聊天,谈的不外乎是某间工厂还在不在、还有多少工人。

常驻观众通常只有二三十人,一晚可以收到七千到一万个点赞。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侯国安赚取外拍路费的方式——一次外拍,搭公交、买矿泉水、吃午饭,总得花上近三十元,要是去得远,还得住店,每一笔花费他都精打细算着。

直播1.4小时,挣了10块8毛。”侯国安伸了个懒腰,关上照在脸上的手机电筒。此时,已经过了晚上10点。

注:如无特别说明,文中图片均由作者拍摄。

。END 。

版权声明:制造界除发布原创文章外,亦致力于优秀文章的交流分享。转载须注明文章来源和作者;申请转载授权请在文末或后台留言。版权所有,违者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