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冻民”：“卡没被冻过，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做外贸的”
（小尘4x/图）
数日来阴雨连绵，义乌市国际贸易服务中心二楼却人声鼎沸。这里是六个月前才成立的“银行账户冻结援助中心”（简称“解冻中心”）。
“4月初刚去派出所做了笔录，怎么刚被安徽的（警方）解冻，又被重庆的给冻住了？”
“说我有两万资金涉及洗黑钱，为什么要把我卡里170万的钱都给冻上？”
“去银行查了一早上了，说系统升级，查不到，现在连谁把我（银行卡）冻住了都不知道，同志你这里能查吗？”
商户们咨询的声音此起彼伏，解冻中心的工作人员只能大声回应：“先到这边登记，然后在手机App上填好情况说明，让对方（警方）发协查函。后面来的听见没？没听见的我再重复一遍。”
从2020年下半年起，义乌外贸商户银行账户被异地公安机关冻结的事件频发，起因是去年警方针对电信诈骗、网络赌博等违法行为开展的“断卡行动”（电话卡、银行卡）。
不少义乌商户通过地下钱庄收付款，而地下钱庄往往掺杂了电信诈骗等违法犯罪资金，如果银行账户与其发生来往，很容易被波及。
问题是，仅仅几万或者几千的涉案金额，却往往将商户们高达数十万、百万的账户完全冻结，极大影响了正常经营。
近日，网上一封落款为“义乌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的《致全国各地公安机关的一封信》呼吁，各地公安机关在对义乌经营户或外贸公司取证时，充分理解义乌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在外贸行业中存在的现状与问题。
一位当地政府官员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这原是一封内部办案指引，是为了让外地办案人员对义乌的特殊情况有所了解，“警方内部专门为这个事情进行过讨论，年后的情况已经比去年缓和多了”。
一张卡被十几家公安冻结
朱悦来和商户伙伴们正在义乌商贸城里组队踢毽子，这里是义乌最大的对外贸易集群地。朱悦来在义乌商贸城经营一家户外用品店铺，他也是义乌市杭州商会副会长。
朱悦来说，他的一张银行卡也被冻结了30余万元。作为商贸城的大户，周围商铺“邻里”经常跟他交流冻卡的事，“卡没被冻过，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做外贸的”。
2020年9月，在浙江金华经营器械工厂的陆放，名下一张农业银行卡被冻结，隔了三天被解冻了，这是第一次。2021年1月，山西的一家县级派出所又把另一张卡给冻住了，“警察说我这20多万元里有5万元是‘黑钱’，案件了结后是要追讨的。但我去当地做完笔录后没多久就解冻了，也没提这5万怎么处理。”
最让陆放“崩溃”的是第三次被冻结。2021年3月，他名下一张银行卡同时被十几家地方公安局、派出所冻结，理由是涉外赌博，但无论警方、银行都没有给他下达任何通知，直到陆放转账时才发现卡被冻结。
“银行的人也很惊讶，一张卡被这么多地方公安冻结的很少见。”4月5日，陆放再去银行查询，卡上又多出了三个地方公安的名字，他无奈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放弃了。卡里总共只有两万多块，连我去这些地方做笔录的来回车费都不够。”
陆放说自己大概率只是被“连累”，作为外贸出口的最后端生产商，与外国客户直接进行交易的机会不多。但他上家贸易商的账户被冻结了，警方“顺藤摸瓜”，连带他的银行卡也被波及。
陆放还算“幸运”，冻结资金对王涛这样的出口商影响更大。王涛在上海经营了20多年五金外贸生意，2021年1月，他名下一张存有70多万货款的银行卡被山东聊城、杭州萧山、成都成华三地警方冻结，理由是涉及电信诈骗。
他先是去了山东，带上能够证明自己合法经营的文件、贸易单据。警方态度很直接，以偿还被害者受骗款项的名义要求扣下银行账户里14000元的款项，“对方跟我要的现金，我直接从公安局对面银行取了钱给到他们”。
杭州、成都的警方还没有给出是否解冻的回应。王涛3月前往杭州做了笔录，也将所有的资料提交给了成都警方，但二者一直都表示“要等领导批示”。
只要还有任何一地的公安机关冻结这张银行卡，王涛就无法正常取款或是转账，但收款不受限制，他只能一一通知海外的交易商不要再打款，因为这张卡目前“只进不出”。和地方警局交流后，王涛才得知，杭州方面的涉案金额只有几千元，成都方面的金额只有几百元。
“才几百块钱的事情，扣了我七十万，过年的时候，下家工厂还等着我发货款，怎么能不急？”王涛有些哀怨。
牵扯地下钱庄
义乌是外贸“重镇”，也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根据义乌市场监管局统计，截至2020年6月，全义乌的市场主体总数达62.68万户。
“你能想象一个县级市堵车的情形吗？”朱悦来调侃，在义乌商贸城外的稠州北路，汽车时速大多不会超过每小时30公里，而在市场每日下午5点关门之际，能看到一辆辆豪车从地下车库“奔涌而出”。
电信诈骗、海外赌博、出口外贸，这些看似无关的字眼，将他们链接在一起的关键是地下钱庄。朱悦来坦言，目前仍有相当大比例的义乌商户使用地下钱庄。
地下钱庄在国内外同时设有人民币账户和外币账户。外商若要向中方汇款，需先在地下钱庄的外币账户兑换等额人民币。地下钱庄收到指令后，在国内的人民币账户提取等额的货款支付给中方商户，地下钱庄则会按一定比例收取佣金，这一步称为对敲。
这一过程没有经过国家换汇系统，用于支付国内商户的人民币大多是地下钱庄自己的储备资金，或者是来路不明的第三方打款。地下钱庄只需要国内外两地对账成功即可，无论是海外资金还是国内资金都没有实际流出本国。
这也为不法分子大开方便之门，电信诈骗、海外赌博等非法资金通过这一过程“洗白”，又以合法的身份回到了个人银行账户，这一步也被称作“洗黑钱”。
据王涛了解，地下钱庄通过这类方式疯狂敛财，“洗钱的收益，地下钱庄能拿到汇款的10%，如果老老实实收兑换佣金，可能连1%的收入都没有”。
义乌商户大量利用地下钱庄的经营方式看似带有“原罪”，但背后却有着复杂的因素。
由于义乌存在众多家庭作坊式的外贸商户，商户们既没有进出口权，也无法提供发票，只能通过购买外汇核销单的方式来完成进出口。
真正出口的主体名称和海关进出口文件中的主体名称并不一致，所以资金只能依靠地下钱庄回流国内，商户也无法判断地下钱庄的资金背后是否涉及非法交易。
考虑到成本、便利性，以及部分海外国家外汇管制和受制裁等种种原因，地下钱庄成了商户们的普遍选择。
商户们并非不知道这些风险。“外贸商户最关心的问题是能不能拿到货款，回款越快越好，哪里会在乎对方的钱从哪里来呢？”朱悦来说。
“现在国家个人换汇的额度是每年5万美金，走正常贸易商渠道要缴13%的增值税，就算贸易商能退税成功，怎么能指望义乌这些小商户开得出增值税发票呢？”王涛说。
义乌自救
资深贸易商都有应对“冻卡”的办法，比如多办卡。朱悦来和妻子每人都办了十多张卡，“工、农、中、建、交各来两张卡，还有当地一些城商行的卡。”这是为了降低被冻的风险，即便有一张卡被冻结，还有其他资金可以周转。
王涛的方法更原始，就是快速转移资金。第一张卡收到海外货款后，迅速将款项转移到第二张卡，再用第二张卡支付下家，“这样即便第一张卡被冻结，对我的影响也不大。”但这些办法都不好使了，王涛明显感觉，警方冻卡的速度越来越快，上家向他的卡内转账才不到一分钟，银行卡就被冻结了。
冻卡涉及的链条越来越长，以往只有王涛这样的贸易商风险比较大，因为他们直接接触外商，很有可能被卷入“洗黑钱”。伴随警方对资金的追溯继续向下延伸，陆放这类出口工厂也成为可疑对象。
资金到了商户这一环节，会被用于支付上家、购买材料、支付商铺租金或人工费用等经营支出，这样一来，不法资金就会流向上游，以至于警方在追查时会同时冻结后续所有人的卡，造成外贸产业链因流动资金被冻结而陷入困境。
一刀切式的冻结给商户带来了经营上的麻烦，由于义乌这类小商品外贸的周期都相当短，从订货、出货到回款，大多不超过一个月。这样让陆放有些后怕，如果被冻结的是用来偿付原料商的钱，工厂就要瘫痪，“我们这类工厂都是有合同周期的，一旦当中一个环节断了，后面的生产都会跟不上”。
来自温州的唐明在义乌经营出口礼品包装的生意，她名下两张卡总计100万元，从2021年1月起被安徽警方冻结了。对方先是跟她说三天后解冻，然后说是一周，她有些等不及了，给对方寄去了自己合法经营的所有资料，现在已经过了三个月。
6个月是警方一次冻结的最长时限，但不限次数，只要没有结案，唐明的银行卡有可能一直被冻结。
解冻中心给到的解冻方法有两个，一是商户亲自前往当地进行笔录，向警方证明自己是合法经营所得，但这一方式耗时比较长。
第二个方法是让对方警方发出协查函，由义乌这边协助调查，整个流程会更快，无疑对商户更有利，但要说服警方发出协查邀请，就需要商户自己去沟通。“这涉及调查权的问题，我们也不好越俎代庖。”义乌警方工作人员坦言。
为了尽量挽回商户损失，义乌上下都在想办法。先是银行系统，朱悦来就在年初收到过银行通知，可以申办“冻结贷款”，顾名思义是用于冻结资金的周转。“冻结了500万给400万贷款额度，利率是五点几，只要拿了银行的冻结证明，就可以到另一家银行申请贷款，至少大家可以过年了。”朱悦来形容。
义乌市政府和公安部门牵头组建了上述解冻中心，负责登记账户冻结信息、提供解冻咨询服务，并协助商户向异地公安机关沟通等工作。
面对大额资金被冻结或者同一地公安大批量冻结账户的情况，义乌警方会前往当地部门“打招呼”，向对方解释外贸经营的特殊性，希望在案件处理上能更为细致。
在解冻中心，工作人员向大家展示了一份走访名单。截至4月中旬，解冻中心派出的工作组全国走访地区已经从1月的不到40个城市，变为近50个城市。
执法程序是关键
义乌市商务局2020年11月就曾发布提示，全国银行系统与公安系统相互联网，异地公安大部分直接通过网上远程操作冻结，少数到义乌有关银行实地冻结。
就职于义乌当地律所的秦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能否解冻的关键在于证明银行卡资金属于“善意所得”，即能够证明交易属于真实发生，这就要求商户们保留各种合同、单据、流水，甚至打款的微信QQ聊天记录等。为了更好帮助义乌商户自救，解冻中心还从义乌市的反欺诈中心调度部分人员前来支援。
曾担任当地银行高管的冯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按照商业银行法一般流程，有关部门查询或者冻结银行账户，需要警方下发通知，由银行执行，并且通知到相关责任人。只有认定为刑事犯罪的，才会依据刑事诉讼法扣押犯罪嫌疑人的财物。
“电信诈骗属于刑事犯罪，是可以按照刑法来调查操作的。”冯起解释，但其中有“先后”的问题，先要认定商户有重大犯罪嫌疑，才能冻结其账户，而不是先冻结了账户，再去找有没有犯罪的证据，这在程序上存在问题。
上述公开信谈到，2020年疫情暴发以来，外商无法进入义乌，给义乌的外贸行业带来了极大影响。同时由于义乌贸易体系将外贸生意“内贸”化，使得义乌个体经营户收取货款以人民币结算为主，而与之相关的外国客商习惯通过地下钱庄支付结算货款，义乌经营户在收付货款渠道选择里，并没有主导权。
如果未来类似执法变成常态，商户要怎么办？朱悦来说，“就跟踢毽子一样，只要没有明令禁止，我就要踢，等哪天说以后再也不能踢毽子，我才会停”。
（应受访者要求，陆放、王涛、唐明、秦风、冯起为化名）
南方周末记者 徐庭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