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40年•见证｜他们的报道这样影响社会
◆ 《瞭望》创刊40周年之际，我们陆续刊发一些老作者、老读者的文章，回首《瞭望》与改革开放同行的40年峥嵘岁月
◆ 原新华社江苏分社社长冯诚：《相伴相助，与有荣焉——结缘的记忆》
这次调研，我们形成了“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有扩大迹象”的判断，同题稿件在《瞭望》刊出后，受到相关部门的肯定和编辑部好评
比如我亲历的对南京“彭宇案”在舆论误读严重的情况下，新华社出面所做的权威准确报道，就是由《瞭望》作为特稿发出的
因其特殊的定位和传播力，《瞭望》常常承担一些高层领导或权威部门指定的独家首发稿件，传播效果不同凡响
◆ 新华社西藏分社副社长黄豁：《永做挺立船头的“瞭望者”》
我们当时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采写的稿件还是比较稚嫩，经过编辑部的精心指导打磨，以及借助《瞭望》巨大的影响力，才推动了滇池乃至云南九大高原湖泊治理的进程
从“应对网上群体性事件新题”“体制性迟钝的风险”到“消解阶层固化隐忧”“社会矛盾纠结于公私博弈”等等，都引发了强烈反响乃至社会学界的关注
越是在媒体融合的时代，越需要挺立船头的“瞭望者”
◆ 新华社安徽分社常务副总编辑李亚彪：《看见中国 看见时代》
我们大胆撰写了《如何让干部轻装上阵》一文，在甘肃、江西、浙江等地的一些基层干部中产生不小反响，有的干部专门致电记者，就文章中的观点进行探讨，认为《瞭望》讲了真话，说出了很多人不敢说的话
“产业关联度低”“产业链条割裂”“产业集聚能力差”……为2004年启动的东北振兴战略提出新课题
学会瞭望，是一种精神；学会瞭望，是一种能力；学会瞭望，更是一种希望。这，便是《瞭望》的力量
◆ 新华社湖南分社常务副总编辑苏晓洲：《守望洞庭湖“人水和谐” 助力“天吊族”改变命运》
以《洞庭湖“人水和谐”困局》为题，呼吁采取措施帮助渔民解困。相关报道很快得到党和国家、湖南省及地方的高度重视，直接推动了“水上人家”上岸安居、落实社保、纳入医保、教育保障等善政出台
“水上人家脱困”报道，开启了我通过《瞭望》关注洞庭湖、长江及其支流“人、水、鱼”的序幕
通过《瞭望》先后推出《“无豚之江”敲响长江水生态警钟》《问策“大湖治理”》《长江之肾遭遇“结石”之痛》《古桥如何抗洪》等报道，很多推动了相关领域问题的解决，对长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等，都产生了作用
文章
相伴相助，与有荣焉
——结缘《瞭望》的记忆
文丨冯诚 原新华社江苏分社社长
封面“瞭望”两个黑体字镶嵌于一对白色圆环中，恰似一副望远镜，洞察世界风云；内容图文并茂，篇篇稿件都在为推动社会进步发力。作为改革开放后创办最早的时政新闻周刊，《瞭望》以其卓尔不群的个性特色和无可替代的媒体品牌步入不惑之年。
毫不夸张地说，40年来，她始终伴随在我们这一代人身边。对我个人而言，她既是良师益友，又是成长沃土；我既是她的忠实读者又是她的热心作者。如今当我离开跑道时，深感她曾经带给我的那份职业荣耀和业务成就感弥足珍贵！
（一）
借着改革开放东风横空出世，《瞭望》周刊刚创办短短几年时间，就已风行全国。
我在地方行政单位工作时，身边的领导和同事常常把她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风向标，一看到《瞭望》杂志有什么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人事制度改革、特区建设等方面的重头报道，就要互相交流探讨，从中体悟政策风向和官方语境。一些领导干部经常用《瞭望》文章作为动员干部群众的政策理论依据。那时候在基层读者眼中，《瞭望》周刊就是代表官方说话，很有几分神秘色彩。
1985年进入新华社后，我才弄清楚这份由国家通讯社创办的高端刊物，其国内外所有新华社记者都是她的“本刊记者”，队伍优势助她登高望远，难怪她有那么高的地位和声誉。
作为新闻类周刊，《瞭望》时效快，容量大，站位高，视野宽，许多资深的调研型记者对她情有独钟。《瞭望》对稿件要求门槛很高，年轻记者不敢轻易问津。一些老记者告诉我们，《瞭望》的特点是着眼大局，把握大势，报道大事；给她投稿，一定要考虑选题是否出新，主题是否重大，稿件是否有思想深度，现实针对性强不强。也就是说，一定要在思想性、导向性、前瞻性、可读性几个方面站得住脚。反过来，稿件一旦被《瞭望》刊登出来，就具备了一定的水准，并会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所以从那时起，我就开始研究《瞭望》稿件的气质特色、选题角度、写稿要求、语言风格，期望有一天敲开她的大门。
我的第一篇《瞭望》稿件，刊登在1986年2月的第8期，题目是《西北“羊毛大战”提出的新课题》。那几年，我国羊毛市场供需矛盾加剧，货源紧俏，抢购成风，形成了一场没有硝烟的“羊毛大战”。这场“大战”是怎样产生的？它对我国毛纺工业将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应采取什么样的对策？1985年冬季，新华社甘肃分社社长周国华带着资深记者屈维英和我这个刚入职半年的小记者，冒着高原严寒，分别到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和内蒙古等羊毛主产区，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专题调查。各地提供的情况表明，这场“羊毛大战”不是一般的原料争夺战，其根源和教训向我国毛纺工业的发展提出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经过调研，我们提出了毛纺工业不应“遍地开花”、落后的养羊业亟待振兴、市场管理必须加强等一系列决策建议，稿件发出后产生很好的社会反响。那次调研，我跟着老记者学到了新华社调研写稿的一些基本路子，也知道了《瞭望》研究重大问题、为领导机关提供权威决策依据的特殊职能。
1986年秋季，我参加了总社国内部组织的跨省调研小分队，和吉林分社王景和同志在湖北、四川、广东、浙江、上海、江苏等多个省市历时三个多月，就工农业产品剪刀差问题进行专题调研。改革开放七八年后，这个问题凸显出来，中央有关部门很重视，因此国内部特意策划了这个调研题目。这次调研，我们形成了“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有扩大迹象”的判断，同题稿件在《瞭望》刊出后，受到相关部门的肯定和编辑部好评。《人民日报》《经济参考报》等多家报刊也刊登了我们的相关稿件。
此后不久，我牵头对黄河水资源调查形成的《黄河水荒堪忧》等稿件，也在《瞭望》周刊刊出。逐渐地，我在《瞭望》周刊发稿频次提高。
《瞭望》创办之初的10余年间还办有海外版，我在丝绸之路文物发掘、敦煌中医药学研究、西线南水北调、“三西”扶贫开发、大西北沙漠治理等方面采写的不少具有地域特色和对外传播价值的稿件常常登上《瞭望》海外版。
（二）
1993年7月，我被提拔到了甘肃分社副社长岗位。3年半后，总社又派我到新疆分社担任社长、首席记者。新疆4年后又辗转甘肃、湖北、江苏分社任职。
在分社领导岗位，与普通记者专注埋头写稿又有不同，抓报道、带队伍、培养人才责无旁贷。各分社之间暗自竞争，你追我赶，都想搞一些人无我有的重头报道出来。《瞭望》周刊本是展示分社重要报道思想、报道成果甚至报道地位的目标载体之一，因此无论走到哪个分社，为《瞭望》策划组织报道或者专门带记者采访写稿，都成为分内之事。重要的业务策划会必然忘不了《瞭望》，当地重大事件、重大战役报道，重要的工作经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难点热点问题都要组织记者为《瞭望》量身定制稿件。有时还要请《瞭望》的编辑到分社把脉指导，敲定重点题目。
2004年初，我调到湖北分社工作时，分社的同志正在策划组织重头报道“湖北新政”，目标是为《瞭望》新闻周刊做系列专稿。我初来乍到，对湖北的情况还不熟悉，分社同志拉我一起共同策划题目、研讨稿件。
两个世纪以来，湖北风云际会，大潮迭涌，屡开风气之先，是我国工业化的先行地、政治变革的发源地、教育文化鼎新的中心地之一。然而，在新型工业化的时代变奏中，作为新中国工农业基地的湖北并未能先声夺人，中国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深层次矛盾在湖北都有综合反映。2002年夏，湖北省第八次党代会顺势抉择，将发展目标定位于“走在中西部前列”，拉开了湖北新一轮振兴奋起的序幕。两年间，湖北人学沿海，看周边，在比较中反思，在反思中觉醒，在觉醒中奋起，正在经历一场“远看无陡峰，身临海潮涌”的深刻变化。
这组专稿旨在全面深刻地反映湖北呈现出的这种巨大变化和良好发展态势。时任采编主任唐卫彬和骨干记者张先国、皮曙初3位承担了执笔写稿任务，最终形成6篇、共1.7万字的大型专题报道。2004年8月2日，第31期《瞭望》周刊以封面头条《湖北新政》隆重推出。稿件分别以《湖北新政》《重塑中部崛起的脊梁》《政府的自我革命》《“湖北制造”在破与立中复兴》《县域经济渐入佳境》和《搭建“万国经济大舞台”》为题，系统阐述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成为国家战略后，湖北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进行的“发展目标的大优化、发展思路的大调整、发展方式的大转变和发展文化的大更新”。
这组报道在湖北干部群众中产生强烈反响，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高度评价，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昌尔作了长篇批示，并多次以此组报道为例，称赞新华社记者政治敏锐、业务精湛。通过参与这组报道，我对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很快熟悉了起来。
因其特殊的定位和传播力，《瞭望》常常承担一些高层领导或权威部门指定的独家首发稿件，传播效果不同凡响。比如我亲历的对南京“彭宇案”在舆论误读严重的情况下，新华社出面所做的权威准确报道，就是由《瞭望》作为特稿发出的。
2011年10月中旬以后，因广东佛山2岁女童遭汽车碾压而路人漠视的“小悦悦事件”，舆论再次将矛头指向4年前已和解结案的南京“彭宇案”，认为是此案错判产生的负面效应，导致人们不愿做好事甚至见死不救。一些地方出现老人摔倒无人搀扶、做好事反被诬告等现象，也屡被归咎为“彭宇案”的影响。
正在與论持续发酵之时，12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我突然接到新华社主要领导电话，说中央有关领导要求，南京“彭宇案”真相到底如何，新华社做一个权威准确的报道，以正视听，稿件可以通过《瞭望》周刊刊发。总社领导对如何确保真实准确报道提出要求，即通过对权威人士的专访成稿，由总社编辑部门把关，按程序发稿。
接到任务后，我立即传达总社领导指示，安排记者迅速投入采访报道，并提出具体采访要求。几天后，一篇以《南京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刘志伟谈：不应被误读的“彭宇案”》为题的特稿发到了总社。2012年1月16日，第3期《瞭望》周刊全文刊出。
这篇报道通过对刘志伟的专访指出：舆论和公众认知的“彭宇案”，并非事实真相；由于多重因素被误读和放大的这起普通民事案件，不应成为社会“道德滑坡”的“标志性事件”。报道从事实真相、误读原因、深刻教训三个方面，还原了“彭宇案”的来龙去脉，并鲜明提出“汲取此案的一个深刻教训，就是要注重保障热点案件的公众知情权，妥善处置为当事人保密和保障公众知情权的关系，实现案件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同时，要大力表彰社会道德楷模和先进典型，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引人向上、促进和谐的良好社会环境。”
报道一经刊出，网络及各类平面媒体广泛转载，很好引导了社会舆论，有效消解了人们对“彭宇案”的误读。这也是领导人根据不同媒体特点而善用媒体的一个案例。事后看，此舆情事件，用不着各类媒体一拥而上，由《瞭望》周刊以专访形式发稿，实现了一锤定音的良好引导预期。
（三）
众所周知，一个媒体记者的社会价值和成就感，不在于发稿数量多少，而在于发出真正有社会影响的报道。若要问我32年新华社记者生涯中最引以为傲的报道，一定少不了刊登于2007年10月16日《瞭望》新闻周刊第42期的特稿《再向中央报实情》。
2000年3月，中国民间“三农”问题研究者、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前党委书记李昌平上书朱镕基总理，反映当地“三农”面临的问题，引起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是李昌平信中最经典的三句话，当时在全国城乡，几乎家喻户晓，形成了现象级的传播效果。后来他的《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也一时成为畅销书。几年以后，中央政府宣布，彻底取消农业税，从而结束了中国千百年来种田“交皇粮”的历史。
时轮转到了2007年夏天。在新华社湖北分社任职的我，在出差路过荆州时，拜访了时任市委书记应代明。交谈中，当聊起监利县棋盘乡的情况时，他不无自豪地说，监利县和棋盘乡变化很大，你应该去看一看，井冈山干部学院的学员最近都来参观过，评价很高，学院老师拿它当教学案例。他还介绍了自己前不久去调研了解到的许多新情况。我当时听得很兴奋：当年李昌平的信多有影响，可以说石破天惊。好几年过去了，棋盘乡怎么样了，监利县发展变化如何，新华社应该做出回答。
回到分社后不久，我便抽出时间，带上记者张先国、魏梦佳一同前往探个究竟。其实，对监利县的情况，我们相信应书记的介绍是可信的，但百闻不如一见，我们必须用记者的眼睛和脚力去考察。到监利县后，我们便马不停蹄，走村串户，进农家，看田畴，与干部群众拉家常，话今昔，摸实情，一连跑了柘木、棋盘等多个乡镇、村庄。从县领导到乡村基层干部和普通村民，几天下来，接触方方面面数十人，了解了许许多多第一手情况。农民的负担到底减没减？农民的日子到底好过了没？农村的面貌有没有改变？党的执政基础稳不稳？党的农村政策好不好？点点滴滴的所见所闻，解开我们一个个问号。
最让我们感慨的是，从我们的采访可以判断，当年李昌平的“实话”，一点都不过分；而短短几年后的今天，监利农村的变化，也是真真切切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李昌平写信那个时候，不仅是农业很危险，农村政权也很危险。试想，在荆州平原这样的鱼米之乡，到2003年前后，还有乡政府大门居然被灵车一堵一两年开不了，村级组织大多软弱瘫痪，真是不可思议。
采访中，干部群众那痛彻的反思，带泪的欢笑，深深触痛我们的灵魂。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实行大包干政策，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一段时间，农村一片兴旺发展好势头。但没过多久，广大农村又进入到“黄宗羲定律”的怪圈。改革开放20多年，新世纪之交，祖祖辈辈在这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种田农民有的却活不下去了，竟然被逼得喝农药、上吊，寻死觅活。归根到底，还是当时的农村政策走偏了。2005年，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决议，宣布全国废除农业税。2006年1月1日起，在我国征收了2600多年的农业税正式取消，“交皇粮”成为历史，什么“三提五统”“共同生产费”彻底翻篇。而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补贴等越来越多的惠农新词进入了农民的账单。这是扫除农村阴霾、释放农民生产热情的正道，也是数千年来中国农民所获得的德政。
采访时我们常常捶胸顿足感同身受，写稿时我们万千感慨涌上笔端。采访结束后不久，我们首先写出一组两篇参考报道，接着撰写公开稿件。很快，一篇5000多字的新闻纪实报告《再向中央报实情》出手。稿件从“农民的光景好了”“农村的政权稳了”“农业的棋子活了”“改革的道路通了”“发展的起点高了”等5个方面呈现了监利县的历史性巨变。当时党的十七大即将召开，这篇稿件自然是湖北分社配合十七大召开的重头稿。我们从稿件的篇幅和分量考虑，决定专供《瞭望》。编辑收到稿件后大为赞赏，立即作为迎接十七大重点特稿编排上版，于10月15日十七大开幕当天在《瞭望》新闻周刊第42期以封面导读隆重刊出，而这期《瞭望》周刊是早已获准直送每个十七大代表房间的。
此稿的报道效果，更是出乎意料。会议结束不久的11月30日，十七大代表、时任湖北省荆州市委书记与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等一行专程到新华社湖北分社，代表荆州市委向湖北分社《再向中央报实情》报道颁发2007年“荆州新闻特别奖”。荆州市委书记说，《再向中央报实情》经《瞭望》刊发后，引起中央领导和广大读者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赞誉。他介绍说，10月14日，他到京参加十七大，与时任湖北省主要领导同志一碰面，湖北省主要领导同志就说：“总理表扬你了，‘监利干得好，变化大’，这是总理的原话。”时任湖北省主要领导同志后来解释说，他向总理汇报工作时，总理一见面就讲他看到了新华社报道监利变化的内部报道，非常高兴。而十七大召开当天，每个代表拿到了一本刊登《再向中央报实情》的《瞭望》周刊。荆州市委书记介绍说，在十七大第一次小组讨论会上，湖北省主要领导同志一开头就从《瞭望》这篇稿件讲起，引用了稿件中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事例，监利的变化成为会场最热烈的话题。
荆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说，“《再向中央报实情》立意高远、调研深入、事例鲜活，让人过目难忘。各大网站和不少报刊纷纷转载，在荆州干部群众中反响特别好”。“虽然我们是基层单位，没资格奖励中央新闻单位，但这篇报道为我们荆州新闻界树起了标杆，作出了表率，所以在今年记者节期间举办的‘荆州新闻奖’评选中评为‘特别奖’，主要是为了鼓励我们地方新闻工作者学习新华社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好作风，以及生动活泼、精益求精的好文风。”《再向中央报实情》也获得当年宣传湖北好新闻一等奖。
值得一提的是，监利县委宣传部和县新闻工作者协会也给我们颁发了2007年度对外宣传监利优秀新闻作品特别奖，这是我迄今为止所获得的来自最基层的新闻奖项，倍感珍贵。LW
刊于《瞭望》2021年第14期
文章
永做挺立船头的“瞭望者”
文丨新华社西藏分社副社长 黄豁
美国现代新闻之父普利策曾有一句名言：“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报。”
二十多年前，在大学新闻系的课堂上，老师引用的这句话使我定格了心目中优秀记者的形象——手持望远镜，挺立船头的瞭望者。
毕业进入新华社云南分社后，老记者常常教诲：“除写通稿外，年轻人要多琢磨给《瞭望》写稿，才能成为有思想的记者！”
于是，每期《瞭望》我都认真研读，觉得真是刊如其名，有高度、有深度、有锐度，既有学术的思想性与前瞻性，又有新闻的敏锐性与现实性，纵论天下大势，直击前沿话题，如同一名“挺立船头的瞭望者”。
初识瞭望渐成铁杆
作为刚入行的年轻人，我想为《瞭望》写稿却总觉无从下手，要么是觉得题材不够“格”，要么是觉得问题不够“深”。直到工作三年后的2000年，对云南省情及新闻采写有了一定积累，我才试着向《瞭望》投出了第一篇调查性报道《救救滇池》。
滇池，是云南昆明的母亲湖。“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喜茫茫空阔无边。”清代文人孙髯翁在著名的昆明大观楼“天下第一长联”中，开篇就展示了滇池震撼人心的壮丽景色。但在短短两百多年的时间里，“五百里滇池”已缩小到300平方公里，而且污染严重，水质低于劣Ⅴ类，成为我国需要重点治理的“三大湖泊”之首。尤其让人意外的是，自上世纪90年代到2000年，国家投入40多亿元治理滇池污染，但收效甚微，如泥牛入海。在那个时候，投40亿元治理一个湖泊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是当时我国投资最大的湖泊环境治理工程。
“投入这么多钱，为什么不见效果？滇池污染的症结究竟在哪里？”当时很多昆明市民乃至领导干部都有这样的困惑，但没有人能说清楚。我和同事陈明昆都是刚入社不久的年轻人，充满了干劲，决定啃一啃这个大题目。我们花了一个月左右时间，走访相关部门、环保专家及农村，乘船进入滇池采取水样，沿着滇池周边的县与乡镇采访调研，实地环滇池走了一圈，所见所闻触目惊心，各种垃圾、污水、农药化肥的最终归宿都是滇池，人人都知道这样不对，但又无可奈何。
稿件传到《瞭望》编辑部后，很快我就接到了时任政治编辑室主任刘敬怀的电话，他觉得稿件选题不错，对我们这两个未曾谋面的年轻人鼓励有加，并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稿件刊发后，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尤其是在云南省引起了震动。云南省委主要负责人要求有关部门根据文章反映的问题“逐条研究解决措施”，进一步加大滇池治污的力度，云南省政府专门召开以滇池为重点的云南九大高原湖泊治理会议，并邀请我们参加。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云南第一次召开专题系统研究高原湖泊治理问题的会议。
现在看来，我们当时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采写的稿件还是比较稚嫩，经过编辑部的精心指导打磨，以及借助《瞭望》巨大的影响力，才推动了滇池乃至云南九大高原湖泊治理的进程。作为记者，我第一次充分感受到新闻报道带来的影响力和成就感，第一次给《瞭望》写稿就拿了个好稿，由此信心大增，逐渐成了《瞭望》的“铁杆”。一有好选题、有好线索，首先想到与编辑部沟通，编辑部有想法，也直接指挥我们。
成长路上良师益友
此后，《瞭望》成为我业务成长道路上的良师益友，不论是破格晋升职称，还是后来获评“新华社十佳记者”，每当自己总结业务成绩时，拿得出手的公开代表作几乎都是《瞭望》的稿件。或者说，在我23年的从业生涯中，最具有思想性、前瞻性、冲击力的文章都出自《瞭望》，不少还是编辑部“逼”出来、“救”出来的。
进入21世纪初期后，中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社会进入关键发展阶段，随着改革由“普遍受益期”过渡为“利益调整期”，群体利益冲突渐成“社会常态”，社会矛盾一旦遇到“导火索”，往往呈现出突发性、对抗激烈、破坏力强、处置难度大等特点，用官方的说法就是进入“社会矛盾凸显期”。
21世纪头十年间，中国社会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各地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基层党委政府处置失当，小事拖大，大事拖炸。在那短短几年间，我亲历了多起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回访调研了全国不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地，包括重庆“万州事件”、四川“汉源事件”、四川“广安事件”、湖北“黄石事件”、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等在海内外影响较大的事件。同时，还多次被总社抽调参加有关社会转型、社会矛盾的全国调研，从西部地区主要城市的社会阶层分析，到公权与私权博弈趋势特点，公共知识分子和民间“意见领袖”问题，以及群体性事件发展规律和演进研究，触碰的都是当时社会最敏感的话题。作为一个记者，我有幸站到了时代的前沿，有机会瞭望与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大问题。
《瞭望》恰好成了推动我调查研究、“倒逼”我深入思考、钻研社会问题的最佳平台。那段时间，《瞭望》副总编辑汤华与我们几个关注社会问题的分社记者密切联系，及时了解我们在采访一线发现的新情况、新趋势，有时电话一打就一两个小时，交流思想，互相启发，碰撞出不少火花，“逼”出了很多好选题。从“应对网上群体性事件新题”“体制性迟钝的风险”到“消解阶层固化隐忧”“社会矛盾纠结于公私博弈”等等，都引发了强烈反响乃至社会学界的关注。连续几年，《瞭望》都让我和另外几名分社记者以对谈的方式，对来年的社会走势及风险进行预测和分析。虽然是一家之言，但都是来自一线的观察与思考，引起了诸多海外媒体以及中央有关部门的关注。
洞察迷雾直击核心
尤其让我感动的是，《瞭望》编辑部有“胆”有“识”，敢于触碰敏感话题，又能把握时度效，充分体现了挺立船头“瞭望者”的胆识与眼界。
2008年，有感于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甘肃“陇南事件”等重大群体性事件中，地方政府在情况通报中给群众正常诉求乱扣帽子，要么认定“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挑唆煽动”，要么认定为“有黑恶势力操纵”，动辄指斥“群众不明真相”，简单粗暴地“扣帽子，揪辫子，打棍子”。我觉得有必要正本清源，好好批评一下地方干部这种脱离时代的“阶级斗争”思维和“倒打一耙”的话语霸权。带着几分激愤的情绪，我在办公室一挥而就四千多字的评论《群众“不明真相”是官员失职》，写完觉得酣畅淋漓，犹如出了一口恶气。
第二天静下来再看一遍稿子，觉得火力很猛，正中要害，自己十分满意，但唯行文过于尖锐犀利，嬉笑怒骂，恐难有编辑部敢刊发。思来想去，我发给了《瞭望》副总编辑汤华，想着汤总素来爱好稿如命，“艺高人胆大”，或有刊发的可能。很快，时任政治编辑室主任给我来电话，开口就调侃说：“老弟，谁把你气成这样啊？文章好是好，但是隔着屏幕我都感觉到你的愤怒了，就差直接骂娘了，这样发肯定不行啊。”
他和汤总反复商量后，认为稿件有锐度，但需要去除掉一些偏激的情绪，“你就不管了，我和汤总来改改试试，说不定还能救。”听了他的意见，我心里七上八下，自己又看了几遍稿件，觉得修改起来很难，“救”回来的希望渺茫。
大约一周之后，忽然有位朋友打电话给我：“你最近这篇文章真是写得痛快啊，针砭时弊，一针见血，直接戳到了很多官员痛处。”我才知道，最新一期《瞭望》已将这篇《群众“不明真相”是官员失职》刊登出来了，并迅速成为网络热文。全国有一百多家媒体转载，不少媒体还就这篇评论继续追加评论，对群体性事件中“不明真相的群众”这一说法进行批驳，形成了一波小高潮。
不仅如此，海外媒体也大量转载。英国BBC转载了这篇评论，并评论说：“本周，由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出版的《瞭望》新闻周刊罕见地刊登了一篇针砭时弊的文章。周刊记者黄豁在文章中批评了中国地方官员对抗议、罢工和其他‘群体性事件’的习惯性描述，并呼吁进行改革以纠正处理此类事件时广泛存在的‘失职’行为。”
我认真阅读稿件后发现，《瞭望》编辑部的汤华等才是这篇稿件的“幕后英雄”。他们对稿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修改，既保留了原稿的思想锐度和语言风格，又去除了原稿情绪化的东西，显得理性客观，又锋芒毕露，体现了编辑过人的功底。可以说，他们不仅“救”回了稿子，还锦上添花，画龙点睛，使其被评为当年的新华社优秀新闻作品，成为我为数不多的单独一人署名的新华社“社级好稿”。
当前，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已完全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很多传统报刊难以为继，视频化、娱乐化、简单化的新闻以及自媒体更受用户欢迎，抱着手机的读者似乎越来越倾向于快餐式的“浅阅读”。而有思想、有深度的硬新闻却明显“供给不足”，每当重大事件发生后，各种信息呈几何级增长，甚至有信息“过载”的趋势，但洞穿迷雾、直击核心、让读者豁然开朗的报道却少之又少。所以，越是在媒体融合的时代，越需要挺立船头的“瞭望者”。
我相信，四十不惑的《瞭望》能坚定而勇敢地走下去。
刊于《瞭望》2021年第16期
文章
看见中国 看见时代
文丨新华社安徽分社常务副总编辑 李亚彪
这是一艘巨轮，坐在船头，看到的是天地经纬。这是一座高峰，立于山顶，看到的是江河壮阔。
自1998年第一次给《瞭望》撰稿，弹指23载。回首中国第一本时政新闻周刊波澜壮阔的40年，竟得一半多时间与之同行，何其幸哉！
这是时代之望
翻开为《瞭望》撰写的60多篇稿件，我仿佛看到了一条时间坐标长轴，一组组关键词连接着一个个大时代。
“剥离办社会”“要商品不要奖品”“实施委托制片人制”……在20世纪最后一年，长春电影制片厂不再拍摄亏损影片。
“脑体倒挂”“按要素分配”“劳动价值”……在党的十六大前夕，用一次关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调研，解读了为什么要“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产业关联度低”“产业链条割裂”“产业集聚能力差”……为2004年启动的东北振兴战略提出新课题。
“芙蓉姐姐”“天仙妹妹”“网络小胖”“后舍男生”……真实讲述中国内地网民突破2亿后的网络文化冲撞。
“高跟鞋虐猫事件”“黑龙江宝马车撞死人”事件，回答“逢官必炒”“逢腐必究”何以成为动辄引爆网络舆论的话题。
“产业壁垒”“走出去”“数字文化业态”……分析国务院2009年推出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何以为中国加速摆脱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带来更多希望。
“闪电的雨夜”“肢解的车体”“爱心涌动的温州”……永远记录下了2011年7月发生在甬温线铁路的那次惨烈撞击。
“凤凰古城的门票”“武汉城管队员的‘体验式练摊’”“农夫山泉深陷‘标准门’”……提出网络“围观”正成为一种力量。
“斯诺登事件”“网络反恐”“共享共治”……在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中外人士就高筑“网络长城”达成共识。
接力十五载，“美丽浙江”到“美丽中国”，“平安浙江”到“平安中国”，“海洋强省”到“海洋强国”……回顾“八八战略”如何策高行远。
从北国的雪，到南方的水，这块土地的每一段历史痕迹，无一不被“瞭望”到。而我，已成为这无数个“瞭望者”之一。
这是成长之望
1997年，我步出学校大门，踏进国社。入社之初，我在新华社吉林分社跑政法报道。当时曾想，如果不能在《瞭望》上发出自己的政法报道，那将是一名不称职的政法记者，无法对自己的分工交代。第二年，我便以一篇反映吉林省公安机关教育整顿的纪实性稿件，与《瞭望》结缘。
当然，《瞭望》给我们这样青年记者的机会不止于此。通过《瞭望》这个平台，我的报道之路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宽广。
从“中国改革攻坚能否迎难而上”到“‘希望工程’如何延伸希望”，从“‘三农’怎样面对‘入世’冲击”到“如何树立陆海空‘全边境’战略意识”，从“新一代产业工人的精神权益追求”到“如何打造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瞭望》为像我这样的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打开了纵论天下的窗口。
“瞭望者”的成长，不只有一帆风顺。
在《民营书业搅动出版格局》一稿中，我和同事暗访了在出版发行“主渠道”之外的“二渠道”现象，并披露了民营图书出版“个人工作室”的生存之道，道出了不少行内“公开的秘密”，被地方出版部门和民营书业经营者写信反映是“恶意诽谤”。
在《瞭望》相关负责同志支持下，我和同事不但拿出采访记录据理力争，并积极与出版部门沟通，历时半年才实现和解。这次风波也让我对如何从事舆论监督报道，有了更新的认识。
一位新华社前辈曾对我说，记者的成长有四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苍蝇式”记者，被动追着气味飞；第二层次是“猎犬式”记者，学会善于主动出击搜捕猎物；第三层次是“雄鹰式”记者，能从高空俯瞰大地；第四层次是“卫星式”记者，察古观今，纵论中外。
时至今日，我也还远远没有成为“卫星式”记者，可《瞭望》就是引导我成长的一颗卫星，助我观察，为我定位。
这是思想之望
互联网时代，快餐式、猎奇式、碎片化的新闻消费充斥着我们的眼球，互联网成为重要的文化创作生产平台、文化传播平台和文化消费平台，人们对其依赖性已超过了影视、文艺、书刊等许多传统的文化载体。那么，“瞭望者”们还能走多远？
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无论之于一人，抑或一刊。
情绪化的传播，永远无法取代思想的抵达。作为一份以思想性见长的主流新闻周刊，《瞭望》始终在传播思想、传播观点。好的文艺作品可以感染人，好的新闻作品可以激励人，好的观点思想可以启发人。
2019年，我和同事在多省调研发现，不少干部反映现在的多头问责、层层加码式问责、贴标签式问责、凑数式问责等问题，甚至有的干部出现被“问死”、一蹶不振的现象，让基层十分苦恼。
有权必有责，失责必追究，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约束和问责。问责之剑要锋利，更须挥剑精准，才能问出担当作为，问出动力活力。一些问责中的形式主义，反而让规矩纪律约束力跑偏，违背了问责制度的初衷。
就此现象，我们大胆撰写了《如何让干部轻装上阵》一文，在甘肃、江西、浙江等地的一些基层干部中产生不小反响，有的干部专门致电记者，就文章中的观点进行探讨，认为《瞭望》讲了真话，说出了很多人不敢说的话。
好莱坞大片在中国国内加工制作，中国动漫公司只能挣到辛苦费，巨额票房与己无缘；国内优秀杂技团和太阳马戏团合作打造的剧目，只能拿到辛苦的演出费，太阳马戏团却名利双收……
2009年初我调研中发现的这些现象，让我联想起在那个“卡脖子”问题还不特别突出的年代，“中国制造”曾面临的痛苦：制造出高品质纽扣、布料，却被国外用来做品牌服装，自己永远挣的是辛苦费，高附加值被国外品牌商赚取。
这种“替人作嫁衣”“自己产面粉，人家做面包”的故事，被我们概括为文化产业走出去的“纽扣现象”，发表在《瞭望》上。
大约半年后，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务院继钢铁、汽车、纺织等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后出台了第十一个产业振兴规划——文化产业振兴规划。规划中“落实鼓励和支持文化产品与服务出口的政策，扩大对外文化贸易”等政策性表述，剑指文化产品“走出去”之痛。细读规划后，我再次打开电脑，为《瞭望》撰写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释放新信号》一文，对这部规划进行了系统解读。
这，就是我与《瞭望》的故事：在瞭望中记录时代，在瞭望中加快成长，在瞭望中积累思想。
无论时代变迁，无论沧海桑田，学会瞭望，是一种精神；学会瞭望，是一种能力；学会瞭望，更是一种希望。
这，便是《瞭望》的力量！
刊于《瞭望》2021年第16期
文章
守望洞庭湖“人水和谐”
助力“天吊族”改变命运
文丨新华社湖南分社常务副总编辑 苏晓洲
拥有广袤水域和湖洲的洞庭湖区，是新闻报道“富矿”。
近15年来，我一直深耕“洞庭湖报道”，从中受益良多。其中最难忘的经历，是2008年发现“起居船舱，捕鱼养家”的捕捞渔民生存困境。通过《瞭望》新闻周刊2008年第42期，以《洞庭湖“人水和谐”困局》为题，呼吁采取措施帮助渔民解困。相关报道很快得到党和国家、湖南省及地方的高度重视，直接推动了“水上人家”上岸安居、落实社保、纳入医保、教育保障等善政出台。时隔两年后，我们又开展回访，通过《瞭望》新闻周刊介绍湖区渔民解困政策取得的成效，提出深层次应该解决的问题……
以洞庭湖区为起点，这类政策后来在全国范围得到推广，后来对在“水上人家”群体中开展脱贫攻坚事业、实施长江“十年禁渔”还起到了一定作用。“水上人家”群体生存境遇，因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下湖所见所闻至今仍感触目惊心
在人们印象中，洞庭湖应是“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的景象。
然而本世纪以来，随着气候变化和长江、洞庭湖“江湖关系”变迁，洞庭湖区自然环境和经济社会面貌出现很多新动向。
从2003年开始，洞庭湖区就像一块巨型磁石吸引着我。
从反映湖区苎麻产业无序发展造成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的“麻风病”，到聚焦盲目引种杨树造成“绿色沙漠”的“羊（杨）角风”，再到东方田鼠大量繁殖引发湖区“人鼠大战”，新闻实践持续不断，我对洞庭湖的认识也不断加深。
2008年，时任湖南省畜牧水产局副局长邓为民告诉我：洞庭湖区以船为家的捕捞渔民生活极为困顿。
获此信息，我马上赶赴环洞庭湖岳阳、常德、益阳三市调研。
开展此次调研之前，我认为“水上人家”的生活，“远浦归帆”“渔舟唱晚”“鱼虾满舱”……不仅富庶而且充满诗情画意。
采访调研时值深秋，这是一年中洞庭湖“落樵”的季节——随着湖水水位下降并且越来越接近枯水位，一年中最好的外湖水产捕捞时机已经到来。
但我调研所见，却是一些“水上人家”的惨状，至今仍历历在目：深秋的芦苇荡里，到处有渔船挤在一堆结成的“水寨”。
很多渔民起居生活的“座船”，小的长不足6米、宽不足2米，面积仅12平方米。船的中部是船舱，较破旧的顶部甚至仅用彩条布遮风挡雨。但不论哪种船舱，在骄阳下都酷热难当、汗味扑鼻。船舱内除了几条旧的被单和衣物，看不到有啥值钱的东西。每条“座船”上，往往挤着一家2至3口人。局促、简陋、破败，让人看了有些心酸。用于水陆交通和渔业生产的“引船”，陈旧不堪……
坐着一叶扁舟，我记不清探访了多少条“座船”和渔民捕鱼的“引船”。
调研发现，渔民水上居所狭小，儿童、老人意外落水淹死、被雷电击死是常事；渔民吃喝、接触避不开疫水，很多人罹患严重血吸虫病。
渔获越来越少，成本越来越高，很多渔民入不敷出；没有低保、医保、义务教育，甚至没有户籍，文盲比比皆是；黑恶势力横行，渔民被迫向“湖霸”缴纳所谓“护渔费”，稍作抗拒就有血光之灾。
为生计所迫，很多渔民用迷魂阵甚至电、毒、炸等方式捕捞，对水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一船船的文盲，一船船的血吸虫病人，我们是被社会遗忘的人！”在东洞庭湖“六门闸”水域，祖上来自江苏的渔民老陈这句话，至今还在我耳畔回响。
上岸边调查
边在招待所连夜伏案赶稿
舍舟登岸，我旋即走访华容县、南县、沅江市等县市。结果发现，当时洞庭湖区捕捞渔民竟达6万人，来自湖南、江苏、山东、安徽、湖北、四川6省。
渔民“上不着天”，在国家公共管理和服务覆盖之外；“下不接地”，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渔民谑称，自己是中国56个民族外的“天吊族”！
调研中还发现这样的情况：东洞庭湖水域鱼贩何老板长期联系湖上渔民，负责为这些渔民运送、赊销生活必需品，渔民则以渔获物抵账。这些渔民中，很多人都欠何老板的钱，欠得多的高达3万元至7万元。由于此前有户渔民在欠款8万元后逃亡，何老板盯渔民盯得很紧。债主和债务人之间，已经有了些许“人身依附”关系……
我们还了解到，由于受户籍限制，东洞庭湖外省籍渔民中仅300名办理了农村医保，50%以上的外省渔民没有享受春禁期间最低生活保障；基层政府送的“拜年红包”“低保红包”，很多极端贫困的渔民也没有份……
一幕幕鲜活的见闻，一双双期待的眼睛，令我内心无法平静。我白天采访，晚上在招待所里连夜伏案赶稿。
除了反映“水上人家”生存困境，还结合基层干部和群众呼声，建议国家和地方制定政策、投入资金帮助“水上人家”摆脱困境。
稿子经过《瞭望》新闻周刊编辑部及时、精心处理，刊发后很快产生强烈反响。国家、地方高度重视。湖南省委、省政府领导深入湖区走进“水上人家”切身体验渔民艰难，提出要“凭感情、凭良心，下决心把渔民的困难解决好！”
反响渔民生活发生翻天覆地变化
2008年底开始，湖南一系列渔民安居解困政策在洞庭湖区全面铺开。
各地调剂土地兴建“渔民新村”，渔民在获得政府购房优惠补贴、免收多项费用等后，花很少的钱就能住上三居室。
调查了解到，在洞庭湖区全面铺开的渔民安居解困政策，每户渔民可获得政府购房优惠补贴。如岳阳县鹿角镇建起的渔民新村，按照基建成本以每平方米500元的价格销售给渔民。走访的一户渔民买房加装修只花了不到4万元，就拥有了现在这套面积75平方米、基本实现了“电气化”的三居室。
无户籍的渔民安排落户，数字有线电视、自来水和电力等享受优惠，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血吸虫病治疗免费药物、农村低保、渔民子女学校等，也逐步到位。
“短短一年，我们的日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09年秋和2010年，我多次回访、再访洞庭湖区，听到渔民们感慨地说，他们世世代代盼望的“公民身份”，如今真正得到确认！
在洞庭湖区推行的渔民解困政策，很快又在湖南湘江、沅江、资江、澧水四大河流域实施。这一情况，我们又通过《瞭望》新闻周刊，广为介绍。
很快，针对“水上人家”的纾困善政，在湖南探索取得经验并获得国家认可后，在全国推行。
“居者有其屋，致富有渠道，保障全到位。”在安徽、江西、湖北等省，源于洞庭湖区的购房补助、社会保障、就业扶持等渔民解困政策，帮助成千上万“水上人家”安居。
近年，这类政策还从陆地走向大海。沿海多地兴建渔民保障住房，连在南海漂泊的一些香港渔民，都过上了内地岸上定居的生活。
“水上人家脱困”报道，开启了我通过《瞭望》关注洞庭湖、长江及其支流“人、水、鱼”的序幕。
从2008年至今的10多年间，我先后投身长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五大淡水湖等多轮专题调研，通过《瞭望》先后推出《“无豚之江”敲响长江水生态警钟》《问策“大湖治理”》《长江之肾遭遇“结石”之痛》《古桥如何抗洪》等报道，很多都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得到国家和地方高度重视，推动了相关领域问题的解决，对长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等，都产生了作用。
这一切成果，与当年开展“水上人家”报道激发的“守望情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刊于《瞭望》2021年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