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黄平县革命历史陈列馆在新增一批反映红长征经过黄平时的展品和文献中，一展柜内的红军货币格外引人注目，其中有一张是原旧州区委书记何华祥送交县委党研室保存至今的红军纸币，这张发黄的钱币是1933年红军在井冈山印制的中华苏维埃壹元“红钱”。
红军1角纸币（反面）
据中共黄平县委党史研究室资料记述，这张红军货币是旧州镇居民汪明成在1988年6月12日拆除自家的房屋时，于梁柱和横梁衔口发现的。通过了解，原来是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12月底来到旧州时，用这纸币向汪明成爷爷汪少富购买烧饭的柴火钱。红军离开旧州城前往瓮安后，汪少富担心国民党反动派发现，就将这张纸币藏匿起来。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事就忘记下来。汪家在拆房发现这张红军纸币后，立即送到当时的旧州区委，区委书记何华祥于第二天就将这文物交到县委党史研究室。这张红军钱币经县委党研室30多年的精心保管，最近决定将其献给黄平县革命历史陈列馆作馆藏展品，亮相给广大游客。
红军1角纸币（正面）
这张壹元的红军币，长11.7厘米、宽6.6厘米，票面呈赭黄色，上方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12个宋体字。中间有列宁头像，像的右边为“壹”、左边为“圆”、四角有“壹”字，下方有“凭票即付银币壹元”8个宋体字，还有钱币编号和毛泽民的俄文草体签名，四周为龙凤花纹。票背面是浅绿色。货币设计精美，纸质甚佳。据文献记载，当年红军在井冈山苏区发行的红军货币，是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在江西瑞金叶坪组织印制的。
红军2角纸币（反面）
1931年，毛泽民从上海来到井冈山瑞金，正值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在大会的决议下，成立苏维埃中国工农民主政府国家银行，并委任毛泽民为国家银行行长。当时，银行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革命苏区的货币不统一，各地流通的货币种类繁多，单是各级政府发行的纸币就多达150余种，还有布钞10余种，杂乱无章的苏区金融市场，严重阻碍了区域性商品流通和经济发展。为确保中央财政的正常运行，加强苏区各项建设，保障红军和苏区各级政府的开支和人民生活，苏维埃代表大会才决定加强中央财政领导和苏区货币的统一流通。因此中央决定，井冈山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成立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同时，还成立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实行统一的货币交易。要统一货币必须由中央银行统一发行。为印制出纸质优良、设计精美的中央苏维埃货币，毛泽民同志花费了大量心血。首先是印制货币的纸张就是一大难题，当时这种纸张不仅红区没有，而且白区也很少见，就是有也不易购买回来。于是，毛泽民决定自力更生来制造。他充分发动工农群众，并组织100多人的造纸队伍，在江西瑞金叶坪办起了一个土洋结合的造纸厂。随后，通过发动群众采集树皮、竹子、麻皮，配予破布、烂鞋等，经水漂、刀剁、石捣、捶打等若干道工序，历经5个多月的反复试验，红军纸币的用材才制造出来。优质的印钞纸制造成功后，毛泽民在钞票的图案美工设计上又面临新难题。因为绘制票面图案要求设计独特、合理，绘画紧密、清晰，且工艺精美可究，才不易被人仿制。这就需要很深厚的绘画功底和雕刻技术的人才能胜任，而这种人才不但在红区难以找到，就是在全国也无法一下子能得到。
红军2角纸币（正面）
毛泽民正在为寻找货币设计人才而焦头烂额的时候，一位从福建苏区来的同志告诉他，福建长汀县有位叫黄亚光的县委干部擅长绘画，还写得一手好字。毛泽民得此消息，高兴得似乎跳起来。他立即向中央反映，要求立即调黄亚光来江西。然而，保卫局却告知他，黄亚光已被嫌疑“社会民主党”关押起来了。毛泽民认为银行在用人之际，必须有黄亚光才能完成苏区货币的设计任务。毛泽民就亲自去找当时担任中央保卫局局长的邓发说：“我要用黄亚光，你下令放了他吧!”邓发没有同意要求。毛泽民又去找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等，强烈要求释放黄亚光。经一番努力，黄亚光终于被“解放”出来。后来黄亚光在回忆中感慨地说：当时如果没有毛泽民，自己早就倒在“左”倾错误的枪口下了。
红军5分纸币（正面）
黄亚光早年出身于福建长汀一个富裕家庭，青年时代留学日本，回国后以教书为业。因家乡正好处在红色风暴的中心区域，在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任长汀县委宣传部长。不久因“左”倾错误路线扩大至长汀，黄亚光同其它县委领导也被诬陷为“社会民主党”成员。他眼看着其他同志一个个被错杀，心里说不出的难过，但又弄不明白其究竟，思想处在懵懂之中，只好稀里糊涂地等死。但轮到他被押往刑场正执行枪决的时候，执法人员突然接到“枪下留人”的命令，使他从死神面前抢得一条生命回来。事后，黄亚光才知道当时有人向毛泽民推荐，这名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才不顾自己也可能作为被怀疑的对象，冒着风险把他从刑场的枪口下救出来，才免一死。
红军5分纸币（反面）
毛泽民将黄亚光接到瑞金叶坪，给他安排了两间宽敞的房子，同时派给他3名助手(两名镌刻图章的和一名图画老师)，就立即开始工作。对于红军的新货币设计工作，时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非常重视，他对黄亚光的设计工作提出了要求：设计苏维埃政权货币一定要体现工农政权的特征，应融“革命性、科学性、艺术性和群众性”于一体。但由于敌人对井冈山苏区的严密封锁和破坏，连绘图用的笔和圆规都没有，加上黄亚光是第一次设计货币，因此在紧张中又面临重重困难。银行千方百计派人从上海买来绘图笔、圆规、三角板等工具后，黄亚光凭借着对用过一些钞票的记忆，开始了纸币设计。为体现工农政权的特征，黄亚光在设计纸币时绘制了镰刀、锤子、谷子、麦穗、地球、五角星等图案，并将它们有机组合起来，既美观大方，又突出了政治色彩。其中，壹元和贰角面值的纸币上还绘有列宁头像。同时，壹元、伍角、贰角3种票面的票额还写有交换银量(价值)等量、银币等值说明。当时印制的红军纸币，必须由相关负责人签字发行才可流通交易，这些货币除了有行长毛泽民签字外，有的币种还有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林伯渠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长邓子恢分别在上面签字，才能在苏区流通使用。
红军5角纸币（反面）
此后，黄亚光在除了设计纸币外，还设计了银、铜铸币。红军统一货币的正式发行和使用，对红军各根据地抵制国民党法币的渗透，繁荣苏区经济，活跃市场，稳定人民生活起到了很大作用。
红军5角纸币（正面）
由于黄亚光给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设计绘制的苏区货币图案，受到了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赞扬，他正式调到银行工作后，共为苏维埃国家银行画过9张钞票图案。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毛泽民心里还惦记着党的财政工作。他认为：长征的目的之一是为了保护党和红军的有生力量，而经济工作方面的人才以及其他各方面的人才也必须保护。长征出发前，当有人提出不让黄亚光随红军转移时，毛泽民对此坚决反对。他说：“我看他(指黄亚光)没有什么问题，是个好同志，没有他，我们的票子就发不出来。他有特长，我们要用，我还是那句老话：有问题我们可以控制使用，但他必须走(参加长征)”。就这样，黄亚光得以随中央红军长征，历尽千辛万苦，到达陕北延安。后来延安党政干部搞肃反运动，康生一伙不经中央同意，擅自搞所谓“抢救干部运动”，实则残酷迫害党的干部。当时任中央经济部长的毛泽民再次站出来保黄亚光，毛泽东也及时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使这位多才多艺、贡献很大的艺术人才得以幸存下来。
旧州居民汪明成捐献的红军1元纸币（反面）
话说中国工农红军红一方面军长征于1934年12月26日凌晨攻下贵州黔东南重镇黄平城后，把城内所有商铺的布匹和粮食都抢购一空。通过休整，红军自长征以来缺衣少食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善，疲惫不堪的困倦一扫而空。红军从27日陆续向旧州进发后，红军某部20余名干部战士来到旧州木匠街驻扎，他们模范遵守长征纪律，没有进家入户惊扰群众，而是冒着凛冽的寒风在大街上生火做饭。
旧州居民汪明成捐献的红军1元纸币（正面）
由于没有烧饭的燃料，他们只好向附近的汪少富家征求同意后，并以高于地方柴草物价5倍的钱币，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1元纸币（相当于当时的1元银币），向汪家购买了三捆杂柴。汪少富在婉言中推脱不下，才收下一张红军货币。红军还告诉他，如果需要将纸币兑成银币，就到西上街的朱家店面（时为红军长征临时银行）交换。汪少富被红军和蔼可亲、关心百姓的行为所感动，他并没有将此币去临时银行兑换，而是决定把这“红钱”珍藏起来做纪念。红军离开旧州往遵义方向开拔后，汪少富为了不让“白鬼子”知道自己有红军的货币而遭来横祸，就悄悄将这张红军钱币珍藏于自家堂屋的梁柱和横梁衔口处。这样一藏就是50多年。1988年6月，汪家在拆除旧房时，这张1元的红军币被发现后，80多岁汪少富老人才想起过去的情景，这就引发本文的开头介绍。（廖尚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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