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既是传播人类文明、塑造人类灵魂的重要方式，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教育不仅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根基，而且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品格，在流光溢彩的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书院教育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书院自唐代中叶产生到清代末期结束，历经千载的探索和实践，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办学经验，形成了一整套独具特色的办学方式、教授方法、管理制度等教育模式，使源远流长的传统私学趋于成熟和完善。
一、书院教育之概述
书院教育是我国古代最独具特色的一种教育制度。书院
最早出现在唐代，最初是中央政府图书收藏、编辑、校勘和整理机构。在当时的民间，个人读书治学的场所也称之为书院。可见，最初的书院并非后世的教育机构。
书院教育之所以萌发于唐朝中后期，其原因有三：一是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由盛转衰，政局动荡，节度使割据一方，形成藩镇割局面。战乱不断，社会动荡不安，教育深受影响，官学衰落，知识分子失去学习深造的场所。二是深受我国私人讲学传统的影响。教师的祖师爷、被后世推崇为“万世师表”“大成至圣先师”的大教育家孔子早在春秋时期就开私学之先河，成为私学之鼻祖。在教育史上，每当社会动荡、官学衰落之际，私学就会乘势发展起来。三是两汉之际，佛教传入，南北朝时，达摩祖师东渡后创立禅宗，唐代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之后，禅林之风盛行。禅林寺庙往往修建于名山大川之中，佛门讲经说法采取质疑问难的方式。受佛门禅宗影响，书院往往设在依山傍水的名山大川僻静之所，环境优美，其主要教学方式会讲制度也深受佛门禅林之影响。
书院教育兴盛于北宋，原因有三：其一，北宋政权统一，社会稳定，老百姓生活相对稳定；其二，北宋统治者实施“重文轻武”的国策，文人的社会地位大幅度上升；其三，北宋不是大一统王朝，对思想言论控制力有限，思想言论自由度相对较为宽松。时有闻名天下的白鹿洞、岳麓、应天府、石鼓、嵩阳、茅山六大书院。书院早期的主要任务是：教育教学、祭祀圣贤、学术研究。
官学与私学相结合，并行发展，互相补充是我国教育史上的一大特色。早中期的书院大多属私学，也有半官方性质或者官方背景的。书院的经费来源大多是朝廷赏赐或富商官吏士绅捐献的学田收入，其主持称之为“山长”，相当于今天学校的校长。著名书院的山长大多是当时德高望重、知识渊博的著名学者。在著名书院中，山长有自己单独居住的院落别墅，待遇比较优厚，社会地位比较崇高，生活比较宽裕滋润。书院也有相应的规章制度，其中以南宋理学大师朱熹为白鹿洞书院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亦称《白鹿洞书院学规》或《白鹿洞书院教条》）最为著名，对后世书院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
书院学术氛围相对浓郁自由，活力十足，教学内容和方法较为新颖灵活，目标明确，尊师重道。书院教育以培养关心国家大事和人民疾苦的经世济国之才为己任，有明确的培养目标。书院学术浓郁，空气自由，尤其是著名学者担任山长时，对学术派别争论采取兼容并包的开放态度。如理学大师朱熹主持白鹿洞书院时，他与心学大师陆九渊的学术观点截然相反，曾有著名的鹅湖会之辩，但他多次邀请陆九渊来书院讲学。有一次，陆九渊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为题开讲，讲得异常精彩，据说当时在场听者无不感动得泪流满面，朱熹感慨的认为自己讲得没有陆九渊那么好。此外书院还注重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注重因材施教、质疑问难，注重学生自学，提倡独立自学，师生之间感情比较深厚。正是因为这些特点，使书院培养出大批经世致用之才，如湖南岳麓书院自北宋创建以来至清末，近千年的历史中，历经数朝，英才辈出。晚清“同治中兴”名臣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都出自于岳麓书院；近代风云叱咤的人物如谭嗣同、蔡锷、黄兴、程潜等亦出自于岳麓书院；无产阶级革命家蔡和森、邓中夏、谢觉哉等也出自于改岳麓书院之后的新学堂；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也曾三次寓居岳麓，求学于杨昌济先生。书院教育在培养人才方面的一些优良传统和合理制度对今天的教育改革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元、明、清三代书院时兴时废，时盛时衰，日渐增多，对政治也产生一定的影响。明朝后期的东林书院对当时政局影响最大，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曾为东林书院撰联非常有名。其联曰：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东林书院的师生们往往以天下为己任，在讲学之余，关心国家大事和时局政治，他们评议朝政，引导社会舆论，产生较大的政治影响力。并以书院为中心，渐渐积聚一批志同道合的官员和绅士，与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进行斗争，他们被阉党称之为东林党人，成为明末一大政治势力。恼羞成怒之下的魏忠贤责令尽毁天下书院，书院教育出现萎缩。
清朝统治者对书院影响天下舆论和朝局政治的政治能力颇为忌惮。为了加强对书院的控制，雍正十一年（1733年），清廷下令在各省设书院，此后书院多为官办，重心转为科举考试，沦为官办科举应试的教育机构，无法对时局政治产生影响力，失去了原有的活力与意义。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清政府为了延续统治，开启“清末新政”，改革教育，并下令各级地方书院改为学堂，延续近千年的书院教育历史正式结束。
二、凤鸣书院之古今
在全国冠以“凤鸣书院”之名的书院有好几处，在四川大竹、山西榆次、重庆秀山、陕西岐山、甘肃崇信、广西博白、安徽怀宁等地都有同名的“凤鸣书院”。这大概是因为凤凰是传说中神鸟，凤凰鸣叫更是兴旺发达的祥瑞之兆。取该名一是图个吉利，二是大概有“雏凤清于老凤声”“江山代有才人出”之意。
在诸多凤鸣书院中，岐山县凤鸣书院真正可谓名副其实。这是因为一是岐山有“凤鸣岐山”的传说千古流传。二是《诗经.大雅.卷阿》有：“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岐山凤鸣书院就取了其中“凤鸣朝阳”的美好寓意。意指在该书院求学的学子们未来会一飞冲天，金榜题名，飞黄腾达。据岐山旧县志记载，岐山最早的书院是创建于元朝元统二年（1334年）的岐阳书院，院址在周公庙。凤鸣书院出现相对较晚，它创建于清朝乾隆年间，是当时岐山县官办最高学府，对清末岐山教育影响较大。
据岐山旧史志记载：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岐山知县平世增在县城东大街文昌祠东侧修建了金川凯旋公署。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知县郭履恒将金川凯旋公署改建为凤鸣书院，凤鸣书院正式创建，当时官绅捐资筹学田634亩，以学田收租为书院运行经费。从1779年凤鸣书院创建到1906年改为高等小学堂这127年间，官方曾多次筹资助学，数次修缮学舍。据2017版《岐山县教育志》载：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因学舍老旧，岐山知县黄兆熊对凤鸣书院进行修缮。光绪十年（1884年），由于学舍老旧，岐山知县胡升猷再次修缮。书院山长受岐山地方绅士共同推举，多为德高望重的饱学之士。山长确定后，受儒学署聘请，知县加以委任。书院教师由山长聘用，多为岐山籍秀才、举人。书院就学人员主要是生员和童生。清代的书院已不同前朝，办学目标以培养生员参加科举考试为主，学习内容以经史为主，主要是“四书”“五经”等与科举考试密切相关的儒家经典。学制也无规定，以科举考试时间为准。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结束后，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统治危机空前严重，为了化解危机，清政府推行“新政”，在教育上“废科举，兴学堂”。民国岐山县志载，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春，知县赵乃普改凤鸣书院为岐山县高等小学堂，并筹款添盖讲堂、寝室、礼堂、食堂三十余间。
据岐山旧史志记载，民国五年（1916年），改岐山县高等小学堂为岐山县高等小学校，简称“高小”，薛成兑任校长。民国十一年（1922年），更名为“岐山县第一高级小学”，校长为王栋。民国十三年（1924年），奉令更名为“岐山县第一高级小学校”，后又改为完全小学校。民国十六年（1927年），岐山县早期中共党员曹永丰担任校长。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更名为“岐山县东大街小学”，张志勤担任校长，时有6个教学班，学生200余人。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更名为“岐山县周召乡中心国民学校”。1949年，岐山县解放后，更名为“岐山县第一区第一完全小学”，张明哲、崔克温先后担任校长。1952年，又恢复岐山县东大街小学校名，秋季率先试行“五年一贯制”。1966年，又将岐山县东大街小学更名为“岐山县城关公社东街七年制学校”。1970年，岐山县城关公社东街七年制学校发展为初级中学，改校名为“岐山县东街五七中学”。1976年，更名为“岐山县城关公社初级中学”。1984年，更名为“凤鸣镇东街初级中学”。1988年，学校有平房教室48间，宿舍32间， 15个教学班，学生810人，教职工55人。2006年，由“凤鸣镇东街初级中学”更名为“岐山县第二初级中学”，该校名一直沿用至今。
凤鸣书院从乾隆年间创办发展到今天的岐山县第二初级中学，共计二百四十二年。在这二百四十二年间，凤鸣书院历经清朝、中华民国和新中国，它的演变是我国近现代及当代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缩影。它见证了国家和民族的兴衰与荣辱，揭示了国家和民族兴衰与教育兴衰的密切关系，揭示了“国运与教育紧密相连，民族与教育兴衰与共”的历史哲理。
在今天的岐山县第二初级中学的校园里，已经看不到任何凤鸣书院的遗迹，但它作为岐山县小学教育发端的历史地位以及对岐山教育事业的巨大贡献,值得每一位岐山教育界人士永远铭记。
说几句题外的话，这篇是在整理县一中校史中连带出来的。追根溯源的话，县二中的校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乾隆四十四年创建的凤鸣书院。讲凤鸣书院之古今，避不开县二中的校史，作为一中教师涉及二中校史，未免有多管闲事之嫌了，但凤鸣书院于岐山教育的历史意义是十分重大的。除最后一张外其余图片出自百度网络，特此说明致谢！此外，由于我个人学识水平有限，加之手头资料有限，疏漏谬误之处，在所难免，请不吝赐教！
【参考文献】：
1.《中国教育史》孙培青主编；
2.民国版《岐山县志》田惟均主编；
3.1992版《岐山县志》岐山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
4.1989版《岐山县地名志》岐山县地名志编纂委员会编；
5.2017版《岐山县教育志》岐山县教育体育局编；
马庆伟，现为岐山县第一初级中学教师，岐山周文化研究会理事、副秘书长、微信公众号编辑，岐山县楹联诗词学会会员，宝鸡炎帝与周秦文化研究会会员，主编有《魅力京当》一书。论文《从延陵季子言行举止看泰伯奔吴之遗风》被收入《浙江省吴文化高峰论坛论文集粹》中，论文《从西汉长沙王吴芮事迹看“让”之智慧》被收入《吴芮文化文集第三卷》中，论文《略论周吴文化发展史上的“三祖四宗”》被收入《第五届全国泰伯论坛论文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