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乡村被认为是中国当代作家表现最为优异的场域。波澜壮阔的农村社会变迁，给作家们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乡村孕育出了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山乡巨变》，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中国文学史上的精品之作。2020年，我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深刻改变了中国乡村面貌，拥有漫长农耕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了渴盼千年的梦想。
伟大的历史进程，凝聚了巨大的智慧、心血、情感。脱贫不仅仅是物质、经济上的，更是观念上的，思想上的。全方位的社会提升和时代巨变，蕴含着生动的情感和大地上的故事，值得书写。文学是时代的呼吸，“文章合为时而著。”国宝“何尊”内胆底部铭文“宅兹中国”，凝聚着国人的安居乐业的深沉心愿。如今，这个心愿可以在中国大地上普遍实现，作家怎么可能无动于衷？优秀的作家对时代的变化往往有着敏锐的认知。一流的作家，也不会游离于巨大变革和现实生活主流之外。身为伟大变革在场者、参与者的作家们，用文学的方式助力这一伟大的工程——讲述脱贫攻坚故事，塑造脱贫攻坚典型，记录脱贫攻坚实践，以文学不可替代的影响力助推脱贫攻坚。
为时代留下“信史”
作家如何更好记录和表达好这场轰轰烈烈的乡村巨变与时代新变，写出思想性和艺术性兼佳的作品，为时代留下“信史”？对每一位有追求的中国作家，不管是智识，还是笔力，都是一场大考。
2020年7月15日上午，在中国作协召开的“全国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会议”上，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勉励作家们要真正深入农村生活，发扬乡村题材写作的优秀传统，写出“新时代的《创业史》，登上新时代的文学新高峰”。
一个作家如果想对这个时代的乡村有更深刻、更准确的认知把握，就不能局限于文学的象牙塔之内，而要深入到更广阔的社会，关注多领域的丰富知识。这在铁凝看来，“既是一个态度问题、责任问题，也是一个能力问题、方法问题。写一个在乡务农或外出务工的农民，我们是否对他的日常行动了如指掌？能否为他的收入支出算出一笔细账？事实上，我们对人的理解、对社会生活的理解，恰恰就建立在这些看上去枯燥乏味的细节上。这就要求广大作家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觉结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除了身入，更要心入、情入。真正伟大的作家，他的力量正在于其个性的宽阔，他有能力爱自己，更有能力、有热情去爱他人，能够在情感上深刻地贴近人民。”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认为，脱贫攻坚题材的文学创作，考验的不仅是作家们对纷繁生活和世事变迁的把握能力，更考验着作家们对于时代的理解能力。作家需要有宏大的视野和宽广的胸怀，既从国家大事中看到凡人小事，又能反过来以小见大，准确地寻找和刻画体现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典型人物。要将脱贫攻坚中的人和事凝铸成优秀文学作品，在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文学评论家何向阳看来，首先要具备讲好故事细节的能力，“好故事必须要有好的讲法与之匹配，好的讲法才能够传达出好故事的精髓。如何讲好发生在今天中国的乡村巨变故事，是对当代作家的一个巨大考验。优秀作品不仅能让世界读者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也能让他们领略到中国文学的魅力。”
谈到具体努力的方向，何向阳提到，田野调查是必不可少的，当然在此之前要大量掌握被“调查”的“田野”的历史变迁，社会学、人类学、环境学的各方面知识储备是做好田野调查的基础。但最关键的还是到现场，去和鲜活的生活对接，和奋斗中的人民一起。简单的接触还不够，而是要与人民心心相连，使“我”与“他们”在共同的相处中最终成为“我们”。
用文学书写脱贫攻坚，并不是一件易事。避免流于表面化，避免程式化，艺术化展现其中人物的心灵褶皱和精神世界，需要下细工夫。四川作家马平动笔写《高腔》之前，有过认真掂量，“我知道这是重大题材、宏大主题。但我同时也知道这是一个难活、细活，需要像脱贫攻坚本身一样做一番绣花功夫。我还想说的是，一部主旋律作品如果忽视了文学性、艺术性这些根本的要素，那是无论如何也起不了高腔的。”
马平结合多年前对川北薅草锣鼓民俗的调研经验，以及自身在家庭中受到的川剧熏陶，将川剧、薅草锣鼓等地方文化和民俗融汇于创作中，写出了《高腔》这部小说。不仅人物鲜活、富有典型意义，而且富有地域文化的底蕴与厚重。锣鼓，布谷，火把，万年台，迎贤店，月季，红瓦，七里香，唱歌郎，红鸾袄，花田，仅仅从小说《高腔》里的章节目录，就可以发现小说里浓浓的传统文化味儿。这部在《人民文学》2017年8期发表。后被改编为同名话剧在省内巡演。2018年3月，由天地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入选第十批优秀川版图书，入选2018年度“中国好书”提名奖，入选2019年“农民喜爱的百种图书”……获奖多多。
为不放弃而书写
四川是文学大省，也是全国脱贫攻坚的重点省区。在脱贫攻坚的路上，“文学川军”交出一份漂亮的成绩单。
2017年初，四川作协联合四川省扶贫移民局启动了为期4年的“万千百十”文学扶贫活动，向全省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发出“脱贫攻坚文学不能缺席、脱贫攻坚作家不能缺席”的号召。
2021年2月，封面新闻记者从省作协了解到，该活动成绩显著：4年来，共组织引导作家捐赠书籍66500余册；组织4500余名作家开展主题创作采风活动200余次；组织4200余名作家书写脱贫攻坚文学作品，1000余篇（首、部）作品公开发表或出版；举办专项培训班和主题文学创作讲座100余场次。4年来，共征集主题作品335部，签约扶持作品107部，已出版（发表）56部，发放扶持经费135万元。连续3年在北京召开脱贫攻坚主题作品研讨会，研讨作品9部。
活动催生了一大批脱贫攻坚主题文学精品。比如《凉山叙事》《悬崖村》《迎风山上的告别》《大凉山走向明天》《大国扶贫》《古路之路》《天边的学校》《高腔》《高原之上：木里村幼素描》，此外还有长篇小说《噶莫阿妞》《幸福的索玛花》《逐梦彝乡》《橙子花开》《月亮的女儿》《博什瓦黑上空的鹰》《大凉山秘境》等。其中一些作品斩获“骏马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全国大奖。省作协组织开展的文学扶贫工作，被中国作协主席铁凝称“四川文学扶贫工作走在了全国前列”。
“我这里下雪了。夜里10点过，听见窗外细响，以为是蚊虫或风声，结果是落雪的声音。雪花干爽，结实，坠地后竟能弹跳，可待我洗漱过来，窗台上的积雪已能陷一个指节。由此我相信了古书对凉山的描述：群峰嵯峨，四时多寒。”在《凉山叙事》里，四川省作协副主席、小说家罗伟章以舒缓温情的写信口吻开篇。诗意，流畅，带领读者一步步走进凉山。罗伟章掏心挖肺，动用了缜密的逻辑思考和知识储备，从哲学到人类学，有坚定的书写，也不讳言自己也曾有困惑、纠结的时刻。
罗伟章是被国务院扶贫办和中国作协选定25个作家写25个省市脱贫攻坚的作家之一。2019年，他两度潜入大凉山腹地，深入昭觉，驻扎深入采访有两个多月之久。他采访了昭觉和喜德各种身份的人，包括当地行政干部，省内驻地干部，外省来的扶贫干部，医院的院长、医生，学校的师生，田间的农民，支教老师。当结束一天的采访，罗伟章回到住处整理笔记和录音，都禁不住泪流满面。“有一次，是采访昭觉民族中学校长勒勒曲尔，他谈昭觉的教育，谈老师们培养学生的辛酸和喜悦，竟让我大半夜脸上一直湿湿的。过了好多天，当我独处的时候，只要想起，还是会流下眼泪。当然，只有感动是廉价的，是对不起他们的。由此，我想到我写作的责任。作为生在这个时代的写作者，为不放弃而书写，写出其中的不易和意义，是我最根本的责任。”
最终，凝聚出近20万字的非虚构文学作品《凉山叙事》。2020年秋，由一流纯文学刊物《十月》杂志刊发，并由百花文艺出版社，以《凉山热土》之名出版成书，并由英国凤凰木出版社出版翻译成英文向海外推广发行。《凉山叙事》还入选《向人民报告——中国脱贫攻坚报告文学丛书》和“中国作家协会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创作工程”。
《凉山叙事》是主题创作，但罗伟章坦言，自己“不把这次写作，仅仅是当成任务去完成。能对凉山那片土地的历史和现状，有更深的认识，能跟我一起考着思考，走近那片土地。当脱贫攻坚任务完成的时候，我希望读者依然愿意看这本书”。
凉山州昭觉县的“悬崖村”故事，天下皆知。将这个故事以作品形式表达出来的，是第一位进入“悬崖村”采访的记者，出生于大凉山昭觉县的彝族作家阿克鸠射。从2013年2月起，他数十次到“悬崖村”深入采访，见证了“悬崖村”的点滴变化。他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将这个村子的前世今生，写作成现实题材作品《悬崖村》，获得2020年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等多个奖项。
写出“认知的力量”
如果想要更深入理解大凉山的心灵，作家阿来建议大家读一读彝族史诗，比如《勒俄特依》，“得到的不止是一点历史文化知识，而是可以借此触摸到一个民族的心灵，借此进入他们的情感世界。也才能对凉山这片土地，这片土地上的人有更深的了解。了解历史是为了懂得为何有现在这样的现实情况。历史学家们常说的一句话，叫做同情之理解，或理解之同情，就是这个意思。阿拉说，背后更深沉的原因，才能更深刻感受。今天脱贫攻坚这个社会实践的必要性，看到这个社会实践的伟大之处。”
为了写作一本尚未完成的书，近三四年中，他已经十几次去凉山。身为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更是多次率队深入凉山，组织作家聚焦凉山。对于作家应该如何理解、把握、表现脱贫攻坚这一伟大社会实践工程，阿来有着非常系统的深刻思考。
2019年4月11日，阿来在“四川省作协西昌深入脱贫攻坚第一线”培训会上，发表了长达2小时20分钟的演讲。围绕“作家如何真正进入脱贫攻坚的现场，更精准表达这一伟大现实”，阿来谈到，“作家们要真正进入到脱贫攻坚的现场，尤其要避免形式主义，放下驾轻就熟的东西， 避免浪漫化、异域化的笔法。而要真正扎根大地，深刻认识当地的历史文化，在情感上体察具体的人，具体的难题，付诸真实的情感。写出的作品具有批评家布鲁姆所说的那种认知的力量。而不要像参加一个旅游团一样参加一个采风团，一群人一天跑三个四个五个点回来，完了写篇小文章。很多时候，我们老是抱怨自己被边缘化了，但如果我们一直在边缘书写，而不曾涉笔于这个时代的主流，那也就只好被边缘化了。我们希望自己的劳动成果能够得到社会尊重，但我们真的付出不够，对社会变化的敏锐程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