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度不疼,即墨不爱,齐国即墨大夫的历史地位一度很尴尬

战国时期,田单在即墨以火牛阵破燕复齐,是一段极具传奇色彩的历史故事。安平君的大名,自此也扬于天下,读史者无不知晓。

不过,正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田单成功的背后,也有不少“绿叶”的陪衬。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即墨大夫。

按照史籍上的说法,当时齐国七十余城,尚在坚守的只有莒与即墨。其中,莒城中有继任的齐襄王坐镇,且这里临近楚国地界,多少也有外援相助,坚守的理由比较充分。而即墨则被燕军包围,只是孤城一座。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地方之长的即墨大夫坚守不降,也可见其忠义之气节了。

(位于平度市古岘镇的即墨故城遗址)

更令人敬佩的是,这位即墨大夫不仅没有投降,而且身先士卒,出城与燕军作战,不幸阵亡。在即墨大夫没有战死之前,田单只是到城中避难的一位田齐远支宗室而已,需听从前者号令。前者殉难之后,田单才被推举为即墨城中的守将。

换句话说,田单立有大功不假,但在他之前打下基础并且以身殉国的即墨大夫,同样也有功劳。

然而,在历史上,即墨大夫的身后地位与田单相比,可谓有天壤之别。田单不仅在很多朝代中都可以入祀“武庙”(封建时期祭祀历朝历代名将的场所,唐宋时期以姜太公为主祀,其他将领为从祀,与主祀孔子的文庙相对),在原齐国地界内,更是香火兴盛。但即墨大夫却一度鲜能“血食”。

古代州县祭祀名人,一般分为乡贤、名宦两大类。即墨大夫,在即墨邑为官,为保卫即墨而死,虽然功劳没有上升到全国的层面,但按说应有资格入祀即墨当地的名宦祠。可至少在明代,即墨大夫却并没有享受到这一待遇,“无人疼爱”。

值得一提的是,即墨城址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迁移,或许是即墨大夫“无人疼爱”的一个主要原因。

根据史料记载,即墨故城旧址在平度境内,而隋朝复设的即墨县,治所就是现即墨城的位置。从地名一致性的角度来说,古代即墨的历史文化,由后来的即墨县继承,无可厚非,因此当地可以祭祀田单和即墨大夫。而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平度其实亦有祭祀田单和即墨大夫的资格。

但在明代,即墨县方面只祭祀田单,却不祭祀即墨大夫。平度州方面,似乎也不想与即墨争夺名人归属,干脆两个都不祭祀。田单还好说,而即墨大夫却俨然掉到了空里,平度不疼,即墨不爱。

有鉴于此,当时不少文人名士都为即墨大夫感到不平,平度名士崔廷槐(嘉靖年间的进士)就曾专门撰写了一篇《胶东名宦乡贤祠辩》(注:这里的胶东,仅代指平度)。他在开头就说:“平度名宦祠不祀即墨大夫暨田单,即墨祀田单不祀即墨大夫,皆非礼也。”

这篇文章是用文言所写,就不一一引述了。其实,崔廷槐的观点很简单,意思就是:古代的即墨城,既然在平度州境内,则平度州人也应该感念即墨大夫和田单的功德,祭祀之;平度如果有名称上的顾虑,感觉名不正言不顺,就不妨由即墨县接过这个义务。即墨县既然祭祀田单,就说明当地自认是即墨故城历史的继承者。但继承历史不能只继承一半,厚田单而薄即墨大夫,要祭祀就一起祭祀。

(青岛市即墨区的即墨古城)

崔廷槐代表的是平度文士的看法,而在即墨方面,虽然笔者暂时没有查询到详细的记载,但想必亦应该有主张祭祀即墨大夫的人。

或许是明代的争论起到了一定效果,从清同治年间修撰的《即墨县志》来看,当时的即墨,已经把即墨大夫纳入了名宦祭祀体系当中。并且,被列为名宦的即墨大夫还不止一位,除了在即墨故城外战死的那一位之外(齐闵王时期),齐威王、齐王建时期也各有一位即墨大夫得以入祀。由于史料中没有记载他们的名字,即墨县志就将它们合称为“三大夫”。志称:“三大夫,史失其名,……俱祀名宦。”

虽然与田单相比(当时的即墨有单独一座安平君祠),即墨大夫的祭祀等级略低,但这与功劳大小有关,就可以说得过去了。

时光荏苒,到了现代。在上世纪末编撰的《平度县志》中,没有收录即墨大夫和田单。而《即墨县志》则将两者都列在了当地名人当中。以此来看,即墨大夫和田单的归属似乎也已成为定论了。(本文作者:耳左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