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主播：文艺报青年编辑丨作家们的青春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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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2021年5月4日

青年节

农历三月廿三

本期微播报，文艺报的青年编辑将以朗读和照片的形式同您分享马识途、叶嘉莹、玛拉沁夫、乐黛云、王蒙（按出生时间排序）五位作家的青春记忆。

文丨马识途

诵丨丛子钰

我们的夜校都是利用晚上上课，暂时还只有我一个教员。开学没有举行什么典礼，直接就上课。除开教工人识字和学习算术打算盘外，还向他们宣传抗日。当然也讲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现在国共合作抗战，工人要为抗日而努力生产等等大道理。教了一个月．我发现，工人们只是对于识字和算术较有兴趣，对于我讲的大道理、兴趣不大，然而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才是我办夜校的主要目的呢。

每次下班后，总有几个积极分子留下来和我闲谈，我趁便就征求他们对讲课的意见。他们对于日本侵略中国的事自然是知道的，对日本鬼子的飞机常常飞到武汉来狂轰滥炸更是痛恨。但是听起来，他们对于他们工厂的英国老板，特别是那些“拿麻温”（是number one即工头的译音）更为痛恨。特别是那些女工说，她们的工作很重，工时又长，上下午一站就是十几个钟头，轮到做夜班就更苦，容易打瞌睡，做坏了“生活”，就要减扣工钱。女工们还常受工头的调戏和欺侮。特别是进出门都要搜身，还不敢反抗。现在物价涨起来了，工钱却不增加，日子过得越来越苦了。那些英国人和工头还说，你们要努力为抗战增加生产呀，还说这是政府下的命令。有一个工人对我说：“怎么你说的和外国佬说的一样呢？”另外一个女工说：“叫我们多卷纸烟，只是英国老板赚的钱多。这对抗日有什么好处呢？”

这两句话叫我大为吃惊。我去向上级请教，老王说，抗战是要宣传的，但是也要结合工人的实际讲，要讲资本家剥削，工人受苦的道理。于是我在班上讲资产阶级剥削工人的道理，他们一听就听进去了，有的工人就在课堂上和我算起剥削账来，清清楚楚，比我知道的多得多，也生动得多。

过去我总觉得是他们的政治觉悟低，现在我才明白，其实是我太脱离实际。他们每天都在生活重轭下过日子，他们越来越瘦，老板却越来越肥，我却还要他们有力出力，增加生产，这不是帮助老板剥削他们吗？他们怎么会有兴趣来听我说教呢？现在跟他们讲剥削，算细账，一下提高了他们的兴趣，来参加学习的工人越多，越算账，他们的觉悟越提高了。说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代表工人利益的，他们从我的言辞上听来是相信了。

（本文节选自《马识途文集·风雨人生》）

文丨叶嘉莹

诵丨教鹤然

“七七”事变后，父亲随国民政府从上海迁转后方，当我从高中毕业时，父亲与家中断绝音信已将近四年之久，北平的几所国立大学都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下。虽然我在高中读书时成绩很好，而且文理科平均发展，每年都获得第一名的奖状，但在报考大学时，却费了一番考虑。因为当时我不能决定是报考北京大学的医学系，还是报考辅仁大学的国文系。报考医学系是从实用方面着想，报考国文系则是从兴趣方面着想。最后报了辅仁大学国文系是由于两点原因：一是由于辅仁大学是一所教会大学，不受当时日军及敌伪的控制，一批不肯在敌伪学校任教的有风骨的教师都在辅仁大学任教，这对我自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二是由于辅仁大学的招考及放榜在先，而北京大学的招考和放榜在后，我既然已经考上了辅大的国文系，所以就根本没有再报考北大的医学系，这就决定了我今后要一直行走在诗词道路上的终生命运。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我也曾经历过不少挫折和苦难，但一生能与诗词为伍，始终是我人生最大的幸运和乐趣。

1941年秋天开始了我在辅仁大学四年的大学生活。辅仁大学的校长是陈垣先生，文学院长是沈兼士先生，国文系主任是余嘉锡先生。陈垣先生这位著名的学者聘请了多位有民族气节的专家学者来教育学子，而学生也多是不愿意上被日本人控制的公立学校的。在当时的环境中，辅仁大学有着特殊的地位。余嘉锡先生是一位有名的国学家，他是搞目录学的，写过《目录学发微》、《四库提要辨证》。余先生是很传统的，非常严肃，也很有意思。他留着白胡子，绝对不苟言笑，讲课时是正襟危坐。写黑板时，站起来转过身去方方正正地如松而立，在黑板上写上规规矩矩的行草，四个字一行，四个字一行，绝不乱写，真是一个非常严格的老师。他是湖南人，口音很重，一开始我都听不懂。他说“读书”，我听见的是“读须”。还有几位老师学问也很好，例如教我们经学史的刘盼遂先生，教我们声韵学的陆颖明先生，教我们小说史的孙楷第先生都是当时的著名学者。还有一位教我们戏曲史的赵万里先生，是王国维的学生。他是浙江人，口音也很重，我听了很久才听懂他的话。而顾随先生则是辅仁大学国文系中最受学生爱戴的教师之一。

辅仁大学坐落在北京什刹海地区。什刹海是由西海、后海、前海三个湖泊组成，是个自西北向东南的狭长水面。元代称积水潭，也叫海子。这三个湖泊也称后三海，与前三海北海、中海、南海相连组成北京内城庞大的水系。什刹海自古就是北京的一串明珠，历代高僧在这里修寺建庙，王公大臣在岸边筑府造园，各界名人也纷纷迁居湖畔，这里渐渐地成为京城最具人文气息的地方。

文丨玛拉沁夫

诵丨晓梅

每个作家走上文学道路的历程，都是不尽相同的。我呢，开头只是为了学文化，学汉文，才读文学作品的。读得多了，便喜爱了文学，进而，在读他人作品时，常常联想起自己的一些感受，萌发出创作的欲望，欲望又变为实践，写来写去，就走上了文学道路。

1930年我生于原内蒙古卓索图盟吐默特旗，现为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的一个边远贫穷的山村。我小学没毕业，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就上了中学。那是一所蒙古中学，用蒙语授课，不学汉文，读了三年中学之后参加革命时，连自己的履历都不会用汉文填写。

参军不久，我跟随一位叫乌兰的蒙古族女司令，在热辽前线活动。这位女司令，在内蒙古东部和热辽地区，是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她正式职务是内蒙古骑兵第十一支队政委。但当地老乡弄不明白政委是干什么的，认为最大的官或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就应该是司令，所以就称她为司令。乌兰，在蒙古语中即红色，都称她为“红司令”。当时她25岁，我15岁，她是我的司令，我是她的通信员。白天行军中，红司令骑在马上给我讲述革命的道理和英雄人物的故事，晚上在油灯下，把着手教我学汉文，这位身穿紫红色蒙古长袍的妇女，看上去跟普通牧妇一样，但她的经历却与众不同。她讲的一腔纯正的北京话，在北平读过书，又在平津一带搞过党的地下工作，后赴延安，现在她是我们这一支强悍的蒙古骑兵部队的“司令”。她个儿不高，长得很结实，打起仗来英勇无比。后来我读过一本苏联小说《夏伯阳》，如称她为中国的女夏伯阳是很贴切的。1946年4月的一天，她跟我说：你在我这儿工作得很好，但你年纪还小，应该去学习。她把我送到设在赤峰的内蒙古自治学院。我离开乌兰司令时，心里很难过，她鼓励我说：等你毕业后，再到我这里来，我们还可以在一起战斗。我跟随红司令那一段战斗生活是难忘的，她不但是一位战将，还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读过许多文学名著。很多年以后，我们又都到北京（她任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我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经常见面，所谈的话题还是文学。我深深敬爱她，我成为作家后，在我的几部主要作品中，都曾以她为人物原型创造过多个不同的艺术形象，如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中的苏荣，电影《祖国啊，母亲》和短篇小说《踏过深深的积雪》中的洪戈尔等。

我入内蒙古自治学院学习时间，一位领导说，你这个小鬼挺活泼，到文工团工作去吧。就这样我转到内蒙古文工团。艺术表演行当中，我什么也不会，帮着打打击乐，也常常打不到点儿上。不久我们开赴前线，为了及时反映战地生活，团里成立了创作通讯组，我跟着一位文化比我高、年纪比我大的女同志搞战地采访，写些通迅报道什么的。干这份工作，我很高兴，一来在采访中可以接触各种人物，二来通过写通讯报道提高自己的汉文水平。那时我才16岁，日后的事情想得很少，更没想到这就是我后来成为作家的起点。

（本文节选自《想念青春》，原载《文艺报》1996年1月16日7版）

文丨乐黛云

诵丨许莹

我在国立第十四中的许多朋友，抗战胜利后，都纷纷回到“下江”，有的在北京，有的在南京，有的在上海。高中三年级时，我已下定决心，一定要离开这群山封闭的高原之城。我一个人搭便车到重庆参加了高考。这是一辆运货的大卡车，我坐在许多木箱之间颠簸，穿行在云雾和峭壁之间。久已闻名的什么七十二拐、吊尸岩等名目吓得我一路心惊胆战！好不容易来到了重庆沙坪坝原中央大学旧址，西南地区的考场就设在这里。大学生们早已放假回家。我们白天顶着三十八九度的高温考试，晚上躺在空荡荡的宿舍里喂早已饿扁了的臭虫。那时是各大学分别招生，我用了二十天参加了三所大学的入学考试。回贵阳后，得知我的中学已决定保送我免试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不久，北京大学、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也陆续寄到。我当然是欢天喜地，家里却掀起了一场风波！父亲坚决反对我北上，理由是北京眼看就要被共产党围城，兵荒马乱，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出去乱闯，无异于跳进火坑！他坚持要我必须待在家里，要上学就上家门口的贵州大学。经过多次争吵、恳求，直到以死相威胁，父亲终于同意我离开山城，但只能到南京去上中央大学。他认为共产党顶多能占领长江以北，中国的局面最多就是南北分治，在南京可以召之即回。我的意愿却是立即奔赴北京。母亲支持了我，我想这一方面是由于她的个性使她愿意支持我出去独闯天下；另一方面，她也希望我能在北方找回她失踪多年的姐姐。二十年前，她曾卖尽家产，供姐姐北上念书，当时有约，五年后，姐姐工作，再援引两个妹妹出去念书。谁知一去二十年，音信杳无，也不知是死是活！我们对父亲只说是去南京，母亲却给了我十个银圆，默许我到武汉后改道北京。

我当时只是一心一意要北上参加革命。其实，我并不知革命为何物，我只是痛恨那些官府衙门。记得我还是一个初中学生时，父亲就让我每年去官府替他交房捐地税。因为他自己最怕做这件事。我当时什么都不懂，常常迷失在那些数不清的办公桌和根本弄不懂的复杂程序中，被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儿们呼来喝去，以致失魂落魄。父亲还常安慰我，说就像去动物园，狮子老虎对你乱吼，你总不能也报之以乱吼吧!对于每年必行的这种“逛动物园”，我真是又怕又恨，从小对官僚深恶痛绝。加之，抗战胜利后，我的一个表哥从西南联大回来，带来他的一帮同学，他们对我们一群中学生非常有吸引力。我们听他们讲闻一多如何痛斥反动政权，如何与李公朴一起被暗杀，哀悼的场面是如何悲壮，学生运动如何红火。我们听得目瞪口呆，只觉得自己过去原来即便不是个白痴也是个傻瓜!简直是白活了。其实，现在想来，他们也难免有夸张之处，例如我的表哥说他曾扛着一条炸断的人腿，到处跑着去找寻腿的主人!这显然不太可能，但当时我们却什么都深信不疑，并坚定地认为国民党统治暗无天日，不打垮国民党，是无天理，而投奔共产党闹革命，则是多么正义、多么英勇!又浪漫，又新奇，又神秘。

当时贵阳尚无铁路，必须到柳州才能坐上火车。我一个人，提了一只小皮箱上路，第一天就住在“世界第一大厕所”金城江。抗战时期由于经过这里逃难的人太多，鲜有厕所，只好人人随地大小便，到处臭气熏天。抗战结束后两年，情况也并没好转。我找了一家便宜旅馆，最深的印象是斑斑点点、又脏又黑的蚊帐和发臭的枕头，以及左隔壁男人们赌钱的呼吆喝六和右隔壁男人们震耳欲聋的鼾声。我心里倒也坦然，好像也没有想到害怕，只是一心梦想着我所向往的光明。

我终于来到武汉，找到北京大学北上学生接待站。领队是武汉大学物理系一年级学生，他也是为了革命，自愿转到北大历史系一年级再做新生。我们从武汉坐江船到上海，转乘海船到天津。一路上，领队教我们大唱解放区歌曲。当然不是大家一起学，而是通过个别传授的方式。也许由于我学歌比较快，他总是喜欢先教我，我们再分别去教别人。三天内，他会唱的几首歌，大家也都会唱了。最爱唱的当然是“山那边呀好地方，一片稻麦黄又黄……年年不会闹饥荒”以及“你是灯塔，照亮着黎明前的海洋……”当北大学生打着大旗，到前门车站来接我们时，我们竟在大卡车上，高唱起这些在内地绝对违禁的歌曲来!我感动极了，眼看着古老的城楼，红墙碧瓦，唱着有可能导致被抓去杀头的禁歌，觉得是来到了一个在梦中见过多次的自由的城！

文丨王蒙

诵丨宋晗

一九五三年深秋的一个晚上，在离北新桥不远的一幢新建的二层小楼里，当时担任共青团的干部的十九岁的我，怀着一种隐秘的激情，关好那间办公室兼宿舍的终年不见太阳的小屋的门，在灯下，在一叠无格的白纸上，开始写下了一行又一行字。旁边，摆着各种工作卷宗、没有写完的汇报、总结，如果有人敲门，我准备随手把一份汇报草稿压在上面，做出一副正在连夜写工作材料的样子。在写作生涯刚刚开始的时候，我考虑的是失败和嘲笑，我感到的是力不从心的痛苦。

即使这样，当我坐在桌前，拿起笔来的时候，我意识到这是发生了一件影响我的一生命运的事情。我觉得神圣、觉得庄严，深知自己是在努力把美好的、却也是稍纵即逝的生活记录下来，是在给热烈的、难以把握的激情赋以固定的形式。我真诚地认为，写在纸上的东西，也许其丰富多彩不及活生生的生活的千百分之一，然而它是热情的结晶，是生活的光泽，是青春的印迹，它比生活事件本身更永久，比生活事件本身更能为千万人所了解，它是心灵的历久不变的、行远不衰的唯一的信息。

于是我认为作家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他能够同时与一千个，一万个，十万个朋友谈心，他永远也不会孤独，他永远和千百万人民在一起，去建立全新的、最美好、最公正也最富裕的生活。

在我当时所工作的共青团区委会的院落外面，是一个新华书店门市部，我常常到那里去吸吮油墨的香味。我徘徊倘佯于书林，留连忘返，我希望有一天我的书——我的心，也能坦露在这里。

（本文节选自《王蒙小说报告文学选》序）

音频制作：赵芸 唐一清

组稿：子非鱼

微信编辑：晓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