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中国女孩的自述:嫁给老外后,我经历了什么

△魏小彤和韩国丈夫老赵在海边游玩,女儿为他们拍下了这张照片。

讲述人:林瑜,1986年生,四川成都人。2008年嫁给美墨双国籍的丈夫,育有一子,因丈夫出轨感情破裂,于2015年协议离婚。

2015年4月1号,愚人节,我记得那天发生的每个细节。

那是个星期三,下班后我在家做了几道家乡菜,包括丈夫杨显博最爱吃的麻婆豆腐,“我们墨西哥人,就爱吃你们四川人的辣”,这是我们刚认识时,他常挂在嘴边的话。

吃过饭,我把7岁的儿子赶回自己房间,和丈夫坐在一张沙发上,僵了几秒后,我说出了酝酿已久的想法,“我们离婚吧”。

他脸上的表情凝固了,“这是你的愚人节玩笑么?”我摇摇头,“是真的,我想好了”。话音未落,他把头埋进双手,哭了起来。

提出离婚那天,我在阳台上拍下这张照片,至今保留着。

2008年,22岁的我,和杨显博在一次朋友聚会上认识。

杨显博是美国、墨西哥双重国籍,生母来自墨西哥,祖父则是一名美籍华人。他从17岁起,每年暑假来中国学习,不光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甚至能给我背几段诗经,“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一个混血帅哥,成天开着车拿着一大捧玫瑰在楼下等你——在大学还没毕业的我看来,这简直就是偶像剧里的情节。在他的追求下,我们很快在一起了。

热恋不到半年,显博向我求婚几次,我都没答应。我父母都是老师,观念传统,并不希望自己的独女嫁给一个外国人。我妈尤其反对,“吃又吃不到一起,想的又不一样,怎么能过到一起去?”

与杨显博热恋时,我们在颐和园上“踏冰”。

汶川大地震后,已退休的妈妈飞来北京陪我。这给了显博表现的机会,他对我妈嘘寒问暖,请假带她逛景点吃烤鸭,并且很聪明地强调,自己是中国血统,不算是老外。于是,我妈的心也松动了。

当显博远在美国的父母,飞来北京和我父母见面后,我们的婚事算是成了。

筹备婚礼时,我遇到了这段关系里的第一个难题:显博希望签署婚前协议。按照协议不管婚前婚后,他的所有财产都和我无关。用一句TVB台词来说,就是“离婚了一毛钱也得不到”。

面对这种“防人之心”的姿态,我感觉被羞辱了。他家确实很有钱,但我嫁给他难道是图这些么?

为此,显博认真和我解释,“我是百分百相信你的,但这是我们家族的传统,并不是刻意要防备你,请你相信我好么?”

我没有别的办法——婚讯已公布,加上不愿让父母操心,我默默签了婚前协议。我安慰自己,毕竟爱的是他的人,就当是入乡随俗吧。

婚后,显博建议我辞掉工作,“家里又不是养不起你,和我妈妈一样做一名全职主妇不好么?”这次我坚决回绝了,“在中国,女性结婚了也要工作。我可能挣得不多,但是我必须要有自己的生活”。

婚后,我和丈夫短暂地在美国生活,图为纽约。

现在回想起来,我无比庆幸自己当时的选择,没有放弃独立的能力。

除掉这些插曲,我们的婚姻一度很幸福。擅长表达爱意的丈夫,总会有各种“小手段”来哄我开心。闺蜜都和我抱怨,说婚后老公明显对自己懈怠很多,可我从来没有这种担心。

我感觉这场中西合璧的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更像一场无限延长的甜蜜热恋。

暴风雨总是来得毫无征兆。

“小瑜,我想我喜欢上另外一个女孩了”,说出这句话时,显博的神情像是一个在和老师承认作弊的孩子,而我则震惊到需要深呼吸好几次,才能听清他说的话。

我一时间什么都说不出口,像是跌进了冰窖里,整个人都在发抖。

“你别难过,我还是爱你的。喜欢和爱是不一样的”,显博被我的反应吓到了,一边给我擦眼泪,一边安慰我, “我对她是喜欢,对你是爱,层次不一样。你能不能理解?”

“我理解不了!”我可能一辈子都没这么和人说过话,一把推开他吼了出来。在那一瞬间,我压根不想听他解释。我也第一次如此厌恶他西方式的坦率,甚至恨不得他能像其他出轨者一样,能藏着掖着骗人,不要让我面对这一切。

“这真的不算什么大事,你不用太在意”,他暗示他父亲也有类似的风流韵事,但是他母亲都视若罔闻。

我气极反笑,质问他:如果连这些我都不在乎了,我还要这段婚姻做什么?我从小受到的教育,我的价值观,都不可能允许我这样!

离婚后,日子一下子变得清净了。

在一场歇斯底里的追问后,我知道了第三者是他的同班同学,是一个我见过好几次的南方女生。在我的追问下,他还坦白了更多的细节。知道得越多我就越难过,可我完全控制不了自己饮鸩止渴的举动。

用尽所有的修养和理智,我总算没有完全崩溃,用最快的速度收拾好了东西,打车去了表姐家。关上车门后,我哭得连目的地都说不清楚。

杨显博不想分手,每天在表姐家楼下蹲守着道歉,恳求我不要离婚。在这样的纠缠中,我发现自己已怀孕两个月。离婚,变成了一件复杂得多的事。

父母闻讯飞来北京,但他们却没支持我离婚的想法,一是考虑到孩子的存在,二是认为离婚对女性伤害太大,尤其是在舆论上。

在我父母面前,杨显博写了一封保证书,一式两份交到我和我妈手中。这让我想起当初恋爱时,他为我写下的那些海誓山盟的中文情书,觉得滑稽又悲凉。

最后我自己都分不清,是因为什么原谅了他。也许是为了孩子,也许是为了让父母安心,也许因为还爱着他。

接下来的几年,杨显博对我很体贴,对儿子更是爱若珍宝。可时过境迁,我发现一切都不同了,再收到那些礼物,再看到丈夫精心准备的一切,我只会觉得虚伪和可笑。

我心里清楚,我已经很难像过去一样相信我的丈夫,相信这场婚姻了。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怀疑和猜忌,甚至会去翻看他的手机,我终于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

最后让我下定决心的,其实是件小事。2015年,显博为了工作单独回美国待了一个多月。这一个多月里,我一边工作,一边独立照顾刚上小学的儿子。

我发现,这样的日子虽然很累,心里却很轻松,为自己而活的感觉原来这么好。我也明白,这场婚姻早就应该结束了。

两个月后,我们签署了离婚协议。我获得了儿子的抚养权,显博则主动承担了孩子的全部教育费用。

站在2021年春天往回看,我彻底放下了这段往事。

“我们还是朋友对不对?”在得到我肯定的回答后,他像个孩子一样高兴。

离婚6年了,显博早已再婚回美国定居。我也回了成都工作,在父母帮助下抚养孩子。显博每年会在孩子生日时飞来成都看望,有时候还会带上自己现任妻子上门吃饭。

我妈私下里拉着我说,“你看他们外国人,想法就是不一样。这种事我们哪里做得出来嘛!”我倒是对此完全不在意。

回顾这段婚姻,我想得非常清楚:嫁给一个外国人并不是我婚姻失败的原因,而是我并没有真正了解我的结婚对象,导致婚姻本身出了问题,信任没了,爱变了,这段关系也就维系不下去了。

讲述人:魏小彤,1984年生,河北石家庄人,2010年与大她8岁的韩国丈夫在北京奉女成婚,现育有二女。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双职工家庭,作为独女,从小深得父母宠溺,这也养成了我自由散漫,不被约束的性格。

当年军校念了一半,我退学去了韩国留学。毕业后进了一家在北京的韩国公司,认识了现在的老公赵舜成。老赵当时是人力资源总监,在公司永远穿得西装笔挺,走路、说话、布置工作都是一板一眼,像极了我中学时的政教处主任。

我们的恋爱经历比较平淡,第一次约会看电影、确定关系、意外怀孕……得知我怀孕后,老赵表现得很男人,拿我电话打给我妈,“阿姨您好,您女儿怀孕了,我想和她结婚”。

带着肚子里的孩子,我们火速举办了婚礼。在石家庄,我们和亲戚朋友简单吃了顿饭,连仪式都没办,远不如韩国举办的婚礼隆重——老赵是家里的长子长孙,婚礼上他的爷爷辈、父辈、平辈和晚辈,几乎所有亲友都来了。

我保存的婚礼请帖。

几个月后,我们的第一个女儿在北京出生,我父母赶来伺候月子。最开始我还担心老赵和他们处不来,可没想到过了几天,倒是我俩先闹崩了。

老赵看不惯我指使爸妈干活,还要挑三拣四。我坐月子时口淡,嫌我爸做的菜放多了盐,我爸没说什么,老赵先急了,一个劲地说我自私,“你怎么能对父母这个态度?”

我也冲他嚷嚷,“这是我亲爹亲妈,我们习惯了有啥说啥,不用你管!”

冷静下来后,老赵向我解释,在韩国家庭,和爸妈说话都要用敬语,指责父母或者冲父母大呼小叫,都是不可想象的事。

我也告诉他,在中国不讲究这些,我和爸妈有自己的相处模式,希望他也能理解。

我和老赵平时在北京生活,春节回韩国过年。2011年春节,是我婚后第一次去婆家,韩国全罗南道一个叫顺天的小城。到达后第一晚,一家人睡得正香,忽然听到一阵拍门声,老赵一个激灵坐起来,紧接着我听见婆婆在用韩语叫我的名字。我一头雾水地爬了起来,看了一眼手机,凌晨3点半。

换好衣服,我进了客厅,看见穿戴整齐的婆婆,正在整理经文,我知道她是一个佛教徒,但不知道她每天凌晨3点就要起床做早课。

奶奶给孙女去寺庙算来的名字以及百日礼的金戒指。

接着我被招呼进了厨房,婆婆没让我干活,只是让我在旁边站着,看她一个人在那忙碌。看了几十分钟,我愈加困惑:大半夜把我叫起来,就为了看她干活么?

两个小时后,婆婆做了一桌丰盛的韩式早餐:蒸鱼、酱汤、拌豆芽,还有六七种不同的韩式泡菜,她开心地对我说,“从我嫁进这家,已经忙了几十年了。现在终于有你来了!"

婆婆不顾我的反应,接着一个个介绍家里人的口味和作息。我只能深吸一口气,继续装傻和陪笑,提醒自己要冷静、不能反驳。

回房间后,憋了一肚子火的我,把丈夫摇醒了,“你妈妈想我每天三点起来陪她做饭么?我可做不到”,我越说越委屈,我也是上班挣钱的职业女性,并且还在哺乳期,已经够不容易了。现在都什么年代了,韩国咋还那么守旧呢?

“我妈妈不是针对你,我来和她解释吧”,老赵安抚我说,近一半的韩国女性,婚后都会放弃工作做全职主妇,在顺天这个小城,还在工作的已婚女性,可能连20%都不到,所以婆婆才会希望我接手家务。

两个女儿背影。

我也不想让老赵为难,作为妥协,提出由我清洗每天所有的碗碟,这也不是个轻松的活,韩国人做饭全是小碟装,一天也有好几十个。

接下来几天,婆婆果然没有再提过家务的事。我也和家里的男人们一样,每天睡到自然醒。临走时,候婆婆按照韩国传统,补给了我们女儿的百日礼:一个金戒指和100韩元。

几个月后,婆婆来北京看望我们。我带她去逛超市,她看到许多中国男性挎着菜篮在买菜,感到十分惊讶。我告诉她,我娘家平时都是父亲买菜做饭。老太太再次被震撼了,她拉着我的手,说了好几遍:“你妈妈运气真好!”

可当婆婆一回到家,看到儿子打算洗碗时,顿时又和天塌了一样,立刻抢过围裙系上,让一旁的我目瞪口呆,看来超市之行,并没有彻底改变她的观点。

在韩企里,上下级等级明显,特别强调尊敬和服从。再熟的人打电话、聊天,下级都要时刻保持敬语状态,态度恭敬。这种关系,也存在于亲戚间的交往。

我和老赵的同事交流时,他总提心吊胆,即使回个短信都对我千叮万嘱,生怕出错。有一次他的领导发消息约我俩打高尔夫,我不管怎么编辑回信,他都觉得不够好,我干脆把手机塞给他,“怎么样你都不满意,那你自己来把!”

这种文化上的差异,也体现在了对子女的教育上。

老赵上韩式爸爸学校后给未出生女儿写的信。

老赵非常看重孩子们的教育。老大还没出生时,他就专门去上韩式的爸爸学校,学习怎样做一个合格的父亲。

我每晚睡前会给两个女儿读读唐诗,或者用中文讲自己编的童话故事。老赵则坚持把孩子送到望京的韩国国际学校,身体力行地进行韩国爱国主义教育,比如“身土不二”,家里用的都是韩国制造:车是现代,电器是三星和LG,老赵甚至会给孩子们推介自己小时候爱吃的韩国零食。

我尊重老赵的教育方式,也告诉他,孩子有必要了解父亲成长的环境和文化,但她们在中国长大,自然是接触中国文化更多一点,她们现在是韩国国籍,按照法律,她们在18岁时可以再次选择,作为父母,我们要充分尊重她们的意愿。对此,老赵也表示了默许。

老赵向女儿演示怎么一把抓吃零食。

说到将来,老赵一本正经地表示,自己准备好了给老大的成年礼物——他居然保存了我们当年约会时还没使用过的避孕套,和我的验孕棒,“我想等女儿成年后送给她,告诉她,就是因为这些产品出了意外,她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老赵这个举动,再次震惊了我。

老赵保留的避孕套和验孕棒。

话说回来,我和老赵在生活方式、性格、文化都有着巨大的差异,想法也各有不同,很多人觉得我们不合拍,但我认为,我们还是挺合适的。

讲述人:薛晴,1984年生,湖北武汉人,自由职业者,与瑞典男友相恋八年仍未结婚,目前定居上海。

我是个不婚主义者。我认为婚姻保障不了感情,它也许能从法律层面给人安全感,但我并不需要。

早些年爸妈闹离婚时,我没有难过,反而劝他们:“你们别互相折磨了,早点离更好”。年纪大了一点,面对老家亲戚的催婚,我也纳闷:明明你们大多数人的婚姻都不怎么样,为什么还这么热衷让我去尝试?

我一直觉得经济独立是一切独立的基础,有能力养活自己,才有选择和拒绝的权利——这样的观点,被朋友笑话说是“女权”,我觉得如果坚持自己,不依附任何人生活也算女权的话,那我就算是吧。

一直到27岁,我都没有正经谈过一场恋爱。直到2011年,我遇到瑞典人卡尔。

最开始,我只是抱着姑且一试的态度和卡尔网络聊天。我发现不管聊什么,这个瑞典男人都能接得住。

后来,我从工作了七年的国企辞职,成为一名“无业游民”。与家人的反对、朋友的担心不同,卡尔却问我:“你现在有空了,下个月要不要一起去意大利旅行?”

我承认,他这句话打动了我。

2014年,我们在罗马对镜自拍。

"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你应该去做的,只有很多你想去做的“,在这一点上,我和卡尔相当默契。在他的陪伴下,我开始了自由职业生活。每在国内工作几个月,便飞到某地和卡尔会合——埃及,法国,美国,越南……

不想结婚,不想成为贤妻良母,却有一个事事支持自己的人陪伴,一起寻找“诗和远方”,上天真的对我不薄。

我和卡尔最大的差异,是金钱观的不同。我相信“手有余粮,心中不慌”,手上必须有足够两年开销的钱——万一意外丢了工作呢。我还给自己买了好几份商业保险做保障,全面覆盖医疗、养老和意外。

卡尔给家中爱犬拍照。

卡尔则更为洒脱,他几乎从没有过存款,只有在计划大开销时,才会努力存钱。我惊讶地问他:“那万一你生病了不能工作呢?或者你退休后怎么办?”

“政府会给我出钱啊”,卡尔一脸理所当然地回答。原来在瑞典这种高福利国家,一年内个人在医院支付费用超出1100瑞典克朗(人民币约800元),政府将承担其余的治疗费用,“而等我到了65岁,政府给我的退休年金也够平时生活了”。

但我们也有一个共识:过硬的职业技能,是安身立命之本。作为一名专业剪辑师,卡尔自信能在任何国家找到工作、独立生活;我英语还不错,在自己专业领域也算小有名气,这也是我成为自由职业者的基础。

2014年,我带着卡尔回了趟老家,金发碧眼的他,在湖北小县城里引起了小小的轰动。在极具地方特色的接风宴上,卡尔被告知刚刚吞下的肉是公鸡睾丸时,他脸上的表情,我一辈子都忘不掉。

妈妈暗示我,“年纪也不小了,有些事该考虑了,别的不说,高龄产妇多危险啊!”

我也索性趁这个机会,和卡尔坦率地聊了一次,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和你在一起很开心,但是我确定我不想结婚,不想被婚姻束缚,至于孩子,我还没想好。

对此卡尔表示完全理解,他认为不结婚很正常,他舅舅和伴侣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也没有结婚。另外,瑞典在签证及其它福利上,对伴侣和配偶的待遇差别微乎其微。

聊到孩子,他坦言没考虑那么多,他皱着眉头说,相比担心孩子,“我现在更担心再吃到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

卡尔母亲准备70岁生日宴会。

2017年,卡尔因公司变故辞去了瑞典的工作,我邀请他来中国发展, 一方面我看好中国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也有私心,想离父母近一点。没想卡尔一口就答应下来。

我们生活在上海,他不会一句中文,很难跟人沟通;又对面粉过敏,无法在外就餐;唯一可以依靠的我还常常出差,不能陪伴左右。

我尽量帮助他适应在中国的生活,报名大学里的汉语班、教他网购无麸质产品、即使出差,也尽量每周末飞回上海陪伴他……

一个一个问题,被我们共同解决,虽然中间也有不少曲折和妥协,但我们从未为此吵过架。

卡尔在上海遛狗。

我们在感情上互相支持,在经济上彼此独立——不是生硬的AA制,而是在日常开销时,直觉维持相对的平衡。

刚来上海时,没有收入的卡尔因为瑞典的房贷苦恼,但他拒绝了我的借款,决定先回瑞典工作一阵,攒够了钱再回上海学习。从那之后,他也意识到储蓄的重要,经常和我请教一下理财常识,甚至开始在瑞典购买基金,这让我惊讶不已。

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回家给奶奶奔丧的我被困武汉,那几天,我收到了卡尔从上海寄来的500个3M口罩,我不仅感慨,“没白教他网购啊!”

在那段最艰难的日子里,我立了遗嘱,安排好父母后,发现自己最放不下的是卡尔。我告诉他,自己买了商业养老保险,如有意外,应该怎样去领取,“这对你也是一笔不小的钱,可以帮你还贷”。

他立即打电话宽慰我,虽然翻来覆去只会说“没事啊,不会有问题,你想太多了”,但也让我踏实了许多。经历疫情后的我,重新审视了很多东西,包括我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在乎什么。

因为疫情,2020年卡尔在中国过的第一个圣诞节。

我回到上海后,卡尔面临学生签证到期,工作没有着落,无法继续留在中国的局面。我能想到的唯一方法就是结婚,让卡尔以配偶的身份留下。

结果才讨论结婚没几天,卡尔就通过了一家公司的面试,顺利拿到工作签证。我俩松了一口气——这是我们最接近婚姻的一次。

我今年37岁,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因为我还在积极了解和探索这个世界,我也很开心这个过程中,有卡尔陪着我。

在瑞典海边小屋度假。

“结婚生子,对我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把生活过得更好。以后我不会结婚,至于孩子,我一直相信,世界是不停改变的,人的认知也在不停改变,说不定什么时候我就觉得可以了呢?”

第3914期

撰文 | 李冀 编辑 | 匡匡

统筹 | 佳琪 出品 | 腾讯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