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赵天宇 辛颖
编辑 | 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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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呼万唤，2021年5月11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终于出炉。全国人口共141178万人，相比2010年增加7206万人，增长5.38%。
2020年中国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这一数字与前几年相比有所下降。“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生育水平。”在5月11日国新办发布会上，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分析，从近年来中国人口发展变化的趋势看，今后的人口增速将继续放缓。
中国出生人口近十年来的高峰出现在2016年，全年出生1786万人。此后，出生人口数量逐年下滑，2017年1723万、2018年1523万、2019年1465万，2020年1200万。
宁吉喆分析，这主要受到育龄妇女数量持续减少，“二孩”效应逐步减弱的影响。从2020年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增加了生活的不确定性和对住院分娩的担忧，进一步降低了居民生育的意愿。
在北京一家房地产公司工作的陈柏，结婚已有几年，30岁还没生孩子。每隔一段时间，他和同在民企供职的妻子免不了聊起这件事——年龄、住房、工作、父母，家庭生活的每个切面都在隐隐提醒着他们。
如宁吉喆所说，人口增长还受人口年龄结构、人们的生育观念、生育政策、生育成本、公共卫生和健康水平等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中国人口今后会达到峰值，但具体时间现在看还有不确定性，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人口总量会保持在14亿人以上。
放开“二孩”、鼓励生育已经提上政府部门的工作日程。然而，似乎收效并不尽如人意。陈柏坦言，外界讨论和口头鼓励，其实无法说服一个家庭做出“生孩子”的决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智勇认同大中城市里青年人面临的生育压力。这里吸引了大量的青壮年，是新生人口的主力，但人口集聚导致购房压力大、教育资源紧张。
“对中国来说，当下采取最大的鼓励生育的政策，已是刻不容缓。”携程联合创始人、人口经济学家梁建章回复《财经·大健康》称，如果等到中国经济被老龄化拖累，财力和能力就会大打折扣，那时鼓励生育的最佳时机就早已过去了。
从怀孕到孩子入学一路“关口”
“我担心生活质量下降，一去不复返”，面对生育的选择，这是陈柏和妻子的第一想法。
在他们居住的北京，4月，北京市卫生健康委信息中心发布，2020年全市户籍人口出生了100368人，较上年132634人的水平，下降幅度约24%。
在北上广，有一大群陈柏们在观望。对他们来说，生孩子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如果脚跨到了河对岸，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无法回头。
生育成本太高了。
他和妻子年龄相仿，不是北京本地人，双方父母支持在北京五环外买了套房，已经比很多人幸运。然而，五环外，没有太好的学校。
一旦有孩子，大多数人得考虑租住或者买靠近学区的房子。在北京的学区房，划片中关村三小的蜂鸟家园小区，4月28日在链家网上每平米的价格超过17万元，50多平米的一室，房价轻松突破900万元。若在这个小区租一套50平米左右的小型公寓，每个月至少要6500元。
900万元，已经超过很多上市公司全年的利润了。比如顺灏股份，2020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是783万元，而这家公司已经经营了17年。
陈柏的日常工作很忙，晚上九点以后才到家是常事，每个月还要出差几次。回到家里他只想放松生活，夫妻二人不愿意耗尽精力在日复一日的育儿中。
陈柏家每个月除去还贷款，收入足够生活，然而一旦生育，势必打破平衡。于是他们一起卡在生育未知数的尴尬几年里。
这些一线城市的育龄人口，想法和困境是共通的。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上海市妇幼保健中心等研究人员，在4月发表的一篇论文里，分析了上海地区人口生育决策的决定因素。结果并不意外：包括市卫健委、市教委、市医保局、妇幼保健机构、育龄女性在内的所有39名受访者，都提到了经济成本对生育决策的影响，包括住房、生活和养育成本。
研究者坦言，上海作为一线城市，住房成本及生活成本难以忽视，高昂的养育成本也会对已生育家庭的再生育决策产生影响。
上海受访的一孩和二孩母亲均提到，各类辅导班及兴趣班的支出给自己带来了一定的经济压力。一位育龄的二孩母亲说：“辅导作业班、舞蹈班、课余兴趣班很多，1个孩子最少1个月光上课要花1000元。”
更多家庭里，一个月1000元的标准根本不够。北京一位一孩母亲说，孩子课外班每个月得花2000元，另外每周带出去消费一次，也得三五百元。她还没给孩子报网课，听说是越来越贵了。
宁吉喆在5月11日的发布会上说，人口增速放缓，这种趋势的出现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主要原因是育龄妇女，特别是生育旺盛期妇女数量的持续下降，还有人们生育时间的推迟，以及生育、养育成本的提高。
女性在工作和生育之间的抉择
不想生育，并不是陈柏一家的选择。新生儿真的越来越少了。
从1949年建国至今，历数全年出生人口数量，2020年的1200万人，是自从1962年以来的最低值。1961年出生人口数量为1187万人，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具体到各地，情况类似。例如上海市生育率，已被研究者认为是处于极低水平，即便自2016年起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以来，户籍人口总和生育率也仅为0.9（2018年）。
从数据可以看出，仅宏观政策层面的调整，在短时间内扭转低生育水平的效果不佳。
“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2020年12月，民政部部长李纪恒撰文，已经提出要引导生育水平提升并稳定在适度区间，增加劳动力供给。
在人口增长放缓的背后，女性作为生育的主体，面临的困境不容忽视。女性正面临着从生理到心理的一系列变化，尤其是职业女性。
生育不是一个短期事件，从怀孕、分娩再到哺乳，都意味着时间和精力的大量投入。女性需要更多地平衡职场和家庭，已婚未育女性甚至会在职场遭遇“隐性歧视”，因此女性劳动参与率愈高，生育机会成本就愈大。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上海市妇幼保健中心等研究人员发现，有生育经历的3名受访者曾表示，自己的工作受到了生育的影响。
“现代女性受教育程度比较高，她要平衡自己的事业发展、工作目标和人生目标，抵消生育意愿的因素在不断增加。”陆杰华对《财经·大健康》说。
东北地区可先试行全面放开人口？
从此次普查结果看，东北的人口特征明显，2020年，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的常住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都比2010年有所下降。
以国企居多的东北，以往是计划生育的前沿阵地，这届90后东北人，多数是独生子女。但现在却要掉头回去多生孩子，很多人没这个概念，人口数量还是上不来。
“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人口已经持续出现负增长，转向正增长的难度非常大。如果在东北地区试点全面放开生育，对减缓人口下降趋势不能说没有效果，能够起到一定的全国示范作用，但实际意义不大。”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人口学学会副会长陆杰华表示，中国正处在生育政策调整完善的重要节点。
在梁建章看来，人口数量减少将带来沉重的养老负担和经济活力的降低，东北地区就是一个典型案例。长期低生育率带来的老龄化危机，直接导致了养老金体系的入不敷出，税收负担和财政赤字也将会随之上升，经济活力降低。当整个社会的资源越来越倾向于老年人，那么整个社会都会变得更加保守，创新创业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2月18日，国家卫健委在答复全国人大代表《关于解决东北地区人口减少问题的建议》时指出，东北地区可以立足本地实际，对建议中提到的“建议国家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限制”进行探索。
在梁建章看来，切实有效地提高生育福利与女性地位，降低年轻人的生活成本和育儿成本，才有可能提高生育率。他认为，“鼓励生育不能只靠呼吁。”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有关调查，中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子女数为1.8，只要做好相应的支持措施，实际存在的生育潜力就能发挥出来。
不仅是生育放开，配套措施得跟上
想让犹豫中的陈柏夫妇下决心生孩子，就得考虑解决他们在怀孕、生产、入托、入学中遇到的困难。
“人口学界几年前就达成共识，首先必须要全面放开生育政策，但是没什么作用，应该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通过物质激励刺激人们的生育意愿。”王智勇告诉《财经·大健康》，不仅是生育放开，配套的措施跟上去才有可能有效果。
上海的研究人员指出，相较于其他低生育水平国家提供的多样性津贴福利，如生育奖金、育儿补助津贴等，中国尚缺乏长期且覆盖面广的鼓励生育福利政策。
在陈柏身边，有多个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工作的朋友，共同特点是来自北方小城，大学本科或硕士毕业后到大城市工作。结婚的不少，拖到30岁上下的关口，竟然没有一个人生孩子。
“没有时间、精力照顾小孩也是育龄人群的顾虑；如果多生几个，那老人也顾不过来。”王智勇说，难题在于商业化的托幼机构收费非常高，政府可否鼓励社区发展一些托幼机构来帮助，以及从小学开始的一系列教育保障。
比如北京，2020年小学入学人数在22万人左右，而学位缺口大约是8万人左右，小学上学都这么难，那么从一开始陈柏们就难下决心。
王智勇建议，针对住房、教育问题，需要城市发展规划提前做好应对，刻不容缓。现在年轻人购房压力很大，想多生一个孩子就需要更大的房子，买不起怎么生呢？如果设置一些激励措施，比如给有二胎的家庭一些优惠来购买改善性住房，比如首付比例低一点、贷款率低一点等等，那顾虑就会少一些。
“我们能看到卫健委、民政部在这方面是有在推进的，但是还不够。”王智勇认为，在物质保障、鼓励举措没有跟进时，谈全面放开生育，没有任何意义。
宁吉喆在上述国新办发布会说，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的成本，释放生育政策的潜力。
（文中陈柏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