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红”官员直播渐少——有人获提拔,更多人离去

有领导的支持,也有部分人受到了组织的认可,但“网红”官员们仍有很强的不安全感。相比网友的质疑,对他们来说,“体制内”的偏见更可怕,部分思想保守的领导觉得可能影响他们的仕途。

曾挂任湖南安化县委常委、副县长的陈灿平(左)在直播间,右为相声演员大兵。(受访者供图/图)

调离湖南安化已经半年多,陈灿平再回到安化,依然有粉丝认识他,并找他签名。

陈灿平是2017年从西南民族大学到湖南安化挂职的,任县委常委、副县长,负责扶贫等工作。2020年3月,直播带货的陈灿平很快就火了,成了当地人熟识的“网红陈县”。

挂职前,陈灿平是学校科技处副处长,回到学校后,他被提拔为经济学院院长。

获得提拔的陈灿平坦言,像他这样的“网红”官员,无一不是承受了很大的心理压力。他们担心直播招来网友质疑,更担心自身发展受到影响。

虽然近期多位“网红”官员被提拔,他们从组织部门收到的“正向反馈”也逐渐增多,但坚持直播的“网红”官员却越来越少。

陈灿平曾拉过一个直播官员的微信群,聚集了三十多名“网红”官员,如今还在坚持的只剩十余人,有的连账号都已注销。

抱团取暖

2021年4月30日,陈灿平受邀回到安化,给当地茶农做电商培训。

“直播间里人数发生变化时,说话的节奏得不一样。”陈灿平将自己做“网红”的经验一一分享给茶农,“作为农民,要分析自己有什么资源优势,找准自己的定位。”

讲完课,陈灿平还给茶农们作了一次现场教学。圆脸、微胖的陈灿平,戴着眼镜、笑容可掬,不少网友说他“可爱”“讨喜”。

看上去,陈灿平是个“熟手”,但他也只有一年多的直播经验。2020年3月1日晚上,陈灿平开启了他的第一场直播。安化山多田少,茶产业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当时正值黑茶的采摘季,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黑茶滞销,陈灿平试图用直播带货为茶叶打开销路。那一晚,他的账号“陈县长说安化”就涨了五千多个粉丝。

受到的关注越来越多,陈灿平成为了网友们眼中的“网红”。对于这个称呼,不少同样因为直播而走红的官员一开始很难接受。

陈灿平曾问过其他的“网红”副县长们,为什么忌讳被认为是“网红”。一位副县长告诉他,“网红”这个标签贴在县长身上,担心给人以不务正业的感觉,还会有人说风凉话,说当“网红”是爱出风头。

“在网络上抛头露面后,我们就得在阳光下行走,公众监督的压力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大的。”陕西山阳副县长金雪华也是一名“直播官员”,“在山阳90%以上的人都认识我。”自从火了后,他连出门吃饭都非常小心。

金雪华一般在晚上八九点开始直播,时长常常在两小时左右,他说,“直播时要不停地说,粉丝要求又很高,还得唱唱歌、讲讲历史和段子,气氛还不能太严肃,挺难拿捏的。”

虽然花了不少心思“讨好”网友,但金雪华在直播之初还是受到了不少质疑,“有网友说我是为了个人名利。”

靠“吃鸡”走红的山东商河县原副县长王帅,直播时曾一口气连吃了4只当地特产扒鸡,当时就有网友评论说,“这届领导不好当。”

一些人看了视频后也提出质疑,“说我不务正业,直播不是县长该做的事,县长应该解决大问题。”王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中国的官员群体并不习惯长期站在聚光灯下。金雪华认为,大部分干部没有和媒体接触的经验,一旦在网络上受到大量关注会恐慌。

一开始,金雪华还会和“黑粉”辩驳,直播久了之后,他可以淡然地面对一些负面评价,“该删的删,该不回应的不回,该解释的再解释。”

新疆昭苏原副县长贺娇龙是粉丝最多的一个“网红”官员,在抖音上的粉丝数已经超过了300万。她此前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全国网民都在监督我们,包括对我们进行人肉搜索。网友把我的家人都搜出来,把我的简历全部都曝光在网上。”

走红之后,很多人围堵贺娇龙,“我不跟他们照相,他们就觉得我在耍大牌。作为一名公职人员,这是一件让人很恐慌的事情。”昭苏县对此进行了冷处理,安排她到中山大学学习了一个星期。

境遇相似,这些“网红”官员开始“抱团取暖”。2020年4月,陈灿平拉了一个微信群,群名为“全国各地基层干部带货交流”,群友是全国各地的“网红”官员。当时有多位县长、局长在直播平台上私信陈灿平,建议“抱团发展、互相学习,这样也更有安全感”。

金雪华看到,微信群里大家会互相鼓励,看到有人取得成绩后,其他人会在群里点赞。有时候也会在群里分享一些困惑,比如遇到黑粉怎么处理,大家会一起讨论。

这些“网红”官员还时常在直播时“连麦”,帮助对方涨粉、推广农产品。在直播间里,陈灿平帮金寨县副县长蔡黎丽卖过六安瓜片茶,蔡黎丽也卖过安化黑茶。

2021年4月28日,陈灿平给南方周末记者发来该微信群的一段聊天记录,有人分享了贺娇龙升任伊犁州文旅局正处级副局长的消息,其他人纷纷祝贺、恭喜、点赞。

伊犁州委组织部一位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提拔干部是需要从多方面通盘考虑的,贺娇龙的提拔和她在直播上的出色成绩“应该是有关系”。

近期,群里的“好消息”不断,除了贺娇龙,山东商河县原副县长王帅等人也在2021年4月获提拔重用。

陈灿平判断,“未来组织上会给予我们这些敢于做‘网红’的基层干部更多支持。”因为在扶贫、带货工作上成绩出色,陈灿平获得了“全国脱贫攻坚奖创新奖”“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等荣誉。

不断有人低调停播

虽然得到组织认可的“网红”官员越来越多,但还在坚持直播的已经寥寥无几。

早在微博时代,就有不少官员借助网络帮助当地销售农产品。经过新媒体及电商业的革新后,自2018年起,不少地方官员开始出现在直播平台上。

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则为官员直播添了一把火。实体商业受损严重,多地农产品滞销,不少地方用官员直播带货的方式解决问题。在直播平台上,官员因为身份的特殊性,更容易获得关注度。

疫情严重时,几个知名网络直播平台都举办了助力农产品销售的活动,邀请各地政府派官员参加。金雪华称,当时不少官员都是在上级领导的安排下才参加直播的,活动结束后大多都没再坚持。

金雪华还发现,能一直坚持直播的“网红”官员都是很勤奋,并取得一定成果的,“走秀式、站台式的县长、局长逐渐都不做直播了。”

也有官员认为,疫情期间领导干部直播带货只是非常之举。

安徽太湖的“网红”副县长唐翔曾表示,县长带货只能起个表率作用,带货的主体最终还是应该回归企业自身,官员应该借此机会提升企业的电商意识。

辽宁喀左县副县长陈士忠在疫情初期开始直播带货,帮助当地销售小米、陈醋等农副产品。几个月后,陈士忠低调停播,还注销了新媒体账号。

陈士忠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他认为领导直播带货是在疫情期间的一种应急措施,国内经济已回归常态,线下销售已很火爆。此外由于他个人事务变得繁忙,业余时间不够,所以不再直播。

停播的另一原因是,他觉得在大多数人眼里,直播、小视频是娱乐项目,不是一种可以利用的工具,“参与太多怕影响公务员形象”。

众多官员停播,还与“规范管理”的要求有关。

多名“网红”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20年下半年,中央有关部门曾出台文件,要求规范公职人员的网络直播,官员开展直播须向组织报备。这一规定出台后,坚持直播的官员就更少了。

地方也相继出台了对公职人员直播加强管理的文件。2020年6月,安徽省网信办制定的一份文件就要求,参与网络公益直播活动的党政领导干部,要把握角色定位,注意自身言行,不得参加任何非公益性质的活动,不得收取任何形式的报酬。

安徽省网信办还主张,党政领导干部在参与网络直播活动时要严格审核活动每个环节,防止出现流量注水、销量造假、组织摊派等弄虚作假问题。

此类文件出台的背景是,某些地方在领导直播带货活动中出现了“跑偏”的现象。2020年5月,陕西省某县在开展“县长直播带货”时,下发文件要求全县干部最低消费50元。

“确实需要规范,有些地方在官员直播上的投入比带货赚得还多。”一位副县长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但上级部门一要求备案,基层领导就会有更多顾虑,担心这不是一件好事。”

实际上,还在坚持直播的“网红”官员们,基本都是在上级领导的支持或推动下才走到镜头前的。

贺娇龙做直播的起因是,2020年5月,伊犁州委要求每个县确定一名县领导直播带货,昭苏县决定让贺娇龙去做。一开始贺娇龙对直播有顾虑,县委相关领导对她说:“你不要怕。”

支持不仅在口头上,有位副县长了解到,数位“网红”官员背后都有专业运营团队支持,由政府购买服务、策划直播,官员只需出镜。

还在坚持的挂职干部居多

有领导的支持,也有部分人受到了组织的认可,但“网红”官员们仍有很强的不安全感。

相比网友的质疑,对他们来说,“体制内”的偏见更可怕,部分思想保守的领导觉得可能影响他们的仕途。

一中部省份的县委书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前的环境下,做“网红”官员的风险很大,就算出发点是好的,一些上级和同僚也会认为是“出风头”“自我炒作”,很容易成为“针对”的对象。

唐翔就表示,有同事提醒过她,要注意政治前途。安徽金寨副县长蔡黎丽曾说,“直播就像在刀尖上跳舞。”贺娇龙在粉丝激增的那段时间一度停播,她说“直播是有政治风险的”。

在一副县长看来,主流干部群体普遍还是低调保守,不愿拿仕途去冒险,“因为在有的领导眼里,做‘网红’就是个坏事,直播是高调不稳重。”

官场上的一些案例让部分“网红”官员动摇。内蒙古多伦县原县长刘建军不仅自己是“网红”,还号召全县各局局长都走进直播间,2020年6月,刘建军也黯然辞职,转行成为一名中医。

南方周末记者发现,目前仍在坚持“直播”的县长、局长中,挂职干部占了大多数,王帅是山东省科学院下派到商河挂职的科技副县长,陈灿平是高校派到地方挂职的,金雪华是中国钢研科技集团下派的挂职干部。

相比挂职干部,本地干部要更谨慎,顾虑更多。金雪华分析,他们在当地熟人比较多,有时会觉得不好意思,此外,“因为他们还要在这个地方一步步往上走,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对他们来说是致命的。”

“我们这些挂职干部,如果办砸了,最多也只是一个‘污点’,就算有一些不好的评价,影响也不会太大。挂职结束回到原单位后,不会像本地干部那样受到直接的影响。”金雪华说。

南方周末记者 张笛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