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华未能”到“中华必能”:展望中国慈善公益的新征程

秦朔 | 文

里程碑

在三股巨大力量的推动下,中国的慈善公益事业正在开启全新征程。这就是:明确的国家意志,广泛的社会参与,互联网科技的支持。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清晰展示了未来5到15年中国慈善公益的方向与路径:

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提升共建共治共享水平;

发挥慈善等第三次分配作用;

促进慈善事业发展;

规范发展网络慈善平台;

培育规范化行业协会商会、公益慈善组织、城乡社区社会组织;

鼓励民营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参与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

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互联网+公共服务”,创新提供服务模式和产品,等等。

昨天,2021年5月20日,在重庆举行的2021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上,民政部领导公布的一组数字,与上述方向恰成呼应——近年中国通过互联网募集的善款每年增长率都在20%以上,2020年募集金额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52%,参与人次突破100亿。

如果平均计算,每个中国人一年有7次通过互联网捐助善款,尽管每次金额不足6元。

腾讯公益是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益平台,自2007年开通,截至2021年5月20日,腾讯公益平台已筹款119.58亿元,共计为9万多个公益项目提供了助力。2020年的善款总额已是2018年的两倍多。

中国有近90万家社会组织(37.6万家社会团体、51.5万家民办非企业单位、8635家基金会),78万多家志愿团体,1.92亿实名志愿者,他们构成了中国慈善公益事业的行动主体。但展望未来,这还只是开端。未来5到15年,中国的慈善公益将向着人人公益、数字公益、专业化公益的方向进一步发展。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发起人兼荣誉理事长陈一丹预言,慈善将成为人人参与的公共事业,并从个人自发,演化为组织化、结构化的公共事业。“从陶朱公范蠡倾一人之力乐善好施,到聘请数十万工作人员、服务数千万大众的公益性社会组织百花齐放,再到充分利用更加专业化、透明化的数字技术,中国的慈善公益将迈出新的历史性的一步。”

陈一丹在昨天的峰会上发言,慈善将成为人人参与的公共事业。

继4月19日腾讯宣布战略升级,提出“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战略”,并宣布首期将投入500亿元后,昨天,腾讯公益发布了“公益生态可持续发展战略”——以科技向善为使命,以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为执行总纲,以数字技术为依凭,全面促进公益机构、公益项目和用户捐赠等公益生态的繁荣、健康、理性与多样化发展。

具体内容,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通过公益数字化、公益人才培养计划等,助力中国公益机构在组织治理、财务透明、人才发展的升级;

通过优质项目支持计划,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

通过用户公益帐户普及计划,促进人人公益常态化与生活化。

如果说腾讯的“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战略”,是用善引领科技创新的方向;腾讯公益的“公益生态可持续发展战略”,则是用科技,让善的事业实现良性循环。至此,我们看到了腾讯新战略的全貌——公司层面,科技向善;公益层面,科技助善。

商业文明、慈善公益、企业社会责任是我长期研究的课题。近年我一直呼吁,无论是对传统的慈善公益还是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都必须建立新公益观和新责任观——传统公益应该朝着人人公益、创新公益的方向努力,企业的社会责任应该朝着主动战略型而不是被动响应型的方向努力。

基于这一基本立场,我对腾讯最近的一系列战略明晰与升级深表赞同。腾讯公益的这一步,可能是中国公益慈善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当然,这还只是一个开始。以每人次捐助善款额看,我们的起点还很低。

任重道远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乐善好施古已有之。

《圣经》说“周济贫穷的,不致缺乏”,《古兰经》说“公开施舍贫民很好,秘密施济贫民更好”,中华文化中的慈悲为怀、积德行善也源远流长。

宋代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慈善高峰,“凡振贫恤患之意,视前代尤为切至”。宋朝设置了收养鳏寡孤独贫民的居养院,救助贫病之人的安济坊,收养遗弃婴孩的慈幼局,帮助贫苦人家抚养婴孩的举子仓,为贫穷死者掩埋代葬的漏泽园等机构。而且除了官办慈善,民办慈善也在兴起。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晚年献出大部分积蓄,在家乡苏州购置良田千亩,设立义庄,所收田租俱用于慈善救助。

“文人慈善第一人”苏东坡,不管走到哪里都不忘慈善公益。他任杭州太守时主持修建苏堤,以兴水利;建了孤儿院和名为“安乐坊”的公立医院,三年治疗了上千病人;他让人把行之有效的药方(如“圣散子”)用大字抄写张贴,以防疫病在市集传播;即使官场落难、谪居黄州,他仍关心社会,痛心于当地溺死初生婴儿的野蛮风气(当地只养二男一女,过了就溺死),给武昌太守写信建言,同时自己成立了“救儿会”,向富人募捐,派人到乡村调查,贫苦孕妇如果应允养育婴儿,就赠予其金钱、食物、衣裳。

中国不是没有慈善公益的基因。但近代以降,国弱民贫,迅速被欧美甩到后面。中国人几乎在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深的落后感和自卑感,慈善公益领域也不例外。从1890年代到1920年代,对中国慈善公益落后于西方的反思,以及“行善举宜取法于泰西”和“善举近代化”的观点不绝于耳。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乃是《盛世危言》的作者、启蒙思想家和实业家、慈善家郑观应。

郑观应

郑观应认为,中国的慈善是旧慈善,从动机看,中国人的“善举”是一种考虑个人祸福的行为,而欧美的慈善是依据人类的自然之情(博爱),是为了使自己心情愉快。当郑观应看到“上海租界街道宽阔平整而洁净,一入中国地界则污秽不堪”,欧美国家“纵城市间有乞丐,必须手摇风琴,或握鲜花,……而衣服完整,绝无污秽面孔以取憎于人”,他痛切地说,“我中华未能也”。

“中华未能”,这是多么憋屈的结论!

为什么“我中国除租界外,无处不有丐食游民三五成群,非强丐于市前,则烂足卧病于街道”?郑观应说,主要是因为朝廷不知民间疾苦,官员觉得无足轻重,把本来就不多的养老、恤嫠等公益机构交给绅士运作,绅士又“染指其间,占为利薮”。此外,“富绅巨室虽积产数至十万至数百万,决不肯行一善举”。

郑观应主张,政府应当承担更多对“穷民”的公益责任,“多设学校,广植人才,遍兴工艺厂,收养穷民”。他也希望国人多行善举,仁义广布。“积钱于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书于子孙,子孙未必能读。惟积德于冥冥之中,可使子孙受用无穷。”他感叹:“中国富翁不少,虽身受国恩,而竟未闻遗嘱有捐资数万至数十万创一善事者,宁愿留为子孙花费,殊可慨也!”

事实上,几乎与郑观应呼吁善举同时,张謇等中国实业家就自觉行动起来。张謇一生心血造就了三大嘉业,即实业、教育、慈善。他说:“窃謇以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实业教育,而弥缝其不及时,惟赖慈善。”他极富远见地指出:“中国非真能实现普及教育、公共卫生,大兴实业,推广慈善,必不能共和,必不能发达。行此四事,一二十年后,必跻身一等国,能行二三事,亦不至落三等国。”

他将慈善事业纳入整个社会改良之中,从传统慈善迈向近代公益,涉及桥梁、涵闸、路灯、公共车辆、警察传习所、模范监狱、南通医院、电话、电报、公园、剧场、博物苑、公共图书馆等等,堪为“近代慈善第一人”。

今天回想郑观应,尽管“中华未能”的历史早已终结,但他的观点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比如少数公益机构的运作,不透明不规范,甚至骗捐,这是不是将慈善公益“占为利薮”?

又如,虽然人人公益在中国有巨大的可能性,但目前的慈善公益捐款仍以企业为主,美国则以个人为主。慈善在美国人的个人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还远未做到“慈善常态化、生活化”,是不是和“宁愿留为子孙花费”的意识有关?

按照中国慈善联合会数据,2019年中国的企业捐赠款物为931.47亿元,占捐赠总量的61.71%。按照美国施惠基金会 (Giving USA Foundation)《2020美国慈善捐赠报告》,2019年美国慈善捐赠总额约4496.4亿美元,其中个人捐赠约为3096.6亿美元,占总捐赠额的比例约为69%,远远超过基金会捐赠(占比约17%)、遗产捐赠(占比约为10%)、企业捐赠(占比约为5%)等形式。

如以平均每人慈善捐赠额看,美国是中国的百倍,远超人均GDP之差(6倍)。

当然,实际差距没那么大。一个主要原因是美国的捐赠口径包括了个人的宗教捐款,2019年美国对宗教的捐赠为1281.7亿美元,占捐赠总量的28.5%。而中国人也有不少和宗教相关的捐赠,但并不在统计口径之中。

无论如何,中国要真正走向人人公益,还任重道远。

数字化公益的探索

1981年7月,中国首个现代意义的公益慈善团体——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成立。公益慈善拉开了现代帷幕。

1989年,“希望工程”启航。

1994年,第一个综合性的慈善机构——中华慈善总会成立。

此后,从1998年的长江流域洪水,到2008年的汶川地震,再到2020年的抗击新冠疫情,每一次重大挑战,都成为激发慈善公益动能的契机。

善不可欺。人们也注意到,当某个慈善公益机构出现信任危机,会给整个行业带来负面影响。如2011年的“郭美美炫富事件”,导致当年的社会捐赠总额下降18%,涉事的慈善公益组织的捐赠收入从上年的30.12亿元下降到5.58亿元。

也许是一种巧合,当2011、2012年中国慈善公益频频遭遇问责之时,移动互联网的兴起,给公益慈善事业注入了变革力量。原来的慈善公益,较多和高大上的组织,以及中国首富们相关联,经由互联网,聚少成多的“微公益”被引入社会,随时公益、随手公益、小额公益等平民慈善、人人公益形态开始发芽。

从2016年到2018年,民政部先后遴选指定了两批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目前正在遴选第三批。中国有影响力的互联网平台都在其中。这些平台对推动慈善公益的大众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7年腾讯发起了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在民政部登记注册成立,是中国第一家互联网企业基金会。在腾讯公益的平台上,不仅产生了“腾讯月捐”“腾讯乐捐”“99公益日”等产品,接入了2万多家慈善公益机构,而且持续进行了公益数字化、专业化、生态化的努力——在某种意义上,这些价值更为重要。

从2017年起,腾讯提出“把公益装入360度透明的口袋”,首创项目披露环节,推出项目透明组件、项目财批组件,向公众披露项目善款明细、善款使用进度以及项目执行情况;从2018年起,腾讯和德勤合作,在“管理费”“项目执行成本”“项目直接支出”三个类目下提供更详细的披露指引;2020年,腾讯公益项目实现了区块链运行,所有项目信息不仅公开透明,而且全程留痕、不可更改、可以追溯、用户可见。

为了让慈善公益简单、易入、有趣味,腾讯公益持续地助力整个行业提升数字化能力。其中最著名的社交化公益产品是“运动捐步”“爱心接龙”和“集小红花”。用户为自己支持的项目发起小红花召集,通过好友支持和鼓励,能获得更多小红花,从而有机会为项目带来配捐。

腾讯还为慈善公益打造了一系列工具箱,比如全链路数据报表使得用户可视化;提供用户标签能力,让机构与捐赠人的互动性得到提升;以公益大数据为基础,提供SaaS化工具,协助公益机构更深入洞察用户,解析公益项目需求,组合定制化场景,让决策可量化。而购买SaaS专业服务产生的费用,则由腾讯公益基金会自己承担。

2019年4月,在西雅图盖茨基金会总部举行的中美印三国慈善峰会上,腾讯基金会的一位副秘书长介绍了中国互联网公司“用科技连接信任,让每一个微小的善行更有力量”的数字化公益实践。

他说,通过社交产品微信和微信支付,腾讯公益平台2017-2018年的捐款额和捐款人数,超过了以往9年的累计金额和人数。公众主要通过捐钱与“捐行为”支持公益组织,公益组织或是拿到钱,或是拿到公众的关注,获得企业配捐。如微信捐步,是典型的中国式创新,三年间共计有8亿人参与,累计捐赠9亿元。顺丰基金会在2017-2018年间就支持了8000万名捐步者,总计捐出超过1亿善款。

这些介绍,引起了美国和印度慈善公益界的极大兴趣,他们不久后专门到腾讯总部进行了交流,探讨如何用数字化工具让人人公益变得可行。

中国的数字化公益实践,已经走在世界前列。100多年前广东人郑观应感叹的“中华未能”,已变成“中华可能”,且终有一日将实现“中华必能”。

这需要我们的整个慈善公益事业,进行新升级,再出发。

公益生态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来龙去脉

在和腾讯公益基金会秘书长葛燄的交流中,她详细介绍了“公益生态可持续发展战略”出台的来龙去脉。

葛燄说,相对于其他产业的数字化,中国慈善生态的数字化变革有很大潜力。在2020年抗击疫情的过程中,腾讯第一时间设立了15亿元专项“战疫基金”和1亿美元“全球战疫基金”,其中2亿元专门提供给服务商和开发者,帮助超过1000家机构快速开发疫情服务小程序,腾讯的防疫健康码在诞生一年内有超过350亿的访问量。而在此过程中,腾讯人也经常在思考:腾讯如何更好地用自身的技术支持慈善公益,又如何帮助实现整个公益行业的进一步数字化?

对前一个问题,葛燄举例说,为什么老人不愿意戴助听器?“因为轻轻的一个声音,或者一个小动作的发生,在老人耳朵里都是一声‘巨响’。而腾讯会议有一个AI人工降噪的技术,即把噪音降小,把有效声音扩大。这就提供了一种可能,即将这一技术免费提供给耳蜗生产厂商,帮助厂商对人工耳蜗进行改造,让具有降噪功能的人工耳蜗进入市场,提升听障人士的生活质量。”

“这就是把腾讯公司的技术能力向社会开源。”葛燄说。

对后一个问题,陈一丹、张志东等腾讯创始人告诉葛燄,99公益日能不能变成久久公益日?能不能建立更好的配捐模型去支持优质项目?优质项目如何更好地筛选?能不能在整个腾讯生态中进一步接入公益,让公益入口四通八达?

葛燄说:“我对中国的慈善前景非常乐观,只嫌平台能力还不足。现在几乎每天都会接触到善的力量,比如很多家族财富理财,希望把家族受益的一部分捐出来,像选择基金一样选择好的公益项目;比如不少职场专业人士,希望进入公益领域发光发热。这就要求我们把慈善公益做到高度专业化,像优秀的上市公司一样透明,一样可量化,这样才能帮助广大的捐助人准确识别,让爱心有的放矢,也得其所愿。”

葛燄介绍说,腾讯公益的“公益生态可持续发展战略”,希望能促进公益行业的透明度、可信度、自驱力的提升,促进公众更长期、更主动、更日常生活化地参与公益,并与行业共建有价值的项目。

比如项目配捐,不仅要注重筹款动员,更要加强项目执行,要基于数据和专业评估手段(如复捐率)去持续优化模型。

又如公益账户完善,小红花应用将常态化,捐善款和捐善行并重,既鼓励用户更加持续、长期捐款,同时鼓励通过善的行为积攒小红花。

小红花将让用户参与公益更常态化、生活化。

再如公益场景的扩充,要提供一系列的劝募工具包,为公益机构扩展线上和线下捐赠场景提供助力。

还如搭建优质项目模型,通过引入公益领域参数、自身表现参数等指标,对优质项目在配捐比例上进行倾斜,与企业成为共同发起方,共建优质项目。

最后,在行业生态建设上,腾讯公益将开放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直播、视频号、云服务等产品能力,帮助更多专业志愿者、志愿机构和公益组织的成长。将推出“千百计划”,两年内投入1.2亿元,培养1000个公益行业人才;资助100个公益相关项目;投入5000万元组建公益数字化虚拟学习中心。

……

了解了整个脉络后,可以看到,腾讯的“公益生态可持续发展战略”,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由来有自,着眼长远,有规划也有步骤去落地。

结语

在昨天的2021互联网公益峰会上,陈一丹说,公益数字化的整体方向,必然意味着更多的连接、更丰富的生态和更大的可能性。

“在中国的不同互联网公益平台上,各公益团队得到公众积沙成塔般的支持:这其中,有年轻的巡江队员驾乘快艇游弋在深夜的长江,驱赶盗猎鱼船,守卫濒临灭绝的江豚;有公益组织常年关注崇山峻岭间的学校,为眼中闪光的孩子们带去书籍;还有机构将爱心投向亟需救助的罕见病患者。十多年前,这类公益组织因为得不到关注而处境艰难;直至数字化技术将它们与公众、公募基金会直接连接,崭新的活力与能量由此迸发。”

“数字化连接不仅能为公益组织带来资源上的帮助,更能拉动施益方深度参与所捐助的项目,加深对社会问题的理解,助力社会进步。”

几年前我和陈一丹交流时,他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社会的痛点是公益的起点”。

腾讯在2021年的两大战略升级表明,中国企业已经有一种强烈的时代自觉,从“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迈向“社会价值驱动的企业”,从“朴素和经验主义的行善”跃升到战略性、长期化、专业化、结构化地推动人人公益,打造数字化公益生态。

企业存在的真正理由,企业与整个社会的良性循环,在这些新战略中清晰可见。

这是腾讯的进步,也是时代的期盼。在慈善公益的全球舞台上,“中华必能”将一天天变成美好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