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为什么不愿生,安心生育路在何方?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五年多后,三孩政策来了。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对生育政策的进一步优化,专门强调了配套支持措施,“要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

回顾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这五年多,我国的生育水平和出生人口并没有得到想象中的较快提升。5月31日,国家卫健委有关负责人就三孩政策答记者问时称,近年来我国出生人口下降的主因有三个:生育妇女规模减少,婚育年龄推迟;群众生育意愿降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相当比例的家庭想生不敢生,排名前三的原因是经济负担重、婴幼儿无人照料和女性难以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关系。” 国家卫健委有关负责人说。

此前,多名研究人口和经济学的学者也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提到,最直接的因素当属生育成本的增加,这包括住房、教育、医疗成本、独生子女一代更严峻的养老成本,以及女性越来越重视职场所需要付出的机会成本等问题。

更值得注意的是,人们的一孩生育意愿也在明显下降。人口学会副会长、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杨成钢指出,2019年出生人口中,二孩及以上数量的比例达到59.5%,一孩所占比例仅为40.5%。他分析,这样的数据说明二孩政策已发挥了应有的效应,但一孩的出生比例“太低了”,即人们生育一孩的意愿已经在明显下降。

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历史积累的二孩生育意愿释放完成后,如果继续维持现有的生育意愿,未来的一孩和二孩数量都会加速下降。

2019年,为了鼓励更多夫妻生育孩子,国务院发文要求各地开始推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的服务发展,完善现有的托育服务。

上述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在谈到三孩政策配套措施时也说,要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降低家庭教育开支。要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

过去十年一孩出生比例大幅下降

人们直观的感受是,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生孩子了。这种“不愿意”的程度是多少?

通常来说,国际上会统一采用“总和生育率”来衡量人们的生育意愿。这个概念指代的是育龄妇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量。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70年以前,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平均还在5.8左右;1991年以来,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开始持续下滑;进入21世纪后,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则已跌至一点几。

民政部部长李纪恒2020年12月17日在《光明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提到,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即1.5),人口发展已进入关键转折期。多名人口学专家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也谈到了这一点。

也就是说,简单来看,全国育龄妇女平均生育的孩子还不到1.5个。而国际上普遍认为,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只有达到2.1,才能保证每代人的数量稳定,一旦低于该水平,将可能出现人口萎缩的风险,并因此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正是出于对这种潜在风险的担忧,我国先后在2013年和2015年实施了“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希望通过逐步放开生育限制,释放人们的生育需求,从而提高生育率。

然而,放宽限制却没能带来人们预想的结果。原国家卫计委曾组织专家研究,预测出2016年至2019年每年的出生人口数量为1767万、2023万、2082万、1982万,其中出生高峰将出现在2018年。但官方公开的数据显示,只有2016年的出生人口数量达到高峰1786万,2018年便出现明显回落,2019年出生人口仅为1465万人。

政策放开后,出生人口为何不升反降?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张毅2020年初曾公开表示,主要原因是生育旺盛期育龄女性人数的急剧减少。与2018年相比,2019年处于生育旺盛期的育龄女性(20-29岁)人数减少600多万人;即使宽泛比较,处于育龄期(15-49岁)的女性人数也减少了500多万人。

更值得注意的是,人们的一孩生育意愿也在明显下降。人口学会副会长、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杨成钢指出,2019年出生人口中,二孩及以上数量的比例达到59.5%,一孩所占比例仅为40.5%。在他看来,这说明二孩政策已发挥了应有的效应,关键问题在于,人们生育一孩的意愿已经明显下降,一孩的出生比例“太低了”。

如果将一孩出生比例与过往普查数据作对比,这一结论会更为清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一孩出生比例还有约68%,十年后第六次人口普查时降至62.17%,随后不到十年间,该比例就下跌到了40.5%。

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历史积累的二孩生育意愿释放完成后,如果继续维持现有的生育意愿,未来的一孩和二孩数量都会加速下降。

对于每对伴侣来说,是否决定生育、生育几个孩子,首要考虑的便是生育环境和成本。经济学家、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2020年曾撰文分析,近年来房价、教育成本和医疗费用均快速攀升,独生子女“四二一”的家庭结构养老负担重,女性劳动参与率明显增加,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这些客观条件都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生育成本的增加。

除此之外,生育率还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密切的负相关。杨成钢介绍,目前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均为发达国家,高于更替水平的则多为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劳动力素质的更高要求、教育的普及、女性劳动参与率提高等等,这些改变都会指向生育率的降低。“联合国有一句比较经典的话,叫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杨成钢说。长期研究人口政策、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左学金列举出了与生育率相关的更多细节:现代化进程中,男女性别平等观念加强,女性就业比例越来越高,在职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注重职场的女性通常不大愿意生育,因为生孩子需要在家照顾,会影响她的工作。而放弃工作意味着让丈夫独自赚钱养家,家庭很可能又要面临难以承受的经济压力。

左学金指出,国民非常看重对孩子的教育投资,近年来,“少生优生”的观念深入人心,促使教育成本越来越高。此外,随着社会保障逐渐完善,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日趋淡化,也会削弱人们的生育意愿。

专家:易被忽视的少子老龄化

“与认识高生育率历史相比,低生育率的认识过程更为艰辛。”2018年,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茅倬彦在其写作的《中国人口惯性研究》一书中写道。

她提到,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由于人类曾长期无法应对高死亡水平,为保证人类不至于灭绝,便形成了一整套社会文化机制来保证足够高的生育水平。而由于世界人口长期处于增长趋势,人们通常对惯性减少知之不多,因此表现得非常迟钝。

比如,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认为,生育率下降至更替水平后,会继续维持更替水平,但事实证明,几乎所有国家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后,普遍会继续下滑。直到21世纪初,才有人口学家首次提出警告。

茅倬彦分析,我国的历史情况更特殊,尤其在长期保持超低水平生育率、人口总量仍在增加的情况下,低生育问题更容易被忽视。

那么,低生育社会会出现什么问题?杨成钢、左学金均指出,其中最直接的挑战就是劳动力供给不足和人口老龄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9年末,我国65岁以上的老人占人口比重达12.6%,已趋近深度老龄化社会的占比标准(14%)。事实上,我国早已在2000年就步入老龄化社会,近年来老龄化程度一直在持续、快速加深,规模和速度都在世界前列。另一方面,老龄化社会中的劳动年龄(16-59岁)人口占比也随之降低。左学金提示,这意味着劳动力稀缺性增加、成本上升,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同时承担养老金缴纳的人数相对少,而领取养老金的人数相对多,社会保障负担加重。除此之外,医疗保险体制也会受到冲击。

公开资料显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历经多年扩张后,于2012年达到拐点后下降,并持续至今。

不仅如此,杨成钢介绍,我国处于劳动年龄的人群内部也出现了“老化”的特点——16岁至34岁的青年劳动力相对偏少。

如果从经济发展水平角度看,我国的老龄化也令人担忧。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曾作过对比,发现美日韩老年人口比重等同于国内2019年末数据时,人均GDP均在2.4万美元以上,而国内仅有1万美元。

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人口与未来”网站联合创始人黄文政分析,导致老龄化的因素有两个,一是人口的平均寿命延长,二是低生育率。他认为,前者反映了医疗卫生水平的改善,是社会健康发展的向好标志,而后者则是一个“坏信号”,不仅会继续加重老龄化,更会最终带来人口规模的不断萎缩,威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黄文政认为,相比起人口结构老龄化,人口规模衰减对经济带来的影响会更大。他指出,正因为我国人口众多,才出现了足够的市场细分,进而发展出门类齐全的产业,培养出众多人才。比如,无论飞机、高铁、互联网还是手机的出现以及高速迭代,都得益于人口数量众多。在他看来,欧洲有些小国之所以人口少也能维持富裕生活,是因为很大程度上它们是整个欧洲乃至西方世界的一部分,而欧洲乃至西方国家内部在市场、科技、教育甚至安全上是高度整合的。也就是说,对于任何一个主权国家而言,自身拥有足够人口都是非常重要的,是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的基础,是民众享受美好生活甚至改善环境的利好因素。

然而,应对低生育、逆转老龄化却难以一蹴而就。黄文政曾多次撰文称,转变观念是很关键的,但遗憾的是,如今依然有很多人认为众多人口是中国的劣势。即使那些认识到人口优势的人,也大多依然没有充分估计到低生育危机的严重性,更没有意识到提升生育率的困难程度。

杨成钢也指出,人口变化是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因此更需要提早关注和及时调控。

积极应对老龄化

在应对少子老龄化的过程中,是否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如何照护高龄老人等话题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热点。

目前,我国的退休制度规定,男性退休年龄为60岁,女干部和女工人分别为55岁和50岁。早在2008年,人社部社会保障研究部门便提出过延迟退休,拟计划将女性退休年龄每三年延迟1岁、男性每六年延迟1岁,最终同步提高到65岁。

事实上,为解决少子老龄化社会中养老金长期入不敷出的难题,不少发达国家都将退休年龄延迟到了65岁及以上。

今年11月,“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将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这一举措很大程度上显示出了我国应对老龄化的严峻形势。

左学金表示,从实际情况看,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主动延迟退休,可以适当鼓励企业雇佣老年人。

黄文政认为,由于长期低生育率导致年轻人占比下降,延迟退休恐怕已经是不得已措施。不过值得关注的是,由于早期托幼服务的缺失,现在很多家庭在育儿的早期阶段,会高度依赖隔代抚养,如果延迟退休让隔代抚养变得更加困难,从而加重年轻人的养育负担,反而会得不偿失。因此他建议,制度设计中应将该因素纳入考虑,比如承担隔代抚养责任的老人可以提前退休并享受相应的福利。

杨成钢也给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开发老年人力资源,不一定非要老年人重新回到就业市场,因为就业市场本身有分类,能够重回就业市场的老年人毕竟是少数,就业市场上能为老年人提供的岗位也属于相对稀缺资源。相反,如果将老年人协助年轻人养育孩子视为一种“影子红利”——正因为有老年人提供的代际支持,才为生育女性保持较高劳动参与率提供了可能性,那么老年人同样在为经济发展作贡献。因此,他强调延迟退休还需要谨慎研究。

在杨成钢看来,延迟退休的对象是身体健康的老年人,充其量只属于社会抚养压力,真正形成挑战的,是高龄和身体有病患的老人,他们离不开人照护,有更多的医疗需求。而这种挑战对于独生子女一代来说将更加残酷,“养老问题概括说就是两件事,一个是钱,一个是人。”

2019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指出养老服务市场的活力尚未充分激发,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有效供给不足、服务质量不高等难点,并首次提出要推动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融合发展,比如支持养老机构运营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上门为居家老年人提供服务等。

杨成钢指出,国内目前已出现大量新建的养老机构,但质量却难以令人满意,多数难以提供规范化和多样化的服务。他建议,在借鉴西方国家养老机构的设施和管理的基础上,更要借助我国传统的养老文化,加速居家和社区相结合养老服务的发展。

如何安心生育?

2020年11月,“十四五”规划中有关人口政策的部分,首次提到了“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

黄文政曾梳理过各国的人口政策,他发现,在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国家,鼓励生育的措施极为普遍。这些鼓励政策包括名誉奖励、经济扶助、生育和就业保障等。比如,法国政府会给生育4个及以上孩子的家庭颁发共和国家庭勋章,俄罗斯某市政府设立了怀孕日,在这一天举办生宝宝大赛,参赛家庭可准假一天。

再比如,日本给生多孩的家庭减税,部分企业甚至会给生孩子的员工发放价值上万元人民币的经济奖励,新加坡向二孩家庭提供价值人民币几十万元的配套奖励,韩国的多育家庭可以享受住房、购车等生活优惠。

生育和就业保障方面,日本女性的产假和育儿假共长达一年,企业也会给幼儿父亲缩短工作时间,女性生产后,政府会协助她们返回工作岗位。韩国和德国的女性育儿期间,公司必须为其保留职位。

据黄文政的观察,实施鼓励政策以后,除了以色列以外,尽管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将生育率提升至更替水平,但那些鼓励力度大的国家,比如法国和北欧国家的生育率还是相对更高,俄罗斯、日本的生育率也略有回升。

中国人口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翟振武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提到,为进一步提高生育率,我国已在生育支持政策、生育友好型制度设计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其中,托育服务体系的完善工作正在大力推进。

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后,各地已相继出台实施措施。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司长欧晓理曾介绍,发改委也正在推动将有关内容纳入“十四五”规划纲要,并编制“十四五”托育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多名学者表示,完善托育服务供给只是国内鼓励生育正式迈出的第一步,如果要减缓我国少子老龄化的发展速度,还要尽快加大鼓励生育的力度,对生育家庭实行经济补贴、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希望有一天,个体的生育选择不仅可以自主选择,更能安心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