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艋舺龙山寺前的老市集，现已改建。（作者供图/图）
从1983年开始，我就生活在万华的生活圈，路过龙山寺的时候，会顺道进去拜一拜，如此的生活习惯，延续了三四十年，也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即使离开了时报，我仍依循旧惯，每隔两三个月就去龙山寺拜拜，祈求平安健康。有时也会带孩子一起去，拜完到周记肉粥吃红烧肉，喝一碗青草茶。
直到最近因为新冠疫情，看到有一些人会天天去万华报到。有的去寺庙，有的去茶室，有的去卖葡萄，总之，这里所汇聚的人潮，不只是我这个老中时的念旧之旅。它一定有一些什么我未曾注意的内在。于是用一种“有意识的距离感”重看，才发现在那平凡的庶民生活里，有精神层面的，像是拜拜、念经、祈福；也有物质层面的，像是贩卖手工艺、出售一些二手衣物；也有情感层面的，像是去探望龙山寺的志工老朋友，到茶艺馆看看老情人，或者只是去小坐聊一聊。当然，也有人在山水街、龙山寺前广场、附近的暗巷里，找寻暗娼流莺，寻个地方交易。这也是一个不少人营生的行业。
而环绕在这些之外的，必然是随着这些人流而生的各种生意。餐饮小吃、饮酒摊子、特色陪唱餐厅等等。
当各界为了新冠疫情而对万华有万般疑虑、千般笑骂，仿佛这里是游民、妓女与老人的居所之际，我静静地回忆过去，特别是1980年代的万华，反而像一个回到故乡的孩子般，别有深情。
虽然我不是万华人，但长年的工作与生活，不能不说，我怀着某种感激。它教给了我最宝贵的几堂课。
社会学博士班
我在1983年秋天进《美洲中国时报》工作。
为了配合美国办公时间，半夜十一点开始上班，等中国时报隔日见报的清样送来，从中选择重要的新闻，并订正一些台湾的特殊字句，以适应国际的习惯，再将稿件传给美国编辑部。
从半夜工作到早晨五点左右结束，肚子一定很饿。我于是和副总编李明儒一起到龙山寺前的路边摊子吃早点。当时有一家清粥小菜，由一对云林来的年轻夫妇经营，几张桌子摆路边，十几样小菜。夫妇俩有个小婴儿，因乏人照顾，总是用一个藤子编的小床，放在摊子边上，边看顾边营生。
而来来往往的客人，则多是刚从南部运送蔬菜北上的大货车司机。大货车引擎特别吵，司机也习惯抽烟喝酒、大声吆喝，难免把婴儿吵醒了。婴儿咿咿呀呀地哭起来，那妻子便抱起来，轻拍说：“乖乖哦，要乖乖哦！快快睡哦！”摇着摇着，哄婴儿入睡，一手帮丈夫端菜。那些壮汉也很体谅，立刻降低声量。
货车司机都是体力劳动者，刚刚把蔬菜卸到附近的果菜市场，开了一晚上的夜车、劳累地卸了货，饥饿无比，到了就点了一大碗卤肉饭，几道小菜，大口大口地扒起饭来。那模样，仿佛那饭菜都特别地香。
每天清晨，当自己也结束工作，看着那种奔波劳动、大口吃食、勤奋生活的身影，那种劳苦却又饱满的“生之力量”，内心总是充满感动。
万华的清晨，酒摊已收、华西街妓女户也休息，酒醉的人都走了，换上劳动者的芸芸众生，仿佛别有一种底层的生命力。
“无论如何，生命一定要这样有力地活着！”我对自己说。
之后，我转入周刊当记者，晚上六点上班，下班后已经十一二点，一般我们晚餐吃得少，报社的采访同事，总是会相约去台大附近的火锅店，或者在万华的小摊子上吃宵夜，喝两杯聊聊天。
那是戒严时代，新闻禁忌特别多。一个年轻记者的稿子老是被删减、改动，甚至改得不成文稿，像简讯，而有些稿件干脆就毙了。新闻现场所见的情况，更与课堂所教的完全是两回事。那内心的苦闷，可想而知。因此资深而通达人情世故的老编辑就会带着我这种愤青记者出去喝一杯。一边喝酒，一边告诉你新闻处理的考虑，他们遭遇的压力，老板各方关系与考量，曾经处理过的“擦边球”新闻等等。
几乎所有的新闻知识，靠的就是这些下班后的“酒桌闲话”学到的。各种新闻内幕，包括：政坛大佬的钱脉人脉，大企业家的小老婆私生子，影坛的八卦秘辛，黑白两道的血腥恩怨，帮派的地盘走私，都在不能见报的“截稿后消息”中，边喝酒，边听学。
我后来在晚报工作，中午截稿后，同事会相约去万华附近的小店午餐，有时喝一点小酒，社会组同事便带着去一个街巷的黑道老大家里泡茶。那茶桌是用一张原木大红桧做的，极是气派，要价三十几万。黑道老大郑重其事地自己泡茶，动作缓慢，用据说是宜兴某名师的茶壶（一只十几万台币），泡高级庐山茶。他约莫五十来岁，谈事情极是稳重温和，皮肤白净，一点不像黑道人物，反倒像是“教父”的那种冷静。依照记者说法，万华在地黑白两道的事，都是在这一茶桌上敲出来的。
有意思的是泡完了茶，距离晚饭时间还早，我们又到相隔一条街的在地警分局去找警察喝茶。茶桌虽然不是高级桧木，但也是老人茶那种小壶慢泡，喝的是阿里山茶。
按社会组老记者的说法，只要搞定了这两桌茶，艋舺黑白两道的事就搞定了。艋舺的社会学就是这么一回事。
当然，一个记者还有许多必学的“潜规则”，如做记者的原则与义气，编辑的考量，新闻标题的暗藏机锋，乃至于新进记者的新闻写作秘诀，如何解除受访者心防，如何运用“曲笔”的技巧呈现真相，都是在这种时候教会的。
这种学习，比较是一种武侠小说里的“传习”，传的是“内功心法”，而不是校园里的那些课程。我曾跟学生笑称，这里才是“新闻学研究院”，当然更是“社会学博士班”。
庙会是艋舺最重要的节庆活动。（作者供图/图）
人性研究所
然而，不仅是新闻，万华还有许多地方是“人性研究所”。
万华，我们都习惯叫它古称的“艋舺”，是台北最古老的市集，从清朝就已存在。作为淡水河的转运口岸，它担负了从台北近郊各地运来的山产货物、茶叶樟脑，海边运来的水产鱼鲜，乃至于南部北上的农产市集。从清朝开始，坪林、木栅的茶叶就曾从山上运到艋舺，再转运到淡水港，出口到东南亚，甚至纽约。
这个水陆码头的“水”，是很“深”的。
交易深广，水陆码头必然就龙蛇杂处。商人交际频繁，自然有各种客栈酒家，又有酒宴妓女助兴谈生意；码头也需要保镖苦力，各种便宜小吃饮食，应时而生。
每个人的生存，都是根本；每一道人性的欲望，都是一门好生意。
而再多的欲望，最终仍是生老病死，生者要祈福祝祷，身体要康健平安，生意要兴隆通四海，逝者要有所依托安息，所以随着早期闽南移民而生的，就是寺庙。龙山寺、青山宫、清水岩祖师庙、西门町天后宫，是其中最著名的四大寺庙。人潮很自然会聚集在寺庙外围，形成市集。已经没有人能考证，最早是市集形成人潮而有寺庙，还是因寺庙而有市集。
龙山寺前，现在是一大片广场，也就是被媒体报道有不少游民和流莺出没的地方，在拆除以前，曾是最古老的市集。据说，清朝时期只是各搭各的小棚子，做自己的饮食，后来聚集的人多了，便在上面搭上简单的铁皮为棚，以遮风避雨，形成一大片小吃区。棚底下云集着来自台湾各地有名的吃食。台南碗糕、嘉义鸡肉饭、台南虱目鱼粥、台中筒仔米糕、牛肉汤、胡椒饼、热炒等等。总之，全台湾各地的知名小吃，都来这个水陆码头打拼，占有一席之地。
有苦力的劳动者，有流动的人潮，自然就有人性的需要。龙山寺五百公尺外的华西街，就是最知名的公娼馆，俗称的“妓女户”。多少在台北打工，卖力干活的男人，每个月领了钱，给自己一两次机会，让雄性的精力，尽情快活。黄昏的时候，许多下了班的年轻男子，无论是工人、学生、上班族、打工族，他们仿佛带着一身的荷尔蒙，用一双双饥渴的眼睛，徘徊流连在那些灯光粉红、脂粉味充斥的暗巷里，寻找肉体的、感官的满足。
整条暗巷里，灯光粉红，充斥着几种味道：妓女的浓脂艳粉，香烟，酒精，以及年轻男人的荷尔蒙。
这里是台北市的公娼馆，妓女是有执照的，所以警察不会来取缔。当然，这里也容纳了许多没有执照的女性，一部分是从“山地部落”把中学刚毕业的原住民女生，用到台北打工为名给骗出来的。她们当然是不合法的雏妓，却是由黑道控制的人质。另外也有从南部农村北上谋职自愿的或被骗的女性，她们也被黑道控制。
公娼与私娼难分，合法与非法纠结，形成一个特殊的性产业链。要直到1987年由妇女团体和原住民结合，举行反雏妓大游行，才逼迫得警政单位加强取缔。我仍记得当年参加游行时，整个华西街的所有妓女户（都有合法执照）大部分早己把妓院清空，避风头休假去也。紧闭门户，偶然有开了大门的地方，也只剩下一个空壳子，让游行的人去拍照。而空荡荡的小房间里，只见墙壁上写着“冷气加五十元”。
因为华西街的性服务业，这里发展出许多与性有关的产业，中药、西药、成药都有。也有专治“花柳、梅毒、菜花、性病”的小诊所，没有人知道是合格医生或非法的密医。去看这种医生总不是光彩的事，所以他们大多隐藏在深街暗巷里，让客人可以推门悄悄闪入。
当然，为了增强性能力，也就有食补、药补、酒补的各种饮食料理，形成各种小摊子。在华西街外围，从枸杞酒、四物汤、麻油鸡到药炖土虱，应有尽有。热热闹闹的供应给刚要进去，或刚从华西街走出来的饮食男女。
直到1997年，台北市开始宣告要废除公娼，随后引起抗争。最后决定缓两年执行。可是性工作者都知道，酒店关门，该走人了，于是纷纷离去。华西街粉色时代正式走入历史。
然而，流散在艋舺外围的性产业没有结束。依然有许多私娼、流莺、茶艺馆、阿公店、卡拉ＯＫ伴唱、伴酒小吃店等等，依照客人的需要，各自寻欢。
新时代的女性工作者来自各方，姿容各异，自从引进外籍女佣、异国婚姻之后，异国情调更为增加。她们有时出现在龙山寺前的广场上，和在地的游民、流浪汉，以及各国来参拜龙山寺的观光客，交融成艋舺新时代的风景。老牌青草茶店旁边，混合有新的美式咖啡，杏仁茶的不远处，有青春的手摇茶饮。艋舺，不改其水陆码头的本性，八方交会，万商云集。
老情人的温存
艋舺的某些摊子还保存着台湾传统的饮食习惯。青草茶、药草茶店的那一整条巷子，就是典型。药草的方子各家不一样，夏日有凉茶，去火消暑，明目保肝；冬日有姜茶，祛寒保暖，固胃强身。四季有时，凉暖有时，艋舺人自有节气的饮食。
最有意思的是它保留了某些很传统的小吃，如杏仁茶、萝卜糕、蕃薯汤等。在一些饮酒的小吃摊上，则有一些其他地方不易见到的特产，例如毛蟹。毛蟹并不特别，只要是干净的淡水溪流都有。因此小摊以此当下酒菜，无论清烫热炒，吃起来也有滋有味。我和摄影家关晓荣都喜欢海鲜，以前下班后常去艋舺的毛蟹摊子上喝两杯。
有一年秋天，风已经开始转凉，毛蟹开始肥了的时候，我们在摊子上喝酒吃毛蟹。闲来无聊，我放眼随意瞧，却见一个约莫有八十来岁的老先生，拄一只雨伞，穿着非常正式的西装，白色上衣，蓝色领带，慢慢地踱着步子，走过街道边，但不是走向华西街。
我心想，穿得这么正式的老绅士，走在这老旧的衢巷，像个没落的贵族，又是这样孤单单一个人，而这夜市摊子也不会是他喝酒停留的地方，可他又很认真地走过秋风中的长街，是要去哪里呢？我只是随兴的漫想着。
却见他慢慢走到一条巷子里。那巷子进去约莫十来步，有一个门户，一个中年的女人开了门，走上前来。那女人穿着薄薄的花洋装，下摆有一点飘，身材仍窈窕，烫着整洁的长发，也正好和不高的老人相配。她走过来，什么也没说，只是挽起了他的手，老西装和花洋装相偕，慢慢地走，一步一步，走进那小巷里的公寓房，关上了门。
我起初感到讶异、赞叹。心想，这年纪的老头，还有力气折腾吗？他们是什么关系？怎么像约好了的老相好？如果八十岁还可以这样约了老相好，那就太佩服了。
后来我在马尔克斯的小说《异乡客》里读到一个老妓女退休后，梦见自己的死亡，于是去预约一块墓地，她有一个老相好，每个星期有一个晚上会固定去看她，一起吃饭聊天。岁月磨去了年少时的情欲，如今缠绵着他们的，是共同的回忆。因为他们共同朋友都已死去，知道革命时代的人愈来愈少，能谈话的对象已经不多了，他们都珍惜这样的相会。
至此，我才想起万华街市边那个老先生和扶持他的窈窕女子。他们一定有一些世界所未曾了解的情感。年轻时总以为艋舺的情色行业只有欲望肉身、酒色财气，却不知在那些暗巷里，可能还潜藏着人性深处某一种温暖的底色。
而艋舺之所以有那么多茶艺馆，它当然兼卖酒色，也有它的客群和谋生的方法。一如龙山寺的广场上，有不少穿着清凉而化着浓妆的女人，她们可能是所谓的流莺，她们都是人性的一堂课。有欲望，有谋生，有交易，有温暖。人性如此复杂，千缠百结，谁能了解？
正因如此，即使二十一世纪，疫情漫延的时候，还有一个基隆阿伯，每天搭着慢慢老客车的区间火车（依他的年纪，应该已经是免费了），到艋舺度过下午与夜晚，直到晚上十点多才回家。如果不是新冠疫情暴发，阿伯因为有接触感染者而被警察清查足迹，谁会发现他每天的行迹，竟然是这样固定？谁会了解艋舺竟然还有这种老派的魅力呢？
然而，也正是这样的特性，2021年5月13日，当万华爆出新冠疫情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就感觉不妙。
首先，这里是南北水陆码头，人来人往，流动频繁，扩散特别快。其次，这里主要的流动者不是明面上可以看见、用数字计算的。他们有许多地下社会的特性。性工作者为了避免遇见熟人，往往离乡背井，南部的女性往北部走，北部往南去。遇到景气变化，他们就会依各地的风声紧或不紧而流动。更何况她们都是非法的，保持着隐密性，台面上一点也找不出来。一旦流动，无论返乡或去了异地，谁也找不到。
另有一大群是游民。游民常依寺庙发放救济品的时间及觅食的方便而流动，若此处没有，便可能去台北车站、板桥、中和、永和等。要看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一个小小的窝点，让他们过夜、觅食。
更麻烦的是这里是老社区，人情交流密度特别高，彼此照应，互相掩护。警方真要查起来，老邻居都会互相照应，真实情况难明。否则这里也不会有一千多家阿公店，长年都是地下经营，和警方也相安无事。
当然，在最困难的瘟疫时代，这里的人情也会彼此支撑，送餐送衣物，一起渡过难关。台北市政府对万华的筛检很快展开，虽然感染者众多，却很快控制下来。万华将慢慢恢复它的平静。
杨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