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龙遭掌掴背后:疫情下暴力浪潮的贯通、传导与失焦

扇总统一记耳光是什么体验?法国人给出了答案。6月8日,马克龙在视察东南部小城坦莱尔米塔日(Tain-l'Hermitage)时与民众互动,遭到一名年轻男子掌掴。事件引发舆论大哗,并迅速被描绘为“极右派分子袭击共和国总统”,从左到右的朝野各界一致严厉谴责暴力行为,而法院也展示了罕见的判案效率,事发两天之后便以紧急程序判处肇事者18个月徒刑(其中4个月实刑)。正义似乎以最为严肃且迅速方式得到了伸张。

然而,这个“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的案件,究竟意义何在?“小镇青年”的怨恨由何而来?为何事发之后,极右阵营也迅速和他划清界限?这一高度吸引眼球的事件,又该如何放在在新冠疫情催生暴力浪潮的宏观背景中看待?

2021年6月8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法国东南部访问,期间突然遭到一名男子掌掴。

事实上,对于当下法国经历的暴力浪潮来说,此次掌掴事件只是冰山一角,既缺乏足够广泛的代表性,又在更大程度上遮蔽了真正的问题所在。它以几乎是最轻微、最富有象征意味的方式,展现了以下犯上的政治性暴力,并因为看客的猎奇心态而获得了与其实质意义不相称的关注,但更加值得关注的,毋宁说是那些不曾被人关注、或者熟视无睹的种种社会性暴力以及政治-社会混合暴力。

从2020年初延伸到今天,新冠疫情(及其引发的防疫措施)在全世界范围激发出强度前所未有的焦虑、抑郁、愤怒情绪,并同各国国情中结合起来,涌动出一股表现形式各不相同的暴力浪潮:无论是(手段上)拳打脚踢、刀砍、枪击、驾车冲撞,还是(目标上)针对家庭成员、公职人员、甚至是无辜民众,这一波暴力浪潮有必要放在一个更加综合的框架下看待,并且意识到疫情是一个间接但深远的驱动力,它激发出人心与生俱来的幽暗一面,也凸显了各国自身的治理短板。

布衣之怒:“中世纪极客粉丝”沦为弃子

掌掴马克龙事件发生后,法国媒体很快就找到了肇事者达米安·塔雷尔(Damien Tarel)的社交媒体账号,并试图从中分析他的政治倾向和立场。最初的信息显示,达米安的经历中具有某些极右色彩,倘若仅仅如此,一切都可以用人们最熟悉不过的模式、轻而易举地得到解释。但随着各方信息逐步披露,全貌要比通常人们所理解的“极右粉丝”复杂得多。

据现场视频显示,塔雷尔在动手时曾喊过一句口号——“蒙茹瓦!圣丹尼!“(Montjoie ! Saint Denis ! )这是公元12世纪的一句战斗口号,通行说法认为,“蒙茹瓦”指的是法国历史上1124年出现的金焰旗(oriflamme),又被称为圣丹尼军旗,因为它保存在巴黎郊外的圣丹尼修道院。金焰旗是中世纪法兰西王国的象征,但通常只有在重大军事行动中才会动用。但“蒙茹瓦”作为金焰旗代称这一用法本身又来自何处,则众说纷纭,一种说法是,蒙茹瓦是公元六世纪以勇武著称的克洛维一世(Clovis I)取得重要胜利的战场所在地,而克洛维也是让法兰克王国基督教化的关键人物。

无论源自何处,“蒙茹瓦!圣丹尼!”这句口号无疑具有鲜明的保王色彩口号。1993年的法国喜剧片《时空急转弯》(Les Visiteurs)描述了一名中世纪战士穿越到现代世界的奇幻故事,剧中曾经出现过这句口号。热衷于欧洲传统武技的塔雷尔知道这句口号,应该是在情理之中——他在中世纪风情浓厚的家乡小镇圣瓦利耶(Saint-Vallier)开办了传授欧洲传统武技的协会,并身着“戎装”拍摄照片,《费加罗报》在事发后第一时间即称其为“中世纪的极客粉丝”。

不过,这句口号作为现代极右分子的标志,逻辑上并不显著——否则法国各大媒体也无须专门向读者解释这句口号的含义。的确,近年来有零星事件当中出现过这句口号,例如极左派政党“不屈法兰西”(LFI)的议员科克雷尔(Éric Coquerel)声称,2018年他曾遭到保王派组织“法兰西行动”(Action française)成员的袭击,肇事者当时也曾喊过这句口号(但这一说法只见于他的推文,无法验证)。而科克雷尔这一表态,似乎为理解塔雷尔的举动提供了一个旁证,后者在社交媒体上关注的内容中,的确有不少极右翼色彩的人物和机构,例如右翼学生组织la Cocarde étudiante,原国民阵线领导人Julien Rochedy、极右翼漫画家Mr Kitsuné、极右翼视频博主Papacito等,其中也包括了里昂地区的“法兰西行动”组织。

不过,即便要给塔雷尔及其同伴贴上“极右”的标签,也要看到,在这种标签之下,是极为杂糅的不同成分:其中有现代意义上的极右(例如他关注的极右派个人与组织,以及警察在其同伴亚瑟家中搜出了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有他的同伴在事发之前接受采访时宣称的“无政府主义”理念,有如今非常罕见的保王主义“国粹派”;有无法以左右简单概括的“黄马甲”运动支持者身份(他声称正是因为看到现场的“黄马甲”成员被警察驱赶才萌生了动手念头);有失意宅男的特质(无业、靠社会补助金为生、喜爱日本漫画和电子游戏);甚至还有低于常人、令人怜悯的弱势一面(有媒体称,他因为阅读障碍导致学业困难,高中毕业会考两次才通过,没有获得高等教育文凭)。

某种意义上说,塔雷尔或许可以被视为法国内陆腹地的“小镇青年”或者“红脖子”形象,这和马克龙为代表的政治精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种油然而生的敌意,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与美国“红脖子”对希拉里的敌意互为印证)。耐人寻味的是,在掌掴事件发生之前,塔雷尔和同伴们还接受了电视媒体的采访(他本人未直接发言),谈及马克龙时表示“我们对他有话要说”,而且对马克龙认为“法国没文化”愤愤不平,将这位总统视为“法国衰落”的象征。而最终,在“打倒马克龙体制(A bas la macronie)”的喊声中,这个在同伴眼中“害羞”、不肯面对镜头发言的极客粉丝,用一记耳光的“布衣之怒”来发泄了心中的愤懑。

这种隐秘的历史痕迹,也让人想起了法国前总理瓦尔斯遇袭的场景,二者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有类似之处:2017年1月,瓦尔斯在布列塔尼小城朗巴勒(Lamballe)市政厅外和民众握手时,被当地一名年轻人掌掴,后者还喊道“这里是布列塔尼”。事后媒体发现,这名失业年轻人具有强烈的地方民族主义色彩,热衷于在社交媒体上支持各种捍卫“布列塔尼人民主权”的运动,而且同当地的极右翼声气相投。

无论是布列塔尼民族主义,还是“蒙茹瓦!圣丹尼!”式的保王主义,这些原本早已淡出现代政治的视野、成为历史古董的遗绪,仍然在不经意间顽强地彰显着自己的存在,成为“传统”的一个注脚。

然而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掌掴事件发生之后,塔雷尔所认可的极右翼阵营,却在第一时间和他迅速划清界限。“国民联盟”(RN)党魁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当即声称,“攻击政治领导人的做法是不可接受的,更何况是共和国总统”,针对媒体认为塔雷尔具有极右色彩的说法,“国民联盟”强调他并非该党党员,而勒庞随后又嘲笑说,这个28岁年轻人的脑子里是一团“意识形态浆糊”,言下之意是,他根本不能代表极右支持者的形象。

虽然外界往往认为,像塔雷尔这样看不到生活出路、充满怨恨的“小镇青年”,正是极右派所要收割的理想选民,但勒庞所做的战术切割也不难理解:一方面,掌掴总统这样的出格举动虽然的确可以让马克龙出丑,但在公开场合实在无从辩护,如果强行辩护的话不啻为冒天下之大不韪,导致国民阵线成为众矢之的(没准有朝一日自己还遭到类似袭击);另一方面,勒庞角逐爱丽舍宫的野心人尽皆知,所以她在发言中借势强化自己作为“马克龙的头号反对者”,又坚决维护“共和国总统”这一职位的尊严,对她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

于是,头脑简单而冲动的“小镇青年”塔雷尔,便成了这个阵营的一枚弃子。

异己之怒:针对公权体制的怨恨

掌掴事件发生后,马克龙试图淡化此事的影响,说这只是一起“孤立事件”。然而近年来(尤其是自疫情爆发以来),作为体制象征的法国政治人物和宪警成员,遭受袭击的事件层出不穷。尽管掌掴总统的确是极小概率的孤立事件,但这个体制的基层代表面临的风险概率,却比以前大了许多。

据媒体统计,2020年法国针对民意代表(指经选举产生的各级议会成员和市镇长官)的攻击、侮辱和威胁事件共上报1276起,是2019年的三倍之多。据报道,全年有500多名市镇长官或其副手、60多名国会议员遭到人身攻击,68名民意代表的住宅和63辆私家车成为泄愤目标。

在这一波暴力浪潮中,一个重要因素是2020年的市镇选举导致相关冲突增加,但仅仅市镇选举却远远不足以解释这种井喷式的增长,毕竟此前几届市镇选举并没有出现类似情形。事实上,即便单论市镇选举,也是和疫情纠缠在一起,才导致冲突趋于激烈:一方面,围绕市镇选举是否推迟、如何组织,法国朝野进行了激烈辩论,强化了不同阵营间的对抗;另一方面,国家层面颁布的防疫措施在地方层面落实时(尤其初期),又一度受到强烈抵制,更加剧了官民矛盾。

作为例证,法国中部小镇拉萨勒(Lasalle)镇长德拉图尔(Henri Delatour)的遭遇可以作为一个缩影。这原本是一个颇为宁静的塞文山区小镇,但当德拉图尔看到有反口罩人士出现在当地市场上并上前告诫时,几个拒绝戴口罩的年轻人向他破口大骂,并一拳打在他的嘴上。71岁的德拉图尔不无伤感地表示,“老实说,这让人很害怕。自从我还是个小孩时(直到这事发生之前),从来没听说过有镇长挨打的事。”

除了疫情诱发的紧张关系,这种针对市镇长官的暴力现象还有更宏观的原因。其中之一是法国人对于政治的负面态度。虽然代议制是法国政治体系的基石之一,但由此产生的各级民意代表,却在遭受越来越大的信任危机。根据Cevipof今年2月的一项调查,当法国人谈到对政治时,排名前三的情绪是“不信任”(39%)、“反感”(23%)和“厌烦”(12%)。巴黎政治学院教授博瓦(Daniel Boy)表示,政治是法国人最讨厌的职业之一,这种仇恨不可避免地导致他们诉诸行动,特别是眼下正处于困难时期:失业、疫情危机、抑郁情绪增加、社会士气低落,局势不可避免地紧张,人们更倾向于为此寻找一个罪魁祸首,而市长就成为最经常被攻击的目标。

面对市镇官员的抱怨,法国政府开出的药方之一是派遣宪兵部门对他们进行培训,传授化解冲突之道。然而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疫情爆发以来,宪兵和警察等强力部门也成为这种社会怨恨情绪的矛头指向。自2021开年以来,这种针对宪警的暴力活动更超过针对市镇官员,成为新的社会情绪引爆点。

以2015年恐袭为标志性事件,法国军、警、宪部门的内外压力陡然增加。在新冠疫情之前,法国警察队伍就已经士气低迷,频频发生自杀事件。2019年10月,两万多警察走上巴黎街头,抗议工作条件恶化、压力过大。这是自2001年之后近二十年来法国警察首次大规模街头示威。而疫情暴发之后,防范极端主义的治安压力并未有明显缓和(例如2020年10月发生了震惊全法的中学教师帕蒂遇害事件),又叠加上因疫情和反复封城导致的抑郁和心态崩溃,而且警察在已经抱怨职业过劳(Burn-out)的同时,日常执勤中针对少数族裔普遍使用的“以貌取人”(faciès)身份检查手段又遭到来自左翼阵营、甚至是总统马克龙的批评,导致警队不满情绪进一步加剧。

4月23日,巴黎西南郊朗布依埃(Rambouillet)警察局发生恐袭,一名女警察遇刺身亡;5月5日,南法城市阿维尼翁(Avignon)一名警察在执行缉毒任务时遭毒贩枪杀。半个月内连续发生两起警察殉职事件,加上今年以来各地发生的小规模袭警事件,导致宪警部门强烈反弹。5月19日,数万名警察和宪兵在国民议会前进行示威,要求在政治、财政和司法方面对警务工作提供更有力支持,成为一年半之内第二次大规模宪警示威。

2021年4月23日,法国一名女警察当日在巴黎郊外的警察局被刺杀,杀害女警察的嫌犯已身亡。反恐调查目前已经展开。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宪警抗议活动不仅得到了右派和极右派的大力声援,而且左派政党不敢撄其锋,社会党和绿党头面人物都到场表示支持,只有“不屈法兰西”党党魁梅郎雄(Jean-Luc Mélenchon)抨击宪警示威向国民议会施压具有“叛乱”性质。而这场示威也把政府内部的分歧前所未有地暴露出来,主管警务工作的内政部长到场声援警察,而司法部长则成为宪警抗议的标靶。

然而,宪警部队的示威或许可以给政府造成压力,却并不能遏止暴力事件的发生。5月28日,法国西部的埃德尔河畔拉沙佩勒(La Chapelle-sur-Erdre)再次发生袭警事件,袭击者同时具有精神疾病和宗教极端主义倾向,持刀闯入警察局行凶,在对峙交火并击伤多名宪警后被击毙。

无论是宪警方面还是健康学家,都不约而同地将暴力事件剧增归咎于疫情。“国家宪兵特勤队”(GIGN)负责人雷蒂认为,新冠疫情是一个“加剧因素”;而法国犯罪学协会前会长、精神病学家拉佛海(Sophie Baron-Laforêt)认为,疫情导致的封城及其社会经济后果,导致许多心理脆弱的人变得激进和极端。

然而,无论暴力事件的肇因何在,安全形势的恶化反映在政治意向上,却是极右力量坐收渔利。根据5月11日Ipsos的一项民调,在距离总统大选不到一年之际,马琳·勒庞在宪警部门中的支持率(44%)远远超过中右派候选人贝特朗(Xavier Bertrand,24%)和中间派的马克龙(20%);而如果马琳·勒庞能进入第二轮的话,则更会席卷60%的宪警选票。当然,强调“法律与秩序”的宪警部门历来是极右派的票仓,而且此时的民调更多体现出抗议性、而不是最终的投票结果,但即便如此,在迄今为止一年半期间疫情所诱发的紧绷形势,正在一次次地夯实极右派的传统票仓,并诱使摇摆选民进一步靠拢,这是远比“极右派分子掌掴共和国总统”更有结构性、更具深远意义的利好消息。

亲密关系之怒:惨烈的家庭暴力

在宪警部门受到的袭击中,有一类事件具有双重属性,即原本是一场纠纷或违法犯罪事件,节节升级,最终酿成严重事态。而在诱发肇因中,家庭暴力(不限于法定意义上的家庭,亦包括前配偶、前伴侣关系)占有最显著的位置。

2020年12月23日,法国中部小村圣茹斯特(saint Just)发生家暴事件,宪兵上门救援受害者时遭到肇事者持枪袭击,当场三死一伤。5月30日,南法小城勒拉尔丹圣拉扎尔(Le Lardin-Saint-Lazare)发生退伍军人枪击宪兵事件,枪手此前是家暴惯犯,曾四次犯事被判刑。6月1日,加普(Gap)一桩家庭纠纷也酿成了肇事者同宪兵的持枪对峙,最后宪兵发动突击,肇事者重伤身亡。

这种双重属性的暴力事件,用一种极端方式折射出疫情危机当中更大范围的家庭暴力问题。由于疫情导致的封城、居家隔离、失业、收入减少、行动受限等种种问题,使得原本处于最亲密关系范畴的家庭生活,面临着更深重的暴力阴影。

根据今年4月的一项调查,多达近十分之一的法国女性在疫情封城期间遭受过家庭暴力,而其中三分之一的家暴情形正是从封城期间开始的。在法国第一次封城(2020年3月17日-5月11日),拨打家暴求助热线3919的呼叫次数,比封城前大增70%。法国女性团结全国联合会(FNSF)主任布里埃(Françoise Brié)悲叹道:“家是一切情绪的发泄口,对于女性来说,最亲近的人同时也最暴力。”

而在更严重的情况下,根据内政部的数据,法国2020年死于家庭暴力的女性为90人,这比2019年的146人有明显减少;但进入2021年后,无论从案发数量还是恶性程度上,都有明显反弹:从年初到6月8日,已经有51名女性死于曾经的亲密爱人之手。其中最骇人听闻的,是今年5月4日在西南部城市梅里尼亚克(Mérignac)一名31岁女性成为家庭暴力的牺牲品:她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此前已分居的丈夫在街上枪击,负伤倒地后被浇上汽油活活烧死。同月23日,东部城市阿扬日(Hayange)发生家暴案件,一名23岁巴尔干男子持刀当街砍杀女友,导致后者重伤不治。

值得注意的是,在每次家暴事件所激发的舆论反应中,主流声音不是“性别战争”,而是转化为政府保护公民的法定义务以及由此产生的失职追责。例如在梅里尼亚克杀妻案之后,政府派遣专员进行调查,并向总理提交了报告,其中指出了职能部门监管失灵、缺乏协调等问题,并承诺加大力度为家暴受害者配备“重大危险直拨电话”(TGD)和为监外执行的家暴加害者佩戴“防接近电子脚镣”(BAR)。而女权团体指责,政府的刑事司法政策过于侧重于打击盗窃、贩毒等中产阶级敏感的议题,而对性别暴力和家庭暴力关注不够,导致这些早已应当普遍使用的设备,仍然只能覆盖极小人群。

遏止暴力,需要直面人性和制度

无论是针对政治人物的暴力,还是极端分子针对宪警的袭击,抑或家庭成员间的暴力,在法国都不是新鲜事物。但这一波暴力浪潮的特征在于,由于新冠疫情的次生灾害效应,原本相互区隔的不同范畴,在最近一两年间出现了相互贯通和共振的现象,而且形成了疫情导致封城及失业、进而导致家暴/极端行为增加、宪警蒙受更大风险、社会安全焦虑增加、极右翼话语权上升的传导链条。其后果便是,“国民联盟”这样最无执政经验,最不擅长大规模协调资源进行社会治理的极端政党,反而坐收渔利,成为疫情的一大受益者(倘若不能算是最大受益者的话),并且更有底气冲击明年的总统大选。

暴力本身是一面镜像,它暴露出常态社会中的病态一面;而疫情下的暴力浪潮现象,则更放大了此前被忽略、被遮蔽的一面。要遏止这一波暴力浪潮,首先要直面人性和制度本身,而不是轻巧归因于肇事者的“丧心病狂”或是推诿于其他外部因素,放过了本应承担责任的真正主体。

扇总统一记耳光固然会引发举国哗然,但对于日常生活的本质而言,因为受疫情(及相关社会经济后果)所苦而情绪崩溃、扇配偶一记耳光,或者迁怒于无辜者而进行无差别攻击,其意义并不在扇总统耳光之下,它反而会更提醒我们,人是何等的脆弱,其行为可能有多么非理性,人性中的幽暗一面又需要怎样的承认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