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地方 昨天叫流浪

那么多雄鹰息在了她的肩膀

有一个地方 今天是梦想

只要有希望海市蜃楼在前方

我看见了青藏的一双目光

那是日月山头的太阳月亮

我听见了青藏的美丽歌唱

是那酥油灯下纯真的脸庞

当一面红色旗帜高高飘扬

你的心儿从此飞翔

有一个人，怀揣着梦想来到这里，扎根在这里、奋斗在这里，半个世纪，从年少到白头……

他说，他是祖国的孩子、是青海的孩子。

孩子，永远不嫌弃母亲的贫瘠。

孩子，永远紧贴着母亲的胸膛。

上篇：足迹

吴天一，1937年出生于新疆伊犁一个塔吉克族知识分子家庭，塔吉克名字叫伊斯梅伊尔·赛里木江，为了让儿子有干什么都争天下第一的气魄，所以父亲给他起了“吴天一”这个汉族名字。1951年，吴天一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中国医科大学，6年的寒窗苦读毕业后，他与妻子刘敏生一起，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到朝鲜平壤医院工作。1958年，夫妇俩响应党中央支援大西北的号召，毅然来到了条件极为艰苦的青海。

从高原走出又回到了高原，那条通往雪域的路，他走得很艰难。此后的60多年里，吴天一就在青藏高原腹地从事高原医学科学研究，一生的心血洒在了这广袤神秘的青藏高原。

上世纪50年代末的中国，是一个人们预计要产生史诗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融合了无数人的梦想、激情、探索的勇气。人们在一种热腾腾的社会主义信念驱使下，进行着国家建设。大量有志青年从东部一路西进，来到这片尚带有处子之气的广袤土地，擎起建设西部的大旗。

然而很快，许多初到青海的内地建设者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高原反应，心慌、胸闷、头疼欲裂，强壮的建设者们一批批病倒。一位从枪林弹雨中走来、志在为新中国建设事业奋斗终身的战士，却被高原病磨折了生命，临终前，他说：“日本鬼子、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都没有把我打倒，但却被这高原病要了命……”

在对高原疾病知之甚少的那个年代，鲜活的生命总是这样带着无限的遗憾陨落。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吴天一，也使他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攻克高原病！

只有从最根本上认清了高原病的致病机制，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才能让临床治疗有章可寻——认定了这一点后，除了每日的临床工作，积累资料、探索高原病因便成了这位军旅医者全部的生活内容。

流行病学研究有其特殊性，要对自然人群的普查率达到95％以上，才能掌握准确的疾病分布和患病因素。牧民们散居，户与户之间离得很远，从这家帐篷到那家帐篷，调查队员常常要骑马走上30里地，在忍受空气稀薄的同时，他们也要消耗大量体力。

青藏高原是三江的源头，夜晚气温能达到零下30多摄氏度。吴天一和队员们住在单薄的帐房里，数日不能洗脸；煮熟的羊肉冻成冰坨子，用刀割下就着冰碴吃；渴了，就到牧民家讨碗茶喝。好几次，吴天一骑马过河都差点儿被湍急的河水冲走；有惊无险的车祸在他看来也成了平常事。研究所的年轻人说：“是吴老师执著的精神感动了苍天，老天在默默地保护他！”

骑着马，赶着驮着仪器的牦牛，深入雪山草地，一个帐篷一个帐篷地进行高原疾病普查，饿了吃点牧民的青稞糌粑或自带的干粮，有时晚上同牧民一起住在气温零下30多摄氏度的牛毛帐篷里，直到深夜还在整理所搜集的宝贵资料。这就是吴天一倾其心血研究高海拔环境下的特发型疾病的一个常见镜头。

雪莲花开了又落，在坚持高原病领域基础理论研究的几十年中，吴天一走遍了青海、西藏、甘肃、四川4省区的大部分高海拔地区，诊治过5万多名牧民群众，整理了大量的临床资料。每个地段精确的海拔高度都因此清楚地刻在他心里。青海藏族牧民大部分都知道他的名字，并亲切地称他为“马背上的好曼巴（好医生）”。

在这一研究者寥寥无几的领域，在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青藏高原，在永远与缺氧环境相伴的日子里，在一切几乎都要从头开始的情况下，他走出了一条坎坷之路。在人类低氧适应生理、各型高原病的防治和青藏铁路建设卫生保障上，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获得了大量的创新性成果。

中篇：风采

突破难关，勇于挑战科学难题

1978年，吴天一与同道共同创建了我国第一所高原医学研究所。目前，研究所已发展为青海高原医学科学研究院。

高原环境是综合多种因素的缺氧环境，低氧、低温，海拔每上升1000米，气温要降低6摄氏度，而且干燥、紫外线强、气候变化大。在这些因素中起决定作用、对人类生存有影响的就是缺氧。有一部分人不能适应或者不能很好地适应这种高原环境，就会得各种类型的高原病。而这种高原低氧适应与种族、性别、年龄等因素密切相关。

为研究青藏高原藏族人群“高原低氧适应生理特征”这一主攻课题，熟练英语、俄语、汉语的吴天一，还学会了藏语，扫除了研究工作中的语言障碍。

他长期从事低氧生理学研究，充分利用了青藏高原的环境优势、群体优势和生物多样性优势。首先深入研究了高原医学的核心问题——人类如何适应高原低氧环境，潜心于“藏族低氧适应”研究领域。

通过对生活在不同海拔地区的汉、藏等民族的比较，吴天一发现，汉族人高原病的发病率比藏族人高。对此，吴天一说：“尽管居住的高度可以比较，但汉、藏两族的发病率很不平衡，汉族人的发病率比藏族高出70％。”

而这项数据的得出，是吴天一长期在人类低氧适应生理上对青藏高原世居藏族和移居汉族在不同海拔（2000、3000、4000、5000米）的高原现场和模拟高原低压舱内进行运动负荷下的心血管、呼吸、血液、代谢及睡眠生理等研究的基础上才以总结出来的。

说起低压氧舱，这其中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1991年，青海高原医学研究所建成了全国最大的高低压氧舱。第一次模拟实验由谁去呢？明知道有风险，吴天一还是毫不犹豫地钻进了舱体，从模拟海拔高度5000米开始下降时，由于下降速度太快，瞬间他头痛如裂，耳鼓膜竟被打穿！如此代价换来了对舱体运转的安全系数的把握。

在得到了低压状态下人类各项体征指标后，吴天一将其与海平面（青岛、上海）的健康人群相对比，并利用在南美作访问学者的机会，对安第斯印地安人作了生理考察，在大量实验参数的基础上，提出了机体对高原低氧适应依靠器官水平功能适应和细胞水平组织适应两种途径的论点。这项高原医学综合考察研究早在1987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严酷的环境和不懈的探索催化了科学家的成熟，吴天一终于揭开了藏族适应高原环境的生理之谜：他们的氧利用系统比其他民族的更有效，从而在世界高原人群中获得了最佳高原适应性。经过进一步深入研究，吴天一从整体、器官、细胞和分子几个水平上，证明藏族对高原的适应与高原其他群体（如移居汉族及南美印第安人）有着差别。移居汉族为处于低氧习服（acclimatization）而且主要依靠功能水平适应，所以容易发生肺动脉高压及红细胞增多而导致各型高原病。南美印第安人则为部分适应（partial adaptation），也易发生高原病。

而藏族人具有显著的低氧耐力，有较大的肺活量、肺总容量、强大的心脏储备功能和良好的劳动能力，这使他们对氧气的利用更经济、更有效，是充分适应高原的（full adaptation）的群体，其高原病患病率也极低。尽管藏族是一个低压适应的群体，但其中依然有对低氧易感的个体，少数人也可发生慢性高山病。这推翻了国际上一些高原病病专家认为的“青藏高原居民不存在慢性高山病”的论点。而居住高原历史最长的藏族已建立起最完善的氧传送系统和最有效的氧利用系统，不仅有强大的氧摄取能力，而且对氧的利用最充分、最经济、最有效，这是长期“自然选择”遗传适应的结果。

吴天一提出的藏族在世界高原人群中获得“最佳高原适应”的论点，为人类适应高原提供了理想的生物学模式，在各种国际会议上的报告及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论著引起国际高度关注，美国高原医学与生物学杂志(HAMB)主编J.B.West教授特地邀请吴天一撰写每年一篇的Quest Editorial“Life on the Tibetan Plateau”，又特邀他拟定专题论文“藏族低氧适应”“Adaptations in Tibetans at high altitude”。杂志编委会评论该文在国际上第一次全面阐述了藏族对高原低氧的适应。

为了研究急性低氧对人类的影响，吴天一在国内首次组织了中日联合阿尼玛卿山（6258米）医学学术登山队，历时45天亲自在海拔5000、5620米建高山实验室。1990年，这项被世界广泛关注的科教实验进入到最后的决战时刻，要在攀登阿尼玛卿雪山的过程中，精确而又细致地检测出生理、病理等内分泌的各种数据，来验证到底是日本低海拔民族身体适应能力强，还是中国高原民族适应能力强。

日本科考队在领队酒井秋郎的率领下，早在1985年就来到阿尼玛卿山海拔4000米处设立了高山实验营地，进行了长达5年的适应性训练。谁知刚到海拔5000米的营地，日本就有3人被抬下山急救，其余6人呼吸困难。

吴天一对酒井说：再上吧！

酒井无奈地回答：“我们还想活着回去。”

最终，吴天一所率的中国队登到了海拔5620米的地方。决战的时刻，海拔每上升50米，吴天一就对人的心跳、脉率、呼吸、细胞对氧气的利用率等，进行系统的测量，取得了大量特高海拔的人类生理资料及研究急性高山病的发病机制。次年，在日本召开的第四届国际高山医学会上，这项成果受到高度评价，被国际高山医学协会（ISMM）授予“高原医学特殊贡献奖”。

为了揭开高原医学的神秘面纱，吴天一深有体会：“从事高原医学研究，还是和别的科学领域不太一样，因为它就是和缺氧打交道，我们要到海拔很高的地方去，比如4000米、5000米或者更高。研究人员必须要自己亲身接触低氧环境，感受低氧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做出科学研究，如果说没有这样一种精神，就很难得到你应该得到的成果。”

从科研中汲取前进的动力

科学的研究永无止境。吴天一将研究从理论阶段推进到实践当中，他系统地研究了发生在青藏高原的各型急、慢性高原病，如何更有效地预防和治疗高原病是他关注的又一个重点。

1958年到1962年间，高原地区大量肺水肿发生并伴有很高的死亡率，但常被误诊为肺炎或心衰，吴天一在国内较早介绍了高原肺水肿及其防治。多年来，世界许多地区对急性肺水肿的“三低”抢救原则是：马上低转——低转——再低转。吴天一则认为，在辽阔的高海拔区域，低转过程中还要翻越更高的山脉，路途遥远，供氧中断，患者往往死于途中。1975年，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吴天一最先提出了高原就地治疗三原则：绝对安静、大流量吸氧和综合用药，待病情稳定后再转送。成功地抢救了许多病人，大大降低了死亡率。

在对科学真理只争朝夕的追求中，吴天一的多项发现走在了世界前列：

1965年，吴天一在国内正式报道了“成人高原心脏病”并指出肺动脉高压是根本病理机制，这是牛类Brisket disease的人类模型，而国外学者Anand直到1992年才重复了同样的观点；

1979年，吴天一在国内首先报道了“高原红细胞增多症”；

1987年，他首次证实了我国青藏高原存在慢性高山病“（CMS,即Monge’s disease），并为国际认可（High Alt. Med. Biol.,1992）。

1995年，吴天一先领导国内专家建立了我国中华医学会高原病的统一命名、分型和诊断标准，其中包括慢性高原病。

1997年，国际高山医学协会（ISMM）建议要建立慢性高原病(CMS)的国际统一诊断标准，并成立国际专家组商榷，吴天一为中国成员。

经1998年日本、2001年加拿大、和2002年西班牙三次国际专家组讨论，中、美、日、秘鲁、玻利维亚、瑞士、吉尔吉斯等国专家各提自己方案，争议激烈，难作定论。

在2004年第六届国际高原医学会上，吴天一根据课题组8年来在青藏高原做的大量病理生理研究为依据，以大量健康人群的生理指标为基础，又在大量CMS病人临床中反复难后提出的量化诊断标准受到一致赞同，被选定为国际诊断标准并命名为“青海标准”。此标准已于2005年由国际高山医学协会(ISMM)宣布实行。该课题组同时对CMS的肺循环血液动力学、低氧通气及红细胞生成的病理作了系统研究，并据此提出了防治措施。此项研究2007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在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西部大开发的决定之后，青藏高原先后启动兰西拉光缆工程、青藏铁路格拉段的修建、羌塘高原油田的勘探、柴达木稀有金属的开采等重大工程，大量平原地区人移居高海拔区生活劳动参与高原建设，这是世界其他高原地区未有过的事件。

针对这一现实，在青海省科技厅的支持下，于2001年立项支持了归属内科学和特殊环境医学的“高原医学领域”的青海省重大项目“高原移居人群高海拔作业低氧损伤的综合防治”研究。

研究结果提出不宜进入高原的疾病状态；制定了急性高原病的自我判定方法，促进早期诊断；提出高原睡眠障碍的发生机制及防护措施；提出高原胃肠道出血症的发病机制及危险因素；提出共济失调（Ataxia）是高原脑水肿的最早症象；建立急性高原病救治中的“三高”与“三低”措施；提出防止急性高原病向亚急性（SAMS）和慢性型（CMS）转化；提出移居群体高原劳动作业的轮换方案。

研究结果已被广泛应用于军、地高原大群体施工的卫生保障中，也应用于高原灾难医学的急救中。并得到美国医学及生物学杂志、英国伦敦大学和加拿大麦基尔大学的高度评价。

下篇：情怀

一千公里零死亡

当中国北部的万里长城在历史风雨的剥蚀下渐次老去的时候，中国的西部却崛起了一条关涉着民族复兴大业、被世界称之为人类文明史上最大奇迹之一的钢铁大动脉——青藏铁路。新世纪初年，号称“世界屋脊新长城”的青藏铁路二期工程动工建设。

铁路全长1118公里，跨越唐古拉山、昆仑山、念青唐古拉山、风火山以及可可西里山等，84％在海拔4000米以上，最高点海拔5072米，大气压约占海平面的60％，气候极为严酷，是世界最高的“钢铁长城”。

然而，960公里处在海拔4000公尺以上的高寒缺氧地区、大面积多年冻土及影响着亚洲乃至世界生态变化的高原环境保护——这世界级的三大难题在面前横亘着。

其中高寒缺氧对建设大军的严峻威胁是对高原医学的巨大挑战！

在建设者队伍中，流行着这样一首歌谣：“到了昆仑山，气息已奄奄；过了五道梁，难见爹和娘；上了风火山，进了鬼门关。”

作为铁道部青藏铁路一期建设的高原医学顾问和二期建设的高原生理研究组组长，原铁道部和卫生部把这个担子交给了吴天一。而他也把20万青藏铁路的建设者当作自己的兄弟姐妹，挂念他们的安危。他说：“我似乎觉得自己有了用武之地。”他要让自己的双肩全都发挥作用，一肩挑起送货上门的担子，把有关知识和研究成果送给高原的每一个建设者。

根据青藏高原实际，吴天一提出了创新性观点，建立了一系列卫生保障措施和急救方案，亲自进行宣传教育及举办学习班，还建立了一个高原病的自我判断方法，写了科普手册开工前送到每个员工手中以作到早期诊断；年过花甲的他亲自带领科研医疗队上山指导，派发以藏药为主的致适应剂（红景天等），取得了显著成效；他提出的“高压舱、高压袋、高流氧”三高急救措施十分有效，显著了急性高原病发病率。由原青藏公路建设时的9.8%，降至目前1%以下，他的汗水也渗进入一个个工程奇迹。

青藏铁路的奇迹，是人的奇迹、是生命的奇迹！吴天一倾其一生的高原病学研究，则为青藏铁路的建设者指出了一条零死亡的健康之途。而青藏铁路人更是把他视为自己最尊敬的师长与最亲密的战友。原青藏铁路中铁二十局工地医院院长丁守全说，风火山隧道海拔4905米，没有吴天一，我们就不可能创新式地采取科学举措，解决施工人员缺氧难题，打通这一世界第一高隧就不可能如此顺利。新华社的报道称他为“青藏铁路生命的守护神”。国际高原医学权威John West教授认为这是高原医学史上的奇迹。高原卫生保障作为其中的成果2008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侨界“十杰”

火车铁轮碾过，隆隆的机车响，犹如蒸腾着血性、情感与理想的诗句，正气势磅礴地越过昆仑山、唐古拉山、直向拉萨奔腾而去。

站在这里，吴天一听到了人民的召唤、高原的召唤、高原之上的烈士日夜不宁的召唤、科学真理的召唤、祖国坚定不移、永恒不变的召唤！

多年来，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多次表示愿聘请吴天一前往工作，远在美国的父母和妹妹也多次在信中希望他与家人相聚。“高原医学只能诞生在青藏高原，儿子离不开正在研究的科研，中国有我事业的根！” 在给父母的信中，他写道。

他的付出，祖国与人民也没有忘记。2004年，吴天一与其他九位在各自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侨眷一起，被评为侨界“十杰”，他也成为青海省唯一获此殊荣的侨眷。

2008年6 月24日，吴天一 ——这位在马背上骑了一辈子、能驯服高原上最烈性马的医学专家——在西宁伸展双臂。但这次，他手中不是马缰绳，而是“祥云”。上午8点13分，71岁的吴天一高擎火炬在西宁市中心广场起跑，北京奥运火炬接力西宁站传递正式开始。象征着和平、友谊、光明和希望的奥林匹克圣火来到了古“丝绸之路”南路和“唐蕃古道”的必经之地。火炬大道两旁由青海五大主体民族构成的表演方队，他们手持哈达、用优美的舞姿，目送吴天一的火炬传递。

“我是一名奥运火炬手，能在青海高原托起‘祥云’，我很自豪。”年逾古稀的吴天一这样说。五十年，他将生命的“祥云”传递到无数牧民和建设者的手中，此刻能代表青海传递第一棒火炬，任何的名誉都不如高原之子的身份来得朴素而浓烈。

“三最”院士

2010年4月14日，青海省玉树地区发生7.1级强烈地震，玉树位于青藏高原4000米的高海拔地区，地震发生后，全国各地的救援大军急进高原到玉树参加抗震救灾，高原反应严重威胁救援队员的生命与健康。吴天一向厅党组请战后连夜驱车十几个小时到达玉树。

70多岁的吴天一成为抗震救灾队伍中学识最高、适应最强、年龄最大的救灾专家，被誉为“三最院士”的他不顾年事已高，走进灾区最重、海拔最高的上拉秀、禅古村、扎西科村等，现场指导急性重症高原病的抢救治疗，先后抢救高原肺水肿36例, 并为挖掘部队、解放军、武警、公安官兵、医疗队员、藏族僧人等发放《高原保健手册》，讲解高原疾病预防知识，使救援人员在做好抗震救灾的同时学会保障自己的身体健康。

7天，吴天一肩负使命，走遍17个重灾点，发放他撰写的《高原保健手册》10,000册，为数千名军地抗震救灾人员讲课。同时，他还发挥熟悉藏语的优势，对灾区群众进行心理疏导，讲解地震相关知识，为来自内地的志愿者讲解藏族地区的宗教、风俗、生活习惯和信仰……2010年，吴天一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全国抗震救灾模范。

伴随着高原的寂静与洪荒、忧伤的白云、凄厉的风雪，“头上只有天大，脚下只有地大，走西藏的路上苦大，滴过的眼泪比太阳还大。”那支在驼队中怆然而生的歌谣，又在吴天一的心头响起。

万里高原在她自己博大而又深邃的胸膛里，铭记着这位高原之子的热血、汗水和泪水。忠诚与勇敢、理想与牺牲，都在这里得到了考验与诠释。

而他，站在他理解中的西部高大陆：她是家园，是人类生命发祥的高地。能够抵达这样高度的人目光是犀利的、生命是澄净的，带着纯真而又沸腾的勇气，守望在生命的极限地带，大爱原来真的是这样朴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