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凡尔赛”高手钟南山：我也有难的时候……

“平时做组织运筹、抢救病人，我从来没觉得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会议，我压力很大。”

|钟南山（口述）

|田亮（采访整理）

钟南山快85岁了，就在几个月前，他还属于非优先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那个群体——60岁以上老人。今年3月29日，国家卫健委发布了《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技术指南（第一版）》，建议60岁以上人群接种疫苗。5月，为鼓励人们，特别是老年人接种疫苗，钟南山在广州接种了国产灭活疫苗，还公开了自己打疫苗的照片。

作为医疗卫生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在疫情防控、重症救治、科研攻关等方面作出杰出贡献，多次呼吁、鼓励人们接种疫苗。他说，疫苗是解决疫情的根本，中国接种疫苗的比例还很低，大家应尽快接种疫苗。人们也多次在热搜榜上看到他的呼声。7月9日下午，多次调整时间之后，钟南山就中国抗疫与中国疫苗接受了《环球人物》独家专访。言语中有理性的分析，也有感性的瞬间。

以下是钟南山的自述。

我打疫苗的时候还比较早，当时大家对疫苗好像还有点顾虑。但是国家不能永远是这种封闭状态。除了上游的防控以外，关键还是更大的群体打疫苗，打了疫苗以后可能产生群体免疫。就像流感一样，每年打一针四价的流感疫苗，对流感有比较好的预防作用。所以我当时的想法是要打疫苗，也没有太多考虑身体条件。

最初认为18岁到59岁的人群打疫苗是没问题的，并没有鼓励老人先打，而国外通常是首先给身体条件差的老年人群体打疫苗，我们为什么不同？因为我们所有的疫苗到第三期临床试验的时候，我们中国没什么病人，所以只能够在国外做。我们的疫苗研发进度本来跟国外的辉瑞等是同步的，但在国外做三期试验需要相当长时间的谈判，要按照外国的要求、规矩来做，导致我们晚了三四个月。

我们开始做三期临床试验时，并没有要求这几个国家有足够数量的老人参与，当时几个国家加起来也就一两万老年人，这个数量不足以多到保证疫苗对老人是非常安全的。所以我们后来在国内就把适于接种者的年龄安排在18到59岁。我打疫苗的时候，国内已经有十几万老人打了，很安全，但总人数还是少，所以当时我觉得应该起点带头作用，号召打疫苗。打了第二针以后，我在我们实验室做了抗体检测，结果还是挺高的，也没什么不良反应。

我们国家的疫苗主要是全病毒灭活疫苗，它的保护率不是世界上最好的，但安全性是最高的。关于保护率，如果按照现在已经发表的资料看，在预防得病、预防有症状方面，我们的灭活疫苗比起国外的mRNA（信使核糖核酸）疫苗，保护率低一些，但是在预防重症、死亡，或者预防转到ICU（重症监护室）方面是很接近的，都接近100%。

有的人有误解。像BBC（英国广播公司）等媒体，在报道中讲到美国辉瑞公司的疫苗保护率时，采用他们的最高试验数据——95%。中国疫苗在巴西、土耳其、秘鲁等5个国家做试验，保护率从50.4%到90%多，他们报道只采用50.4%，这是巴西某个地方的数据，其实巴西几个地方数据也不太一样，他们就用最低的。普通人不太理解的话，就以为中国疫苗的保护率很低。世界卫生组织认为，超过50%的保护率就可以用。实际上中国全病毒灭活疫苗的保护率大概是70%。

疫苗最重要的还是安全性。现在，中国疫苗已在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批使用，这么多国家打了中国疫苗后都没有出现严重副作用，这很关键。新加坡有别的国家的疫苗，也有中国的疫苗，很多老百姓排队也要打中国疫苗，因为安全。我们不光出口，还帮助巴西等一些国家在当地生产。

我现在正在做一件事——如何评价疫苗注射后的效果。这很重要，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很准确的评价办法。现在都是看真实实践，即打疫苗后对范围内人群的保护率是多少，有多少发病的，有多少不发病的。这样时间太长。中国现在有六七十种疫苗正在研发，我们应该走什么方向？我们应该重点发展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对付变异的毒株？这都是我们面临的未知数。所以现在正在全力攻这个关。

这项工作对世界各国来说都很不容易做。比如通过看抗体产生的情况来评价，这叫体液免疫。还有一种叫细胞免疫。注射疫苗后，体内抗体不见得很多，但是具有免疫功能的细胞能够对抗病毒的侵袭。还有其他一些指标。单纯用一个指标来评价是比较困难的。我希望这项工作在一年之内有结果。

中国总的医疗卫生工作的指导原则就是以健康为中心代替以治疗为中心，这在这次抗疫中也表现得很突出，即预防为主。中国一开始就抓上游防控，不让病毒传播，在这方面采取了非常强有力的措施。世界卫生组织总结了各国抗疫的4种措施：强力控制、压制、遏制、不采取什么办法。中国有生命至上的指导思想，是少数采用第一种措施的国家。疫情之初，我在跟几位领导谈的时候，提到18年前的非典，它在广东、北京、香港引起很大的社会不安定和经济损失，那个时候没有注意到早期的防控。一提到这个，很容易引起大家共鸣。2020年1月20日早晨我们汇报以后，很快，1月23日凌晨就宣布了武汉封城的决定。

武汉当时比较被动，病人太多了，来不及隔离，甚至来不及发现病人。后来以最快的速度解决了几个问题，一是生产试剂，进行普查、调查；二是进行卫生知识的教育，如保持距离、勤洗手等；三是一旦有人感染，全家的密切接触者就要进行检查、隔离。在这个过程中使用了很多新的技术，比如方舱医院，在19天里建了16家方舱医院，把病人跟健康人分开，病毒就不再传染了，这起了重要作用。

西方是以“我”为中心，中国是以“我们”为中心，个人牺牲一点，换来大家的自由，取得很大成功。而面对疫情，西方国家一开始都不大在乎。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警告了几次，世界卫生组织还发出了最高级别的警告——PHEIC（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即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但是有些国家觉得无所谓。一方面跟他们的很多政治思想有关系，另一方面他们没有经历过。到2020年3月15日以后，他们才知道原来这么厉害，那个时候防已经太晚了。中国已经帮他们争取了时间，他们如果好好防，就不会那么严重。疫情在这些国家的蔓延，他们国家的领导，特别是西方大国的领导要负主要责任。

从总体策略而言，“防”住了以后，下一步就是广泛地注射疫苗，获得群体免疫。这种做法，世界上没有真正做过有设计的试验，现在要实践。通过实践，以色列等很多国家已经证明，打疫苗跟不打疫苗明显不同，死亡率明显降低。

要打多少疫苗呢？根据国际上的试验，中国的疫苗大概有70%的保护率，所以在中国需要80%的人打疫苗，才有可能产生群体免疫。起初来不及生产，世界卫生组织也没批准，等候的时间相当长，我们挺辛苦的。后来批准了，我们加快了接种速度，而且大量出口。7月3日，我在上海科技大学说，中国打完两针疫苗的接种率是42.8%。这个数量是不够的，很多国家比我们高很多，我们需要加快速度。上半年我们产量不多，扩大厂房都得有个过程。现在几家主要的企业都在大批量生产，下半年会快很多。我们的愿望是到年底接种率达到80%，这是完全可能的，那时中国实现群体免疫的机会大大增加。

由于病毒还在变异，现在还是要非常注意群防群控，群防群控跟打疫苗之间要尽量减少时间差。为什么7月1日天安门广场七八万人，没见一个戴口罩的？因为几乎全打了疫苗，而且核酸检测阴性。现在已经9天了，没有出现什么事故。这就是策略。

引起本轮广州疫情的就是源自印度的变异病毒——德尔塔病毒。按照我们的模型，假如完全不采取措施，从5月21日到6月18日，广州这29天的感染人数可以达到730万。实际结果是146例有症状感染者、7例无症状感染者，一共153例，都是由一个阿婆传出来的，这个阿婆则是被一名输入病例传染。

原来有人认为广州应对不力，我不同意这个看法。中国从来没有遇到过德尔塔病毒，它1个传4个，4个传16个，10天之内可以传5代。我们有一个创造，依托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建立了很多高效率的筛查技术，28天一共做了2.1亿次核酸检测，一天要反复查的。但是再快也赶不上病毒传播速度，所以我们发现这个病毒的特点，根据其特点施策。除了传播率高，它的潜伏期短，1到3天就可致人发病。人体内病毒的载量很高，比普通的新冠病毒高100到1000倍。它转阴的时间很长，普通病毒十天八天差不多就能转阴，它是两周过后还在体内大量存在。根据这几个特点，我们改变了密切接触者的定义，以前密切接触者就是在同一个屋、同一个家庭密切接触，我们扩大到整栋楼里只要有一个感染，其他都要检查。我们不能单纯靠封城，越封范围越大，这是比较消极的。

我们还建立了黄码制度。只要你去过相关地点吃了顿饭回来，不管你手机开没开都能发现，以后就要给你显示黄码，让你马上去检测。

用这些办法能够很快发现、找到一些密切接触者，找到后马上隔离。通过高效率的核酸筛查和精准追踪，在没有大规模封城的情况下，29天就实现了零传播。7月8日，广州在院病例全部出院，实现清零。没有死亡的，最高龄感染者92岁。

我们还对打了疫苗的密切接触者和没打的做了比较，结果发现，我们的疫苗对感染的保护率达到63%，对症状的保护率是67%，对重症肺炎的保护率是77%，对死亡的保护率达100%，这是我们最新的数据。应该说，即使是对源自印度的德尔塔变异病毒，中国的全病毒灭活疫苗也是有效的。

回顾整个抗疫的过程，有几件事我印象很深。

疫情初期最困难的时候，每天都有人去世。我的一个博士生在武汉工作。在真正搞清楚人传人的问题上，他做了很多工作，但他的情绪很低落。有一次，他发了一条信息给我，说那天晚上回到家里，突然听到街坊邻居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感到很震撼。当时我就在想，武汉人民是英雄，一定能过关。

援鄂医护人员也感动了我。我看到一张照片，几名护士得知被批准参加援鄂医疗队，为了减少感染，全部剃了光头，却很开心，很阳光。这张照片对我的触动很大。她们不是在作秀，而是勇于参加战斗，显示了青年人的决心。

在世界卫生组织里的讨论也令我难忘。我是世界卫生组织“大流行防范和应对独立小组”专家成员。世界卫生组织里有些人非常固执地认为中国一直隐瞒，中国第一例感染者是12月1日确定的，而从12月1日到1月23日武汉封城，隔了大约7周，言下之意就是中国隐瞒了疫情。我做了很多解释，可报告里还是这么写。我讲来讲去也不起作用，后来就干脆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调查，找到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科主任张继先、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了解情况。我觉得还不够，就直接通过他们找到了这例新冠病人及其家属。这个人12月1日中风了，有点不舒服，但是根本没去医院。26日，差不多一个月之后，病人发烧，就到了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后来转到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做核酸检测，真正确诊已是12月底。我把所有的往来信函都寄给了世界卫生组织，在会议上详细叙述情况，最后所有的专家都同意我的看法，报告也得以修改。取得了一个很大的胜利，我很高兴。

我也有难的时候。平时做组织运筹、抢救病人，我从来没觉得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会议，我压力很大。世界卫生组织的会议频繁，一次会开两天，每天3个小时不间断，还是在北京时间的深夜，我坐着一动不动，对我的身体影响很大，现在腿都没好。更难的是，讲话都是用英语，表达还得注意分寸，难度很大。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全世界应当齐心协力，共克时艰，因为一隅不安，天下皆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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