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麦郎还在写歌，最新的一首叫《我在小河的岸边》，他想写一首慢歌，一首舒缓的歌，于是想起家门口的小河，潺潺地流，“从家门口一直流到天边”。
在他的描述里，天边并不美好，没有日出和日落，人们在那里很孤独。
从精神病康复医院出院后，庞麦郎回到老家。这里只有8户人家，能出去打工的都出去了，只剩几位老婆婆和老头子。他成了这里唯一的年轻人。
某种程度上看，这首歌像极他人生的隐喻，向往着远方、天边，却无数次重返小河流过的故乡。
治病
庞麦郎出院了，宁强县精神病康复医院的医生建议父母把他接走，带去更好的医院检查。那是5月13日，他在医院住了两个月十三天。
根据他的说法，在那里每天吃两次药，每次三颗。白天里，吃饭外的时间都要围在一起转圈圈。伙食也不好，只有包菜，包菜，和包菜。
“我本来没病的，给我住得有病了。”庞麦郎说，“医院怎么能控制人呢？”“我坚决反抗。”反抗指的是，有且只有一次，他吃药时趁医生没注意，把药放进口袋里。
在医院里，有人认出他，放了他的歌。他感到高兴，但没上去唱，他觉得场地不够正规，“那里没有话筒”。
出院后的庞麦郎认为自己得了病，不是精神分裂症——他反复强调自己没有精神分裂症——而是服用精神类药品之后的副作用。
在形容现在的身体状况时，他用了一串拟声词：
肚子咕噜咕噜的，吃药吃坏肠胃了，消化不好；胸腔的声音是哐呛哐呛的，他在网上问过中医，医生说胸部的问题是由肚子的问题导致的，“胃反流”。他到镇上买了肠胃相关的药。
最严重的是耳鸣，左耳里“嘶嘶”的声音不断，像电流流过。声音不大，但无法忽略，“它完全影响了我的生活”，“头痛，我夜里有时睡不着”。
总之，对庞麦郎来说，这个细小的声响成为他当下生活的最大阻碍。“精神医院把我搞坏了，把我的明星形象彻底破坏了，所以现在我又重新起步，（有这个病）就更难了。”
一切都为治病让步了。
出院一周后，父亲带他到西安治疗耳鸣，也做精神相关的检查。先后去了西安中心医院、长安医院、和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他在长安医院住院一周，耳鸣情况缓解了一点，没完全好。
他在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的检查结果显示，心率变异分析的结果为，心率正常，抗压能力良好，压力指数一般，疲劳程度较高；阳性症状量表测量结果总分44分，满分170分，得分越高表明精神症状越严重；抑郁自评结果为无明显抑郁症状；艾森克个性检测结果显示，无精神质倾向，l高分，掩饰性过高，对外界过分惊觉，不轻易暴露自己的想法，测验效度低；症状自评量表结果分析，无明显心理问题，根据其他因子的得分，可能存在轻度的睡眠问题及食欲方面的问题。
又带着耳鸣的症状回到老家了。西药不行，他寻求中药帮助，在网上搜索耳鸣，网页里随机弹出一些专家及其联系方式。
他加了其中一个微信名为“耳鸣耳聋康复中心”的医生，医生自称为老师，向他保证，一个疗程两千五百块，可以根除病根。
庞麦郎犹豫了，他认为这个价格太贵。医生发来一大段话，反复强调治疗的必要，“等到耳鸣的顽固期，你花的就不是这点钱了”，“你这样的患者我见多了，都是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不信你可以去查一下耳鸣带来的后果有多严重”……
每天早上，庞麦郎都会收到他的问候——庞先生，今天身体怎样，你考虑好了吗？庞麦郎还是那个顾虑：价格太贵了。
十天后，深受耳鸣影响的庞麦郎考虑好了，转去100定金，收到快递后补完剩余的尾款。
在给医生的收货信息上，他没写庞麦郎，写的是“庞明涛”——他原本的名字。
那是些和袋装豆奶一样包装的棕色液体，味苦，难以下咽，发货地是山东济南的某一酒店，药方及成分不详。
庞麦郎快把这个疗程的药喝完了，几乎没有效果。他把这些情况跟那位“医生”反馈，又补充了自己肚子和胸部的不舒服。
医生嗔怒，你怎么之前没跟我说你有这些毛病呢？并建议他再买一疗程，所有的病都“药到病除”。
庞麦郎还在犹豫，“价格能不能少点。”
安静
从宁强县城去往庞麦郎的老家代家坝镇南沙河村。需要从大路转小路，再转更小的路，在盘山公路转一个又一个弯，耗时约一小时。
这里不通公交，来往只能包车或者拼车，每户人家都存有几位司机的电话。
乡村青年庞明涛正是从这里出发，从汉中到西安，再到北京。
2014年，他凭借一首《我的滑板鞋》为人熟知，其自称来自台湾基隆，90后。谎言被戳穿，他与经纪公司闹掰，落荒而逃。
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里时，他有了经纪人白晓，要开始一场全国巡演。经纪人将他称为中国版梵高，称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像堂吉诃德和桑丘。巡演多在livehouse，时常入不敷出。于是他退掉在西安的房子，回到汉中老家，有演出时再出去。
再后来，2021年3月1日，他被送进宁强县精神病康复医院，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现在，他回到老家南沙河村。
村庄之所以叫南沙河，据说因为那里位于河流下游，河里有泥沙堆积。说是小河，看起来更像小溪，不宽亦不深，卵石裸露着。其中一侧的河水稍深，水面泛着幽幽的蓝，蜘蛛漂过。
庞麦郎说他的童年是幸福的，幸福围绕这条小河展开。
小河就从他家门前流过，他在这里学会了游泳、抓鱼、打水漂；和伙伴们比赛，把石子扔进水里，然后一头扎下去，看谁先从河底找到。
现在，37岁的庞麦郎打起水漂，石子一路跳跃，溅起四五个涟漪。小河还是从前的小河，只是没有了玩耍的孩子，庞麦郎成了村里唯一的年轻人。
这里只有8户人家，能出去打工的都出去了，剩下几个老婆婆和老头子，包括一位70多岁的坐家女，一位耳朵不灵光的老太太。一位邻居的女儿和庞麦郎曾是同学，女儿已经结了婚有了娃，不住在这里。
庞家位于最边上，陌生人去到那里，需要躲过至少三只狗的狂吠。动物的声音——狗、猫、树上的蝉和说不清是什么的小虫子——在这里远大过人的声响。
仔细听的话，能听出蝉叫的层次，大片的嗡鸣里，有那么一两只的叫得格外响亮。风吹过，树叶和农作物的枝干摇动，簌簌的声音像涟漪一般荡漾开，可以从声音的远近判断风的方向，捕捉风经过的踪迹。
在这样的安静里，庞母劈柴和切菜的声音变得尤为明显。
庞麦郎的母亲。图/武汉晨报记者 覃钰钰
“去过镇上吗？要不要去镇上？”庞麦郎问。
村里没有任何娱乐设施，他偶尔到大约一公里外的小卖部买东西；赶集的日子，也会坐包车到七公里外的镇上。镇上有什么好玩的？“在镇上，可以逛街，买东西”，他想着，继续列举，“可以买水果，买梨，买苹果。”
尽管如此，庞麦郎认为他的生活并不无聊，他可以写歌、看书、看电视。
说到写歌，他的话多了起来，打开手机展示最近作品。由于家里没有wifi，他写歌都在手机备忘录上，桌上的笔记本电脑落了灰，成了摆设。
最近的一首歌叫做《自由的我》，“写神的”，他说。副歌部分的“你我自由高歌呼喊自由的神”要重复几次，他比划着动作，两手握拳往上冲，像举重，眼睛亮亮的。“我喜欢舞台上的感觉”。
如果有神，会向他许什么愿望？庞麦郎回答，“希望让我创作出更多的作品。”“不要更好的作品吗？”“那就希望能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错位
庞麦郎直到入院之前，凡是出门都会戴上帽子，那是他作为公众人物在穿着打扮上的自觉。
出院后，这位南沙河村的青年比之前胖了一些，穿着白色T恤，踩着一双豁了口的红色皮鞋，裤子起了线头。他没戴帽子，也不打算戴上。
从2008年到现在的帽子都摆在桌子上了，整整齐齐，共有五顶。红色那顶最常见，写着“困兽”；另一只黑色的写着be yourself（做自己）和brave（勇敢）。他把“困兽”和“勇敢”拿过来，用力拍走上边的灰。
同样落灰的还有墙角那把蓝色吉他，弦断了，不过影响不大。他不会弹琴，每次都是随机发挥、做做样子。区别在于，到了副歌部分，会把琴弦拨动得快一些。
庞麦郎没有学习过演奏、编曲等知识，也从没打算学。他认为这没有必要。
“音乐是靠天赋，不是靠学出来的”。
“写歌是靠灵感，没有灵感再怎么写都写不出来，就像我小时候写歌，怎么想都想不出来，那时候一点天赋都没有。”
“我都是靠天赋，努力只会给你经济上的支持。多多演出这个算努力，（能让我）有钱来做音乐，这只是一个外加的支持。”
七年前的那场爆红让他笃信自己拥有过人天赋。“如果没有天赋的话，我过去怎么会起来？”他不认为那是运气使然，“运气是偶尔的，天赋是永久的……我都是靠天赋，没有靠学习，我从来没有上过音乐学院，也没上过什么正规的（辅导机构）。”
走红初期，一家游戏公司曾以25万的价格买下他的歌曲，他在云南租下一套别墅。现在想来，是有点奢侈了，“没有人跟我说不要住那么贵的，要是有人跟我说就好了……我都是一个人，一个人走过来。”尽管如此，他相信自己还能东山再起，因为他有天赋。
他自况梵高，那个疯狂的天才，他最早从经纪人白晓那里听到梵高其人其事。
白晓曾说，“我把庞麦郎喻为中国的梵高，我自认为是可以的。他是一个艺术家，他在精神分裂的情况下做出了一些很优秀的作品，往往他恢复正常的时候，他又不愿意把这些东西给大家看。”
庞麦郎部分接受了这个说法，“我和他还是有区别，区别就在于，我的艺术比较现代。”
所以，当代梵高为何还没有翻红？庞麦郎说，“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制作。”
庞麦郎在翻阅梵高的画集。图/武汉晨报记者 覃钰钰
那是7月14日的下午，天气闷热，宁强县上方酝酿着暴雨，厚厚的云层自东南方向席卷而来，天色阴沉。
屋里太热，庞家没有电扇，更遑论空调，一家三口搬过板凳到屋外吹风。他们在等待这场雨的到来，念叨着，下过雨就凉快了。
大雨降至，狂风卷起细小的树叶，庞麦郎坐在凳子上，述说着自己对天赋的认识，语速很快，言之凿凿。
当被问到这是对应媒体的措辞还是真心认为的时候，他回答，“真心这么觉得，有什么问题？”
庞麦郎对自身的认识和外界对他的认识似乎总是存在错位。
那首成名之作《滑板鞋》，讲的是他自己的故事，南沙河村的青年遍寻汉中，终于找到那双想象中的滑板鞋，他兴奋地在月光下跳舞，鞋子与地面摩擦，影子似魔鬼的步伐。他“最时尚”，他“充满了力量”，他什么都不怕。
人们被其中的朴素和真诚打动，从那个怀揣着渴望的小人物身上获得共鸣。包括小镇青年出身的导演贾樟柯，他说，“‘时间，时间，会给我答案’，多准确的孤独啊。”
而在庞麦郎心里，他认为这首歌之所以走红，在于“它很现代，很摇滚，很时尚。”
雨终于落下了，豆大的雨滴砸在地面上，一家人回到屋里。
庞麦郎突然想到了什么，“你说我这辈子有没有后悔的事情，我就后悔这么一个，就是我没有上高中，没有上公立的大学。”
他说自己曾经因为没考上一中，只考上二中就不读了，要是上了高中，学习一些知识，哪怕最后没能考上大学，一切都还可能不一样。
在小河的岸边
庞麦郎家门口。图 /武汉晨报记者 覃钰钰
庞麦郎尽力表现出善意和周到，不停盛饭、夹菜。
午饭是一盘糖渍番茄和一碟拍黄瓜。吃饭是在茶几上，一块黄瓜掉了，他主动捡起来扔掉。家里没有垃圾桶，他捏着那块黄瓜径直走向门外，扔进田里。
饭毕，他拿来抹布擦桌子。一块污渍怎么擦也擦不掉，他直直盯着，擦了又擦，最后上手抠下来。
这是庞麦郎的家，三间民房，一间猪圈。房子在汶川地震后开始漏水。墙壁上的污渍东一片、西一块，水泥地上总是积着土。
庞妈妈说因为这个事情他发过火，“家里没有装修，房子破，不好找媳妇。”
庞麦郎曾一度拒绝媒体对他家乡的曝光，白晓解释，“他会觉得公众人物就应该有很好的生活、很好的家庭，但他下了舞台一转身，是一座大山，一个破旧的房屋。这是他在做自我保护，当然这跟他生在骨子里的自卑是有关系的。”
父亲庞德怀63岁，还在下地干活，天气太热，他隔一段时间就得回来坐一坐。最近种了些银杏树，忙着照顾，树叶一斤能卖一块钱。
庞麦郎的父亲在摘银杏树叶，一斤能买一块钱 /覃钰钰摄
“去西安，都是我花钱啊。”庞父笑得很无奈，嘴里牙几乎都掉了。
他曾经在工地上做泥水匠，一个月三四千块。由于年纪太大，去年起这样的工作也找不到了。
在庞德怀眼里，儿子曾是好孩子，话多，勤快。
直到2008年，走红后的他像变了个人，“懒了”，回家再也不下地了。这次出院后情况稍有好转，“讲话多了，但还是懒。”
他操心着儿子的将来，他打心底里是不同意儿子做音乐的，“要是平常的打工，哪有这些事？”但事已至此，还能怎样。
他说不清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我说的话他不听啊”。
庞麦郎却不急不慢，家里有地，大不了回来种地嘛。当然，这是最保底的方式。
他从没想过不做音乐，过回普通人的日子，“这么好的事业你不干，用我们农村的话说成败家子了。”至于有没有可能一边打工一边写歌，庞麦郎说，“我上这一份班就已经够累了，还要再上一份？”
他还在写歌。最新的一首歌叫《我在小河的岸边》，他想写一首慢歌，一首舒缓的歌，于是想起家门口的小河，潺潺地流，“从家门口一直流到天边”。
在一个日头热烈的午后，庞麦郎在波光粼粼的小河边，踩着河道里裸露的石头，唱起这首歌。
在天边有一条美丽的小河
人们在那都很遥远
在河的下游划着小船
人们在那都很孤单
……
回去听录音时，背景里都是河水冲刷和夏蝉嗡鸣的声音。
庞麦郎说，他写的是家乡的小河，也是天边的小河，“要写天边，越远越好。太远了，看不到日出，看不到日落。写一条与众不同的小河，别开生面的小河，孤独的小河。”
那你想到天的尽头去看一看吗？记者问。“想去，太远了。台湾算远吗？”他去过台湾，那个称之为希望那是我未来的祖籍的地方，“台湾就像看不见日出日落，太热了，只感觉到热，看不见太阳。”
听起来一点也不美好啊。“是啊，天边是不美好的，可是小河是美好的。”
武汉晨报记者覃钰钰陕西汉中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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