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蔚超

很早以前，评论家张柠就为读者描绘了一派古典气韵的小说家黄咏梅，“从外表看，她有着一副抒情的面容，巧笑倩兮，思无邪，温柔敦厚，很无辜的样子，让人不敢久视”——这样的黄咏梅堪称当代的女君子了。张柠论文先及人，知人而论世，熟悉黄咏梅的人，大多会认同张柠的描述和他在小说家与小说之间建立的联系。

黄咏梅当然是地道的现代小说家，然而她的小说的叙述视角、风格面貌，与其人都有通类之处，她的南方城市小说具备某种“温柔敦厚”的外在表征，她笔下不再是被喧嚣波浪冲击后显现出的肮脏世相和现代奇观，而是一幅困窘而丰满、琐屑而真切的市井众生图。于不期然之间，黄咏梅的小说在不同的城市经验、地域文化和底层叙事的面向中，赋予读者以及文学以启迪。

在我看来，黄咏梅小说最动人之处，包含在小说叙述者天真和忧伤的腔调之中。即使她讲述的故事与关涉的人物命运，都指向时代和社会的大症结，比如网络暴力、文化差异、信访、征地矛盾、青少年网瘾和吸毒等等，小说的叙述也不因对象的宏大暴力而声色俱厉。

惯用天真叙述者（Native Narrator）的黄咏梅因为世界不美而忧伤，并不像全知叙述者一样世故机巧，或带着阅遍世情的揶揄，黄咏梅的小说极少智力上的炫耀，她语气轻盈地诉说着别人的忧伤。面对那些城市犄角旮旯里生活着的人们，她因这些人的痛而伤心，因而，黄咏梅的小说弥漫着一种优美而动人的感伤情调。叙事者天真倔强的声音的号召力和感染力，使世界的无情和残酷显得更加蛮横。这是黄咏梅小说最大的魅力。

老道而敏锐的批评家们，一眼望去就发现了黄咏梅小说中颇具辨识度的艺术特质。陈晓明说她的叙述中包含着“无知的单纯与天真”，“这就是她有意去主体化的叙述，那是她独特艺术路数”。李敬泽则从小说中拈出“惊奇”来，“纯真的惊奇，这可能是黄咏梅的真正力量，在生活中，她总是惊奇地看着大家，好像她在参观‘神迹’，当然很可能是荒谬可笑的神迹，在小说中，我能够感到同样的眼光”。黄咏梅的小说总会让人联想其人——当然，这也是当代批评的便利，我们能够在人与文的并置观察中，体察其中感性、细微的关联。

何谓小说的腔调？何来纯真与惊奇？在这里我不妨说明白些。欧陆的媒介理论试图告诉我们，媒介或多或少决定着内容，媒介不仅事关人类作为接受者的思维习惯，而且在决定内容展开的过程时，影响着内容的浮出字表。现代小说的媒介当然是文字，然而文与言之密切关联，使得视觉的文极容易转化为听觉的言，语言和音乐同借助声音媒介而彼此相通，审美文字作为语言的表意符号而拥有乐性的，阅读时我们脑中难免会有叙述者的语音，或显或隐，如同人说话的语气、轻重、方言、柔刚，小说如同音乐，同样也有腔调。

小说家们不屑于以理论服人，他们倾向于在文字的编织书写中寻觅自己的心得。在台湾小说家张大春看来，小说“腔调的确常可以被取材与修辞决定，不过，它也可以是一种语言策略。作为语言策略，小说的腔调容有完全对反的功能和意义：读者或为之催眠而越发融入文本表面的情感；或有所警醒而幡然侦知文本内在的讽刺”。

因为看小说、读小说、沉迷于小说而终至写起小说来的人未必深是什么‘叙述学’乃至‘叙事观点’，他首先感受到的是一个故事里的情感以及讲演这个故事的腔调里的情感。但他自己不是一个拥有丰富故事的人，而又急着想说故事的时候，必然还有一杆巨木可以抱之而浮于茫茫字海，那就是腔调，一个令之心仪神往的作家，或者一个令之鄙夷不屑的作家都曾经留下这样的影子，它有意义上的实体，且非彼一实体无法具现相同的影子。踩在那样的影子下，无论出自取材修辞之仿，抑或语言策略之讽，皆非本格，但是不因其非本格而不成文本，不具风格。

回到黄咏梅的小说来寻找她叙述腔调的“影子”。黄咏梅大多数的小说都是关于人的日常和反常，关于亲属和朋友的交集、纠结的故事，她的短篇小说大多围绕着一个主人公来写，《小姨》、《表弟》、《小姐妹》……题目明白昭示着小说关乎一个人的故事和命运，这个人与天真的叙述者多半是近亲挚友，于是，叙述者讲述这个人的故事时，语气是天然地亲切和熟稔。

在《表弟》里“我”是看着表弟长到16岁的表姐，回忆和讲述表弟的故事是确然而亲密的腔调：“要是表弟当时知道我这些心理活动，他肯定会被气哭的。我太有数了。表弟受不得半点的屈辱，从小到大都会被些芝麻大的屈辱气哭。眼泪几乎就是表弟的绝招和武器。”

《父亲的后视镜》是女儿讲父亲的故事，开篇第一句，“父亲生于1949年。过去，他总是响亮地跟别人说，我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不过，很久没听他再这么说了。”1949年，共和国同龄以及“很久没听”，这些关于时间的描述，无不来自熟悉和密切的分享了时间和记忆的人的口中。在叙述开长途车的父亲的职业习惯时，“仔细想想，父亲每次出车，不仅自己穿得整洁，还把大卡车也擦洗得清爽，的确像一个出门约会的男人。”

类似蕴含情感、出自揣测和对往昔生活细节的观察和追忆，在黄咏梅的小说中不胜枚举，张柠称之为抒情，“在黄咏梅的作品中，强大的情感冲力往往来自于形象内部，而非来自外在的撞击。这种充满感情（甚至温情）、具有内在和谐感与自足性的笔法，使得黄咏梅的小说流露出浓烈的抒情气息”。小说家叙述的语气中始终透露出率真、轻松与自如，与对象保持着适度而舒服的距离，既不过分紧逼、责难人物的内心和纠结，同样不会有意释放叙述的迷雾和障眼法，以疏离人物与读者的距离。

然而，颇为吊诡的是，文学的天真和惊奇之中往往包含着危险的意味。黄咏梅的小说中的“冷峻”与“宿命感”与纯真和惊奇同样一目了然。当小说的人物走向生活的毁灭和崩溃时，天真叙述者既无行动力，亦无行动之意愿，“她”纯然旁观的姿态和她外在于主人公的限知限度，在助长了小说主人公的悲局之悲，从而益发显现了人情的冷漠。

《小姨》堪称黄咏梅的代表作之一。面对“小姨”这样八十年代末的大学毕业生，少女叙事人“我”如何理解她曾经的理想和执著？理解她俗世衡量中失败无望的人生？小说正以天真叙述者的惊奇和限知间离出人物的孤独、怪异和不被社会理解的困境。伴随着小说情节的进展，天真叙事者与小姨的心理距离逐步扩大，小说开始时，“我喜欢跟小姨待在一起，她似乎对什么都无所谓，松松垮垮，相处起来一点不像长辈”，小姨多年后再次经历了青春理想幻灭、崇高瓦解、爱情偶像坍塌的复杂情绪之后，从天真叙述人看去“小姨狂笑不已，看上去简直像个疯子”，于是，黄咏梅让天真叙述者以所知的限度旁观小姨的行为。

“当天晚上，我跟小姨睡一床。睡到半夜，我就被声音吵醒了。小姨睡的位置是空的，那声音代替了小姨在黑暗中起伏。我一动不敢动，连大气也不敢出，只是凭感觉找到了那声音的所在地——靠墙的那只落地大衣柜。小姨把自己关在那里面，正试图放低声音哭泣。我听了一会儿，鼻子就酸了。我想，失恋，大概就是这么伤心绝望的吧。可怜的小姨！”

由亲近喜爱到困惑不解，小说正是通过逐步拉开叙述人与小姨之间的情感依赖关系和心理距离，传递小姨放逐于社会和家庭的遭际和凄凉。小说结尾，天真叙述者无论如何不能理解小姨以肉身献祭理想的“壮举”，“我被这个滑稽的小丑一般的小姨吓哭了”，这便是激烈和冷峻之间冲突的高潮了。

每个人在成长中或多或少都曾见证过亲人的暴力、出丑、懦弱，那种困惑、羞耻和无法参与和左右的旁观感，梦魇般残留在我们的情感结构之中，黄咏梅的小说常带领我们重温那些。然而，重温的经验的重要性需要承认，因为必定需要我们先做出一个历史性判断：当叙述者是来自少年的观点，那么读者——当代成年人要么拒斥它们，要么验证它们，小说家将伦理的难题留给了我们。

华文好书选读

黄咏梅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21年7月

《小姐妹》作家黄咏梅的最新短篇小说集，包括七篇短篇小说。日常的艰难与困顿，内心的远方与渴望，在黄咏梅的小说中，常常构成一个外与内并行的双线条叙事。从上世纪走来的文艺小姨，在波折不断的生活中，将自己树立成了一面骄傲且孤独的旗帜。从后视镜中观察世界的父亲，最终在一片湖泊达成了内心的拥抱……在逐渐抛却性别色彩的二十一世纪文艺小说中，在道德感逐渐坚决的互联网文化浪潮下，黄咏梅所代表的成熟气质的女性作家们，正在试图深入新世纪精神世界的辽阔之地，托起一个多变又坚决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