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绘画发展演进的历史中，禽鸟入画成为表现题材出现时间甚早。存世遗物遗迹显示，早在新石器时代。如代表新石器时代晚期文明成就之一的彩陶，器身盛行装饰繁缛的花纹，其中如陕西宝鸡北首岭出土彩陶器中，就发现一件器身绘有鸟、鱼纹的细颈瓶；其次是近世发现的良渚文化，有件玉璧上也出现刻画的鸟纹。至于三代的殷商，因为商人自认为是鸟的裔族。《史记·殷本纪》中记载：“殷契母曰简狄，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于是商族视简狄为始妣，契为始祖，玄鸟为图腾，所以鸟类作为纹饰屡见不鲜。周代承继遗绪，同样大量出现于玉器、铜器的造型或装饰方面，如西周前期青铜康嬴逌、晚期青铜鸟形尊、战国青铜鸟形饰件、青铜壶环饰狩猎纹等皆是。此后流风浸广，历代沿袭使用并不断扩大用途范围。
新石器时代 彩陶鸟、鱼纹细颈瓶 陕西宝鸡北首岭出土
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
西周晚期 青铜鸟形尊 出土地址不详
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
迨及魏晋、南北朝，禽鸟作为题材浸淫绘画制作的风气，已经相当普遍流行。当时作品虽然不见流传于今，但是前人画史著录记载画迹的情形，足以证明。根据唐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中记载，当时流传的魏晋、南北朝画家作品，有关禽鸟动物绘画的，即有：晋顾恺之画《凫雁水洋图》，南朝宋顾景秀画《蝉雀图》《小儿戏鹅图》，齐陶景真画《孔雀鹦鹉图》，梁陆探微画《蝉雀图》《斗鸭图》，北朝魏高贵乡公画《新丰放鸡犬图》等。以上凡是，仅就裴孝源一人所见，至于他未曾看到，或画作未能流传唐代，想来还有更多，因此足以说明此一时期内，这类题材绘画已经日渐流行，创作不断增多。
由于南北朝画家在禽鸟题材方面的拓展，使得这项绘画能够建立规模，在画法上奠定了良好基础，与其他画类相同，走向蓄势待发的形势，承接上来的隋唐得以顺势发展，加以发扬光大，自应表现不凡，有所成就。
不过，花鸟绘画进入唐代前期，回视其前情形似乎并无显著成长，发展景况似有停滞现象。根据唐代画史记载情形看来，如画家的活动和绘画的状况，前期叙述花鸟绘画方面情形少而缺乏，相较于同时流行昌盛热络的佛道、鬼神、人物图像画，固然难以比拟，就连崛起尚处趋兴的山水画，也有所不逮。这一冷清情形，直到中期始见有所转变，花鸟作为题材的绘画日渐流行，专擅兼工享誉的画家开始增加。
唐代 观鸟捕蝉图 墓室壁画（局部）设色
陕西西安乾县唐章怀太子李贤墓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唐代前期花鸟绘画发展出现这种情形，予以分析原因：一是这项花鸟、蜂蝉等题材仍旧维持过去传统，使用作为人物绘画的营景造境点缀素材，不像树石、山水的日渐脱离附属趋向独立，受到画家注意而采用作为绘画主题表现；也未获画评家的青睐，予以评述与讲论，导致画史记叙的缺乏。这类禽鸟作为人物绘画缀景的情形，在存世唐代绘画遗物中，偶尔能够看到一些：如1987年出土的山西太原金胜村7号武周墓，墓室装饰的壁画中，即绘有凤鸟一只，画法粗糙，象征意义重于实质形象；另是前述章怀太子李贤墓室壁画中，所绘观鸟捕蝉图内，除情态生动的仕女人物、树石外，还画有一只正在追捕逃蝉的飞鸟，鸟飞翔的姿态虽然生动，但勾画鸟形的笔线却显得粗略简单；又懿德太子李重润墓室壁画中，绘有架鹞图一面，画中看管鹰、犬的小吏二人而外，其中一人张臂架着一鹞，面前一犬昂首抬脚状似扑咬，人犬尚可清晰看见，姿态神情生动，鹞子体形过小，形貌已经斑驳难识。这些画作，显示禽鸟入画虽然普遍但画法显得粗简，或许因为鸟的形体过小而难以细画所致，以上便可证明。由于禽鸟、蜂蝉之类仍然局限于人物画的点缀陪衬性质，艺术审美的层次与境界均不高，因此造成画家的缺乏兴致与创作意愿，除去极少人外，多数画家不会想到拿来作为自己专攻创作的主题，恐怕是这项题材专门画家甚少的主要原因。
唐代 架鹞图 墓室壁画（局部）设色
陕西西安乾县唐懿德太子李重润墓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二是这项花鸟题材大量使用作为工艺制品的装饰图样。唐代工艺制作极度发达，连带的使得装饰艺术盛行，其中平面装饰则是最普遍的形式，而装饰使用花纹更是绝多取材禽鸟、花卉之类。考察唐代工艺制作装饰，现有存世唐代工艺制品包括传世与出土遗物，种类繁多，有织锦、刺绣、铜镜、金银器、陶器、螺钿、木器等，几乎涵盖了日常生活使用器具的绝大部分。这些器物都有装饰繁简不一的花纹，其中几乎都是搭配组合的花卉、禽鸟纹样，繁缛而生动，颇为美观。由于花鸟作为实用装饰美术的素材广用普遍，这类绘画自然易被归类为工艺装饰，影响到其纯粹艺术创作的身份和地位，失去社会画评家的注意与重视，使得志在博名取誉的画家，缺乏兴趣投身这方面的探索创作；即使有人愿意从事这项题材绘画，成就不凡，因为涉及工艺装饰性质，不获上层社会的重视与画评家的青睐，落得姓名遭到埋没与画史阙载的命运。至于当时以绘画这类工艺装饰花鸟题材，成就突出，获得世人赞誉而名留画史，虽有一二人，纯是因为他们特殊的社会地位使然。如《历代名画记》中记叙画家窦师纶，首言他的家世：
其父为陈国公抗，初为太宗秦王府咨议相国录事参军，封陵阳公，性巧绝，草创之际，乘舆皆阙，敕兼益州大行台检校，负责修造，凡创瑞锦宫绫，章彩奇丽，蜀人至今谓之“陵阳公样”。
再言及他的绘画成就，则是：
至官太府卿银、坊、邛三州刺史，太宗时，内库瑞锦对雉斗羊、翔凤游麟之状，创自师纶，至今传之。
正好说明了上面所述情形。此处也反映了唐代丝织发达，那些世人珍爱、美轮美奂的绫锦刺绣之类，表面装饰华丽的禽兽、花卉图样，绝多出自具有声望的画手创稿以成。
基于以上原因，所以唐代前期花鸟绘画发展，社会绘制景况虽然发达，但是成名画家人数并不多，艺术上具有特殊成就的，则有以下。
著名画家
康萨陀，事略见于《后画录》《历代名画记》《画拾遗》等书。他为唐初至太宗贞观间人。从姓名看来似为外族人，籍里不详。曾官振威校尉。善画花卉、禽兽，也能画人马。释彦琮评论他的画艺，是“无所服膺，虚心自悟，初花晚叶，变态多端；异兽奇禽，千形万状”，意谓他没有特定的师学何人，完全自己用心深究领悟，所以善画花卉、奇禽、异兽，极尽形态变化之能事。画品在尉迟乙僧下。他的作品，未见流传下来。
刘孝师，事略见于《后画录》《历代名画记》《佩文斋书画谱》。释彦琮《后画录》内，记载有刘褒，《历代名画记》记载为刘孝师，由于两者叙述事迹颇多相近，疑为此人之误。《后画录》中评论他的画，是“鸟雀其变，诚为酷似”；《历代名画记》称是“点画不多，皆为枢要，鸟雀奇变，甚为酷似”，又说“不止鸟雀，曾见画他物皆好”。综合这些评语，意谓他善画鸟雀，笔画不多，都能把握要点，而且最能掌握对象的形似。作品也不见流传后世。
李元昌，事略见于《唐书·本传》《唐书·艺文志》《后画品》《历代名画记》《唐朝名画录》《宣和画谱》等书。他为高祖李渊之第七子，太宗世民之弟，先后被封鲁王、汉王，兼为梁州都督，后因坐太子承乾事遭废。他年少时，即博学能书画。《历代名画记》引李嗣真评语，说他“天人之姿，博综伎艺，颇得风韵，自然超举”；朱景玄《唐朝名画录》中记叙，说他“善画马，笔踪妙绝，后无人见；画鹰、鹞、雉、兔，见在人间，佳手降叹矣”；裴孝源更赞为“六法俱全，万类不失”。综合而言，他于绘画博学多能，善画马、人物而外，禽鸟畜兽更是画笔不凡，时人难及，所画颇得风韵。他的作品传世，唐时只尚见《汉贤王图》一件，北宋徽宗内府收藏仅有《羸马图》《猎骑图》二件，都非花鸟作品。今日则已不见。
李元婴，事略见于《唐书·本传》《历代名画记》《唐朝名画录》《宣和画谱》《广川画跋》《六一诗话》《云烟过眼录》等书。他为高祖李渊之第二十二子，太宗之弟，贞观十三年封滕王。生卒时年不详。善于丹青，朱景玄《唐朝名画录》中记述，称他“善画蜂、蝉、燕雀、驴子、水牛”。所作蜂、蝶尤为有名，朱景玄曾见过其粉本，称为“能巧之外，曲尽精理，不敢第其品格”；而晚唐王建所作宫词中，也有“传得滕王蛱蝶图”句，可以想见他画艺之大概。他的作品流传后世，北宋徽宗敕编《宣和画谱》记载，内府收藏仅有他画迹《蜂蝶图》一件。今日已经不见存世。
殷仲容，事略见于《唐书·践猷传》《历代名画记》《唐朝名画录》等书。他是陈郡长平（河南济源）人，生卒时年不详。天后朝，累任太仆秘书丞、工部郎中、申州刺史等。祖父殷令，父殷闻礼，一门三代皆善画。他善书能画。《历代名画记》中称他，“于画工写貌及花鸟，妙得其真；有时或用墨色，如兼五色”。绘画擅长写貌图像，以及花鸟外。他对中国绘画史最大的贡献，是画史记载使用墨色作花鸟画最早的一人，引发后世水墨花鸟绘画的产生。可惜的是，他的作品都不见流传后世。
薛稷，字嗣通，河东汾阴人，事略见于《唐书·薛稷传》《历代名画记》《唐朝名画录》《宣和画谱》等书。他出身轩冕世家，为薛元超从子。中宗景龙间，仕官谏议大夫、昭文馆学士。睿宗时，拜黄门中书侍郎、礼、工二部尚书，后至银青光禄大夫太子少保，封晋国公。为人多才艺，善文词，擅书法，工绘画。由于外祖魏徵家中收藏书画甚富，得以锐意临仿，书画俱能，艺臻精绝。绘画擅长花鸟、人物和杂画，尤善画鹤。由于鹤的身体生长状貌、飞鸣饮啄形态复杂，若非详细观察了解难以精到，薛稷绘画却能得其形貌神情，是以知名于世。大诗人杜甫、李白，都有诗篇赞美他的画鹤。他曾创屏风六扇鹤样，流传后世，广受艺坛推崇，后人画鹤追溯其祖必称薛稷。他的作品传世，北宋敕编《宣和画谱》记载，徽宗内府收藏他作品尚有七件，计《啄苔鹤图》一件、《顾步鹤图》一件、《鹤图》五件，全是画鹤。时至今日无一流传，世人无缘得睹其艺。
存世画迹
上述所有画家的作品，完全不见流传下来，因此无从获睹他们绘画的面貌。我们如欲认识这一时期花鸟画风格形貌，唯一途径只能考察现有存世的唐代工艺制器装饰，可以看到各色各样的花鸟绘画。
唐代 紫地凤鸟纹织锦 日本奈良正仓院藏
唐代 螺钿凤凰花卉纹铜镜 陕西西安何家村出土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艺术博物馆藏
唐代 绢地刺绣花鸟纹 日本藏处不详
这些器物纹饰有：织锦上的凤鸟纹；绢素上面刺绣的飞鸟花叶图样；陕西西安何家村出土，银盒子上镌刻的孔雀凤凰花卉纹；铜镜背面螺钿嵌镶的凤凰花卉纹；上海博物馆所藏唐三彩陶三足盘上的飞鸟云纹；日本正仓院收藏唐代染绿地牙拨镂尺背面绘画的花鸟纹；上海博物馆收藏唐黄牙拨镂尺上的鸟兽纹；日本正仓院藏紫檀围棋棋枰侧面螺钿嵌镶的花鸟纹，等等，都十分美观，从而可以想象当时花鸟绘画流行的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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