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在辅助生殖科取卵
▲取卵手术之前，所有人都换上统一的服装等待
辅助生殖科的医生通常被称为现代版的“送子观音”。辅助生殖技术赋予我们更大的选择生育的权利和自由，也带来更大的责任。
文 / 特约撰稿 卢琳绵
图 / 纪录片《奇妙的蛋生》提供
捐卵
2021年6月30日，曾婉取了23个卵，捐了6个。
B超检查时，医生发现她基础卵泡有17个。结果取了23个，成为试管中的“大户”。
那段时间她正在看一个辅助生殖纪录片《奇妙的蛋生》。第一集里，女孩欣欣因为染色体异常遭遇婚姻危机，需要供卵才能生育。尽管国家允许赠卵，但只限于做试管的女性，由她们将多余的卵子无偿捐献给别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多一个卵多一分概率，做试管的人把卵看得很重，都是一针针扎出来的。”曾婉说，“多出来6个可能就是老天爷想让我做好事。”
这23个卵也来之不易——4月，曾婉被诊断为双侧输卵管堵塞，踏上试管之路。一次完整的试管流程要经历检查、初诊、建档、促排、夜针、取卵、移植、验孕、看胎。其中，促排指通过服用药物，促使多个卵泡同时发育排卵，可能引发并发症。因卵巢刺激过度，取卵后曾婉住院五日，预防腹水。其间她遇到一位就诊者，取了13个，以为卵不多，没注意，胸腔积水，住院一月。
取卵时，医生会用超声探头和一根35cm长的细针探入，在超声波显示的指导下，找到卵巢表面凸起的卵泡，将针刺入并吸出内含物，卵子就在其中。因此，取卵被视为有创手术。这常被用来解释我国为何有27家人类精子库，却没有公立卵子库。“第二，卵母细胞里面有大量水分，技术上，冷冻卵子不像冷冻精子和胚胎那么容易。”上海集爱遗传与不育诊疗中心（下称“集爱”）副院长孙晓溪表示，出于这两点，为了避免卵子商业化，2003年卫生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对供卵做出了非常细化的规定。
临床上卵源稀缺，等一枚卵子需要三到五年。集爱是一家建于1997年的医院，“这么多年了，一例供卵都没有。”孙晓溪说。
曾婉辞了工作，每次到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生殖中心（下称“中六”）做试管，都要往返四小时。早上的生殖科最嘈杂忙碌，要排很长的队。集爱一个门诊医生一天要看超100例试管。
在中国大陆第一例试管婴儿诞生地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下称“北医三院”）生殖中心，近三年门诊量1796368人次，平均下来单日超过1600人次。试管的社交网络群里也很热闹，有经验的姐妹会传播一些窍门——早上要喝豆浆，取出来的卵会长得又圆又大又漂亮；晚上要泡脚，暖宫。
我找到《奇妙的蛋生》总导演陈璐。拍摄时，她基本常驻集爱。陈璐遇到了集爱对面“求子公寓”的老板陈姐。“开奖”和“毕业”是她常听到的黑话，“开奖”是胚胎植入14天后测试有无怀孕，“毕业”是怀上后顺利经过五次产检，说明胎稳了可以回家了。“陈姐有个群，毕业后，住客会在群里发红包，接了红包的人都会发一句‘接好孕’。怀孕，是这里最光荣最喜庆的事儿。”
▲ 求子公寓，位于生殖医院对面，为治疗周期中的女性提供群租房床位
在这里陈璐曾拍过一个饭局，能出镜的面向摄像机，不能的就背着。有人背着，说在农村做试管是不光彩的。许多人对辅助生殖仍有偏见。一次，陈璐去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举牌子，上面写“我35岁，已冻卵”。路过的阿姨问，“你为什么要冻卵？”“年纪大了可能生不出。”阿姨呛她，“怎么可能生不出，作风不正派才生不出。”
▲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
现代的“送子观音”
去辅助生殖科的人往往试过很多办法，小叶和柚子就是其中之一。小叶的大姐婚后备孕，两年了没消息，村里跳大神，给她喝了一杯纸钱灰，后来怀上了。小叶如法炮制，咬咬牙喝下“黑浆糊”，却没有动静。
他们奔赴浙江舟山，据说那里南海观音大佛求子特灵。有的人没法去，就在网上跪求菩萨，每个节点都来“拜拜”——第一次移植成功，胎心胎芽健康，没有胎停，糖耐四维心脏彩超一次秒过，胎位正、羊水足、无脐带绕颈……在一个专门交流试管婴儿的App，最热的帖子是“送子观音菩萨赐好孕，心诚则灵，有求必应也”。
辅助生殖科的医生通常被称为现代版的“送子观音”。距1988年中国大陆第一个试管婴儿诞生，已有33年。所谓试管婴儿，通常有三代。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IVF-ET）被称为一代试管，精子和卵子放在同一个培养基中，结合形成受精卵，发育成胚胎后移植回子宫。一般针对女方。
而当男方出现“问题”（通常针对重度少弱精以及需睾丸取精的男性）时，可以将精子注射入卵子使其受精，称为卵胞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技术（ICSI），即二代试管。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PGS/PGD），则是在胚胎移植前，取胚胎的遗传物质分析、诊断，筛选健康胚胎，可以理解为辅助生殖技术跟胚胎诊断的结合。
章阳做的就是三代。2015年她开始备孕，一年多没有怀上。她患α轻度地中海贫血，老公同型中度地贫。医生说，生出重度地贫宝宝的概率为25%。α重度地贫胎儿，一般会在宫内死亡，即使生出来，也会在几个小时内因缺氧而死亡。
2017年1月，他们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下称“中一”）做了咨询，队伍已经排到了次年3月——这里是国内做三代最好的地方，地贫高发生率促使广东在国内率先开展三代——2000年，中一诞生了中国首例第三代试管婴儿。2012年，首例“设计婴儿”在中一出生：通过“设计”出一个不携带地贫基因的小孩，来拯救β重度地贫姐姐。
章阳的AMH值（抗缪勒管激素）只有零点几，这意味着卵巢早衰，基础卵泡几近耗竭，对“以次数博概率”的试管来说雪上加霜。她同时患有子宫内膜异位症，所谓“不孕不育头号杀手”，“中一不允许我那么快做，我只能坐地铁先去省妇幼把检查做了，一边做一边哭，想死的心都有。”
三促三移，六年备孕，上千针，一次宫腹腔镜，乘地铁奔波在公司、家与医院之间，直至2021年5月一个小姑娘来到了章阳家。这其中有太多艰难——2017年12月，她第一次取卵，9个卵子养成3个囊胚，三个月筛查后，有两个轻型的能移植。去医院验血，她打的HCG针影响验孕结果，并没有着床，“医生安慰说一次不成功也正常。”
同年9月，章阳移第二个胚胎。群里的姐妹和她说在医院旁的家庭旅馆或能怀上，过去“接好孕”。章阳去住了一个星期，其间没敢测。12天后验血，HCG值0.1——没怀上。“医生说胚胎质量都很好的，但就是不着床。身体上受的痛不算什么，压力很大，也很花钱，我第一次做试管花了十几万了。”
“我跟我老公说不如不要生小孩算了，他也同意了。我说我们不生了，这点钱存起来养老多好。我跑医院都是一个人跑的，他要上班，我是那种比较独立的人，去哪里都自己去，但一坐地铁，眼泪就哗啦啦地掉。”广东姑娘章阳17岁跟先生恋爱，那时她还不知道自己轻度地贫。恋爱五年，她做了遗传病筛查，同型地贫。医院说，七八万三代，她觉得承受得起。三年后，他们拿着户口本瞒着父母偷偷结了婚。
2019年3月，她想再试一次。重新检查又是一笔钱。取了11个卵，第三天医院通知说，只有4个胚胎。达到6个才能养囊，意味着这次取卵失败。第三次取卵，14个，养成4个囊胚。两个多月筛查，只有1个可移植的胚胎。这个胚胎是7天的4BC囊胚（一般最好的囊胚是第五天的囊胚3AA，第六七天的囊胚4AA。第一个数字指发育的快慢，第一个字母代表胎儿发育，第二个代表胎盘）。“实验室说，还没有7天囊胚成功妊娠的。我就不抱希望了，移就移了，不行就算了。”
▲ 取卵手术进行中
医生建议她做个宫腹腔镜，找不孕的原因，这个手术需要在腹部打3个穿刺口。章阳也做了。打黄体酮、补佳乐、吃赛能、上免疫球蛋白、注射低分子肝素，打到肚子淤青、发硬，该做的一步没少。到了移植的第七天，她开始失眠，“紧张，睡不着觉，比出高考成绩还不安。”
得知真的怀上了，章阳一下子就哭了，“我都不敢相信我自己能怀孕了。”
2020年，陈璐来到广州，去拜访了2012年中一诞生的“设计婴儿”，俩姐妹成长得很好。“在第三代试管技术出现之前，这些人如果生了一个地贫小孩，想再生一个健康的，该怎么办？”“你就不停地怀孕，然后做羊穿，因为只有羊穿时，才能够去检测是不是有地贫，只能怀到一个很大的周期去做羊穿，测出来发现还是有，很不幸，再打掉，无数的家庭只能做这样的选择。”医生表示，三代给很多家庭带来了福音。
2011年，孙晓溪在集爱迎来了上海第一例三代试管婴儿。“其实，我们国家出生缺陷的整体发生率达5.6%，每年要新增90万出生缺陷的新生儿，基数很庞大。虽然可以通过婚前、孕前的咨询和筛查做预防，但还是有大量出生缺陷没有办法预防。对于生育健康，大家越来越重视了，三代的应用前景是很广泛的。”
柚子跟我讲起，在集爱排队时曾遇到一对高龄夫妇带着两个女儿，跟医生说想再生一个。定方案直接说就定三代，“我们要男孩的，就定染色体有问题。”
“这是三代当中的一个禁忌。染色体有问题的话，必须出具一个官方检查报告，也不会显示性别的。”孙晓溪说。
生育力：焦虑与自我掌控并存
2021年5月，北医三院乔杰院士与三十几位专家学者发表《柳叶刀重大报告》称，中国不孕率从2007年的12%上升至2010年的15%。2020年最新十三五调查数据显示，不孕率又上升至18%左右。
随着女性劳动参与率和生育成本的提高，生育意愿有所下降和延迟。国家统计局2018年发布的《改革开放40年系列报告》提到，从1990年至2017年，我国育龄妇女平均初育年龄从23.4岁提高到26.8岁。上海市卫健委2021年5月份发布统计，2020年上海市户籍人口女性平均初育年龄30.73岁，20年前这一数据为27.9岁。
与生育推迟相对的是生物规律与生育力。“为什么我们的平均寿命延长了，但是生育力却没有随之往后推呢？”我问武汉康健妇婴医院医疗院长吕立群。
“寿命延长是营养跟卫生条件的问题，而我们内分泌在进化过程中是为了保护我们人类。人为什么到了40岁左右就不能生孩子，这是人体的一个自我保护。一个超40岁的人，她怀孕会有很多并发症，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做试管的成功率跟年龄绝对相关。年龄是怀孕最大的敌人。”
女性身体中的卵细胞在胎儿时期就决定了，一般每个月排出1个卵子，一生中可排出卵子400-500个。卵巢功能随着年龄增加而下降，基础卵泡变少，排出健康卵子的概率降低。乔杰院士在第二届长江生殖医学高峰论坛上表示，“女性最佳生育年龄就是22-28岁，29-35岁可能是平台期，生育力下降并不明显；但35岁之后，生育力开始急速下降。”孙晓溪提到临床的一个数据，试管高龄孕妇，40-42岁，活产率在15%-20%，但一旦超过43岁，只有2%-3%。
精子质量情况也不乐观。根据中信湘雅人类精子库（国内最大的人类精子库）数据统计，捐献者合格率已从2006年的45.9%下降至2015年的17.7%。“在我们读书时，（精子密度值）6000万（/ml）叫正常，后来说2000万，现在1500万还是很多不合规。”吕立群说。自然环境污染和工作压力的增大等各方面的因素，让精子质量下降成为全球趋势。
▲ 等待化验的精液
一方面，怀孕变得更难，另一方面，生育本身充斥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在迭生的不确定性下，科技在一定程度上将现代女性从生育焦虑中解放，对生育以及人生重新拥有某种掌控感——要不要小孩，什么时候要小孩，都由自己说了算。
冻卵是人的生育焦虑与自我控制并存。“世界上唯一的后悔药”，2015年，当徐静蕾说出这句话时，作为娱乐记者的陈芮，看到了冻卵的可能性。30岁时，她发现减肥不如以前容易，熬夜也是，身体信号早于体检指标提醒了她。出国创业，她没有稳定的感情生活，又不想未来工作与孩子冲突。从冻卵手术床上下来那一刻被她形容为“如释重负”——“我完成了对父母、对自己的一个交代，我没有辜负老天给我的礼物，我有保留它，只不过延续了使用的寿命而已。”
陈芮的好友西西，在接受采访的前三天做了取卵手术。她跟我说，“如果太晚找到对的人，我可能就不要小孩了。冻卵让放弃要小孩的年纪可以往后推。哪怕年纪大一点才遇到一个合适的人，我也不会在这一方面被人挑。”
▲ 胚胎区，密密麻麻是胚胎冷冻的液氮罐
这项技术没有描绘中那么强大和美好。在2020年BBC发布的一篇文章中，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生育研究教授Lord Winston警告，“冷冻后能怀孕的卵子数量约为1%。”英国生育监管机构人类受精和胚胎学管理局（HFEA）认为成功率接近1/5，这接近于西西告诉我的1/6。
差别之大，是因为他们根据解冻卵子的不同阶段衡量成功率。冷冻卵子的试管婴儿周期，从解冻到受精，到发育成胚胎，再将胚胎移植到子宫中，卵子在每个阶段都可能丢失，还要考虑取卵时的年龄、移植时子宫的环境。
与飘忽不定、相差甚大的各种冻卵成功率相比，冻卵人数是毫无争议地加速上升。根据辅助生殖技术协会的数据，2009年，美国只有475名女性冻卵；2018年为13275名，增加了2695%。有意思的是，在《时代》的报道中，自2019年以来，冻卵人数增加了50%，而在新冠肺炎疫情居家隔离期间，冻卵周期数并不比2019年少。有受访者表示，“工作与社交的暂停让我感受到来自生物学的压力，告诉我时间不多了，冻卵是我不可预测的一年中可以控制的一件事。”
陈璐一度赞同这是一项赋予单身女性权利或者延长生育选择的技术，但她认为当下存在消费主义对女性独立的捆绑。拍摄时她遇到一个冻卵的年轻女孩，带她去算塔罗牌。占卜师说，“虽然现在是个丁克，但后悔可能性很高，你是一个非常适合生孩子的人，子女运也很好。”女孩听完，忽然就觉得生孩子也挺好的，不做丁克了。
▲陈璐在拍摄中
“反推当时她去冻卵，可能也没有很深的考虑，只觉得把卵子冻起来就没有30岁的焦虑了，不用为备孕焦虑身体了。如果用了卵子却发现没有成功，还是会回到与纪录片拍摄的那些女性相同的自我怀疑、焦虑或者对生育的茫然。”
当然，在外界的不确定、职场的就业歧视以及消费主义铺天盖地的生育焦虑渲染下，很难抗拒寻求稳定和控制的吸引力，没法苛责女性这种寻找科学庇佑的行为是追逐“虚假的安全感”或“心理的慰藉”，尽管有人将冻卵类比为买了一家健身房三年年卡却基本不去——事实上也是如此，HFEA发现，2019年某诊所有2377个冻卵周期，而解冻周期只有192个。冻卵的医学有效性和长期风险性都有待评估，跟卵子库的问题一样，人类首次使用冷冻卵子受孕的时间不过才35年，比冷冻精子要晚33年。打开任意一个提供冻卵服务的诊所网站，都会提醒你“这是一项复杂的技术”。
责任
育龄夫妇性生活正常、同居未避孕而一年内未妊娠，这是医学上对不孕症的定义。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不孕症的病因中，男方约占40%，女方约占40%，不明原因不孕约占10%，男女双方均有问题约占10%。
“无论不孕不育的问题出在谁身上，由于生理结构，治疗、打针的痛楚，促排副作用和胚胎孕育的压力都在女性身上。”只要去一趟辅助生殖中心，就能理解陈璐所说的——女性在不孕不育的诊治中往往承担了更大的责任。
30岁的文霞，取卵时不打麻药，为了省下两千块。陈璐跟拍了她取卵的全过程，“文霞全部的注意力在于期待医生赶紧抽第二下，抽一下代表医生刺穿一次卵巢，多抽一下就代表多取了一颗卵，成功率越高。‘希望能够让我老公满意’，这是她的原话。”最后失败，离婚，丈夫要求文霞赔偿60万，包括试管费用和彩礼费。
▲ 文霞在取卵手术之前，手上要绑一个姓名条
采访过程中，女性采访对象无一例外地提到了离婚，查出来的时候想离，觉得对不起他，给不了他一个完整的家。反复失败的时候想离，接受不了他在自己跟父母之间的折返，受不了父母想抱小孩的殷切眼神。
当我在采访初期找到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副教授赖立里时，我对她说这太不平等，为什么就一定要生呢。她曾经在北医三院生殖医学中心做了三个月的田野调研，与就诊者一起住在由单元房改造出来的集体宿舍。她提醒我，“你不能忘记身体，要承认身体的复杂。”
我曾在小红书刷到一个冻卵分享，下面最高赞评论说，“要喝牛奶为什么要领养一头牛。”6月29日，法国通过了医学辅助生育（PMA）法案，单身女性也能获得免费进行辅助生育治疗的权利——有博主分享了这个消息，评论区凝聚着一股对未来“单性生殖”的畅快想象。
但现实生活不是这样——技术还很远。常见的是挤两小时地铁，拿着一个装满各种化验单子的PVC文件袋，心事重重地排一个上午队。
赖立里回忆起在学生时代遇到的一个老师，赖一直以为她是拒斥生育的女性，“后来她怀孕了，她说非常奇妙，你不能忽视身体的各种荷尔蒙。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公平与不公平，好像就得我来生。实际上我从中获得的满足、负担，都是男性没办法感同身受的。”赖立里说，“怀胎、分娩、丧偶式育儿、丧偶式试管，为什么女性得承担这样的事情？很多这样的讨论，我们都不否认它们的必要和重要性，但是有时候真的不要忘记身体本身。”
辅助生殖在中国
国际监测辅助生殖技术委员会（ICMART）称，自1978年首名试管婴儿诞生以来，截至2015年，全球已有超过870万试管婴儿诞生。1990年，全球只有大约9.5万名试管婴儿，但到2000年已增加到接近100万。
目前，中国试管婴儿总数尚无准确统计。单是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一家，2002年至今，经医院助孕出生的婴儿有18万。
中国一年究竟诞生多少试管婴儿？据《中国妇幼健康事业发展报告（2019）》，每年超过30万。ICMART于2020年发布的《世界辅助生殖技术（ART）2016》也显示了中国的数据——来自33个省份，445家生殖中心，2016整年的数据。其中，中国试管婴儿治疗周期为906840个，日本447763，美国190149。
这能解释为何每个生殖中心都人满为患。吕立群表示，“（生殖中心）看病不分层次，不分诊，所有病都看，大教授也是这样子”，分级诊疗在生殖中心的推进非常有必要。
这些生殖中心集中于一二线城市。截至2020年12月31日，我国经批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共536家。其中开展第三代试管婴儿的有78家，一线或新一线城市49家，占比63%。2021年5月发布的《北京市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规划》显示，北京一些辅助生殖机构接诊的外地患者比例达60%-70%。地区的不平衡使得不少夫妇在交通和时间上成本巨大。
孙晓溪说，“一半不孕症患者得不到有效的治疗。患者得不到信息，患了不孕症应该去哪看、怎么去看，基层医院没有一整套规范性的诊疗不孕症的流程，各个辅助生殖技术中心分布也做不到均衡。”
做一次试管婴儿要花多少钱？试管医疗流程大致分三个阶段，就一代来说，双方术前检查在5000元左右，促排及卵泡的监测费用在1-1.5万左右，打好夜针的36个小时后取卵，胚胎培养、移植等，第三阶段在1.5万左右。我在采访中了解到的各家价格从3万到8万不等，这与地区以及项目有关。也有多次失败的案例——章阳六年里投入了三十多万。最终她妈妈抱着孙女，说，“这比30万抱在怀里可幸福太多了。”
“目前辅助生殖是全自费的，很多人为了生孩子付出全部家当，试管不是一次就肯定成的，农村家庭一年收入都不够一次试管。”晓庆为辅助生殖花了8万多，她说，一些检查项目妇科也能做，医生往往会提醒到妇科做，“能省一点是一点。”
2021年3月，有人大代表提交了一份《关于“不孕不育症”辅助治疗纳入国家医保提高人口增长的建议》，建议将不孕不育后辅助生殖检查、治疗相关费用按比例纳入医保范畴。目前，浙江、陕西等省份设置公益基金，对“失独家庭”等特殊群体接受辅助生殖技术服务予以适当补贴。
辅助生育诊疗费用是否应该全部或部分地纳入医保？面临有着迫切需求的潜在群体，孙晓溪认为，在“三孩”政策推出之际，这个问题亟待解决。
▲ 纪录片拍摄现场
在报道撰写期间，曾婉约我去中六交胚胎冷冻费，她的身体状况暂不支持马上移植。中六的冻存胚胎续费单上重点强调，若就诊者更换手机号码，必须告知挂号处、档案室更改。
早在2015年，江苏省人民医院生殖中心称，上万个冷冻胚胎无人问津，十年前冷冻的胚胎，如果一个月内不来认领续交冷冻费用，将按知情同意书销毁。在采访中接触的医院均表示，销毁胚胎的工作非常繁琐，牵涉归属权、知情告知和其他法律问题，“非常棘手，好不容易得来的胚胎，年限到了，不缴费了，没有就诊者同意，医院也不敢销毁。”后果是挤占医疗资源。
吕立群表示，国内对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管理主要依据2001年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和《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许多地方还缺乏明晰的判定，涉及多重的伦理、法律障碍。2020年，国家卫健委在辅助生殖的建议回复中表示，已启动《辅助生殖技术管理条例》起草。
规范制定的缓慢其实很好理解，生育太复杂了，客观审慎地推进技术应用是一种负责。吕立群表示理解，但医院“也有着极大的呼声，不可能遇到一个家庭一个处理方法”。
规范完善之前，个人能做的一点是生殖健康教育普及。《柳叶刀》称，在中国至少经历过一次流产的女性中，重复流产率为65.2%。重复流产率会对生育力产生影响，而重复流产率又跟避孕普及关系甚大。
在讲述不孕不育的病因时，吕立群提到，随着首次性行为年龄的降低和性知识普及的不到位，不少年轻人将人流当避孕，将会埋下巨大的隐患。“一定要工具避孕，很多年轻人性行为提前了，怀孕了，不敢告诉家里人，就去那些小地方做人流。医生也要提高宫腔操作水平，其实是出血，以为没刮干净，就拼命刮，特别是没有经验的，因为你也不痛。但其实我们的子宫，都在下面无声地哭泣……”
（曾婉、章阳、小叶、柚子、陈芮、西西、晓庆均为化名；感谢陈璐、戴心怡、余成普、上海集爱遗传与不育诊疗中心、武汉康健妇婴医院对本文的大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