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差点简称中华民国,洪门大佬拍案而起,力阻此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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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海知舟 | 来源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而在不久前的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致词时,最后呼喊的三个口号中,有一个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

新中国当时为什么会有两个名称,她的国号到底叫什么?还得从新政协筹备会说起。

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结束后,下设六个工作小组。其中,第三小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四小组负责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第四小组组长为董必武,副组长为黄炎培。黄炎培不在北平时,由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代替,秘书为赖亚力。组员有张文、沈钧儒、张东有、胡厥文等22人,全组共25人。

在起草政府组织法草案的过程中,第四小组成员和有关专家对国家属性、政府组织的基本原则、民主集中制、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产生的方法、人民委员会的组织、最高行政机构的名称、政务院及其下属各部机构的组织,还有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署的组织和隶属关系等问题的讨论,意见基本上趋于一致,没什么大的争论。

但在新中国的国号和国号的简称选取上,意见分歧出现了,争论十分激烈。

7月9日,第四小组第二次会议上,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对“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称呼提出质疑。

张奚若说:“有几位老先生嫌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名字太长,他们说,应该去掉‘民主’二字,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

但民主建国会创始人黄炎培(近现代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教育家)和复旦大学教授张志让(新中国第一代大法官)两人仍主张用民主二字:

“我国国名似可将原拟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或中华民主国。将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即可改称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国。”

张奚若还是一副学者风度,不过语调显得有点激动:

“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两字了,岂有人民而不民主的呢?且民主一词democracy来自希腊字,原意与人民相同。去掉‘民主’二字后,从以下解释也很容易明白:为共和而非专制,是民主而非君主。”

再说,“人民是指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人民这个概念已经把民主的意思表达出来了,不必再重复写上‘民主’二字。”

张奚若发言后,民主促进会的代表、东吴大学教授雷洁琼说:“如果国名太长,使用时不作全称即须注明是简称。”

之后经过反复讨论和征求意见,确定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9月22日,董必武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报告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起草经过时说:

“国家名称的问题,本来过去写文章或演讲,许多人都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黄炎培、张志让两先生曾写过一个节略,主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在第四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中,张奚若先生以为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不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采用了最后这个名称,因为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二字在我们今天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指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人,它有确定的解释,这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复一次了。”

至此,国号之争尘埃落定。不过,国号后面仍拖着一个小小的“尾巴”,就是国号的简称。后来,这个小“尾巴”引起了更激烈的争执。

在提交给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文件中,共同纲领和政府组织法中的国号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都带着一个括号,里面写着“简称中华民国”六个字。

中华民国?没错,和辛亥革命建立的“中华民国”一字不差。

关于简称“中华民国”的问题,当时有三种意见。一种认为“中华民国”的简称需要沿用;另一种认为可以有简称,但不用“中华民国”;而第三种意见则建议取消简称。

早在6月18日第四小组第一次会议上,雷洁琼在针对国名过长的问题说:用时,不用全称,可以用简称。

6月19日,黄炎培、张志让在《提议国名定为“中华人民民主国”》的建议中提出:“简称‘中华民国’虽名称较旧,‘中华民主国’名称较新,然‘中华民国’四字为简短方便,恐不能废弃。”

到了8月17日,第四小组通过《关于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组织法草案》,其中,确定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

草案的第二条明确写明:“中华民国的国家制度,为无产阶级领导的全国各族各民主阶级联盟的人民民主专政。”

草案征求意见,不同的声音很快出现了。

8月21日,李达致函周恩来,对《政府组织法草案》中有关国号问题提出意见。函中说:

昨天看到政府组织法草案,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之规定,我认为与其简称为“中华民国”,不如简称为“中国”或“新中国”较为妥当。

其理由:一是“中华民国”为旧法统之象征,我们已经废除了旧法统,即不需再沿用“中华民国”的名称。

二是沿用“中华民国”名称,不能以新视听,反而掩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质。

并且,反革命的残余,也同样沿用“中华民国”的招牌。我们若也沿用此名称,似乎欠妥。若改为“中国”或“新中国”,那就妥当得多了。

国号简称的表述不仅在第四小组《政府组织法》草案中引发争议,在第三小组《共同纲领》草案中也引起关注。

9月6日,民革常委陈劭先在第三小组讨论《共同纲领》草案初稿时提出:“纲领内‘中华人民共和国’下应加括弧(简称中华民国)。”

开始的时候,争议并不明显。9月7日,周恩来在《关于人民政协几个问题》的报告中,谈到简称问题时解释说:

“但还要顾到人民的传统和习惯,因为中华民国叫了三十八年了,一下子换了会使落后的、政治水平低的人民不能接受,所以,我们许可简称中华民国,但这个中华民国的性质和过去是有区别的,它不包括地主、官僚资产阶级在内。因此,我们这个国名是从它的性质来决定的。”

9月20日,《共同纲领》草案提交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经毛泽东多次审阅后的草案,总纲第一条将新中国国号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会上,许多代表认为“简称中华民国”几个字容易使人把它与过去的北洋政府和蒋介石政府混为一谈,容易造成误解。也有代表认为感情上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

国号简称的争议越来越大……

1949年9月25日深夜,黄炎培、司徒美堂、何香凝、马寅初、沈钧儒等在下榻的北京饭店里,收到一封由周恩来和林伯渠联名相邀的午宴请柬:

“9月26日上午11时半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午宴,并商谈重要问题,务请出席。”

接到这种请柬的人共有二三十位,大都为70岁上下的老者,均为各方知名人士。

第二天中午,应邀者按时赶到六国饭店。出席这次午宴的有:

张元济、何香凝、周致祥(考怀)、符定一、马寅初、徐特立、吴玉章、张澜、黄炎培、简玉阶、陈叔通、沈钧儒、陈嘉庚、司徒美堂、林伯渠、张难先、郭沫若、沈雁冰、车向忱等。他们中只有几位不到70岁。

午宴由周恩来主持,宴会之前,他让人关闭了餐厅的大门,开始讲话:

“今天请来赴宴的,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有三几个人不是,来听取长者的发言。

我国有句老话,叫做‘请教长者’,今天的会就是如此。在讨论三大文件时,各位看见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

这个简称,有两种不同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了。常委会特叫我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什么高见。老前辈对‘中华民国’这四个字,也许还有点旧感情。”

周恩来的话刚讲完,黄炎培即发言说:“现在虽说解放了,但由于老百姓受的还是落后的教育,感情上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这个简称,我看是非常必要的。况且,政协三年一届,三年之后,我们再来除掉,并无不可。”

听完黄炎培的发言后,民革中央常委,国民党元老廖仲恺的夫人,同样是辛亥革命元老的何香凝感慨道:

“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结果,

是许多烈士用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我个人认为,如果能照旧用它,也是好,要是大家都不赞成,我也不坚持己见。”

这时,周致祥坐不住了,这位清朝末年的进士在辛亥革命后隐居了38年,生平从不写中华民国的国号。

他态度坚决:“我反对仍要简称什么中华民国,这是一个祸国殃民、群众对它毫无好感的名称。二十多年来更是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此次人民革命和辛亥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

争论很快来到了高潮。中国致公党创始人,年高83岁的美洲侨领司徒美堂站起来了,他耳聪目明,但不懂普通话,此次由司徒丙鹤陪同赴北平参加新政协。

会上大家的发言,均由司徒丙鹤把别人的发言口译给他听。听了之后,司徒美堂很激动,要求发言。宴会厅安静下来,大家等待着,想听听这位老人的意见。司徒美堂说:

“我没有什么学问。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敬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四个字,则绝无好感。

理由是中华‘官国’,与‘民’无涉。22年来更被蒋介石与CC派弄得天怨人怒,真是痛心疾首。

我们试问,共产党所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中华民国的烂招牌。

国号是一个极其庄严的东西,一改就得改好,为什么要三年之后才改?语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

仍然叫做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

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称。”

司徒美堂语音响亮,言之成理,掷地有声。话一说完,大厅里报以热烈的掌声。

气氛热烈起来,曾以痛骂国民党官僚资本而出名的马寅初站了起来:“我完全拥护刚才司徒先生提出的主张。括号中的简称不伦不类,不像话,应该去掉!”

接着,民盟领导人张澜也站起来了,这位在重庆谈判时被毛泽东称赞“老成谋国”的老先生表示:“我也反对用什么简称。”

陈叔通、车向忱也赞成此议。教育家车向忱还从教育群众方面阐述:

“关于人民一时不能接受,这只是宣传教育的问题,慢慢地教育,让人民认识我们这次革命政权的性质,万万不可因噎废食。老百姓是否反对用新国号呢?我看不见得。”

法律专家沈钧儒又从法律的角度对简称问题进行了解释:

“如果有些群众还要写中华民国,那是他们的一时之便,我们也不必明令禁止。至于堂堂的三大文件里加上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这的确是法律上的一个大漏洞;不合法律观点,也万万不应如此。

遍观世界各国国号,只有字母上的缩写,而没有载之于立国文件上的其他简称。将来在行文上,用国家名义与别国订约时,也有不便。所以我也主张不用那个‘简称中华民国’。”

陈嘉庚也开始发言,他一口厦门话,旁人听不懂,由秘书庄明理翻译转达。他说:“我也不同意用括号里的简称。大家对中华民国绝无好感,落后的人可能一时不会习惯,但过些时候就会好的。”

……

最后,周恩来作小结。他表示:“我要把今天大家发表的意见综合送给大会主席团常委参考,并由主席团常委作出最后决定。”

会议讨论结束已是下午l时半,宴席开始。黄炎培和简玉阶是素食者,另单设素席。

简玉阶每饭必先祷告上帝,在宴席上也是这样,表情显得十分严肃。当他还在祷告上帝时,其他吃荤席的人已是谈笑风生,觥筹交错,一派欢乐的气氛。

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和通过《共同纲领》和《政府组织法》时,一致同意和决定:去掉国号后面“中华民国”的简称。

政协代表们认为,简称“中华民国”去掉,不等于把中华民国过去革命的历史意义一概抹煞。如辛亥革命、国共合作等都是有它的历史意义的。这一点毛泽东在开幕词中也讲过。

同时“中华民国”这个名称,因为在民间已很习惯,所以在目前,也不要禁止使用。在人民中还允许有这样的称呼,正如现在我们用阳历,同样也不禁止人民用阴历。

要慢慢地引导人民在公文上用统一的国名和统一的公元年号,最好在正式文件上要有这样一个法律性规定。

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很快被亿万中国人民所接受,扬名世界。

写到这里,不得不多说一下司徒美堂,这位在国号简称的讨论中发出最强音的老先生,是一位相当有传奇色彩的时代人物,他的传说还有很多。

上个世纪,在美国实施了50多年的“排华法”,也是在这位老先生的力推下废除的。

华人在美国的地位素来低卑,从19世纪80年代起,美国曾多次颁布“排华法”,歧视和排挤华人。广大华侨和各社团纷纷向美国政府写信,要求废除“排华法”,但从未有回音。

而身为美洲洪门元老的司徒美堂,以切身的感受和体会,给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写了一封信,说出广大侨胞的意愿,事情终于有了回应。

1940年10月,罗斯福总统咨文国会请废“排华法”,说“限制华人法案,是历史上的错误”。

1943年,司徒美堂再次给罗斯福总统写信,要求废除“排华法”,罗斯福在10月11日向国会提案,提案中说:

现在提请国会审议批准一项法案,许可中国人移居我国,并允许这里的中国居民成为美国公民。

……

国家和个人一样,也会犯错误。我们要有足够的勇气承认过去的错误,并加以改正。通过废除排华法,我们就可以改正一项历史性的错误,并清除日本人的歪曲宣传。

有待国会制定的这项立法将使中国移民和其他国家移民受到同等的待遇。因此,中国的移民限额每年大约100名左右,没有理由担心,这样数量的移民会造成失业,或加剧求职的竞争。

把公民权授予在我国,对说来为数不多的中国居民,将是又一招有意义的友好表示。这将进一步证明,我们不仅把中国当成共同作战的伙伴,还将她当成和平时期的伙伴,这样会使中国人比其他东方人占有优惠的地位。她对荣誉和自由事业所做的伟大贡献,使他们理应得到这种优惠。

我深信,国会是完全同意采取这种早应采取的措施,以纠正过去对我们朋友不公正的行为的。国会现在就此采取行动,也是我们打算在同其他国家人民的关系中运用睦邻政策的一项保证。

12月17日,美国国会终于通过提案,实行了50年的不平等“排华法”得以取消,中国人和其他国家的移民在美国享有同等待遇。

为此,司徒美堂代表美洲洪门人士和广大侨胞向罗斯福写信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

罗斯福收到信后回复:“此为顺潮流而动,合乎人道而已。”

为什么司徒美堂对罗斯福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几乎以一己之力促成了“排华法”的废除。

因为他曾是罗斯福的“东家”。当然,更重要的是他代表了公理和正义。

1880年,12岁的司徒美堂远渡重洋到美国谋生,在唐人街一家餐馆做杂工。当时,美国社会掀起一阵强大的“排华”逆流,华人备受歧视,经常遭到美国流氓欺负。

有些美国流氓常到中国餐馆吃“霸王饭”,吃饭不仅不给钱,还要摔碗扔碟,甚至动手打人。华侨深受其害,但因身在异国他乡,清政府又软弱无能,也无可奈何。

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很多华侨加入了当时北美华侨下层群众的一个最大的民间结社组织——洪门致公堂。

洪门致公堂源于大名鼎鼎的洪门,又称红帮、天地会、三点会、三合会,1925年发展成中国致公党,后来成为新中国的八大民主党派之一。

洪门致公堂以“忠心义气、团结互助”为宗旨,以“反清复明”为旗号。1885年,17岁的司徒美堂拜堂盟誓,加入了洪门致公堂。

司徒美堂20岁那年,一个白人流氓来到他打工的餐馆吃“霸王餐”,在旁的很多华人都是敢怒不敢言。

而早年在小作坊里练就了一身好武艺的司徒美堂实在忍无可忍,冲上去就是一顿拳打脚踢。但没曾想到,流氓不禁打,很快咽了气。

为此,司徒美堂差点被判处绞刑。后来在华侨及洪门人士的营救下,最后改判为10个月的囚禁。

这个意外让司徒美堂在美洲的华人社会一举成名。为他辩护的律师,就是刚刚拿到资格证的罗斯福。而他俩的渊源,才刚刚开始。

出狱后司徒美堂失了业。为了谋生,他给人当过管家、看孩子……

1894年冬天,深感致公堂情况复杂、组织散漫、行动不力的司徒美堂决定在系统内另立“山头”。

他与阮本万、李圣策等洪门人士一起商量,集合堂内一些富有正义感、年少气盛、敢作敢为的青年,在波士顿另行组织了“安良工商会”。

“安良工商会”简称“安良堂”,取意“锄强扶弱,除暴安良”,仍隶属于致公堂系统之内。

后来安良堂在美国的声势极盛,几乎成了洪门代名词。此乃后话,那时的司徒除了忙着“另立山头”之外,还在经历着另一场重要的人生历练。

1894年春,司徒美堂来到美国军舰“保鲁磨”号当厨工,在随军舰四处漂泊日子里,他到过南北美洲及欧洲各地,广开眼界,也结交了不少三教九流人物。

1898年春,“保鲁磨”号准备前往菲律宾去和西班牙军队作战,争抢海外殖民地。豪情万丈的舰长放言:“凯旋归来,加薪升级。”

在海上漂泊已久司徒对此不感兴趣,他还惦记着心中未竟的事业——“除暴安良”。于是,司徒和其他中国海员相继退职,回到波士顿。

从此,司徒回归了“安良堂”的总理身份,直到1938年,他70岁时才退休。

安良堂很快成为洪门致公堂旗下的强势团体,在司徒的努力活动下,安良堂由小到大,遍布美国东部各城市,全美国三十多个城市矗立着安良大厦,成员达2万多人。

1905年,司徒美堂在纽约成立了“安良总堂”,被拥戴为“洪门大佬”。

为避免法律纠纷,司徒美堂聘请了著名律师作为安良堂的法律顾问,其中最为著名的,还是曾经为他化解“血光之灾”的富兰克林·罗斯福。

罗斯福在当美国总统之前,曾在安良堂担任法律顾问达十年之久。罗斯福为人公道,对安良堂的法律事务尽心尽责,且不狮子大开口,甚得司徒美堂好感。在十年的交往中,两人成了好朋友,友谊持续终生。

1932年,一·二八上海淞沪抗战爆发,纽约和全美国的华侨纷纷上街示威游行,募捐救国。安良堂组织抗日宣传队在街头募捐演出,被警察抓走两名宣传队员。

司徒美堂闻讯赶到已任州长的罗斯福处求助。

罗斯福听完司徒美堂所说的情况后,立即打电话给警察局长,把人放了,让司徒美堂感动不已。

罗斯福当选美国总统后,才辞去安良堂法律顾问一职。

在罗斯福担任总统期间,华侨有什么事,只要司徒美堂写信给罗斯福,罗斯福很快就亲笔写信答复,尽力帮助解决。

反观那时代表国民政府的中国使馆,司徒美堂他们的呈文大多是石沉大海,少有回音,即使回信了,也是敷衍了事,从无结果。

1945年,第一次联合国会议计划在旧金山召开。司徒美堂被美洲华侨推选为中国出席联合国代表团的华侨顾问,想到将与老朋友罗斯福总统再次见面,司徒不禁十分兴奋,期待会议召开的那天。

不料在会议召开前夕,罗斯福溘然离世,两位老友错过了重逢的机会。

10年后,回归新中国的司徒美堂也因脑溢血与世长辞,享年8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