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阳节又至，全国约2.6亿老年人过节，这几个省份人数最多

在2000年全国刚刚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上海、浙江、江苏65岁以上老年人比例就位居全国前三。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先行地区，城镇化较早，生育率也比全国下降的时间点更早。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11月1日零时，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约2.6亿，占总人口的18.7%。相比2010年，我国增加了近8000万老年人，占比上升了约5%。按照联合国的划分标准，中国已进入轻度老龄化社会。

尽管老龄化程度加深是普遍现象，但各省市“老去”步伐不同。我国在2000年左右整体步入了老龄化社会，当时我国老龄化呈现“东部高、中西部低”的形态；到2020年，发展为“以东三省、长三角、川渝城市群为三个高点，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格局。

老龄化的关键影响因素之一是人口迁移，这一点在东三省体现得最为明显。辽宁、黑龙江、吉林的老年人占比分别为全国第一、第三和第四名。这是城市资源枯竭带来的直接后果——煤矿资源耗尽，产业转型难，就业机会少，年轻人大量外流，于是当地的老年人口占比不断上升。

与高迁出率共同作用的，还有低出生率。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衣保中曾指出，东北的企业以国企为主，计划生育执行严格。再加上东北是个移民社会，受到传统生育观念的影响比较小，总体人口生育率比较低。走得多、生得少，共同导致了人口的“东北塌陷”。

在东三省的包围中，还出现了上海这一长三角城市，其以23.4%的老年人占比拿下了全国第二，而江苏也以21.84%的占比位列全国第六，两者都已迈过20%这条“中度老龄化社会”的标准线。

实际上，长三角地区早已是中国最“老”地区之一。在2000年全国刚刚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上海、浙江、江苏65岁以上老年人比例就位居全国前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CED）提出，经济增长与人口老龄化程度呈倒U型关系，也就是说，一段时期内，老龄人口往往是经济发展的标志。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先行地区，城镇化较早，生育率也比全国下降的时间点更早。

细看长三角内部，南通、泰州、盐城等外沿城市老龄化尤其严重，有近30%的常住人口都在60岁以上。原因之一是当地高新技术产业不发达，信息传输、信息技术服务业少，难以留住年轻人。更重要的一点是，杭州、南京、苏州等省会或新一线城市的“虹吸”效应明显——即具有优势地位的大城市，不断将周边中小城市的资源要素吸引过来。

“虹吸”效应同样能解释川渝地区的衰老状况。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叶青教授分析，高铁网络的建设进一步缩短了时空距离，川渝城市群的人口在加速向珠三角、京津冀流动。而在地区内部，成都、重庆发展势头强劲，地市人口大量涌入，所以四川拥有17个深度老龄化城市，数量位居全国第一。

老年人变多，是生活水平提高、平均寿命变长的体现，但硬币的另一面是，对社会保障体系的考验升级。如何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状况、社会观念，因地制宜地解决“老”的问题，正逐渐变得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