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的金石世界——宋代金石学与印学:文献、实物、图像特展

编者按:10月30日,由中国美术学院、西泠印社、浙江美术馆主办的“两宋的金石世界——宋代金石学与印学:文献、实物、图像特展”开幕。展览由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承办,展期至11月12日。本次推送为展览主要内容的介绍。

两宋的金石世界

—— 宋代金石学与印学:文献、实物、图像特展

展览时间

2021年10月30日——11月12日

展览地点

浙江美术馆三楼7、8、9展厅

主办

中国美术学院、西泠印社、浙江美术馆

承办

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

协办

浙江图书馆、杭州师范大学中国书学研究院、西泠印社出版社、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天一阁博物院、萧山博物馆、海盐博物馆、定州市石刻馆

两宋的金石世界

—— 宋代金石学与印学:文献、实物、图像特展

金石,原为青铜器与石刻铭文的统称,后扩展至承载文字的古代器物,其历史几乎与中国文字一样古老,而作为一种专门之学,金石学则肇始于宋,复兴于清,随着西学东渐,直接影响了现代意义考古学在我国的形成。

作为中国历史上学术创新频出的时代,搜集鉴赏古物、考证古代文字、通过石刻铭文追溯历史,在北宋成为文人学者一时之风尚,金石学由此应运而生。自欧阳修《集古录》开始,两宋问世的金石专书将近三十种,曾巩、苏轼、黄伯思、赵明诚、刘敞、李公麟……很多重要人物皆参与其中。

金石不仅止于文人雅好,宋代帝王普遍注重文治,崇尚儒家礼教,徽宗与高宗两朝大规模的复古运动对金石学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其在肇兴之始就取得了较高的学术成就。同时伴随着金石鉴藏风气的增长,古文字学得到长足进步,促进了宋代篆书与印章艺术的发展。

两宋也是继晋唐之后,书法发展的又一高峰,涌现出以苏黄米蔡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官书家群体,他们往往集文艺、学术、鉴藏多重身份及政治抱负于一身,至于书法偏重个性表达,开创了崭新的尚意书风,大量遗存的碑刻与法帖,是记录他们艺术成就的重要载体,更成为两宋金石世界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宋韵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中国气派和浙江辨识度的重要文化标识。作为南宋都城,以杭州西湖为核心,探讨金石学兴起于宋代并得以发展的原因,有助于我们更深切地了解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金石学的真正内核。同时希望借此契机,探索金石学在当代继续发扬光大的方向与动因。展题中的“文献”多指缣帛纸素上的文字记载,也指实物如石刻铜器上的文字,甚至图像也被包括在内,形成“图像文献”。其在材质上对应 “实物”(金石),呈现方式上则对应于“图像”(图绘、传拓)。

作为展览的承办方,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是艺术学研究的重镇,并以持续推进中国艺术研究为己任,其在传统书画研究之外,强调以中国特有的博物学、金石学与文献学为基础,旨在重新梳理中国艺术研究的古典学脉,发掘其活性基因。此次展览就是学院师生团队的专业实践成果之一。而作为此次展览主办方之一的西泠印社,“保存金石”即是其创社宗旨,作为金石印学领域的领军者,重振金石学,扩展印学外延,乃至构建“大印学”更是印社这几年在学术领域努力的方向。两家联手,汇集当今一流的公私收藏,力求呈现一场体现宋韵文化精髓的金石展览。

本次展览的举办,旨在达成以下目的:一、传承宋韵文化,全面展示宋代金石物质文化遗产(涵盖青铜器实物、图像,官私印章,碑帖,摩崖石刻,书籍等);二、梳理展示宋代书法碑刻(包括但不限于浙江境内);三、展示当代学者对宋代金石学发展的再思考与研究。展览由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与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共同承办,浙江图书馆、杭州师范大学中国书学研究院、西泠印社出版社、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宁波天一阁博物院、萧山博物馆、海盐县博物馆、河北定州石刻馆参与协办,并得到中国嘉德及多位国内重要私人藏家的无私协助。展览设于浙江美术馆三楼7、8、9展厅,展期从2021年10月30日至11月12日。

特展共分为五大单元,展出作品150余件/组,分别择要介绍如下:

单元一:楮墨集古——两宋金石学著作文献

王国维尝谓“金石之学,创自宋代,不及百年,已达完成之域”。宋代金石学兴盛的表现之一,即出现了一批重要的金石学奠基之作。其专言吉金者,可概为三类:“既图其形,复摹其款”,“但以录文为主、不图原器之形”,“虽无关图谱,而颇存名目”(王国维《宋代金文著录表》)。专言石刻者,可分为六类:存目、跋尾、录文、分地、分人、纂字(朱建新《金石学》)。两宋金石著作流传于今者约有三十种,本次展出其中二十二种,涵盖了所有著述类型。

宋人研究金石之风气,实自私家开之,继为帝室宗尚。士大夫及秘阁、太常、内府所藏,均为著之于录。宋代古铜器之研究,始于真宗时期,至徽宗朝方集大成。真宗天禧元年(1017)僧湛洤刻《周秦古器铭碑》。仁宗朝古器渐出,皇祐三年(1051)杨南仲释《皇祐三馆古器图》,嘉祐八年(1063)刘敞刻成《先秦古器图》,彝器之学始兴。吕大临成书于哲宗元祐七年(1092)的《考古图》,是现存年代最早的古器物图录。徽宗朝置议礼局考定古器、新造礼器,敕撰《宣和博古图录》,影响了金石之学的形成与发展。在石刻之学方面,欧阳脩《集古录跋尾》是现存最早研究金石文字的专著,此后赵明诚《金石录》将金石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刘敞、欧阳脩、赵明诚确立了金石学正经补史的学术传统。

南宋虽偏安一隅,君臣对金石古器物的搜求研究,并无稍衰。尤其石刻之学至南宋获得长足发展,出现了专录汉碑碑文著作,如洪适《隶释》《隶续》;分地编次石刻目录之作,如王象之《舆地碑记目》、陈思《宝刻丛编》;以人名为纲记录书家石刻的著作,如佚名《宝刻类编》,纂辑隶字类著作,如刘球《隶韵》、娄机《汉隶字源》。此外,北宋刻帖的盛行,也反映在《东观余论》《广川书跋》《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石刻铺叙》等金石著作中。

流传至今有关三代铜器款识著录的宋刻宋拓实物,甚为罕见。南宋钱塘人(今浙江杭州)薛尚功编次并释音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收集511件铜器款识,刻石置于江州(今江西九江)公库,是北宋至南宋金学、石刻与法帖之学的发展与交会的稀世物证。薛氏款识宋拓石刻本流传甚稀,展品中黄丕烈士礼居旧藏十二卷《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乃宋刻宋拓、宋代原装本,首次面向公众完整展出。王厚之所辑《钟鼎款识》拓本,自南宋辗转流传,屡经名家收藏题跋,原拓于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惜毁于火,幸有清嘉庆七年(1802)阮元积古斋影刻本留其旧观。展品中《宋王复斋钟鼎款识》,为现存是书的最早刻本,卷末有清吴熙载、杨铎跋语。此二种款识著录专书,为寻绎南宋至清中后期钟鼎款识之学的发展提供了珍贵的文献实例。

宋代金石学之兴盛,与礼制重建及史学发展关系密切。两宋金石学著作,反映出宋代金石学在搜集、著录、研究、考订诸方面的成就,呈现了金石学的演进与发展脉络,也为理解宋代文化史及其时代风尚提供了一个视角。

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

单元二:延古风华——宋代金石器物

我国对青铜器的使用源于商周时期,青铜器可谓是华夏远古文化的杰出代表。后世仿古,崇尚儒家,对青铜器多有仿制,尤以宋代为盛。宋徽宗大观初年(公元1107年),设议礼局,《宋史·礼志二》便有纪:“诏求天下古器,更制尊、爵、鼎、彝之属”,这是宋代官方大规模仿造青铜器的开始。

朝廷“诏求天下古器”,全国各地也对古墓挖掘成风,商周青铜器大量出土,除了进入宫廷,不少器物也流入民间收藏,青铜器交易更是盛起,形成了古物市场。宋人出于赏玩或研究的目的,开始对青铜器物进行收藏,《考古图》中便列有不少收藏者。当然,当时最大的收藏者还属宋徽宗,他收集的古青铜器达2.5万多件,并特建宣和殿收藏,这也是世界上最早、藏品最为丰富的青铜器博物馆。

拥有了实物资料,宋徽宗开始大规模仿铸青铜器,以为郊庙之用。南宋也延续了这样的传统,不但朝廷祭祀用器遵循政和新成礼器和《博古图》的样式,还多次制定和颁布礼书用以指导州县的祭器制造。

还有一类宋代器物,为仿古陶瓷,仿的便是上三代的青铜祭礼器,为的是“稽古作新,以追三代之隆”。其中,南宋官窑是最为人熟知的仿古瓷器制造者。这些仿古瓷器既用于祭祀和礼仪,也有一定的实用功能。

北宋神宗元丰元年,为了表示祭祀上天“尚质贵诚之意”,祭器中的部分形制的器物,如尊、簋、豆等,被替换成了陶器,但数量不多。高宗中兴渡江以后,复古风潮被推向了顶峰,各种仿古陶瓷器物被制作出来。不仅是官窑,民窑也开始大范围地生产仿古器物,到了南宋中晚期,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古风弥漫,开始真正大范围地用陶瓷礼器代替铜质礼器。

同时,这类仿古陶瓷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人的审美趣味,他们追求精致与内涵,流传下来的宋画和文字记载中亦有它们的身影。

本次展览便为大家带来了宋代青铜器物和南宋官窑仿古瓷器。古器之姿,风华延存;古人之志,源远流长。

青铜提梁盉

单元三:阳冰苗裔——宋代篆书及印章艺术

金石学的兴盛带来最直接的影响是两宋篆书及印章的蓬勃发展。五代、北宋之交,南方有徐铉、徐锴兄弟,精研文字小学,并称二徐,由徐铉摹写的《秦峄山刻石》,经其门生郑文宝刊刻上石后,影响深远,至今仍为初习篆书的必经法门。继之而起的北宋初年著名书画家、文字学家、《汗简》作者郭忠恕,与僧人书家梦瑛一道,为重振日渐衰落的篆书传统,提倡学习唐代篆书名家李阳冰开创的玉箸小篆风格,本次展览中,选入了郭忠恕的篆书代表作《阴符经》,而梦瑛的《十八体篆书碑》则是同时期篆书中的异类,虽后人不乏微词,称其书体多出臆造,却成为后世此类花篆滥觞之始,从今日视角来看,不乏独特的艺术创造力。

二徐、郭、梦之后,李阳冰玉箸篆体已然成为宋代篆书的主流,涌现出诸多擅长篆书的书家,展出的政坛领袖司马光为富弼书写的墓志篆盖,是目前仅见的司马光篆书手迹,结构谨严,功力深厚。其他佼佼者如苏唐卿、上官佖、王寿卿等,皆能在玉箸篆基础上,融入自身特点,展品中苏书《醉翁亭记》,为其篆书名作,同时保留了传世最早的欧阳修名篇《醉翁亭记》文本,弥足可贵;《泾川重修回山王母颂碑》原为陶榖隶书,后为人磨去改为梦瑛篆书,再被磨去改为上官佖书,一碑三刻,颇具传奇;王寿卿用工饬的小篆为范仲淹子媳书写的《扶风马氏墓志铭》,因系近年新出,笔画光洁,毫无损泐,黄庭坚对其篆书评价极高,称赞王深得李氏笔法,“可以酒酹阳冰之冢耳”,今将王书黄评一并呈现于观者面前;嘉祐时期奉诏命刊刻的二体石经,篆书部分由多位名手合力完成,代表当时篆书的书写标准,已获得朝野公认。

印章方面,两宋官印在继承唐代盘条印工艺之上,增加了线条盘绕,更富装饰性,被称“九叠印”,此次即有南宋德祐元年文思院铸“嘉兴府驻扎殿前司金山水军统制印”和南宋开庆元年文思院铸“嘉兴府澉浦驻扎殿前司水军第四将印”两方南宋水军官印。宋代书画鉴藏的兴盛,推动私印尤其是鉴藏印的迅速普及。两宋内府的收藏印已形成了固定规制,用印成为建立皇家收藏标准的重要标识之一。而如米芾这样的私人书画收藏家,个人拥有多方私印与鉴藏印,并有能力直接参与印文设计,风格多变,取法多元,在传世早期书画名迹中时有可见,成为鉴定的重要依据,更对文人用印的发展起到了引领作用。

南宋德祐元年文思院铸“嘉兴府驻扎殿前司金山水军统制印”

单元四:贞珉萃英——以宋四家为核心的书迹碑刻

“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态”,清代书家梁巘曾以凝练的评语,高度概括了书史风尚的更迭,也昭示了两宋在书法发展历程中无可取代的地位。在继承晋唐以来形成的书法规范基础上,宋代书家们敢于突破前人藩篱,充分发挥自身个性,形成恣意放达、意态横生的崭新艺术面貌。以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等为核心,两宋书坛熠熠生辉,灿若星河。而墨迹之外,铭石刻碑历来是保存书迹最重要之手段,在此遴选宋代重要石刻作品,以展现两宋书法的发展脉络。

北宋初期,承袭唐、五代书风之外,宋太宗于淳化三年命王著主持辑刻《淳化阁帖》,使原本深藏禁苑的晋唐法书广为传播;庆历间发现于定州的《定武兰亭》刻石及各种摹本,渐成聚讼发端;形成了以二王书风为代表的院体。

而文人官员群体中,效法颜真卿者众多,欧阳修、韩琦、蔡襄等堪称其中代表,流风遗韵,影响了包括北方辽金在内的整个两宋时期。北宋政坛新旧党魁王安石与司马光,政见虽殊,其书艺注重篆隶复古,却成共识。

北宋中后期,随“苏、黄、米、蔡”为代表的书家群体崛起,进入了宋代书法的巅峰。文坛领袖苏轼首倡“我书意造本无法”,认为书法不能仅仅因袭前人,而要展现自我,其艺术主张与创作实践,不仅被黄庭坚、晁补之、秦观、李格非等苏门学生接受,还波及米芾、蔡京、蔡卞等同时书家,各成一派,杰作频出,对当时及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其中苏、黄所书诸多碑刻,虽多毁于党争人祸,幸赖后世不断重刊,真相犹存。

两宋帝王多雅好文艺,将书法作为推行文治的重要手段,太宗诏刻《淳化阁帖》,徽宗书画兼能,自创瘦金体,高宗遍学名家并诏刊《绍兴米帖》、《兰亭序》等,君王所好以致天下翕从,促成了书法风尚的形成。

南宋书坛星光稍逊北宋,然亦不乏名手。米友仁、陆游、范成大、张孝祥、朱熹、杨万里、尤袤等文士学者,诗文之外,均擅书艺,无不拥有鲜明个性。与此同时,任询、王庭筠、党怀英等辽金书家,活跃于北方半壁江山,他们深受宋朝文化影响,各有所擅,其书法的艺术价值不容小觑。

石刻书迹,尤其宋四家,存世真伪羼杂,故我们在选择展品中,遵循原刻善拓、罕见珍本优先之准则,原刻无存者取重刻精善版本,同时兼顾旧本与新出稀见名家书迹,尽可能汰伪存真,并以实物、裱本、整纸等多种形式,助观者在有限空间中得以领略两宋书坛的全貌。

本单元中值得关注者甚多,不乏首次公开面世的重要展品。碑刻实物及拓本中,与杭州渊源深厚的苏轼为重中之重,有刚刚重新出土的宋刻《表忠观碑》残石及宋、明刻全碑旧拓整套,新现大字“陶诗”残碑原石,钵水斋藏苏轼残碑砚,宋刻《丰乐亭记》,明拓《醉翁亭记》,明拓《司马温公碑》,《齐州真相院舍利塔铭》两种合璧,榜书《定州雪浪斋碑》等,其中苏轼残碑砚,民国期间曾在杭州《东南画报》金石书画特刊发表,借此次特展故地重游。此外还有艺苑真赏社旧藏明拓元刻黄庭坚《狄梁公碑》,“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的米芾大字《盱眙第一山并诗》,浙江仅存的宋徽宗御笔碑,清代金石家陆增祥八琼经室藏《戒石铭》道州、梧州两本,宋高宗《恤刑诏》、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诗》等,皆属难得一见。宋代刻帖方面,则有近年被重新发现的浙江省图书馆孤山馆藏《淳化阁帖》刻石拓本,王虚舟跋宋拓《绍兴米帖》,南宋郁孤台本《徽宗草书千文》,邵章旧藏南宋《姑孰帖》,明拓绍兴重刻凤墅本《兰亭修禊图》等,均为传世法帖中的珍品。

丰乐亭记

单元五:湖山志——以西湖为中心的宋代摩崖

回溯龙文鸟迹,岩石早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载体,彰显着古人取诸物象的智慧。所谓摩崖石刻,狭义的专指石刻文字,广义上除石刻文字和造像外,还包括壁画。

苏东坡认为:“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湖光山色,风雅宜人,吸引着历代的文人墨客慕名游览,而南北两山更是高人雅士向往之地。作为南宋故都,两宋摩崖石刻遍及环西湖域内。遗存数量庞大、内容丰富、题刻精美,皆为江南文化遗珍。

本单元甄选的二十一品两宋摩崖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物价值,而且具有珍贵的艺术和科学价值。西湖之美,不独在风光,更在于自然与文化高度融汇和谐的精神内涵。走进湖山志,饱览摩崖拓片,可号天地自然中镌刻的金石文脉,直抵心中的人文山水。

南宋定都临安,是杭州城市发展的里程碑。南宋的杭州不但是全国政治中心,也是全国经济、科技和文化中心,是当时世界第一大都市。寻访西湖摩崖,是一个亲近西湖,望见更久远的西湖,最直接的方式之一。通过这次展览,全面展示两宋金石学的高峰成就,推进环西湖摩崖石刻景观保护建设,让千年宋韵在新时代流动起来、传承下去。

摩崖

展览现场

来 源|艺术人文学院

编 辑|方 舟 赵雨岑

审 核|徐 元 杨振宇

出品:中国美术学院党委宣传部

中国美术学院新闻中心

CAA融媒体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