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陈道富在《中国财经报》撰文指出，这轮通胀是货币宽松环境和需求疲软下的供给短缺，不同的文化和制度背景会影响政策选择，最终导致通胀走向不同的形态，推动宏观经济运行沿着不同的路径衍化，站在了滞涨、萧条和双轨配给的路口。
陈道富认为，本轮通胀表现为资产价格、大宗商品、运费人工成本和最终价格全面大幅上涨；全球货币宽松、市场需求较弱环境下的供给相对不足；以及供给短缺等多种因素和机制制约通胀快速回落。由于当这种“短缺”是暂时的，适宜的应对思路是“等待并吸收”。可在尊重市场优胜劣汰机制下适当提高经济体吸收成本冲击的能力。当“短缺”持续时间较长，政策面临诸多两难困境时，就需考虑当前宏观背景并采取不同的应对政策。
陈道富表示，目前，我国仍保留较强的生产能力，国内供需缺口并不显著，CPI受需求较弱及猪肉周期拖累处于较低水平。同时，我国拥有应对“短缺”的丰富经验和手段，通胀形态及经济后果将不同于西方主要国家，呈现“双轨配给”特征。在“短缺”状态下，曾经相对合理的规则不再最有效，赋予规则必要的灵活性在缓解瓶颈问题中能发挥突出作用。总之，有必要在价格体系基础上引入行政和数量手段。
以下为文章全文。
去年疫情刚暴发时，全球大宗商品和各类资产价格大幅下挫，引发美国股市多次熔断。但随着各国防疫工作的开展和经济逐步复苏，各类价格持续全面上涨。暂时性的短期因素在推动各类价格快速上涨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但经济中存在多种因素和机制制约着价格调整速度，通胀持续时间较长，迫使政策不得不应对。这轮通胀是货币宽松环境和需求疲软下的供给短缺，不同的文化和制度背景会影响政策选择，最终导致通胀走向不同的形态。
本轮通胀的主要特点及若干判断
一是资产价格、大宗商品、运费人工成本和最终价格全面大幅上涨。几乎所有种类的大宗商品价格都出现大幅上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初级产品价格指数从2020年3月的93.73上涨到2021年9月的172.56，世界银行价格指数中的能源指数从2020年4月的29.35上涨到2021年9月的106.03，金属和矿物指数从65.55上涨到116.81，食物指数从85.62上涨到119.09。波罗的海指数从433上涨到10月7日的5650、11月1日的3428。除日本以外的美国、英国、欧元区等主要发达国家CPI已较长时间维持在高位，美国CPI7个月超过2%，5个月超过5%，9月份为5.4%；英国CPI5个月超过2%，9月份为3.1%；欧元区CPI5个月超过2%，10月份为4.1%。而土耳其、巴西、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国家的CPI更是处于高位，以致货币当局不得不加息应对。此外，美国OFHEO房屋价格指数从2012年6月的308.79持续上升到2021年6月的510.08。
二是全球货币宽松、市场需求较弱环境下的供给相对不足。货币、短期需求和供给、部分长期结构性因素都影响了当前价格走势，但部分供给的相对短缺是主导性因素。
货币环境持续宽松是价格上涨的必要条件。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货币供应持续充足，货币条件都较宽松，金融体系能以较低成本较容易地响应信用扩张需求，但低通胀却一直挥之不去。2008年，美国为应对金融危机采取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之后采取多项措施回收市场上过多的流动性，但货币的宽松状态尚未恢复到常态就又遇上新冠肺炎疫情，于是再次采取更大规模的超宽松货币政策。美国主导着全球流动性状况，全球流动性一直是相对宽松的，即一直具备推动价格上涨的货币条件。
供给相对短缺是近期价格上涨的核心因素。疫情导致供给中断，短时间内供需缺口巨大，需求、供给因素相互叠加，推动了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上涨。一些偶然性的自然灾害，如火灾、地震甚至少风等，对特定地区的重要产品生产，如木材、风能等造成巨大冲击，也影响了供需缺口。
此外，保持全球低物价水平的结构性因素正发生变化。近年来，商品和服务的劳动生产率增速在减缓，全球化进程接近尾声。通过数字经济实现产业组织再造和降低成本的空间已被大幅挖掘，全球政策的着力点更致力于缓解收入不平等现象。这些结构性的、长期性的因素会抬升未来全球通胀的基准，但不能解释短时间巨大的价格波动。
三是多种因素和机制制约通胀快速回落。从目前来看，供给短缺是主导因素。这种短缺由非经济性因素引发且相继发生。从经济系统看，疫情、环境等是黑箱，似乎是“短期和暂时”的，如疫情引发的生产和供应中断，又如低碳发展引发的能源结构变化遇上极端天气，以及火灾、地震等影响。当前疫情超预期反复，极端天气出现概率上升，“短期和暂时”的判断可能需要更谨慎。如果进一步考虑经济系统内在的自我强化机制会延缓通胀回落，那么通胀持续的时间会比预期要长。如果“暂时性”因素导致的通胀持续超过1年甚至更长，以致触发了经济系统内在的自适应机制，通胀就不能简单以“暂时性”对待。事实上，上世纪70年代的通胀也是由经济系统外的暂时性地缘政治紧张引发的，最终衍化成为滞涨。
首先，疫情可能反复。这次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主要是由疫情引发的，疫情对经济体系而言属于外生变量，超预期的反复会延长供给的恢复，影响宏观政策的选择。
其次，货币因素虽然不是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快速上涨的主因，但影响了价格调整机制。在当前市场环境下，大宗商品已不仅是“商品”，而且具有了显著的“资产”特性，价格主要基于预期波动。市场流动性充裕，预期到经济复苏对大宗商品的需求，推动大宗商品价格短时间内调整到位。这带来两个后果：一方面降低了大宗商品生产主体快速恢复生产的积极性。在当前环境下，提高产量并不能进一步提升利润，甚至会降低利润。这不利于大宗商品生产主体积极主动地快速扩大产量，影响供需缺口弥补的速率。另一方面，产业链上的价格调整机制从需求利润拉动转为成本分摊，价格调整效率下降。在正常调整逻辑下，当需求略有恢复，上游低价格能为终端需求恢复提供价差（利润）。但是大宗商品价格提前反映了经济复苏效应，价差倒挂，不仅抑制需求恢复，而且挤压中游产业利润，经济调整变成了低效的成本分摊。
然后，市场预期的自我实现机制启动。目前，全球的通胀预期都比较明显，预期往往具有自我实现倾向。在有通胀预期的环境中，终端产品的涨价，或者说向消费者的价格传导较容易。需求较弱限制了终端能承接的价格上限，但较强的通胀预期又支撑更有效的价格传导。这种机制会延长经济调整时间，进而延长通胀持续时间。
最后，大宗商品价格和工资可能形成螺旋上涨机制。在劳动力市场供求压力和美国政府救济政策影响下，美国的劳动力工资加速上升。上世纪70年代的滞涨，背后有工资—价格螺旋上涨机制支撑。政府为了平抑物价上涨对居民福利的影响，通过政策推升了工资上涨，适应了价格上涨，形成自我强化的正反馈机制。随着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和持续、就业市场的改善以及由于刺激带来的稳定需求，政府有压力维持相对稳定的居民福利水平，政策具有一定的内生性，就有可能被触发工资—价格螺旋上涨机制。
短缺经济的不同应对：暂时性通胀、滞涨、萧条与双轨配给
本轮价格上涨的本质特征是非经济因素引发的临时性“短缺”（主要是产量、运力而非产能短缺，但考虑我国前几年“去产能”和全球低碳发展，产能相对平衡），包括大宗商品和个别零部件生产不足，运力不足和特定员工招工难等。
当这种“短缺”是暂时的，即持续时间较短且缺口规模不大时，适宜的应对思路是“等待并吸收”。即物价上涨是“虚火”而非“实火”。这种“火”不能用紧缩政策轻易“清火”，而是需要“固本培元”，允许价格必要的上涨，呵护较弱的需求，等待供给逐步恢复。
供给恢复是需要时间的。当前的成本分摊在需求较弱的环境下，大部分会由中间环节的企业吸收，可在尊重市场优胜劣汰机制下适当提高经济体吸收成本冲击的能力。
当供需缺口过大，价格上涨幅度过大，类似于“发高烧”时，需要采取临时性的紧缩政策，适当压制不必要的需求，以使得供需在较低水平下平衡。对中国而言，供需缺口部分来自国际输入的需求，人民币汇率升值对冲了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压力，用市场方法重新分配供给满足国际和国内需求的比重，是经济内在反应和平衡机制在发挥作用。
当“短缺”持续时间较长，政策面临诸多两难困境时，就需考虑当前宏观背景并采取不同的应对政策。不同的文化和制度会影响政策选择的空间和倾向，使得暂时性因素触发的价格上涨具有不同的持续性，并推动宏观经济运行沿着不同的路径演化，站在了滞涨、萧条和双轨配给的路口。
当前的资产市场和产业结构是与较长时间高增长后陷入的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环境（在现有范式下，潜在增长空间已被充分挖掘）相适应的。理论上，市场名义利率水平由实际利率、通胀预期和社会平均流动性和风险水平决定。当市场较高通胀水平持续时间较长时，会影响到社会的通胀预期，从而在实际利率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影响名义利率水平，进而破坏当前资产和产业结构所适应的利率水平，进一步影响社会平均风险水平，以及进一步提高名义利率水平，即触发向新平衡过渡的调整，引发金融风险。
此外，通胀特别是CPI持续高涨，会侵蚀消费者的购买力，引发社会矛盾，推动保持购买力稳定的内在诉求。这或者导致工资的适应性调整，或者促使财政以更大力度救助失业等困难群体，扩大工资—价格螺旋上升机制的作用范围和程度。
这时候，货币政策就会面临两难选择。或者选择“等待并吸收”策略，保持中性货币环境，但会有较高概率滑入滞涨泥潭；或者选择压制不必要需求，采取紧缩性政策，进一步推升利率水平，但有可能刺破资产泡沫，并使得经济在更低水平上平衡，陷入萧条局面。
目前，我国仍保留较强的生产能力，国内供需缺口并不显著，CPI受需求较弱及猪肉周期拖累处于较低水平。同时，我国拥有应对“短缺”的丰富经验和手段，通胀形态及经济后果将不同于西方主要国家，呈现“双轨配给”特征。
可以较低价格保证居民生活和必要生产的供给，以“协议”价格平衡产业链上中下游的价格体系，适当平衡产业链上不同环节企业的利润率，以提高产业链的稳健性，且以行政手段和高价格抑制市场囤积居奇的投机行为和非必要需求，同时采取多种措施保证并加大上游企业的供给能力。
实际上，在“短缺”状态下，曾经相对合理的规则不再最有效，赋予规则必要的灵活性在缓解瓶颈问题中能发挥突出作用。如，美国港口拥堵与部分刚性规定有关（集装箱只能垒两层，不能在特定场所外的空地放置集装箱等）；又如，我国长江内河的运力受分段管理等规定制约，临时调整相关规定可以大幅改善运力。总之，有必要在价格体系基础上引入行政和数量手段。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本文转自《中国财经报》。责任编辑：王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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