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六成老人退而难休，韩国“老权”运动兴起
韩国釜山海鲜市场有不少老年摆摊经营者。（姚萌/图）
每天清晨4时许，72岁的李明艺（音）老人就起床，匆匆赶往釜山市南浦洞海边的札嘎其市场购买海鲜。
“我至今还在坚持工作，这可以减轻儿女的负担，更可以证明即使我老了，也可以不依靠别人，自己能体面地挣钱……”李明艺在釜山港附近经营着一家海鲜餐馆。
李明艺的儿女不仅事业成功，也都很孝顺。不过，多数韩国老人并没有像她一样幸运。
2021年7月，韩国已被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认定为“发达国家”。两个多月后，韩国统计厅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老人的贫困率为49.6%，远远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12.6%的平均贫困率，老年人亲自赚取生活费的人数占57.7%。
“银发职场”兴起
多年来，韩国一直为老无所依、老年歧视以及居高不下的老年自杀率等社会问题所困扰。
韩国的法定退休年龄是60岁。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的《2019年社会概览》显示，韩国男性和女性分别要到72.9岁和73.1岁才能从劳动市场彻底退休。
“主要是受到婴儿潮一代(1955-1963年出生的人群)已迈入老年门槛的影响。”韩国统计厅人口总调查科长郑南秀(音)表示，“与上一代人相比，这一代老年人读大学的比例较高，在资产积累等养老准备方面做得更好。”
对于420多万60岁以上韩国老年人来说，法定退休年龄只能是另一段职业生涯的开端。2021年秋天，在一场仅提供一千个岗位的“银发招聘会”上，近万名白发苍苍的老人戴着口罩将招聘柜台围得水泄不通。
“退休金远远不够花，还要帮助孩子在首尔买一套新房，我只能继续工作。”金玄重刚从首尔一家银行的管理岗位上退休。他发现，“银发招聘会”的多数工作岗位都不尽如人意，大都是保洁员、保安员、加油员、快递员等“低端岗位”。
为了赢得一个8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4300元）的快递员岗位，金玄重还撸起袖子向工作人员展示他胳膊上的肌肉。如今，这位60岁的老人每星期至少工作3天，平均每天要投放一百多个包裹。
81岁的老人李贤暨也出现在“银发招聘会”上，他气愤地说，“企业都在质疑老人能办好事情吗，社会普遍对老年人持有偏见，能够帮助高龄老人就业的公司，只有那些不合法的传销公司。”
他说，只能回到首尔钟路区的马路边上继续摆摊卖章鱼和鱿鱼。
职场上，韩国流行一种“四五退，五六盗”的怪象。很多上班族会选择在45岁提前退休，如果坚持到56岁就是“强盗”。
“越是在年富力强的时候退休，越能找到一份令人满意的‘银发工作’。”金玄重很后悔没有及早退休。
老人就业受到歧视已经成为韩国社会的一个敏感话题，但利益受损的弱势群体更容易组织起来。自2005年10月平昌郡老人举行示威抗议“老人会馆”破败不堪以来，“老权伸张”“老年人威力”等运动此起彼伏。
在抗议的浪潮中，平昌郡政府将破旧的“老人会馆”改造成为一座现代化的“健康福利城”，当地还新建了文化福利中心。在征集了老人团体的意见后，全南道将贫困老人的免费餐饮标准上调了五百多韩元。
“如果致力于老年人权益运动的非政府机构（NGO）加强相互联系和团结并确保资金来源的话，那么，老年人口将成为韩国社会最有影响力的团体。”韩南大学教授林春植（音）说。
一种“老人工厂”也悄然流行。2001年4月，金总经理从现代重工退休后，决定与12名退休老同事成立一家机器零部件制造工厂。
最初，一些客户并不愿意跟“老人公司”合作，但看到这些老人能按时交货，产品质量也很高，便开始增加订单量。这家“老人工厂”年销售额迅速上升至10亿韩元，并获得新韩机械授予的“优秀合作企业奖”。
“虽然我们不再年轻，但是因为拥有熟练的技术及工作默契，生产效率高于竞争对象。”该企业生产部长李相国对韩国《中央日报》说。
一名女员工退休后，一度患上了抑郁症。但入职“老人工厂”后，她不仅收获了一笔养老金，身心也变得健康，还从女儿口中听到“伟大的母亲”的赞美。
“贫穷、孤独与疾病，正将韩国老人逼向死亡”
韩国政府开始正视老年贫困和就业问题。2019年5月，它发布的《幸福的百岁时代》报告承认，65岁以上人口的相对贫困率高达45.7%，有61.8%的老年人因为需要自己挣生活费而无法停止工作。
在此之前，老无所依现象一直被漠视。2004年5月，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发布的《我国老人参与社会类型分析报告》写道，多数老人工作是为了“体面的生活”“独立的人生”，而并不单纯为了赚钱。如今，老年贫困越来越反映到《寄生虫》《鱿鱼游戏》等影视作品中。
“贫穷、孤独与疾病，正将韩国老人逼向死亡。”韩国自杀预防协会会长河圭燮（音）公开呼吁。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韩国社会流行一个残酷的词汇——“孤独死”。在首尔东大门区一家考试院，同住一层的24人中有6人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多数居住者都在60岁以上，他们没有固定的工作，只能做临时工。据《东亚日报》报道，其中一名五十多岁的男子去世后，其遗属拒绝探望遗体而独自被火化。
韩国65岁老人的自杀率节节攀升。2000年，这一数字为1161人。10年后，又增长到4378人。2019年，每10万名韩国老人就有53.3人会自杀，是该国国民平均自杀率的2.1倍。
上世纪晚期，韩国开始急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少年轻人离开家乡，离开父母。2021年6月，韩国保健福祉部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未与子女一起居住的独居或夫妻一起生活的老年人比例也有所上升，从2008年的66.8%上升到2020年的78.2%。
近八成老人不与子女同住，多数老年人也希望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能够“善终”，90.6%受访老人表示不愿给家人和朋友增加负担。
“在过去，家庭是一种延伸的自我，子女是父母未来的所有，为他们提供医疗服务、经济支持和迟暮之年的安逸生活。他们子女的成功即是他们的成功。”韩国原州尚志大学社会福利学教授朴智英（Park Ji-young）说。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带来的高额教育消费，是导致多数韩国家庭高负债率的主因之一，这被称为“教育致贫”，也是导致老人贫困层形成的主要原因。
金玄重说，他把80%的家庭收入用于其一儿一女的教育，包括支付昂贵的课外辅导班费用，甚至为了女儿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一度让妻子陪女儿到美国读书，因为一口流利的英语是进入韩国大企业的必备条件之一。
退休后，金玄重还计划着通过继续工作，为儿子购买一套新房子。
“啃老”越来越成为韩国社会的普遍现象，不少年轻人热衷于汽车、美容、服装和娱乐，甚至不惜借贷消费。2021年9月，韩国统计厅发布《2020人口住宅总调查之人口和家庭基本项目》调查报告，大约有313.9万名“袋鼠族”，占整个成年人口的7.5%。
据韩国统计厅分析，就业难、房价高等因素，导致越来越多的成年人选择了继续“啃老”，不少男青年将经济负担视为结婚的困难，而女青年则担心婚后在事业和家庭之间失衡。
“独居”正成为韩国年青一代的生活方式。据韩国统计厅公布的《2020年人口住房总调查》显示，独居人口的数量已增长到664.3万人，“一人家庭”占韩国总家庭数的31.7%。
同在东亚儒家文化圈，韩国也流行“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社会传统观念。（姚萌/图）
“韩国将是‘老人国家’，将变得又老又穷”
“韩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习俗，依旧对未婚生育持负面看法，单人家庭的增加将直接导致生育率的减少。”庆熙大学社会学教授金钟百(音)认为，“独居”现象又反过来加剧了原本严重的老龄化问题。
2020年8月，韩国统计厅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65岁以上老人在总人口中的比重首次超过15%，2045年，这一数字将达到37%，并将在2067年进一步上升到46.5%。
“照这样下去，韩国将是‘老人国家’，将变得又老又穷。”延世大学教授具成烈悲观地表示，“只有发达国家三分之一的出生率，很难维持日后韩国的经济。”
上世纪60年代初，韩国的人口增长率一度达到2.9%。1961年10月，韩国出台政策，重点普及避孕方法，并倡导“只生两个，好好养育”“少生孩子，让他们健康成长”，韩国政府还一度为独生子女家庭提供公寓购买优先权。而三名子女以上的家庭要交纳居民税，也没有医疗保险的支持。
“早知道今天养老这么难，多生几个孩子就好了。”81岁的老人李贤暨用双手拍着大腿说，“可是，又拿什么养活他们、培养他们？”
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韩国人口生育率下降速度之快，让管理者以及人口专家始料不及。1989年，韩国公共医疗机构停止发放免费避孕药具，控制生育政策开始松动。2005年，韩国政府正式颁布《低生育行动框架与人口政策》，鼓励生育、延缓老龄化。
劳动年龄人口短缺意味着生产力下降，将导致经济失去活力。韩国建国大学教授朱尚荣和玄俊硕发布《韩国经济面对的逆风》研究报告预测，2020年至2023年，韩国潜在生产能力将以每年0.7%的速度下滑，到2024年以后，下滑速度将提高到每年1个百分点。
“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造成的负面影响，将从2020年开始正式显现出来。”朱尚荣说，老龄化与低生育率同时出现，还将导致社会总抚养比上升，社会福利负担大幅增加。
老年人口抚养比又称老年系数（ODR），指的是某一地域人口中老年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用于表明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多少名老年人。2019年，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20.4人。2067年，这一数字将达到102.4人，达到全球最高水平。
东亚社会普遍为养老问题所困扰。据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19：要点》显示，平均每1.8名25至64岁日本人负担1名65岁以上老人，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3.3，欧洲和北美地区国家的平均数据是3.0，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高达11.7。
未来，如何养老已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普遍社会议题。进入2050年后，美国需有3人赡养1名老人，英国为2名赡养1名老人，韩国和日本则为1.4人赡养1名老人。届时，老年人口将占韩国人口总数的38%。
从野心勃勃到束手无策？
进入新世纪以来，韩国历届政府都采取了野心勃勃的人口政策，试图提高人口生育率、阻止人口老龄化的颓势。
2006年，卢武铉政府制定《低生育老龄化社会基本计划》后，累计投入两百多万亿韩元的财政预算，推出现金奖励、税收减免、购房补助等多种鼓励生育措施却仍然无法阻止生育率下降的势头。
“当前，韩国人口减少与老龄化的速度还相对平缓，未来几年不会出现大问题。”首尔大学卫生研究生院教授赵荣泰(音)颇为悲观地预测，从2030年开始，“韩国可能会一下子遭遇严重的人口冲击波”。
鼓励生育的政策效果并不明显，韩国政府的人口政策越来越默认“低生育率与高老龄化”的存在，开始尝试延长退休年龄、改变居住福利模式、扩大“老人经济”(silver econo-my)等更趋于保守且现实的政策。
“（韩国）政府说，延迟老人退休年龄，可以让老年人获得更多的收入，有助于解决老年人贫困问题。”李贤暨老人说，“可真正的问题是，老年人很难再找到合适的工作。”
韩国老年抚养比持续降低，这也意味着老年人很难依赖中青年群体。韩国政府和新闻媒体也建议老人注意理财，“每一位国民也应该通过积极的资产管理做好养老准备”。
“没有财富，又如何理财，即使去江边钓鱼也需要一块鱼饵。”李贤暨不无讽刺地说，“最终，只有那些倡导理财、讲授理财的专家和骗子们真正发了财。”
在东亚儒家文化圈，韩国也流行“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社会传统观念，韩国政府最初对养老金制度推动并不积极。直到1988年，韩国开始实施公共养老金制度，但只覆盖“工作人数为10人和10人以上的单位”，直到1999年，养老金制度才开始覆盖到全部劳动者。
但是，许多高龄老人不能享受这一制度，因为实施制度时，他们已经退休或将近退休。2011年11月，韩国政府发布的一份报告承认，在65岁老人中，只有四成参加了政府或私人养老金计划。
公共养老金储备也不充足，高通胀的经济民生局面之下，其金额难以应付基本生活。公共养老金储备的领取也设有较高的门槛，如果老人膝下子女有正规工作即被视为有能力赡养老人，则不予发放养老金。
“为了拿到公共养老金，还得证明孩子没有正规工作，或者证明儿女不孝弃养老人。”李贤暨说，“我们宁可饿死，也不会这么做。”
“爱面子”是韩国社会的一把双刃剑，一些贫困老人为了不拖累子女而自杀，或者因为被子女弃养而走上绝路。如今，在年轻人赡养父母的现实与思想转变如此快的情形下，韩国政府也显得一时束手无策。
从2019年至今的养老福利政策和措施来看，韩国政府的政策更多是“修补型”。诸如，在牙科种牙费用方面，65岁以上的老人每人可减免14万韩元；修建专门的“老人照护住宅”，2020年，首尔市只修建了90套，这对庞大的低收入老年人群体只是杯水车薪。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姚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