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尔（图左）在审前听证会上。
生命的颜色
跟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枪是美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特有的主题。
近半个多世纪，枪成为美国宗教、政治和文化保守派的象征符号，也是共和党候选人团结选民的一面鲜明旗帜。反对政府控制枪支的保守选民有效地把选举变成对《宪法》第二修正案的公投，形成共和党最稳固的基本盘。任何共和党候选人要赢得选举，必须获得这个群体的支持。
2020年5月25日，明尼阿波里斯市一位名叫乔治·弗洛伊德的黑人在警察粗暴执法过程中死亡，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全国性抗议。一些城市的抗议演化成暴力事件。进入夏天，新冠疫情和抗议活动随时可以朝不同的方向发展，影响不同群体选民的选票投向。每天公布的感染人数、死亡人数、街头的火光和枪声、特朗普总统火上浇油的言行，相互叠加，不断冲击民众的感受，激发民众的情绪。休谟说，理性是激情的奴仆。在驱动人的行为方面，情感往往比理性更直接、更强烈。
8月23日，威斯康星州克诺沙市一名黑人拒捕，警察从背后开了七枪，其中四枪击中，重伤送医院。有关事件的具体细节，事后各方描述不同，警察的行为是否正当或是否涉嫌违法，州和联邦执法部门还在调查。事发当天，有人把枪击的录像贴到社交媒体，迅速传播，引发大规模抗议。当时，正值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全国性抗议逐渐平息之际，抗议的火焰突然重新燃烧起来。克诺沙成了抗议的新震源；示威抗议迅速演化成骚乱。
一位17岁的少年成为克诺沙骚乱的焦点。凯尔·里滕豪斯（Kyle Rittenhouse）高中辍学，跟母亲生活，住在伊利诺伊州北端的小镇安提阿。从安提阿向北两公里就是威斯康星，跨过州界向东北方向走30英里就是当地最大城市克诺沙。像很多小镇少年一样，凯尔喜欢进城玩耍，在克诺沙街头留下很多印记。骚乱发生前一个月，有路人看到几个年轻人在街头打架，其中就有凯尔。他从背后用拳头击打一位不知名的女子。骚乱前一周，克诺沙政府控告凯尔无照驾驶，超速20英里。凯尔从小热爱枪支，想当警察，14岁时参加了一个本地警察局的青少年学员项目，坐警车观看警察执法，学习使用枪械。近几年，民众中流传一个支持警察的口号“蓝命也是命”(Blue Lives Matter)。凯尔在脸书曾反复张贴这个口号。“蓝”是代表警察的颜色。
2013年，美国兴起“黑人生命，不容践踏”（Black Lives Matter，一译“黑命也是命”）运动，抗议针对黑人的执法暴力。2014年12月20日，两名纽约市警察在警车中被一名黑人歹徒枪杀，其中包括32岁的华人警察刘文健。遇害时，刘文健才新婚两个月。两位纽约警察的被害引起全国执法人员的愤怒，有执法人员组织提出“蓝命也是命”，要求联邦政府立法，把针对执法人员的犯罪也列入仇恨犯罪。
“黑命也是命”、“蓝命也是命”，还有后来的“白命也是命”（White Lives Matter），像几枚棱镜，折射出美国社会相互交错的种族、左右、阶层矛盾。一些个人的病态和偶然的人生错误，渐渐被泛政治化了。极端事件酝酿极端政治。纽约警察被害引起全国执法人员愤怒，明尼阿波里斯和克诺沙黑人被害引发全国黑人的愤怒。愤怒的人群是极端政治的温床。
凯尔从小热爱枪支，想当警察。
疫情救济款
虽然凯尔高中辍学，加入警察队伍的前景渺茫，但从不掩饰对警察工作的热爱，喜欢告诉别人自己是民兵（但没有民兵组织承认他是自己的成员）。随着年龄的增长，凯尔表现出巨大的政治热情。2020年1月30日，凯尔刚过17岁生日，赶赴400英里外爱荷华州的得梅因市参加特朗普的集会，站在台下第一排。凯尔有着特朗普坚定支持者的典型特征：白人男性、教育程度低、收入低、爱好枪支、相信“蓝命也是命”跟“黑命也是命”势不两立。
凯尔有个年长他两岁的姐姐，两人随母亲生活。他母亲单身，在一家老人院做护士助理，收入微薄，供养一子一女，生活不易，两年前曾申请破产。他和姐姐上初中时遭到同学霸凌骚扰，被骂又蠢又傻。他母亲求助警方，要求保护两个孩子。凯尔15岁时从高中辍学。
2020年3月，疫情蔓延，美国经济遭受沉重打击。3月27日，特朗普总统签署2.2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法案，救济陷入困境的公司和个人。4月初，财政部开始向年收入75000美元以下的国民寄发支票，成年国民每人1200美元，17岁以下的国民每人500美元。联邦政府同时向疫情中的失业人员增发每周600美元补助。凯尔生于2003年1月，刚满17岁，收到1200美元疫情补助。疫情前，他在“基督教青年会”做业余救生员；疫情中失业，又从联邦政府得到每周600美元的失业补助。这比他在“基督教青年会”打零工的收入还高。
凯尔有了余钱，想购置的第一个大件就是枪。但在威斯康星州，法律不允许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购买枪支。当时，凯尔的姐姐正跟多米尼克·布莱克（Dominick Black）约会。多米尼克比凯尔大两岁，可以合法买枪。凯尔求他帮忙，把钱给他，请他代买。像凯尔一样，多米尼克也是跟母亲生活，母子住在克诺沙。多米尼克为凯尔买了一支斯密斯·威森AR-15半自动步枪，存放在继父家中。他告诉凯尔，等到狩猎季节，可以一起带着去北部打猎。按照威斯康星法律，18岁以下未成年人只有在打猎时可以带枪。
克诺沙骚乱中，一些沿街店铺遭抢劫，汽车被烧毁。市政府宣布宵禁，州政府派遣执法人员协助本地警察维持秩序。同时，有民众开始带枪向发生骚乱的城区聚集。8月25日早晨，多米尼克开车带凯尔到他继父家取走AR-15步枪，赶赴城区。路上，多米尼克给继父打电话，说他要去城里帮助清洗示威者留下的涂鸦，并替以前打工的车店保护财产。继父告诉他，最好别去。多米尼克没有听从继父的劝告。他带凯尔去了一家汽车维修店，各自武装起来，帮助看守生意。现场来了一些他们不认识的民间武装人员，说是响应脸书上一个叫“克诺沙卫兵”组织的号召，来保护这家车店。前一天夜晚，离这家车店不远的另一处停车场被纵火。多米尼克和凯尔都不是“克诺沙卫兵”的成员，对这个组织一无所知。他们问前来响应号召的人，但谁也不知道这个组织的底细。
夜幕降临，多米尼克爬到房顶，持枪俯视街道，不远处警察的装甲车正驱散示威人群。凯尔在地面一层，混乱中消失在多米尼克的视线之外。街上响起枪声，多米尼克以为是警察在放催泪弹。旋即，他的电话铃响了，传来凯尔惊慌的声音：“我冲人开枪了。我冲人开枪了。”凯尔再度出现在多米尼克的视线中时，举着双手走向警察的装甲车，一名女警官抬手示意让他离远点。凯尔跑回维修店，对多米尼克说：“如果我不开枪，可能已经死了。”多米尼克意识到两人都闯了大祸，告诉凯尔把枪放到他汽车后背箱，赶快离开。在开车去安提阿的路上，多米尼克告诉凯尔：“我想我的麻烦比你的还大，你是自卫。但不管怎么样，你都不该有那把枪。那把枪在我名下。”
媒体拍下了凯尔开枪的瞬间。
凯尔到家后，告诉母亲杀人的事。他母亲说：“你有两个选择，或者快点跑，或者去自首。”凯尔说要去自首。第二天，凯尔与多米尼克去警局自首。多米尼克追悔莫及，对审问他的执法人员说：“不知道为什么，当时一直在想，他还不到18岁。头脑中也清楚，我可以叫停。但我知道，如果不把枪给他，他会发火。”多米尼克以非法向未成年人提供致命武器导致死亡的指控被起诉。凯尔则以两项谋杀罪、一项谋杀未遂罪和非法持有武器罪被起诉。
经过电视报导和社交媒体传播，凯尔一夜之间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一位名叫林·伍德（Lin Wood）的乔治亚州律师通过自己掌握的基金会，以为凯尔辩护的名义募捐，以凯尔律师的身份接受媒体采访。伍德并没有刑事辩护经验，也没有威斯康星或伊利诺伊州的律师执照——他只有乔治亚州的执照。不久，一名洛杉矶的民事诉讼律师约翰·皮尔斯（John Pierce）加入，跟凯尔的母亲一起在媒体上募捐。皮尔斯跟伍德一样，没有刑事辩护经验。他本人和以前的事务所在加州是几起民事诉讼的被告，被控欠债不还。凯尔被引渡到威斯康星法院受审，法庭驳回他律师的自卫申辩，将之作为谋杀案和谋杀未遂案审判。法庭允许凯尔以200万美元保释。林·伍德和皮尔斯用募集的捐款支付了保释金。
2020年11月大选过后，民众对克诺沙事件的兴趣不再，关注的焦点转移到大选结果争议上。林·伍德的基金会以凯尔的名义募集了数百万美元后，转而以为特朗普诉讼的名义募捐。伍德在媒体上宣布，基金会的主要任务已经转移到推翻总统选举结果。他请公众以后直接向皮尔斯捐款。
威斯康星检察官请求法庭责令皮尔斯将募集的捐款作为律师费存入信托账户，以防被挪用，指出律师债务缠身，可能会把应该用在被告身上的捐款拿去还债。把客户预支的律师费存入信托账户，这是各州律师行业的基本要求。伍德和皮尔斯以非营利基金方式募集的捐款缺少严格监管。如果皮尔斯想在威斯康星做被告的辩护律师，必须把捐款作为预支的律师费，按照行业规范存到客户的信托账户中。皮尔斯不愿遵守规定，退出了刑事案代理，但仍然称自己是凯尔母子的民事律师。
2021年2月，凯尔母子告知媒体，已经中止跟皮尔斯的客户-律师关系，并指责皮尔斯挪用以他们母子名义募集的捐款。
《宪法》第二修正案
在美国，枪不只是一件武器，而且是一些民众自我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标志性符号，也是美国特有的草根正义的象征。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这样对比欧洲的官府正义和美国的草根正义：“在欧洲，罪犯在逃时被官员擒获，算他自己倒霉，居民在这场斗争中只是旁观者；但在美国，罪犯都被视为人类公敌，人们群起而攻之。”当时是19世纪30年代。近两百年间，托克维尔观察到的一些现象已经消失，很多传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有些传统依然如故，只是以不同的面目出现。克诺沙事件之后，一些民众把凯尔作为维护第二修正案拥枪权的英雄，另一些民众则把他作为非法持有武器行凶的歹徒。
美国枪击事件频发，通过媒体报道和社交媒体传播，经常在社会舆论中引发轩然大波。拥枪支持者和反对者各执一端。反对者要求政府严格控制枪械，以减少枪击事件。支持者则担心，严格控枪之后，不法分子依然有渠道获得枪支，而普通民众将失去自卫工具。政党和政治人物自然不会错过利用这个话题争取选民的机会。每次总统大选，《宪法》第二修正案都会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焦点。
从字面上看，第二修正案保障各州建立民兵的权利和人民拥有武器的权利。但它是只保护民兵的持枪权，还是也保护个人持枪权呢？对此，第二修正案语焉不详。2008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华盛顿特区诉海勒案”（Washington D.C v. Heller）案的判决中首次对这一问题做出澄清。第二修正案原文是：“一支管理良好的民兵，为保障自由州的安全所必需，人民拥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侵犯。”现有的中文翻译将第二修正案译成“一支管理良好的民兵，为保障自由州的安全所必需，所以人民拥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侵犯。”按照“华盛顿特区诉海勒案”的判决，中文翻译尽管只加了一个“所以”，却不符合第二修正案的原义。
最高法院认为，“一只管理良好的民兵”只是第二修正案的开场白，讲拥枪的目的，但在语义上并不限定“人民拥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这一核心内容。“华盛顿特区诉海勒案”第一次确认，持枪权是公民的个人权利，不是民兵的集体权利，不需要与民兵有关。从法理上讲，持枪权源于人自我保护的自然权利，先于《宪法》。从法律史的角度讲，“华盛顿特区诉海勒案”实际上是把普通法的自卫权变成了一种宪法权利。按照这一判决，第二修正案讲的“人民的权利”必然是个人的权利，而自卫针对的对象可以是政府的暴政、外敌，也可以是个人。
在此，有必要对“权利”做粗略的辨析。现代汉语学习西方语言，讲“权利”至少有以下几层语义：第一是作为政治理论或法理前设的“自然权利”，在西方传统中源于自然理性或天启；第二是宣言和公约中作为政治宣示的“政治权利”，属于政治理性或政治想象的范畴；第三是法律法规中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定权利”，属于法律技术，或用爱德华·科克（Edward Coke）的术语讲，属于“人工理性”的范畴。“华盛顿特区诉海勒案”事实上创造了一项新的宪法权利，即个人自卫权，或个人拥枪权。
在经验层面上讲，枪支客观上消弭了个体之间体力的差距，使得原本体力处于弱势的人在面对罪犯时也有力量自卫。在美国法律中，自卫的目的是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身体免于受到伤害，在无可规避的情况下，可以采取一切手段，包括致命手段，而无需考虑凶手罪至几何——那是法院的工作，不是普通民众在生命和身体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所要思考的事情。
“华盛顿特区诉海勒案”的判决不只是个宪法理论问题，也体现了美国特有的历史传统。在治安制度方面，美国早期承袭英国的治安官（Sheriff）制度，由民选的治安官进行执法。但是由于地广人稀，税收有限，治安官数量少，通常难以及时赶到案发地执法。因此，民众不得不自行执法，将擒获的嫌犯交给治安官收监。直到如今，很多州依然是治安官负责管理监狱。各县从治安官到检察官和法官均由民选产生，而且由民众组成的大陪审团最终决定是否起诉犯罪嫌疑人。所以，治安官传统与后来出现的警察机构不同：前者由人民直选，对人民负责；后者，由政府任命，对政府负责。
与其他发达国家不同，当今美国社会对民间执法的草根正义仍然有较高的容忍度。在可预见的将来，这种传统仍然会延续下去。问题在于，民间执法的法律边界并不清晰。而且，克诺沙枪杀案不同于“华盛顿特区诉海勒案”：凯尔不但非法持有枪支，而且主动带枪进入冲突的环境。不过，从现场的视频看，凯尔在开枪时被人追打，一位被他击中受伤的人手里还有枪。证据并不完全对检方有利。
凯尔开枪的瞬间。
审判
2021年11月1日，克诺沙县巡回法院开庭，由布鲁斯·施罗德法官(Bruce Schroeder)审理凯尔·里滕豪斯案。在挑选陪审团的过程中，第二修正案又成了焦点问题。一位候选人说，因为他平时积极支持第二修正案，不相信自己能在本案中做出不偏不倚的判断，所以请求退出。施罗德法官对他说：“我不在乎你对第二修正案是什么意见……我想让这个案子反映出克诺沙的伟大，克诺沙的公正，不想让这个案子偏离到别的问题上去。”他指示陪审团排除政治和媒体的干扰，只看法庭上的证据：“这个案件已经很政治化。你们能读到各种政治光谱的案情评论，大多数是些什么也不知道的人写的。”
从挑选陪审团开始，一些专家和学者就批评施罗德法官偏袒被告。在审判过程中，这种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多，尤其是当他跟检察官当庭发生言语冲突之后。检察官试图出示已经被施罗德法官否决的证据，遭到当庭斥责。几位关键证人的证词对检方不利。一位当时在现场的摄影记者作证说，他看到第一位被凯尔开枪打死的人追打凯尔。一位被凯尔击中后幸存下来的证人承认，他当时拿着枪追赶凯尔。凯尔自己作证，被他的律师和检察官质询了几个小时，反复讲他害怕枪被夺走，害怕被追赶他的人打死。大部分时候，他表现得比较平静，但说到一些细节，开始哭泣。他母亲坐在旁听席上不断擦眼泪。
审判持续了两个星期。11月15日，庭审结束，陪审团经过三天审议，判定检方对被告的所有六项指控不成立，法庭宣判凯尔无罪。审判结束后，各方的争辩和争论从法庭转移到媒体上。法院用法律和证据审判被告，评论家用自己赞成的理念审判自己反对的理念，跟风群众用自己喜欢的口号审判自己不喜欢的口号。每个备受关注的案子发生后都是这样。但魔鬼在细节中，上帝也在细节中。对一个判决结果起决定作用的往往是评论家和公众不感兴趣的一些案情细节。
施罗德法官显然同情凯尔，这可能会影响到陪审团的态度和判断。但很难说这是导致判决结果的决定因素。检方指控的三项严重罪行没有被定罪，看了关键证人的证词和证据后，不觉得意外；但三项轻一些的指控没有被定罪，法官和陪审团的同情心显然起了很大作用。可能在陪审团的眼中，凯尔是一个出身不幸家庭的少年，从小喜欢当警察，在成年人的冲突中，把自己想象成警察的帮手，要带枪去保护私有财产。很多男孩子会有这种帮助正义力量执法的想像，只是很多男孩子比凯尔幸运，有负责任的父母，家里有像样的收入，能念完高中。这可能是凯尔跟很多男孩子命运最不一样的地方吧。
对于这个审判结果，老实讲，笔者不知道是对还是错。在对错晦暗的混沌中，最强烈的感觉是悲哀。想到作家威廉·福克纳的一段话：“如果我们美国人已经在我们的绝望文化中到了谋杀孩子的地步，不管是什么原因，不管是什么肤色，我们不配生存下去，可能也生存不下去。”当时，几位密西西比成年人杀了个黑人少年，据说原因是他冲一位白人妇女吹口哨，陪审团说他们无罪。福克纳的激愤之语，反过来说道理一样：一些成年人以宪法第二修正案的名义把一个带枪的孩子忽悠到街上，以杀人告终，不管什么原因，这些成年人都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在面对面的街头冲突中，成年人尚且难以完全理性地处理复杂的情况，何况一个十七岁的少年？除了发生悲剧，还能有什么结果？即便被判无罪了，少年时代经历了这些，杀了两个人，职业前景渺茫，人生会变得异常艰难。这是场不负责任的成年人忽悠出来的底层年轻人的悲剧。这个事件中，最应当被审判的是那些把这孩子忽悠到街头开枪的成年人。但他们在法律的边界之外。
凯尔的辩护律师马克·理查德。
凯尔·里滕豪斯案审判结束了，但他姐姐的男朋友多米尼克的案子还没有了结。正像事发那天晚上，多米尼克对凯尔说的那样：“我的麻烦比你的还大，你是自卫……但那把枪在我名下。”多米尼克以非法向未成年人提供枪支罪被起诉，8月的时候，他的律师和检察官同意，等凯尔的案子判决后，再安排开庭时间。媒体对多米尼克的案子没有多少兴趣，年初时有报道说，他向民间募捐雇律师，只收到几百美元捐款。
最初代理凯尔的两位律师，约翰·皮尔斯和林·伍德，为争夺他的保释金，矛盾早已公开化。9月22日，离开庭不到两个月，当地报纸《米尔沃基前哨报》报导，皮尔斯要求法庭在审判结束后，把200万美元的保释金转到他控制的帐户，林·伍德要求把保释金退还到他控制的帐户。审判结束了，按照威斯康星法律，法院会在三十天内退还保释金。凯尔被判无罪的第二天，他的辩护律师马克·里查德接受CNN采访，指责林·伍德在等待审判期间让凯尔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称林·伍德“蠢货”，说皮尔斯和林·伍德心思都用在了“拿这孩子搞钱上”。
林·伍德给马克·里查德发电邮，称他的指控不实，说让凯尔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都是皮尔斯的主意，跟他没关系：“你在CCN访谈中公开说我是蠢货。不对，我不是……在此正式要求你立即收回并更正对我的不实指控。”林·伍德警告马克·里查德对，如果对他的要求置之不理，“我会起诉你。”
刘宗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