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22日，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街头。2022年1月1日，奥地利有望成为欧洲第5个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此举遭到天主教以及右翼政党的反对。（新华社/图）
一个普通的房间，摆放着一张简易的铁架子床，旁边铺着淡雅花布的桌子上摆放着一只玻璃杯，药品要等待医生注射……
这是全球“死亡产业链”的一个环节。支持者赞扬其充满了科学、法治与人道主义，反对者则指责它是贪婪、没人性的“杀人工厂”。
“辅助自杀”还是“预防自杀”
2021年10月，爱珍（Tonchin）决定从东京飞往苏黎世一探安乐死的究竟。这一幕，让她又一次犹豫不决：母亲已处于肝癌晚期，正经历着发热、呕吐、腹痛以及不能正常进食的痛苦。
“很想打一针就永远地睡过去了。”爱珍的母亲多次表达实施安乐死的愿望。但发病期一过，她的母亲又流露出安详的笑容。
重症给爱珍的母亲带来痛苦，“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东亚儒家传统思想观念则为爱珍带来精神的折磨。
多年来，安乐死合法化问题一直困扰着世界各国，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立法，这直接导致瑞士等开放型安乐死国家的相关产业欣欣向荣。
爱珍说，她通过互联网搜索引擎很容易就查到了至少20家瑞士安乐死服务商。其中，一家名为“解脱”(Exit)的机构引起了她的注意，尤其它的客户包括104岁的澳大利亚生态学家大卫·古道尔(David Goodall)。
不过，对爱珍及其母亲影响更大的是日本NHK电视台播出的《她选择了安乐死》。这部纪录片讲述的是日本女子小岛美奈子记录在身患绝症时的抉择，以及远赴瑞士寻求安乐死的全过程。
小岛美奈子成长在一个单亲家庭，她一生没有谈过恋爱。48岁那一年，小岛美奈子在体检时查出患有罕见病多系统萎缩症。
不久，她开始出现语言功能退化，肌肉开始萎缩，只能依靠轮椅行动，几次自杀都以失败告终。最终，美奈子选择远赴瑞士实施安乐死。
“我现在真的感到很幸福，真的特别感谢你们。”2018年11月的一天，小岛美奈子在姐姐的陪同下按动了输液管的开关，摄像机也记录了她久违了的笑容。
这部纪录片又一次拉开了跨国安乐死的冰山一角。日本是全球最早进入老龄化，也是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国家之一。2019年，该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为3588万，占总人口的28.4%。
临终关怀一直是日本经济和社会的重要领域，但日本法律不允许“协助自杀”。面对日渐增长的需求以及法律不允许安乐死的现实，瑞士的安乐死机构一直寻求在日本社会“扩大业务”，它们的官网或社交媒体账号上甚至设有日文客服专区。
在全球，瑞士是为数不多的允许为外国公民实施安乐死的国家。不过，也只有“解脱”(Exit)和“尊严”(Dignitas)等少数几家瑞士安乐死机构被允许对外国人开放。
但上述两家安乐死机构都否认是“辅助自杀机构”。恰恰相反，它们反而自称肩负着“预防自杀”的使命。
“尊严”(Dignitas)还在官网上登载着这样一个故事：一名身患多发性硬化症（MS）的德国患者，向该组织发送电子邮件寻求安乐死。1小时内，“尊严”的工作人员就回复信函，推荐她与一名富有止疼经验的德国医生联系。
后来，这名德国患者得到了及时的救助，“幸亏没有直接去瑞士，求死时却得到了一条活路”。
一项统计显示，只有14%向安乐死机构求助的人会马上付诸行动。爱珍也注意到，每当母亲病情发作时，只能依靠止疼针进入昏沉状态。昏睡前，她会明确表达寻求安乐死的愿望。醒来后，她却又对安乐死一事只字不提。
瑞士法律禁止“主动安乐死”，要求必须在当事人完全自愿的情形下才能实施“医疗协助自杀”，俗称安乐死，即由医生开处方、备药剂，患者自愿自行服用或打开含有致死药物注射的开关。
从“富人的特权”到“滑坡效应”
上世纪80年代，安乐死运营机构在瑞士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这包括解脱（Exit）、尊严（Dignitas）、精神永生（Eternal Spirit）等驰名全球的老牌安乐死机构。
赴瑞士的“安乐死旅行者”数量逐年攀升。1998年至2013年，仅英国就有244人到瑞士实施安乐死。2018年，在瑞士提契诺州，仅“解脱”(Exit)一家安乐死机构就协助905人实施了安乐死。如今，每年都有超过1000人通过“协助自杀”结束生命，加入安乐死机构的成员人数也在迅速增加。
多数安乐死机构都公开标榜“非营利”。不过，安乐死的费用颇为高昂，至少需要10万瑞郎（约合人民币68万元），通常还要先成为这些安乐死机构的会员，每年至少还得缴纳80瑞郎的年费。一些瑞士安乐死机构会对支付能力不足的人提供折扣或免费服务。
“去瑞士协助自杀只适合那些有钱人，有尊严地死去是富人的特权。”瑞士资讯网站（SWI）援引葡萄牙人安娜的话。
“非营利”只是为了打一个擦边球。据1942年出台并实施至今的瑞士刑法规定，为了个人私利而唆使他人自杀或协助自杀均属违法行为。如果并非出于个人或团体利益驱使而协助他人结束生命，就不会受到法律制裁。
对安乐死的批评声中，就有对安乐死机构将“生死商业化”的不满。从东京飞抵苏黎世机场后，爱珍就遇到了迎面而来的“安乐死掮客”。那些安乐死的推销者时常穿着黑礼服，游走于医院的门诊楼、住院区以及养老院等老人经常出现的地方，并公开灌输“安乐死是一种有尊严的死法”。
近年来，为了降低安乐死的运营成本，一些瑞士安乐死机构还将游轮开往客户所在国家附近的公海上，进行集中安乐死服务。相较于远赴瑞士或者游轮等高昂的安乐死成本，一种自行网购药品、专人远程指导的“全球化网络安乐死”也悄然出现。
欧盟的一项研究还发现，安乐死运营者不再局限于那些身体被疾病困扰的老年人群，它在重度精神病、患有自杀倾向的人群中也开始发展“客户”。
安乐死被质疑遭到了滥用，这被称为“滑坡效应”（slippery slope），欧洲已发生多起争议性安乐死事件。2012年，双胞胎马克和艾迪·佛贝森（Marc and Eddy Verbessem）在得知将失去视力后，以“无法忍受见不到对方”为由获准安乐死。
两年后，时年44岁的内森·韦浩斯特（Nathan Verhelst）因为变性手术失败而申请安乐死，并获得通过。2015年，年近24岁的比利时姑娘艾米丽(Emily)因为抑郁症而获准安乐死，更是引起舆论哗然。
“荷兰、比利时的法律允许一些原本还可以再活许多年的病人，以‘心理疾病’‘厌倦生命’‘感到孤独’等莫名其妙的理由接受安乐死，这是很危险的。”荷兰伦理学专家西奥·布尔(Theo Boer)原本是一名安乐死的支持者，并从2005年起担任荷兰安乐死审查委员会的成员。
但他日渐悲观地发现，安乐死在欧洲已变得“非常流行”，甚至成为癌症病人治疗过程中一项“内定模式”，一种“时髦的死亡方式”，一些国家的政府和社会也因此忽略长期居家护理的重要性以及提高医疗资源供给的责任。
“一旦瓶子中的‘妖怪’被释放出来，就很难再把它收回去了。”2014年，西奥·布尔忧心忡忡地退出了荷兰安乐死审查委员会。
欧洲兴起“抛弃文化”？
对安乐死最激烈的反对声来自宗教界。在社交媒体上，不少穆斯林明确表示反对安乐死，他们认为自行结束生命的人将会“下地狱”。
“支持安乐死，是当今欧洲文化的悲剧之一……在这种抛弃文化的集体潜意识中，老人、身患绝症的病人以及不想要的胎儿都是可以抛弃的。”2021年10月，罗马教皇方济各(Pope Francis)也开腔批评欧洲盛行“抛弃文化”。
在罗马教会、欧洲右翼政党看来，不少国家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沉重医疗负担，这导致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接受安乐死合法化。
2021年3月，西班牙议会下院以202票赞成、140票反对、2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安乐死法案。在此之前，协助他人自杀在西班牙最高可判10年有期徒刑。
近年来，支持安乐死的国家日渐增多。截至2021年11月，全球有荷兰、瑞士、比利时、西班牙、加拿大和哥伦比亚等国家允许安乐死。2022年1月1日，奥地利有望成为欧洲第5个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
对安乐死实施，上述国家都有着较为严格的法律程序。西班牙法律规定，只有在“遭受严重且无法治愈的疾病或严重的慢性病导致无法自理”时，才可以申请安乐死。并且，申请者必须是西班牙籍成年人，若非西班牙国籍，必须在过去12个月内连续居住在该国境内。
历史上，英国一度走在安乐死支持国家的前列。1935年，它就成立了全球第一家自愿安乐死合法化委员会，并在医学实践中对无法救助的病人进行过“无痛苦治疗”。
如今，安乐死在英国依旧颇具争议。2016年夏天，英国广播公司（BBC）播出了纪录片《如何死亡：西蒙的选择》，它讲述的是57岁身患绝症的西蒙选择安乐死的过程。
西蒙的勇敢与不幸，至今仍让很多英国人潸然泪下，也掀起了英国社会就安乐死合法化的广泛争论。在此前的2015年9月，英国下议院曾以118票赞成、330票反对否决了安乐死合法化议案。
英国议会多次就安乐死进行讨论，预计仍需要数年才能通过法案。
意大利也走在安乐死合法化的边缘地带。2019年9月，意大利宪法法院作出裁定，如果一个人因为承受着“难以忍受的痛苦”而想要结束生命时，他人协助其死亡并不构成犯罪。
这项有利于安乐死的裁定缘起于一场意外。据意大利《共和国报》报道，2014年6月13日，名为安东尼亚尼(Fabiano Antoniani)的音乐制作人在归家途中发生车祸，导致其双眼失明和脊髓损伤，手脚也无法活动，需要他人协助才能进食。
安东尼亚尼说，车祸让他“身心痛苦”。但他在意大利无法获得安乐死，2017年2月，安东尼亚尼在瑞士“尊严”旗下的一家诊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不久，协助并陪同他前往瑞士的安乐死支持者卡帕托(Marco Cappato)受到意大利检察机关的指控。
一旦指控成立，卡帕托将面临最高12年的监禁。最终，意大利宪法法院对其作出了无罪判决。2021年8月，一项安乐死合法化的倡议得到75万名意大利人的署名支持，已超过就相关议题进行公投所需的50万人门槛。2022年，意大利有望就安乐死合法化议题进行公投。
不过，90％以上的意大利人都信奉天主教。在天主教的传统教义中，安乐死通常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同样，在天主教信徒占多数的波兰、爱尔兰、德国等国家，安乐死合法化的进程也是一波三折。
“安乐死是医学技术的必要领域”？
在德国，安乐死属于最具争议的法律与社会话题之一。二战后，安乐死合法化问题更是在左与右之间至少5次摇摆。
1952年，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第一刑事审判庭在判决中表示，帮助自杀行为不受刑事处罚。8年后，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又作出一项新的判定，照顾者面对其负有照顾义务的人具有绝对的救助义务。同时，德国《刑法典》第13条和第323c条也规定，当行为人实施自杀行为，在其丧失行为能力与意识的时候，他人具有救助义务。
按照这项判例，在病人自杀的过程中，如果亲属、医生给予了帮助和支持，例如提供了毒剂，可以不受刑事处罚。但是，当病人自己注射毒针导致其丧失行为能力与意识的时候，医生却又必须对自杀者履行救助的义务。
两项判决相互矛盾，让安乐死相关参与者左右为难，不得不谨慎行事。直到1984年，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又作出一项新判定：自己愿意负责并且是由于自己行为而给自己带来的危害不属于伤害罪和杀人罪的行为构成。
这意味着，行为人自己安排的、自己实现的、自己促进的自杀行为，对于他人而言不构成杀人罪或伤害罪。
1984年的新判定也为安乐死打开了绿灯，德国安乐死行业开始悄然兴起。但是，德国联邦议院在2015年12月又通过了刑法第217条，禁止商业性安乐死。
一时，安乐死服务机构在德国迅速销声匿迹，医生也不敢轻易为病人提供安乐死咨询，执意进行安乐死的绝症患者只能前往瑞士等邻国。
那些没有行动能力或经济实力进行出国安乐死的病人，就只能请求亲人帮助实施自杀。按照德国的法律规定，尽管这不必承担刑事责任，但是，谁又愿意在临别之际让亲人背负“杀人”的精神负担？
刑法第217条禁止商业性安乐死，又一次在德国社会引起广泛争议。据民调机构Emnid的统计，49%的受访者表示支持“协助死亡”合法化，也有41%的受访者表示反对。
2020年3月，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宣布，废除刑法第217条禁止商业性安乐死的条款。
“一个人决定自杀虽然很令人惋惜，但必须被接受。”德国宪法法院院长安德烈亚斯·沃斯库勒（Andreas Vosskuhle）在宣布废除刑法第217条时说，自杀是“受保护的基本权利”。
多年来，当德国人激辩安乐死合法化问题时，总是难以回避一个挥之不去的历史阴影：在纳粹统治时期，有数十万人被定义为“无价值的生命”，以“安乐死”的名义被残酷地杀害。
“从1939年开始，大约30万名德国人在‘安乐死’的名义下遭到谋杀。”慕尼黑大学的医学史专家霍恩多夫（Gerrit Hohendorf）透露。
他还在其专著《以死亡解脱痛苦》中写道，安乐死（Euthanasia）源于希腊文Euthanatos，原本指“幸福地死去”，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古希腊哲学家都支持安乐死，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也曾写道，“长寿是生物医学的崇高目标目的，安乐死是医学技术的必要领域。”
当前，仅次于日本和意大利，德国的老龄化程度在全球排名第三，65岁以上老人占8315万总人口的21.1%。德国所在的欧盟也整体步入了“超高龄社会”，据欧洲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9年，欧盟27国65岁以上老龄人口达9050万，占总人口的20.3%。2050年，这一数字将达到29.4%。
老龄化、少子化以及带来的“孤独死”现象正迅速成为欧洲社会的新常态，也促使人们改变着对安乐死的传统观念。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康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