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杰:三国战争中的夷陵

作者:宋杰

来源:《史学集刊》2020年第6期

三国时期全图(图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一、夷陵的地理特点与军事价值

夷陵为两汉荆州南郡所属县名,位于今湖北宜昌市区,因西北有夷山而得名。汉末军阀混战以来,该地受到各方的重视而竞相攻取,成为交战的热点区域。顾祖禹曾论夷陵:“三国时为吴、蜀之要害。吕蒙袭公安,降南郡,陆逊别取宜都,守峡口以备蜀,而荆州之援绝矣。先主之东讨也,从巫峡、建平至夷陵,列营数十,陆逊固守夷陵以待之。”又云:“及王濬克西陵,西陵以东无与抗矣。”从赤壁之战以后至西晋灭吴,夷陵及所在的宜都郡境发生过多次激烈争战,主要是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与环境特点所致。学术界关于三国夷陵的研究成果很多,主要集中在公元222年的吴蜀夷陵之战上,例如这次战役的经过与历史意义及战场位置,双方的兵力规模以及统帅作战方略的成败原因等等,但缺少对夷陵在整个三国战争史上的地位、作用及历史演变过程的综合性宏观研究。笔者不揣冒昧,试作此文以资弥补,现分述如下:

(一)地扼峡口的交通枢要

三国时期,吴、蜀两国分据扬、荆、益三州以对抗曹魏,各自拥有太湖平原、江汉平原和四川盆地三个重要的经济区域,它们之间的沟通联络主要依靠长江航运,特别是成都平原和以江陵为中心的荆州南郡地区,来往必须仰赖三峡水道与沿岸的陆路。汉魏六朝之三峡,一名广溪峡,即后代之瞿塘峡;二为巫峡,其间首尾百六十里;三为西陵峡,“峡长二十里,层岩万仞”。夷陵正处于西陵峡的东口,即鄂西山地峡谷与江汉平原的交接地段。三峡数百里沿岸峰岭夹峙,长江受其拘束而河床狭窄,激流奔腾,间布险滩,舟船航行屡有败毁之灾,两岸道路亦崎岖难行。而夷陵之东,过荆门、虎牙两山,江面豁然宽广,水流减缓,船只行驶较为安全;陆路也进入地势开阔的平川,车马奔驰即抵达都市江陵。受地形和水文条件的限制,蜀地军队沿三峡东行,不论是乘舟浮流还是步骑行走,都会受到峡江航道与沿岸山路的拘束,只能列为纵队依次前进,大规模的兵力无法展开,因此在峡口实施阻击可以削弱敌军的进攻力量。如陆机所言:“虽有锐师百万,启行不过千夫。轴舻千里,前驱不过百舰。”刘备征吴兵出三峡,就是在夷陵地区受到阻挡,大量部队迟滞在峡内,不能集中到前线与吴军交战,因而陷于被动,最终被陆逊火烧连营,一举击溃。

夷陵之北接境于汉朝南郡属县临沮(治今湖北南漳县东南城关镇),即荆山附近的沮水、漳水流域,其北方有路通往襄樊,“借荆州”后该地归属刘备。建安二十四年(219)孙权擒杀关羽、重夺荆州,收缩北部防线至江陵郊野,沮、漳流域沦为魏国襄阳郡领土。故猇亭之战后,被困在江北夷陵的蜀将黄权领兵投降曹魏,即沿此道经襄阳到达魏荆州治所宛城,再北赴洛阳朝见曹丕。嘉平三年(251)魏将王基率众袭击夷陵,泰始八年(272)杨肇挥师救援西陵叛将步阐,也是经由此道。另外,自夷陵溯江至秭归(今湖北秭归县),再沿香溪河北上,可以抵达房陵(今湖北房县)。刘备夺取汉中后,即令驻守夷陵的宜都太守孟达自秭归北攻房陵,并在上庸(治今湖北竹山县西南)与刘封会师。孟达降魏后,曹丕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为新城郡,位于吴国夷陵所在宜都郡的北境。刘晔曾云:“新城与吴、蜀接连,若有变态,为国生患。”因此,夷陵是在西、北方向两面临敌,承受着沉重的军事压力。如陆抗所言:“西陵、建平,国之蕃表,既处下流,受敌二境。”

在夷陵江南对岸的佷山(今湖北长阳县西)、夷道(今湖北宜都市)两县,均有道路向南通往湘西的武陵郡。黄初三年(222年)二月,刘备率兵自秭归出峡到达夷道猇亭,“自佷山通武陵。遣侍中马良安慰五溪蛮夷”。就是经此路南下联络当地的少数民族共同击吴。综上所述,夷陵西入三峡,北上临沮,东抵江陵,南到武陵郡治临沅(今湖南常德市),属于水旱道路四通的转运枢纽,控制它可以阻断敌兵几个方向的去路。

(二)岭谷交错的设防要戍

夷陵所在的蜀、吴宜都郡位处鄂西山地的东段,其西、北、南三面环山,易守难攻。刘备东征时,陆逊依据山险进行坚守,使蜀军顿足不前。景元二年(261),曹魏命令荆州驻军南伐,征南将军王基上书反对此次行动,认为敌情未明,季节不适,而且夷陵以北地形复杂,大军难以展开进攻。“夷陵东道,当由车御,至赤岸乃得渡沮,西道当出箭溪口,乃趣平土,皆山险狭,竹木丛蔚,卒有要害,弩马不陈”。执政的司马昭接受建议,取消了这次行动。

古代以江陵为中心的“荆襄”“荆楚”地区,“山陵形便,江川流通”。其北、东、南三面为汉水、长江环绕,西边有大巴山、荆山、巫山阻隔,在军事防御上自成一个由天然工事拱卫的地理单元。这一地区的周边要戍,“北有襄阳之蔽,西有夷陵之防,东有武昌之援”,而来自南方少数民族的威胁并非大患。夷陵扼守其西方通道,不仅是水旱道路辐辏之处,周围的险峻地形也有利于设防拒敌,这便是它在汉末三国时期成为军事重镇的主要缘故。

二、曹操建置临江郡之始末

夷陵虽然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但是从它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来看,往往不是仅凭孤立的地点进行死守,而是和对岸的夷道、佷山以及入峡西邻之秭归、巫县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狭长的控制长江三峡东段以及峡口区域的枢纽地带,这样在交战中可以根据局势变化进行兵力的部署调整,拥有攻守进退的充分余地,以便达到最佳的防御效果。将夷陵与邻近各县合并起来,另外设郡,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军事、行政管辖区域,这一战略构想最初是由曹操提出并实施的。建安十三年(208)七月曹操亲率大兵南征,他在占领荆州之后对当地的政区重新规划建置,其中包括将东汉南郡所辖的三峡东段及峡口附近诸县划分出来,“分枝江以西立临江郡”,以便其在割据兼并战争中更好地发挥作用。按《后汉书·郡国志四》载南郡所辖十七城,在枝江以西者有巫、秭归、夷陵、夷道、佷山五县。据杨守敬考证,曹操临江郡治和后来蜀、吴的宜都郡治皆在江北的夷陵。“郦氏于刘备改宜都下称郡治在夷道东,盖因宋、齐郡治,牵叙先主事于此耳”。曹操设临江郡后,没有派遣精兵干将,仅在夷陵要地留驻区区数百人马。后来周瑜进攻荆州,“(甘)宁建计先径进取夷陵,往即得其城,因入守之。时手下有数百兵,并所新得,仅满千人。曹仁乃令五六千人围宁……瑜用吕蒙计,帅诸将解围”。此条记载反映曹仁亦未意识到上述兵力部署的缺陷,以致被甘宁轻易夺取,后来再领数千人来争,已是无法补救了。综合上述情况来看,曹操平定荆州后分置临江郡只是空头举措,既没有派遣足够兵力进驻夷陵,也未能实际掌控三峡东段各县,结果很快丧失了峡口重地,并对南郡战事产生了不利影响。

三、刘备集团治下的宜都郡

孙刘联军在赤壁之役后经过岁余激战,迫使曹仁撤出南郡,从而完全控制了从江陵西至峡口的领土。建安十五年(210)刘备“借荆州”后统治了这一区域,又将临江郡名改称宜都。直到建安二十四年(219)冬,南郡又被孙权袭取。刘备占领南郡等地后,“以(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督南三郡事;以关羽为荡寇将军,领襄阳太守,住江北。张飞为征虏将军、宜都太守”。此时孙权仍未取消进取益州的计划,企图联合刘备共同入川,但是遭到拒绝。孙权独自派兵西征,却在夏口遭到刘备军队的阻拦。“遣孙瑜率水军住夏口,备不听军过”。值得注意的是,刘备还在南郡、宜都等地做出了准备抗御吴军西进的军事部署,并让张飞从夷陵进据三峡中段的秭归,最终迫使孙权撤兵作罢。“使关羽屯江陵,张飞屯秭归,诸葛亮据南郡,备自住孱陵。权知备意,因召瑜还”。张飞后来调赴南郡,宜都郡军政事务由向朗统领,他本是襄阳名士,据其本传所载:“荆州牧刘表以为临沮长。表卒,归先主。”张飞离任后,刘备“使朗督秭归、夷道、巫、夷陵四县军民事。蜀既平,以朗为巴西太守”。按临沮县邻近夷陵,道路相通。向朗曾任临沮县官,熟悉当地情况,又在刘备危困之际前来投奔,说明政治上相当可靠,所以被委此重任。他主持宜都军政直到建安十九年(214)夏,在刘备攻克成都之后,才被调入川中。在此期间,荆州发生了两次大规模部队西征的军事行动。建安十六年(211)刘备接受刘璋抵御汉中张鲁的邀请,“留诸葛亮、关羽等据荆州,将步卒数万人入益州”。后来刘备与刘璋反目为仇,自葭萌(治今四川广元西南)领兵南下,但在雒城受阻,为此在建安十九年(214)春令诸葛亮、张飞、赵云率众溯江入蜀相助,估计亦有数万人。这两支大军及其后勤供应都是通过宜都郡境穿越三峡而进入巴蜀的。刘备攻占成都、全据四川之后,对益州郡县的行政建制作了若干调整,其中包括将原属荆州宜都郡的巫县等地割出,与巴东郡诸县合并成立了固陵郡。

继任向朗者为蜀将孟达,刘备、诸葛亮先后率军入蜀,孟达“留屯江陵。蜀平后,以达为宜都太守”。建安二十四年(219)春,刘备夺取汉中后,“命(孟)达从秭归北攻房陵,房陵太守蒯祺为达兵所害。达将进攻上庸,先主阴恐达难独任,乃遣封自汉中乘沔水下统达军,与达会上庸”。随即留驻当地。接替孟达职务者为樊友,当年冬天孙权袭取荆州,派陆逊进攻夷陵。“(刘)备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诸城长吏及蛮夷君长皆降”。该郡从此落入东吴手中。蜀汉最后一任宜都太守为廖化,刘备章武元年(221)七月出川东征,陆续占领巫县、秭归、佷山,前锋到达夷陵、夷道,收复宜都郡境近半。此时原关羽主簿廖化逃亡来归,“遇于秭归。先主大悦,以化为宜都太守”。次年刘备兵败猇亭,退回永安,宜都郡境复为吴有,廖化的太守之职也就自然终止了。

纵观蜀汉宜都军政长官的任命,反映出刘备对该地的关注程度前后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借得荆州之初,刘备的作战计划就是按照诸葛亮在《隆中对》的战略意图来准备的,先取荆州,再进据“沃野千里,天府之土”的巴蜀。宜都郡地处峡口与三峡东段,为刘备入川作战的必经之途,因而倍受重视,故派遣情同手足的勇将张飞前往镇守。刘备攻取成都时在雒城受阻,他孤注一掷地命令诸葛亮、张飞、赵云等入蜀相助,除了关羽留守之外,几乎把荆州的智能忠勇之士抽调一空。王夫之对此评论道:“为先主计,莫若留武侯率云与飞以守江陵,而北攻襄、邓;取蜀之事,先主以自任有余,而不必武侯也。”即便是在占据四川之后,刘备也没有往荆州回遣能臣干将,相反却是继续在那里挖掘人才调入巴蜀,就连向朗等人也不放过。这一举措带来的恶果就是造成关羽手下匮乏才士,表现为后方留驻的郡县官员和将领不堪重用。对夷陵等兵家必争之地的防守,此时也被刘备所忽视,他所任命的宜都太守樊友胆怯无能,根本承担不了这一重任,吴军来袭即弃城逃走,让敌人轻易地占据了峡口要地,并断绝了关羽兵败入川的归途。蜀汉在荆州的惨重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刘备用人的草率不当,许多重镇的守将是庸碌之徒,而且政治上极不可靠。如屯戍公安的将军傅士仁、驻守南郡的太守糜芳,大敌来临即弃甲投降,樊友不过是其中一例而已。

四、孙吴初据荆州后分宜都置固陵郡始末

建安二十四年(219)冬,孙权发动荆州之役,曾派陆逊率领一支偏师进攻宜都地区。陆逊攻占夷陵之后乘胜进击,西入三峡攻占秭归,北向房陵,并遣兵渡江占领南岸的夷道,以夺取巫县而结束,控制了三峡中的巫峡和西陵峡航道。

孙权在获得荆州后将三峡东段与峡口地带划为两个行政、军事辖区,分别遣将镇守。《魏氏春秋》曰:“建安二十四年,吴分巫、秭归为固陵郡。”这是把与蜀汉接壤的边境两县单独立郡,任命擒杀关羽有功的猛将潘璋为太守;为了增强兵力,还把甘宁旧部也调拨给他。“权即分宜都巫、秭归二县为固陵郡,拜璋为太守、振威将军,封溧阳侯。甘宁卒,又并其军”。陆逊仍为宜都太守,其郡境仅辖夷陵、夷道、佷山三县。分置固陵郡的原因,陈健梅认为有奖励功臣和便于控制的缘故。又云:“吴分宜都置固陵郡还有其战略意义,固陵郡所在,截长江巫峡之险,以作为对蜀边防前线。”但是从后来夷陵之战的情况来看,孙权建立的固陵郡并没有起到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效果。试述如下:

刘备于黄初二年(221)七月东征,轻易地突破了吴国的三峡前沿防线。“汉主遣将军吴班、冯习攻破权将李异、刘阿等于巫,进兵秭归,兵四万余人”。在收复两县之后,蜀军便出峡进攻。“先主军还秭归,将军吴班、陈式水军屯夷陵,夹江东西岸”。看来孙吴方面并未在固陵郡内坚守战斗,只是稍事抵抗便撤出三峡,沿途的各座要戍均被放弃,因此后来两军在猇亭相持时,陆逊部下诸将埋怨道:“攻备当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衔持经七八月,其诸要害皆以固守。击之必无利矣。”实际上,陆逊使用的是诱敌深入之策。从地理形势上看,巫县、秭归距离峡口的夷陵较远,其间巫峡与西陵峡两岸山道崎岖,江流湍急,又多有滩礁险阻,溯流而进极为艰难,所谓“下水五日,上水百日也”。陆逊如果在巫县、秭归一带与敌军持久相拒,则蜀汉顺流补给容易,而孙吴溯江数百里进行物资供应和兵力补充非常困难,所以他不愿在此地与刘备展开决战,主动放弃了数百里沿江地带,引诱蜀军出峡,借此获得以主待客、以逸待劳的有利局势。夷陵战役之中,潘璋所部归属陆逊麾下。后来刘备兵败,吴军又占领了秭归、巫县,但是孙权却将两县重新并入宜都郡。吴增仅对此考证云:“(章武)二年猇亭之役,吴复有二县,宜又还属宜都。故孙休时又分宜都置建平也。”陈健梅亦认为固陵郡是在夷陵战役之后废除,“据《潘璋传》,刘备出夷陵,潘璋与陆逊并力拒之。猇亭之役后,潘璋拜襄阳太守,固陵郡盖废于此时,即黄武元年”。从那时到永安六年(263)共四十余载,宜都郡始终保持最初的辖境,即统领夷陵、夷道、佷山、秭归、巫等县。看来吴国统治集团在猇亭战后认识到此前将秭归、巫县分出另置郡守对三峡防务并非有利,因此没有恢复固陵郡的行政、军事区划建制。

五、陆逊南移宜都郡治与夷陵之战的军事部署

陆逊在荆州之役后领宜都太守,其驻地即郡治仍在江北的夷陵。但是在黄初三年(222)刘备兵出三峡时,孙吴的宜都郡治却迁徙到南岸的夷道县境。《水经注》卷三四《江水》夷道县条曰:“郡治在县东四百步。故城,吴丞相陆逊所筑也,为二江之会也。”杨守敬按:“《舆地纪胜》,故宜都郡城。”表明这是陆逊领宜都太守时在夷道新建的郡城。其城址位于夷水汇入长江之口,故云二江之会,属于交通枢要。笔者按:汉朝夷道原建有县城,陆逊新筑郡城在其东边五十余里。《太平寰宇记》:“宜都县,本汉夷道县,属南郡,故城在今县西。”又云六朝时“故夷道县城,在县东五十里。唐贞观八年废入宜都县”。刘备来征时,陆逊曾命令孙桓据守西边前线的汉夷道县城,而自己驻扎在位于东边后方的新筑郡城。

夷陵之战(图源:“古籍”微信公众号)

前文已述,刘备宜都郡治夷陵,陆逊初据宜都时亦驻守夷陵,但是为什么后来要将郡治移到南岸呢?笔者认为,这和孙吴此番作战的军事部署调整有关。夷陵之战的主要战场猇亭(今湖北宜都市西)是在江南的夷道县境,《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八曰:“章武二年吴将孙桓别击汉前锋于夷道,为汉所围,即此。吴亦为宜都郡治。”又云:“猇亭,在县西。其地险隘,古戍守处也。”《华阳国志》卷六亦云:“先主连营稍前,军于夷道猇亭。”因此,陆逊把吴军主力和统帅驻地也部署在夷道附近。他被孙权任命为大都督,兼领宜都太守,故所驻之处即为治所,并筑城据守。吴蜀双方为什么要在南岸的夷道县境展开决战,以致都把主将驻处和大军调遣到当地?下文对此试作探讨。

吴军撤出巫县、秭归等地后,蜀汉舟师乘势驶出三峡,占领了峡口两岸附近地域。“(章武)二年春正月,先主军还秭归,将军吴班、陈式水军屯夷陵,夹江东西岸”。但这只是蜀军的先锋部队。《三国志·蜀书》卷三二《先主传》全面地记载了刘备随后的出征行动:

二月,先主自秭归率诸将进军,缘山截岭,于夷道猇亭驻营,自佷山通武陵。遣侍中马良安慰五溪蛮夷,咸相率响应。镇北将军黄权督江北诸军,与吴军相拒于夷陵道。

上述史料反映了蜀汉进攻部署包含的几项内容:

1.蜀军主力攻击江南的夷道。刘备所率大军未乘舟船,而是从秭归走沿江陆路,“缘山截岭”,兵出三峡;其人马约为四万余众。三峡东段的地形特点,是北岸峰岭陡峭,道路狭险,不利于师旅行进,而南岸稍微平缓,这是刘备选择从南岸行军至夷道的缘故。严耕望曾云三峡陆路,“盖夷陵以上至秭归多行江南,秭归以西盖多行江北”。从后来刘备败逃的情况亦可证明这一情况,他率领余众自猇亭沿江西奔,然后乘船渡江到对岸的秭归,再沿着江北的道路步行回到永安(今重庆市奉节县)。陆逊应对刘备军队进攻的军事部署,是将吴军主力集结在敌人大兵来袭的南岸夷道县境,在峡口附近的鄂西山地阻击来寇,使其主要兵力难以展开,只能分布在沿江数百里的崎岖狭窄地段。如陆逊对诸将所言:“今缘山行军,势不得展,自当罢于木石之间,徐制其弊耳。”

2.黄权率江北诸军屯于夷陵。刘备此番作战分兵为长江南北两路,“以(黄)权为镇北将军,督江北军以防魏师;先主自在江南”。黄权领兵在北岸驻扎,“与吴军相拒于夷陵道”,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南岸蜀军主力的侧翼安全,防止当地吴兵或北边新城的魏军进攻夺取峡口,断绝刘备的后援与归途。战役发动之前,黄权认为倾注全部军队出峡过于冒险,请求自己先行试攻,让刘备领主力殿后伺机行动,但是遭到拒绝。结果在刘备兵败溃逃后,黄权所率孤军被截断江北,他不愿投顺吴国,只得北降曹魏。黄权率领的兵马具体数量不详。从曹魏方面的记载来看,黄初三年“八月,蜀大将黄权率众降”,称其为“大将”而不是普通的将军,反映其麾下人众不在少数。另外,黄权降魏后和部下官员、将领赴洛阳朝见,竟有“领南郡太守史郃等三百一十八人”;魏文帝拜黄权为侍中、镇南将军,“及封史郃等四十二人皆为列侯,为将军郎将百余人”。由此看来,即使按照最保守的估计,黄权所辖兵马也应在万人以上。在夷陵的吴军并非主力,其任务只是驻守城池防止蜀兵东进,因此双方未曾发生过激烈交锋。

3.马良联络武陵蛮夷共同击吴。蜀军占领秭归后,“武陵五溪蛮夷遣使请兵”。《续汉书·郡国志四》载武陵郡治临沅县(今湖南常德市),注引《荆州记》曰:“县南临沅水,水源出牂牁且兰县,至郡界分为五溪,故云五溪蛮。”当地民风彪悍,东汉时曾多次反叛。刘备率兵出峡占领佷山(今湖北长阳县),派马良为使者由此赴武陵与之联络。当地首领沙摩柯率众赴夷道协助蜀军作战,后在猇亭之役阵亡。刘备主力进军江南而不走江北,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与武陵蛮夷合兵击吴,借以壮大自己阵营的力量。江北的南郡等地原来虽是蜀汉荆州的统治中心,但是当地大族与民众已被孙权使用种种手段安定招抚,并没有反吴拥汉的政治意图。吴军初占江陵时,“(吕)蒙旦暮使亲近存恤耆老,问所不足,疾病者给医药,饥寒者赐衣粮”。孙权又在当年下令,“尽除荆州民租税”,并普遍任用荆州士人为官吏。在这种情况下,刘备如果把主力布置在北岸的夷陵去向东进攻,不仅难以获得南郡士民的支持,还有受到北方曹魏兵马从侧翼袭击的危险,这就是他选择江南的夷道为主攻方向的缘故。蒋福亚曾评论:“刘备在荆州经营多年,当他亲自举兵东下,深入吴境五、六百里,声势巨大,并与吴军相持半年以上。史籍中竟找不到荆州士民响应的材料。而他自己也只是寄希望于荆州的少数民族,特意派遣侍中马良深入武陵郡,去唆动武陵蛮。对于刘备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与悲哀。”

陆逊审时度势,洞晓江北黄权率领的蜀军无能为害,因此只派少数部队扼守夷陵,而亲统大众在江南夷道地区抵御刘备主力,避其锐气,坚壁休战,使敌人进军受阻。如前所述,他甚至将主力稍作后撤,让孙桓孤军据守夷道城,即使被敌人围困也不肯派兵救援。蜀军欲战不能,拖延日久,以致士气低落,警备懈怠。此时陆逊下令突然发动火攻,最终击溃刘备,重入三峡,收复了秭归和巫县。

六、陆逊与步骘治下的西陵都督辖区

夷陵战役结束于黄初三年(222)闰六月,此后至岁终的数月时间里,三国的政治形势陡然剧变。因为孙权拒绝遣送太子孙登赴魏充当人质,曹丕发兵三路南征,双方进入交战状态,孙权也解除了与魏国的藩属关系。为了联手对抗北方强敌,吴蜀开始缓和敌对局面,通使重结盟好。当年孙吴在荆州的军事部署也做出了重大调整,改夷陵名称为西陵,并建立了由陆逊统率的西陵都督辖区,管理宜都郡内西陵、夷道、佷山、秭归、巫五县境域的防务,与相邻的南郡分开,各自负责对外作战。陆逊镇守西陵至太和三年(229)孙权称帝后调往武昌,接任其职务的是右将军步骘。《三国志·吴书》卷五二《步骘传》曰:“权称尊号,拜骠骑将军,领冀州牧。是岁,都督西陵,代陆逊抚二境。”由此可见,此前陆逊的军事职务为西陵都督。孙吴在沿江要戍地设置御敌的督将,简称为“督”,领兵数千至万人上下;都督的辖区更为广大,往往统领数位督将,其麾下军队可达数万之众。西陵既与魏、蜀两国接壤,又扼守峡口通道,地理位置和军事价值非常重要,所以孙权在此专设都督镇守。如胡三省所言:“吴保江南,凡边要之地皆置督,独西陵置都督,以国之西门统摄要重也。”

陆逊担任西陵都督七年(222—229),步骘继任其职务至赤乌十年(247)病终。由于他的地位和声望甚高,曾在赤乌九年(246)代陆逊为丞相,然而并未转赴建业,仍在西陵驻守,相位只是褒奖的虚衔而已。因为吴蜀重结盟好,双方在此期间始终没有发生过军事冲突。曹魏在黄初三年至四年(222—223)江陵之役受挫后,便将对吴作战主要方向转移到东边的扬州,在江淮地带用兵。孙权称帝以后曾屡次进攻曹魏,均未从西陵出兵。由于西陵与魏蜀两国交界,承受的防御压力非常沉重。尤其是蜀汉驻守上庸的孟达叛降曹魏后,受到曹丕的赏识,“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为新城郡,以(孟)达领新城太守”,并引导夏侯尚、徐晃占领了蜀汉的东三郡,将魏国势力延伸到夷陵的北境。胡三省曰:“蜀之汉中,吴之宜都,皆与新城接连。”也就是说,宜都地区是西、北两面受敌,形势非常严峻;对于战区的主将来说,能够保境平安就很不容易,称得起是恪守职责了,朝廷对其要求也应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故孙吴在此阶段并未由夷陵出兵北伐,也没有遭受过敌人的进攻。在三国战乱频仍的年代里,宜都郡——西陵都督辖区难得地度过了将近三十年的和平岁月。

七、步协、步阐驻守西陵时的部署更变

步骘在赤乌十年(247)病逝,西陵军镇的主将职务先后由其子步协、步阐兄弟接替,具体时间史籍并无明确记载。步协在西陵领兵的事迹最晚见于孙休永安七年(264),蜀国灭亡后,“吴人闻钟、邓死,百城无主,有兼蜀之志,而巴东固守,兵不得过,乃使抚军步协率众而西”,进攻罗宪镇守的永安城,结果连续遭到挫败,在当年七月撤回西陵。孙皓在次年(265)九月,“从西陵督步阐表,徙都武昌”,看来当时步阐已经继任兄职,因此步协之死应在这两年之间。至晋泰始八年(272),朝廷调步阐回京,他疑惧而降晋。陆抗在当年冬攻克西陵,将其诛灭。步氏兄弟镇守西陵的二十余年间,当地的战事逐渐激烈,受到政治形势急剧动荡的影响,吴国对西陵——宜都地区的军事部署在此阶段发生了频繁而明显的变化,有以下几项值得注意的内容。

(一)分宜都数县置建平郡

孙休永安三年(260),“分宜都置建平郡”,属县有巫、秭归、信陵(今湖北秭归县东)、兴山(今湖北兴山县)、沙渠(今湖北恩施县),其辖境相当于今重庆市奉节县以东,湖北省空泠峡以西的长江两岸包括大巴山区的大宁河流域、鄂西山地的香溪河流域与南岸清江上游山区。其中信陵、兴山、沙渠三县应为建郡之后从秭归、巫县境中分置。建平郡的治所,据《水经注》卷三四《江水》所言是在巫县。“吴孙休分为建平郡,治巫城。城缘山为墉,周十二里一百一十步,东西北三面皆带傍深谷,南临大江”,但杨守敬按:“《通典》谓吴置建平郡,在秭归县界,与《注》治巫城异。”陈健梅综合史料,指出孙吴建平郡初治巫县,后治秭归,以上两说可以并存。“孙休始置郡时治巫,泰始五年(吴建衡元年)晋袭取巫,吴建平郡徙治秭归,《寰宇记》等诸书所言郡治秭归,乃是泰始五年以后的情况”。

关于此次行政区划的改动,学界认为:“建平郡的设置实际上是固陵郡的重置。”体现了孙吴对西陲边界防务的重视与加强。当时蜀汉朝政腐败,民不聊生,已经呈现出亡国之征。吴国于此时在西陲专设建平郡,可能是判断蜀汉会在不久的将来发生重大灾变,唯恐祸及己邦,故未雨绸缪,提高对这一战略方向的警惕戒备。据史籍所载,吴国担任建平太守者,孙休时有盛曼,曾西征蜀汉永安城。孙皓时有吾彦,他初为陆抗麾下小将,因为勇略出众受到提拔,出任建平太守。西晋平吴之役中,“缘江诸城皆望风降附,或见攻而拔,唯彦坚守,大众攻之不能克,乃退舍礼之。吴亡,彦始归降”。

(二)西陵、乐乡都督辖区的反复合并分离

孙吴统治荆州前期,西陲的南郡、宜都两郡各自成立一个都督辖区,南郡由朱然驻守江陵,后移镇乐乡。宜都防务则由陆逊、步骘负责,镇守西陵。在步骘去世以后,孙权下令将这两个都督辖区予以合并,由乐乡都督朱然统一辖制。“诸葛瑾子融,步骘子协,虽各袭任,(孙)权特复使然总为大督”,其原因是继承父业的诸葛融、步协才能与声望有限,难以独自承担重任。而朱然身经百战,胆略过人,是当时孙吴仅存的著名将领,所以让他统辖江陵、乐乡、公安、西陵诸座军镇。赤乌十二年(249)朱然病故,由其养子施绩继任乐乡都督。但是他只负责乐乡、江陵两岸的军务,和朱然前期的职权相同,无权调度其他军镇的兵马。例如,王昶攻打江陵城受挫而退,施绩想要追击但是兵力不足,却不能指挥公安督诸葛融的军队,只得写信请求他出兵协助。诸葛融与其不睦,伪作应允而未率众助攻,结果导致作战失败。由此可见,朱然死后荆州西部又恢复了旧有的辖区部署,只是公安、西陵守将皆为督将,没有在这两个军镇设立都督。

孙休即位后(258),又升迁施绩军职。“永安初,迁上大将军、都护督,自巴丘上迄西陵”,表明他有权监督干预荆州西部沿江各地的军务。次年(259)孙休又做出调整,任命陆抗为西陵都督,“拜镇军将军,都督西陵,自关羽(濑)至白帝”。卢弼按:“孙吴于沿江要地置督,分段管辖。自(益阳)关羽濑至白帝城,即西陵(都)督之辖境。”不过,因为当时施绩还是乐乡都督,辖制江陵、乐乡、公安等军镇,按照情理来说,陆抗所管辖的区域应该只是宜都、建平二郡。实际上,当时南郡与宜都两郡仍是各自成立都督辖区,和孙吴初据荆州之时相同。只是到了十一年后(270)施绩病逝,孙皓才重将西陵、乐乡都督辖区合并,由陆抗统管,并移镇乐乡。

如前所述,孙吴在赤乌十年(247)和建衡二年(270)两次将西陵、乐乡都督辖区进行合并,都是在某位都督(步骘、施绩)猝然离世之际,由于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来接替,只好把两个战区并归一位名将统领。这样调整的好处是便于协调兵力、统一指挥,可以避免出现掣肘的情况,如前述诸葛融不肯协助施绩作战之例。其缺点是辖区地域广大,位处西陲前线的建平、宜都郡与乐乡都督治所相距较远,处置紧急军情时联络支援均不方便,需要跋涉数百里路,可能会因为救援不及而贻误战机。陆抗在临终前上奏朝廷曰:“西陵、建平,国之蕃表,既处下流,受敌二境。若敌泛舟顺流,舳舻千里,星奔电迈,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县(悬)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机,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由于上述缘故,凤凰三年(274)陆抗病逝后,孙皓重新分置西陵、乐乡都督辖区,西陵都督为留宪,统领宜都、建平两郡防务。乐乡都督为宗室孙歆,主持南郡战区。这样一来,荆州西部的军事部署在几经反复之后,又回到了陆逊、朱然分别担任都督,驻守西陵、乐乡的旧有格局。而步协、步阐驻守西陵长达25年(247—272),但是他们始终未能获得其父担任过的都督一职,只是出任秩位较低的督将,即“西陵督”,这可能是由于他们才能平庸,又不被信任的缘故。

八、孙吴西陵的城防部署

孙吴在西陵的防御工事主要是由以下几座城垒组成:

(一)夷陵县城

在今湖北宜昌市区东南部。《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八曰:“夷陵废县,今州治,故楚西陵邑也。……秦置夷陵县,汉因之,为南郡都尉治。”又云:“后汉仍为夷陵县,建安十四年曹操置临江郡于此。”周瑜进攻南郡时,派遣甘宁袭取夷陵,守军仅满千人,后被曹仁五六千人围攻,甘宁还是守住城池,等到援军解围,由此可见县城的构筑坚固。刘备出峡东征时派黄权领兵赴江北,孙吴偏师守夷陵城与之相拒。战后陆逊任西陵都督,曾驻该城以为治所。

(二)步骘城和步阐城

步骘父子镇守西陵时,曾分别建造城垒以加强当地的防御。《水经注》卷三四《江水》提到他们在与江岸衔接的沙洲——故城洲上筑城。“江水出峡,东南流,迳故城洲。洲附北岸,洲头曰郭洲,长二里,广一里。上有步阐故城,方圆称洲,周回略满。故城洲上,城周一里,吴西陵督步骘所筑也。孙皓凤凰元年,骘息阐复为西陵督,据此城降晋,晋遣太傅羊祜接援,未至为陆抗所陷也”,学界或认为此段文字记载的是同一座城池,即步阐故城为其父步骘所建。但另据史籍所载,陆抗赴西陵平叛时曾更筑长围,“自赤溪至故市”。《资治通鉴》卷七九晋武帝泰始八年胡三省注曰:“故市即步骘故城,所居成市,而阐别筑城,故曰故市。”说明这是两座不同的城垒。据此分析前引《水经注》的有关记载,步阐城(或云步阐垒)筑于故城洲的洲头、即郭洲之上,城垒略小于洲头的面积。“方圆称洲,周回略满”。步骘所筑城垒则在故城洲上,“城周一里”,比起“长二里,广一里”的步阐城要小许多。据刘开美研究,步阐城位于古郭洲坝上,即明清东湖县城附近。他列举了多条史料后指出:“这表明步氏父子两城是南北相邻的,都处于赤溪下游,步骘故城在赤溪以南、步阐故城以北。”从作战的角度来看,这两座城垒筑于附岸的沙洲之上,而故城洲三面被江水环绕,增加了敌人攻城的难度。陆抗出任西陵都督时,也曾对其实施筹划建设,因而守备相当坚固。后来步阐据城叛乱时,陆抗即对诸将说:“此城处势既固,粮谷又足,且所缮修备御之具,皆抗所宿规。今反身攻之,既非可卒克。”故采取筑垒围困的战术,“宜都太守雷谭言至恳切。抗欲服众,听令一攻。攻果无利”,说明步阐城具有较高的防御效能。

(三)陆抗城

陆抗领兵平息步阐叛乱时所筑。《水经注》卷三四《江水》曰:“江水又东迳故城北,所谓陆抗城也。城即山为墉,四面天险。”熊会贞按:“《初学记》八、二十四引《荆州图记》,夷陵县南对岸有陆抗故城,周回十里三百四十步,即山为墉,四面天险”。据《三国志·吴书》卷五八《陆抗传》所言,他修筑此垒的目的是“内以围阐,外以御寇”,即对内封锁步阐城里的叛军,对外阻击西晋荆州刺史杨肇所率的援兵。其范围是“自赤溪至故市”,如前所述,“故市”即步骘故城所在地。《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八曰:“赤溪,在州西北五里,即陆抗筑城围步阐处,东合大江。或谓之东坑,陆机《辨亡论》曰:‘陆公以偏师三万,北据东坑。’李善曰:‘东坑在西陵步阐城东北,长十余里,抗所筑城在东坑上。’”刘开美通过实地考察,结合文献记载提出:陆抗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从西、南、北三面对步阐城进行围阻,东面有东湖、东山等天然屏障,因此尚未设围。西面设围即是西坝上的陆抗城,城垒依托迎门山、炮台山、杨家山就势而筑土垣,四面皆为天险。南面设围在今市中心区明清夷陵古城中的中书街一带,“北面设围在《三国志·陆抗传》中只写了简短的10个字,即‘更筑严围,自赤溪至故市。’”陆抗城至今已毁没无存。

九、西晋平吴之役前后的建平和西陵

(一)晋军伐吴主攻方向和路线的选择

司马氏灭蜀代魏之后,便逐步准备伐吴统一天下的作战。赤壁之战以后,曹魏的大规模南征采用过数条进攻路线,均由河道或水陆兼行以临江畔。其一,自寿春沿肥水至合肥,再经施水入巢湖,转由濡须水入江;就是曹操“四越巢湖”的用兵途径。其二,由寿春至合肥后,走陆路沿巢湖西岸南下经舒县(今安徽舒城县),抵达皖城(今安徽潜山县),再顺皖水到皖口(今安徽安庆市西南山口镇)入江。太和二年(228)魏扬州都督曹休“帅步骑十万,辎重满道,径来入皖”,即由这条道路进军。其三,从末口(今江苏淮安市)沿中渎水、即古邗沟南下,至广陵郡的江都(今江苏扬州市西南)入江,此为曹丕在黄初五年(224)、六年(225)亲率舟师征吴的路线。其四,以襄阳为基地南下,陆路经宜城、当阳直抵江陵(今湖北荆州市),即著名的荆襄道。曹丕在黄初三年(222)发动江陵围城之役,羊祜在泰始八年(272)出兵攻江陵以解步阐西陵之围,走的都是这条陆道。水路则顺汉江东南行,至汉津、即扬口(今湖北潜江县西北)转入扬水,向西南航行至江陵北郊。其五,从襄阳乘汉水向东南穿过江汉平原,在沔口、或称夏口(今湖北武汉市汉口)入江。司马懿曾向明帝献计,“若为陆军以向皖城,引权东下,为水战军向夏口,乘其虚而击之,此神兵从天而堕,破之必矣”。

但是上述道路均有各种局限性,不利于大型战舰和运输船队航行入江。或是由于自然条件,如中渎水年久失修,河道淤塞,曹丕黄初六年(225)征吴,还师到精湖时船只搁浅。沔口附近航道相当狭窄,利于守敌阻击而堵塞航道。皖城北至巢湖皆为陆道,船只无法在江淮之间直航。或是因为吴国所设的人为障碍,例如建兴元年(252)诸葛恪在东兴(今安徽巢湖市东关镇)筑堤阻断濡须水,使曹魏战船不得通过。陆抗任乐乡都督后,在江陵以北构筑大堰,羊祜攻江陵时企图以船运粮秣,陆抗闻讯后命令破堰放水,迫使敌军改为费损功力的车运,未能按时赶赴前线,导致战役失败。如上所述,缺乏理想的入江航道,给曹魏水军和运输船队南下造成了严重的困难。

蜀国灭亡之后,利用浩荡的长江三峡水道顺流东下,成为西晋使用舟师破吴的最佳路线。汉魏六朝时期三峡两岸的毁林开荒和水土流失还不像后代那样严重,虽有险滩激流,也不妨碍大型船队行驶。荆州都督羊祜经过深思熟虑,向朝廷进献伐吴之策,建议“引梁益之兵水陆俱下”,采用多路进攻以分散敌人的注意与防守兵力,并举荐王濬在巴蜀主持备战,“乃作大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又画鹢首怪兽于船首,以惧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此项工作持续数年,使益州水师囤积了大批战舰,形成了对吴作战的压倒性优势。

(二)晋军在战前的准备举措

在平吴之役发动之前,西晋还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增强军事优势和削弱对手的力量。大致有以下几项:

1.夺取前哨据点。西晋永安守将罗宪原任蜀汉巴东太守,熟悉边境军情。他乘敌不备,在泰始五年(269)袭取吴国边陲重镇巫城(今重庆市巫山县),获得了兵出三峡的前哨阵地。

2.筑城信陵戍守。信陵县在建平郡治秭归县东,孙吴原来于此设立过军镇。建衡二年(270)施绩去世,朝廷将其军务移交陆抗。“拜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乐乡、公安诸军事,治乐乡”。孙吴末年或因兵力短缺,信陵废弃不守,晋军乘虚而入,在该地筑城屯兵,从而截断了孙吴建平郡与后方的陆路联系,使其陷入孤立状态。《会稽典录》云钟离徇,“拜偏将军,戍西陵。与监军使者唐盛论地形势。谓宜城、信陵为建平援,若不先城,敌将先入。盛以施绩、留平,智略名将,屡经于彼,无云当城之者,不然徇计。后半年,晋果遣将修信陵城”。吴增仅评论道:“据此,则(信陵)县盖与郡同置,旋弃不治,复为晋有矣。”

3.施计撤换吴军干将。吴将张政经验丰富,颇具才干,由他驻守西陵会妨碍西晋的用兵。为此,晋朝荆州都督杜预使用离间之计,使其罢职离任。杜预偷袭边境成功,张政“耻以无备取败,不以所丧之实告于孙皓。预欲间吴边将,乃表还其获之众于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监刘宪代之。故大军临至,使其将帅移易,以成倾荡之势”。

综上所述,晋朝伐吴之前在各方面做了充分的准备,占据了有利的形势,致使吴国在开战之际已然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

(三)晋军伐吴时在建平、西陵的作战

咸宁五年(279)冬,晋武帝发动了平吴战役,共分六路出征。“遣镇军将军、琅邪王伷出涂中,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龙骧将军王濬、广武将军唐彬率巴蜀之卒浮江而下,东西凡二十余万”。其中王濬、唐彬率领的益州部队最为强大,“冬,十有二月,濬因自成都帅水陆军及梁州三水胡七万人伐吴”,因而是当之无愧的主力,承担了摧毁吴军沿江防线各座重镇和直捣都城建业的重任。面对来势汹汹的强敌,孙吴在建平、西陵两地的防务都有明显的破绽。驻守秭归的建平太守吾彦,在晋军筑城信陵后,已被隔断了通往后方的陆道,只能依靠水路来往;他请求朝廷增兵又遭到拒绝,被迫用铁链封锁江面。王濬早已获取有关情报,他采取火攻与木筏前驱之策,扫荡了江中的铁索与铁锥。对于防守严密的建平郡治秭归,王濬并未使用强攻,以免耽搁时间致使贻误战机,而是绕过其地,攻克其东邻的丹阳。“太康元年正月,濬发自成都,率巴东监军、广武将军唐彬攻吴丹杨,克之,擒其丹杨监盛纪”,对吾彦据守的建平郡治秭归则采取围而不攻,弃置后方,使其变为一座无能为害的孤城。

晋灭吴之战形势图(图源:“国家人文历史”微信公众号)

峡口的吴军分布在西陵、夷道和荆门三地,兵力薄弱,未满常额。陆抗在病终之前,曾上疏痛陈其窘境:“今臣所统千里,受敌四处,外御强对,内怀百蛮。而上下见兵,财有数万,羸弊日久,难以待变。”他恳请朝廷补齐兵员,以保全边境安全。“使臣所部足满八万,省息众务,信其赏罚,虽韩、白复生,无所展巧。”结果仍未引起孙皓的重视,始终未予增兵。非但如此,为了防止陆氏宗族过于强盛,威胁皇权,孙皓还在陆抗死后将其旧部拆散,令其诸子分别统辖。“(陆)晏及弟景、玄、机、云,分领抗兵”,而且不让他们担任乐乡或西陵都督的要职。此举使原本薄弱的西陵防务更加衰敝,以致在敌人大军来攻时不堪一击。晋军在此次战役中协同作战,王濬出峡进攻西陵等地时,荆州都督杜预率兵自襄阳南下进攻南郡城镇,“陈兵于江陵,遣将军樊显、尹林、邓圭、襄阳太守州奇等率众循江西上,授以节度,旬日之间,累克城邑”。此举使对岸的乐乡军镇无暇抽调兵力前往西陵援助。吴蜀夷陵战役之际,因为孙权伪降曹魏,荆州魏军并未乘机南下夹攻,陆逊得以把镇守江陵的朱然所部调往前线,集中兵力来对抗刘备。而此时宜都各地吴军势单力孤,没有后方支援,难以抵抗强大的西晋水师,王濬所至作战如同摧枯拉朽。“二月庚申,克吴西陵,获其镇南将军留宪、征南将军成据、宜都太守虞忠。壬戌,克荆门、夷道二城,获监军陆晏。乙丑,克乐乡,获水军督陆景。平西将军施洪等来降”。从而完全占领了孙吴的西陵都督辖区。此后的进攻则为平流进取,再没有遇到过顽强的抵抗。“濬自发蜀,兵不血刃,攻无坚城,夏口、武昌,无相支抗。于是顺流鼓棹,径造三山”,从而迫使孙皓出城归降,取得了征吴之役的最终胜利。

夷陵乃至宜都地区的防务,因为附近山岭遍布,道路崎岖,利于设立城戍关塞阻击陆上来犯之敌。如果敌寇由长江水路顺流而下,大举进攻,则难以招架。当年夷陵之战陆逊与刘备相持,所顾忌的就是蜀汉水军乘势东进,配合主力作战。后来见刘备放弃对舟师的使用,这才放下心来。他给孙权上奏曰:“臣初嫌之,水陆俱进,今反舍船就步,处处结营,察其布置,必无他变。”吴末陆抗亦担心西晋的益州水师出峡作战,上疏曰:“若敌泛舟顺流,舳舻千里,星奔电迈,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县(悬)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机,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据陆机《辨亡论》所述,蜀汉被灭之后,曾经引起孙吴朝廷群臣的恐慌,纷纷提出各种堵塞江流的建议。“昔蜀之初亡,朝臣异谋,或欲积石以险其流,或欲机械以御其变”,孙皓最终接受了陆抗镇守峡口伺敌决战的主张。“天子总群议而咨之大司马陆公。陆公以四渎天地之所以节宣其气,固无可遏之理,而机械则彼我之所共,彼若弃长伎以就所屈,即荆、扬而争舟楫之用,是天赞我也。将谨守峡口以待禽耳”,这实际上是沿袭了陆逊夷陵之战的用兵方略,但是并未增强戍守西陵、建平的兵力。陆抗死后,尽管屡屡接到西晋在益州大造舟舰、准备东下的报告,孙皓仍然没有做出有针对性的战略部署调整,以致在王濬水军出峡进攻后一败涂地。按照晋将杜预在开战前夕的顾虑,此时吴国正确的应对策略,应该是将国都和军队主力西迁到武昌,并把水军精锐集结在夏口,以便在西陵、南郡等地发生激战后迅速增援。如果采取上述部署,杜预认为很难在短期之内灭亡孙吴。“自秋已来,讨贼之形颇露。若今中止,孙皓怖而生计,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诸城,远其居人,城不可攻,野无所掠,积大船于夏口,则明年之计或无所及”。但孙吴政治腐败,君臣昏庸,看不到面临的危险境地,以致让晋朝将帅抓住其西陲防务的破绽。王濬大军乘舟顺利东下,攻克西陵诸镇以后,孙吴国门洞开,任凭西晋船队长驱直入,其灭亡也就指日可待了。

作者宋杰,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

编辑:老 胡

校审:水 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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