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支平 刘慧钦：本末倒置的台湾“南岛语族”问题研究——驳“台湾南岛语族原乡论”
作者：陈支平 刘慧钦
来源：“台湾历史研究”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台湾历史研究》2021年第1期（创刊号）
图源：（范志泉 邓晓华 王传超：《语言与基因：论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学术月刊》2018年第10期）
“南岛语族”（Austronesian)，也称“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族”（Malayo-Polynesian），是亚洲大陆以南、语言和文化类型相近的一些岛屿民族的总称。语言学研究表明，南岛语系共包含1000—1200种语言，总人口约为2.7亿，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主要分布在岛屿上的群体。关于“南岛语族”的研究，最早见于语言学领域，后来成为语言学、考古学、人类学、遗传学等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关于“南岛语族”的来源，学术界提出了“南来说”“大陆说（亦称西来说）”等观点。“南岛语族”问题本是纯粹的学术探讨，但“台独”势力通过预设“台湾先民是南岛语族”的这一前提，歪曲利用学术界的研究成果。
一、 “预设前提”的台湾“南岛语族”问题
学术界对“南岛语族”的关注始于18世纪初期的语言学。1706年，荷兰学者哈德里安·乐蓝德（Hadrian Reland）发现，马达加斯加与东印度群岛（East Indies）、科科斯群岛（Cocos Islands）的语言是相近的。1784年，有学者提出“马来—波利尼西亚语”这个概念。1836年，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的遗著，使用“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来指称该语系的语言。在语言学研究的基础上，从19世纪后期开始，人类学者开始涉入该领域的研究。德国进化论人类学家巴斯典（A. Bastian）在《印度尼西亚人》（1884）、美国历史学派人类学家克鲁伯（A.L. Kroeber）在《菲律宾的民族》（1928）先后概述了该区域土著文化的共同特征。1899年，奥地利传播论学者施密特（W. Schmidt）将该语系命名为“南岛语”。此后，语言学、考古学、人类学、人类遗传学等多学科的学者，都对“南岛语族”的起源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形成了多种理论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南来说”和“大陆说（亦称西来说）”。
（一）学界的“南来说”理论
荷兰学者柯恩（Hendrik Kern）、英国学者福克斯（C. E. Fox）、美国学者戴恩（Isidore Dyen）等早期涉入该领域的西方语言学者和人类学者主要持“南来说”观点。“南来说”又主要有“中南半岛说”“密克罗尼西亚说”“西新几内亚说”。柯恩是“中南半岛说”的代表人物。1889年，他在《推断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族发源地的语言学证据》一文中，比较了遍布各地的100多种现代南岛语言，拟测了反映热带动植物、海洋生物和舟楫的33个同源词。他推论古“南岛语族”的起源地是靠海的热带地区，最有可能在印尼或印度支那半岛的东岸，最北到中国华南至云贵，在北回归线以南，最南不超过爪哇，大约在南纬八度。南岛语中存在惯用语“向海”和“内陆”（或“高地”）的相对用语，因此推论，“南岛语族”最可能的起源地是印度支那半岛海岸。福克斯是“密克罗尼西亚说”的代表人物。受格雷布纳（R. F. Graebner）“文化圈”学说的影响，20世纪40年代，福克斯将“南岛语族”的“文化圈”定位于太平洋的三大群岛，即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他认为“南岛语族”的起源地在群岛中部的密克罗尼西亚，后来因陆地沉没，或被海水淹没，他们才被迫向西、向南，最后向东迁移。戴恩则是“西新几内亚说”的代表。萨丕尔（Edward Sapir）于1916年提出，可以通过有亲属关系的语言的地理分布来推论民族迁移的历史与动向，语言最纷歧的地区也就是这个民族的古代居留中心。1956年，戴恩对萨丕尔的理论有更详尽的解释,提出语言分布与民族迁徙学说。1965年，戴恩利用该理论，以苏瓦迪士（M. Swadesh）所拟定的200个基本词汇表中的196个作为研究基础，对收集到的371个字表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有三个地区语言最纷歧：新几内亚—美拉尼西亚区、台湾、苏门答腊及其沿海岛屿。其中，语言最多、纷歧最大的是西新几内亚及其附近地区，因此他认为这里最可能是“南岛语族”真正的发源地。
（二）学界的“台湾原乡说”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有历史语言学家提出台湾少数民族的语言是最古老的“南岛语族”语言分支，表明台湾是“南岛语族”的早期发源地之一，推论中国东南沿海也是“南岛语族”的重要发源地。但是，“台独”势力故意曲解这一研究成果，断章取义地得出结论“台湾是南岛语族的原乡”，却视而不见研究结论中的观点“南岛语族从中国大陆迁移至台湾”。以下几位学者的研究成果，正是“台独”势力所谓的“理论依据”，但其本质上却是一种“大陆说”。
1975年，美国学者施得乐（Richard Shulter Jr.）与马尔克（Jeffrey C. Marck）认为，傣、Kadai、南岛的共同母语的起源地在约公元前10000年的亚洲南部，即华南与中南半岛北部一带。这三个语群的共同母语社会可以与绳纹陶文化联系起来。而公元前9000年之后从母语分裂的一支，即古南岛民族，可能就已迁移到台湾来。古南岛民族的起源地有三种可能：台湾、南洋群岛、其他地方（例如华南）。他们从语言与考古资料解释，认为以台湾为南岛民族的起源地为较好。他们认为这虽不是绝对的，但是最佳的推论。可见，他们并不否认古南岛民族更早期迁移到台湾之前，极有可能是来自中国南部。
美国学者白乐思（Robert Blust）根据人称代词的演变，认为台湾地区的语言占南岛语系四大分支的三支。后来，他根据音韵的演变，对南岛语言重新分类，将南岛语系的下位扩展到10个主要语支，其中9支为台湾的南岛语。他认为台湾地区的语言最纷歧，也最有可能是原始居留地；最新最全的语言资料显示古南岛民族的日常生活所接触的动植物群都见于台湾岛上的各种地形和气候。因此，他推测古“南岛语族”的老家在台湾，南岛民族从台湾开始扩散。但是，白乐思也提出“南岛语族从长江上游（金沙江）向东到达长江出海口附近，然后沿海岸南下，到达福建沿海一带，距今大约7000多年前，大约再过1000年才到达台湾”。根据这些，大致可以推测“南岛语族到达台湾以后，大约在5000年前才向外扩散到太平洋地区,所以说台湾是古南岛语族的扩散中心。到达台湾之前，在华南沿海一带的就是古南岛民族的前身（Pre-Proto-Austronesian）,可惜今日在这个大陆上并没有任何南岛民族语言的遗留”。推测他们“都早已陆续被其他民族（尤其汉族）所同化了”。白乐思的观点实际上是认同台湾与大陆同根同源性。
澳大利亚学者贝尔伍德（Peter Bellwood）在白乐思的研究基础上，明确地阐述了“南岛语族”从华南经台湾到大洋洲的发展谱系。他提出“南岛语族”在太平洋岛屿上的迁徙与扩散路径，即“Express-Train”（快车）模型。该模型认为“南岛语族”起源于中国大陆，迁移至台湾后，经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东部，而后快速向波利尼西亚扩散。他还勾勒出“南岛语族”先民迁移的具体时间表：距今约5000—6000年前，长江流域河姆渡南面约1000公里处，即华南大陆沿海的一些已掌握农耕技术的古“南岛语族”先民带着农耕工具向外扩张，跨越台湾海峡，抵达台湾岛，发展出古老的“南岛语群”；在距今约5000—1000年，他们从台湾扩散到菲律宾、印尼、密克罗尼西亚、波利尼西亚等地。
台湾学者李壬癸认为“南岛民族”遍布于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各群岛，语言总数近1000种。台湾南岛语言虽只有20种，却具有两大特色：语言最为纷歧；保存许多古语的特征。语言愈纷歧，显示时间的纵深愈长，因此台湾最有可能是古“南岛民族”的发源地（homeland）。“台湾南岛民族在本岛上定居大约有六千年的历史了。南岛民族原先从何而来？今日学者虽有好几种不同的意见，但还没有所谓绝对正确的答案，仍有待寻找各种线索和证据。” “就我们目前所拥有的知识而言，我们只能下这样的结论：南岛民族的起源地以中南半岛沿海一带的可能性为最大……各种证据都指向中南半岛与中国南疆这一区域，多数权威学者也做这种主张。”
以上这些学者的所谓“台湾原乡论”，其实是一种“大陆论”。上面所提及的学者们虽然认为台湾可能是“南岛语族”起源地、“南岛语族”可能从台湾扩散出去，但是他们都不能不承认台湾“南岛语族”与中国大陆的深厚渊源，台湾“南岛语族”极有可能来源于中国大陆。
（三）“台独”势力对“南岛语族”的利用
自古以来，台湾与大陆同属一个中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为首的台湾政客以“台独”为目的，声称“台湾人不是中国人”，企图割裂台湾与大陆的关系。他们预设“台湾是南岛语族原乡”的前提，把原本关于“南岛语族”的纯粹学术研究问题加以歪曲利用，断章取义地选取学界关于“南岛语族”的研究成果，别有用心地提出了所谓的“理论依据”，荒诞可笑地鼓吹“原乡”的谬论。
1．建构“台湾民族主义”
“台独”势力通过书写“民族历史”，重构历史记忆，塑造“台湾民族主义”，朝“去中国化”迈进一步。关于史前时代的叙事，“台独”势力强调“南岛语族”是台湾少数民族，并借用沈建德“台湾有2000万原住民后裔”的伪证和林妈利“台湾85%人口带有原住民基因”的谬论，鼓吹今天台湾大多数人都具有少数民族的血统。“台独”势力鼓吹“台湾人”不是中国人，“台湾民族”不属于中华民族，“台湾历史”不属于中国历史，“台湾文化”不属于中国文化。此外，台湾政客基于政治目的，对台湾人群进行划分，主要分为“四大族群”：台湾少数民族（“南岛语族”）、福佬（闽南人）、客家和“外省人”。过去数百年时间里，台湾不同族群互相包容、逐渐融合。但是，近几十年来，原本单纯的族群问题被“台独”势力操纵，蒙上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李登辉和民进党政府有意利用族群差异来凝聚政治力量，大谈“台湾人选台湾人”“台湾人支持本土政权”“不要让中国人欺负台湾人”，宣称“中国人”与荷兰人、日本人都是外来统治者，把台湾历史与中国历史割裂对立。“台独”势力不断强调的“台湾主体意识”和“本土意识”，本质上是“台独意识”。李登辉和民进党利用族群问题，构建“台湾民族”的“集体认同”，再披上“民主化”和“多元化”的外衣，实现“去中国化”的“台湾国族认同”。随着政治问题的蔓延，原本较和谐的台湾社会的分歧越来越大，造成台湾族群之间矛盾尖锐，形成蓝绿两大对立政治阵营，整个社会不断分化撕裂。
2．开展“南岛语族外交”
20世纪80年代，“台独”学者蔡百铨提出要善用少数民族对于东南亚的“外交”。他认为，台湾少数民族与岛屿东南亚的语言，都属于马来—波里尼西亚语言，这两种语言又都属于南岛语言家族，因而提出台湾更可以“善用”南岛关联性，与所有南岛民族与国家“交往”。陈水扁执政时，于2000年在台北举办“2000年都市原住民政策国际学术研讨会”，澳大利亚、新西兰、马绍尔群岛、印度尼西亚、美国（夏威夷）等国家的代表与台湾少数民族代表签署了《2000年南岛原住民族宣言》，宣称要“增强我们身为南岛语系民族的认同”，“凝聚共同体意识”。2002年，台北举办“南岛民族领袖会议”，台湾与12个“南岛语族”国家或地区共同签署“南岛民族领袖台北宣言”。2008年，在帕劳成立永久总部，并在台湾设立秘书处。同年台湾政党轮替，马英九上任，不再推动这项政策，因此“南岛民族论坛”停办10年。2018年，蔡英文宣布每年8月1日都将举办“南岛民族论坛”，她以非常有限的相似词汇作为所谓的“证据”，试图证明台湾少数民族与太平洋岛国人民的亲缘性。她还鼓吹“台独”野心，大谈“台湾属于南岛文化，与中华民族是不同血缘”的论调。
2017年10月，蔡英文赴马绍尔、图瓦卢及所罗门群岛，参与所谓的“永续南岛，携手共好”为主题的“寻亲之旅”。她表示这三国人民和台湾人民都来自南岛，都是“南岛语族”的一分子，期待共同追根溯源。2019年3月，她赴帕劳、瑙鲁和马绍尔群岛，参与所谓的“海洋民主之旅”。与此同时，蔡英文当局还出资鼓动少数民族进行所谓的“寻根计划”。2019年2月，在民进党当局的鼓动下，台湾一群阿美族青少年参加新西兰毛利族人发起的Hawaiki Nui寻根计划。这是台湾历史上首次由官方支持的“南岛民族”来回互访计划。
民进党当局“数典忘祖”，对“南岛语族可能来自大陆”的主流观点视而不见，不承认“九二共识”，不愿意“两岸一家亲”，而通过“南太平洋认亲”，推动“南太平洋策略”，巩固所谓的“邦交国”关系。
3．篡改台湾历史教科书
两蒋时期，台湾当局重视中华文化教育，尽管两岸政治存在分歧，但在国家认同和历史认同上是一致的。李登辉上台后，为了获取“台独”势力的支持，不顾历史真相，大搞“去中国化”。他一再强调台湾“本土历史”。自1997年起，台湾初中教科书将台湾史与中国史分开，埋下“台独”史观的种子。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加大教科书“台独化”步伐，推出“95暂行纲要”。在台湾史部分，从台湾史前时代谈起，涉及台湾少数民族，即“南岛语族”。2006年，台湾教育事务主管部门修改高中历史教科书，将台湾史和中国史割裂开来，“本国史”不是指“中国史”，“我国”也不再指“中国”，形成两岸“分离史观”。2008年，民进党推出更“独”的“98课纲”。同年，马英九执政后冻结该课纲。2015年，马英九政府对“台独”课纲做了17处微调，基本上仍维持“台独”史观。
2016年，蔡英文上台后，在“去中国化”方面频频出手，推出“史上最独”的课纲和教科书。新的历史教科书极力打造“台湾民族论”。“台独”势力无视“南岛语族”起源于大陆的学术观点，以“南岛语族”取代中华民族作为台湾人的祖先，切断台湾与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关联，将其放到所谓“南岛语族”的文化脉络之中，在民族上“去中国化”。甚至以清初“有唐山公，无唐山妈”的情况，让多数民众误认为当时单身的汉人男性只能与平埔族女性通婚，并且是极为普遍的现象，进而认同台湾人多数有平埔族的“南岛语族”血统（但实际上清代台湾汉族与少数民族通婚的比例仍相当低），以此打造出“台湾国族血统论”，成为“台独”的依据之一。教科书还大幅删减“中国史”内容，删除自三国以来大陆和台湾的交流史，并将“中国史”归入“东亚史”。民进党企图通过建构“台独”史观，割裂台湾与中国的关系，在青少年心中留下“台湾不是中国一部分”“中国是外来政权曾侵占台湾”的扭曲历史观，把他们培养成“天然独”的一代人。
二、 国内外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南岛语族”基本上源自中国大陆
事实上，关于台湾“南岛语族”的研究，“南来说”在学术上缺乏坚实的证据，许多结论都是建立在猜想的所谓理论建构之上的，因此这种少数派观点，并没有为大部分的学者所认同。而台湾先民源自中国大陆等地，即“大陆说”（又称“西来说”），才是学界的主流观点。目前全球学术界普遍接受的观点是“大陆说”。凌纯声在数十年前就指出：台湾位于中国大陆架东南缘，西隔台湾海峡，与福建省相望，最近距离仅130公里，自古以来是“海洋与大陆两文化”的聚会点和必经之路。几十年来，学术界从多学科视角对“南岛语族”的起源问题展开深入研究。
（一）考古学视野下的“大陆起源说”
自1896年日本学者将田野考古学引入台湾后，这一百多年的考古发现为学界的台湾少数民族源流研究提供坚实的依据。考古学家根据现有的资料，可以构架出台湾史前文化的时空。
旧石器时代，距今约15000—30000年前之间，属狩猎采集文化的阶段，以台东县八仙洞遗址所出土的长滨文化为代表。在最后一次冰期，中国东南沿海、东南亚大陆与大部分岛屿连在一起。先陶文化时代，距今约5000—6000年前之间，属狩猎采集文化的阶段，主要分布在台湾东南海岸。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4500—6000年前之间，属农业文化的初期阶段，以大坌坑文化为代表。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约3500—4500年前之间，属农业文化的进步阶段，北部以讯塘埔文化为代表，中部以牛骂头文化为代表，南部以牛稠子文化为代表，东部以富山文化与大坑文化为代表。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2000—3500年前之间，属农业文化的进步阶段，北部以圆山文化、芝山岩文化及植物园文化为代表，中部以营埔文化和大马璘文化为代表，西南部以大湖文化和凤鼻头文化为代表，东部以卑南文化、麒麟文化（巨石文化）及花冈山文化为代表。
考古学者发掘的台湾最早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是“长滨文化”。台湾已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地点主要集中在台湾南部。福建已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地点主要集中在闽南地区。在更新世后期，地球处于末次冰期，“东山陆桥”全部露出水面。闽南地区的古人类从福建沿海地区漳州沿着成陆的“东山陆桥”长途跋涉到达澎湖群岛，再借助竹木排等渡海工具到达台南地区。
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台湾最早的文化是大坌坑文化，其遗址与福建的复国墩文化遗址有许多相同之处。20世纪70、80年代，施得乐与马尔克、贝尔伍德、白乐思结合考古资料，推测台湾的大坌坑文化可能代表从大陆东南沿海迁徙到台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并且是“南岛语族”向海岛东南亚及大洋洲扩散的源头。1987年，张光直概括了大坌坑文化在陶器、石器、遗址方面的特征，指出台湾的大坌坑文化是台湾少数民族文化的基础，是台湾“南岛语族”的祖先文化，而且台湾的大坌坑文化与福建复国墩文化关系非常密切，原“南岛语族”的起源地有可能是大陆的东南海岸。从目前的材料看，其地理范围集中在闽江口到韩江口的福建和广东东端的海岸。复国墩遗存的年代可以上推至距今7000—8000年前，其文化与张光直拟测的“南岛语族”祖先型文化相同，也许可以将“南岛语族”的祖先型文化从台湾大坌坑文化进一步上推至复国墩文化。也就是说，约5000—6000年前，大陆复国墩文化的人类可能从中国大陆东南及南海岸渡海来到台湾西海岸，是最早到台湾的原“南岛语族”人群，他们在台湾形成了大坌坑文化。当时大陆东南沿海居民，因为长年在海中捕捞，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经验，有了向海外岛屿拓展移民的机会。大坌坑文化的居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大陆东南沿海到了台湾。另外，台湾的大坌坑文化也与福建的壳丘头遗址下层、昙石山遗址下层、闽南的遗存均有部分相似性，加上澎湖果叶A遗址的彩陶器型和彩纹，与昙石山遗址中层和溪头下层早期墓葬的彩陶具有类似性，从这些来看，大坌坑文化可能与壳丘头遗址下层、昙石山遗址下层和中层等几个不同时代的文化先后有过接触，显示当时的人类可能在不同时期从福建沿海一带经金门、澎湖而到达台南地区。
两岸土著民族关系史与东南亚、太平洋“南岛语族”关系的研究延续了林惠祥、凌纯声的学术观点，认为中国大陆的百越族是“南岛语族”的祖先。20世纪50年代，林惠祥将有段石锛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阶段，发现初级和中级阶段的有段石锛在闽粤赣出现，高级阶段的有段石锛多在菲律宾和太平洋诸岛，因此推论“南岛语族”（当时称为“马来族”）形成于中国大陆东南部、南部与中南半岛，他们是百越族的一支，后来经台湾、菲律宾迁移至大洋洲诸岛屿，也经中南半岛迁移至印尼等地。李亦园认为：“认定南岛族的起源地在华南以及中南半岛前此虽有若干说法提出,但林教授把这一假设更具体予以证明,实是一种创见,而开了华南与太平洋文化关系研究之先河。这种假设与理论,后来又经先师凌纯声教授,因在台湾所得资料丰富,得以更加扩大论证,而形成环太平洋文化讨论的热潮。”凌纯声提出“亚洲地中海”以及“环太平洋文化”理论，认为东南亚和中国大陆南方、沿海地区具有共同文化特质，推论“台湾的先史文化十之八九是属于中国大陆的系统”，“多数的台湾土著族在远古来自中国大陆”。他还明确指出“(南岛系民族)曾分布于中国南部,势力强大,人口众多,为汉藏系南下前中国重要土著之一”。他将台湾高山群的九族、海南岛黎人群的四族、西南洞僚群的三族纳入南岛系民族范畴。陈国强、蒋炳钊、吴绵吉、辛土成延续林惠祥、凌纯声等前辈的思路，综合考古资料和历史记载，主张东南亚民族与百越民族之间有着源流关系。他们列举了考古与民族志文献，认为百越民族南迁有东、西两条路线，而且迁徙的过程不止一次。“特别是我国东南地区的越族，从大陆经台湾南迁进入菲律宾等地；在西南和南方的越族，也南迁进入印度支那等地。南迁的越族和当地土著一起，融合发展成为现在的东南亚民族。”吴春明等提出“百越—南岛”共同体的文化体系，将东南地区与太平洋群岛的土著文化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
（二）语言学视野下的“大陆起源说”
虽然有部分学者从语言学的角度，构建了所谓“台湾是南岛语族原乡”的理论观点，但即使是这些学者们，也无法否认台湾先民及其语言与大陆先民的关联性。“台湾为南岛语族原乡”的说法，与贝尔伍德以及白乐思两人的研究密不可分。20世纪70年代贝尔伍德等人致力于“南岛语族”的研究，建构南岛史前文化史与拟测“南岛语族”的起源地。他通过东南亚与大洋洲的考古资料做整合的研究与讨论。之后他结合白乐思历史语言学研究的成果与伦弗鲁（Colin Renfrew）所提的农业动力说（运用在古印欧语族的研究），加上考古年代的排比，得出北方（台湾）早而南方（东南亚、大洋洲）晚，也就是说，人群是由北往南移动，因而“台湾为南岛语族起源地”。但是他又无法否认中国大陆语言对于南岛语的影响，因此在1991年的文章说：“由于整个南岛民族的同化和互动过程极为复杂，因此认为中国南方或台湾是所有南岛民族单一起源地的说法难以被接受。”这样的说法实际上是推翻修正了自己关于“台湾是南岛语族原乡”的说法。
过去几十年，白保罗（Paul K. Benedict）的南傣学说盛行于西方学界，许多人都采纳他的观点，相信“南岛语族”与中国大陆侗傣语族有血缘关系。1985年，雷德（Lawrence A. Reid）通过检验两种语族的材料，分析它们词汇量的相似性性质与数量，认同彼此之间的亲属关系。1994年，杜冠名（Graham Thurgood）推论这些形似的词语并非传承自共同的母语，而是移借来的。如果这种说法成立，说明距今至少7000多年前，古“南岛语族”与古侗傣语族在中国西南方有密切接触。
20世纪90年代，邓晓华从同源词的语言材料入手，发现在壮侗语与南岛语中都存在有关于原南岛语文化的底层词汇，认为这种同源关系证明壮侗语族的先民是原南岛人。公元前5000—3000年，台湾海峡和中国大陆南部沿海地区仍操原南岛语，以大坌坑文化和复国墩文化为代表。公元前3000年，受龙山形成期的文化的影响，中国大陆形成了新的文化形态，因此导致南岛语系在中国大陆几近绝迹，而台湾则保留旧的南岛文化。2018年，范志泉、邓晓华、王传超结合考古学、分子人类学、语言学研究成果，进一步论证“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问题。他们认为侗台—南岛语族人群的先民是新石器时期的居民，他们居住于亚洲大陆东南部。距今约5000—6000年前时，他们开始向外迁徙与扩散。留在中国大陆华南地区的先民，一部分受到汉人南迁和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先民的古南岛语逐渐与中原汉语融合，形成了不同于北方的南方汉语，南方汉语中保留了古南岛语底层；另一部分演变为现在的侗台人群，侗台语经历了从多音节简单化为单音节、无声调变为有声调的“类型转换”过程。离开华南地区的先民，一部分向东迁徙至台湾，在台湾独自发展后，又经菲律宾到达印尼，形成早期的Lapita（拉皮塔）文化，之后快速扩散到大洋洲；另一部分向西经由中南半岛和东南亚岛屿南下，扩散到印度尼西亚东部。
我们认为亚洲大陆的汉族语族与壮侗语族之间存在着发生学的关系，而壮侗语族与南岛语之间也存在发生学的关系，这有一批基本核心词为证据。检查美国学者苏瓦迪士（M. Swadesh）的前100词，我们发现壮侗语族与南岛语同源的比例较高。例如：“日、月、雨、火、水田、水、夜、树叶、头虱、角（牛角）、尾、眼、鼻、嘴、牙、舌、手、脚、腹、血、肉（肌肉）、骨、路、名字、知、咬、吃、死、飞、来、站、新、红、黑、绿、我、你、这”，此外还有雅洪托夫35词中的“盐、风”等。
语言学的证据表明“南岛语族”跟壮侗语族有发生学的关系；同时跟南亚语、苗瑶语以及汉藏语都有程度不同的联系，有些同源词形式可能反映因早期文化接触和扩散所造成的借用的结果，而有些同源词形式则可能反映早期人群的共同来源的保留。总之，根本无法否定南岛语跟其他几个东亚语族的早期的密切关系。
（三）分子人类学视野下的“大陆起源说”
2011年，台湾史语所的陈仲玉在台湾马祖亮岛发掘了距今约8000多年前的石器与陶片等遗物和“亮岛人”遗骸。2012年，陈仲玉委托德国马克斯·普朗克人类演化研究所测量了“亮岛人”遗骸的线粒体DNA，发现线粒体属于E单倍型。E单倍型广泛分布于台湾少数民族、菲律宾、印尼等南岛语系地区，在中国大陆并不存在。而E单倍型的祖先为E9单倍型，分布在长江流域和浙江省靠近亮岛地区，但在台湾却不存在。因此推论E9单倍型到E单倍型的分化过程是在中国大陆以外，E单倍型是随着南岛语系的扩展而进入马来群岛和太平洋岛屿。“亮岛人”从中国南方大陆到达台湾，他们是台湾“南岛语族”的先民代表。
2020年，中国科学院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付巧妹团队在《科学》杂志发文，从核基因组数据对此进一步解读。该团队测量了25个距今9500—4200年前的个体和1个距今300年前的个体基因组。研究发现，距今8300—7500年的台湾“亮岛人”和距今8400年的福建“奇和洞人”是同一种人群。福建“奇和洞人”不仅与现在的“南岛语族”人群有很强的遗传关系，而且和“南岛语族”人群的祖先（距今3000年太平洋瓦努阿图的Lapita〈拉皮塔〉文化人群）有密切的遗传关系。因此，可以确定“南岛语族”人群起源于至少8400年前的中国南方大陆的福建及毗邻地区，之后他们向东南亚、太平洋岛屿和印度洋岛屿迁徙。
2021年，厦门大学王传超团队在《自然》杂志发文，发布了东亚地区距今8000年到1000年前166个古人基因组测序数据。该团队通过对3000—1000多年前台湾汉本和公馆两处考古遗址出土人骨的DNA分析，证实了“南岛语族”人群与大陆壮侗语人群同源，“南岛语族”人群形成过程中还受到来自北方农业人群的基因混合影响，南岛和壮侗的祖先人群向南扩张，传播南岛语和壮侗语，并对南亚语人群有遗传贡献。研究人员对公元前1300年到公元800年的台湾汉本和公馆遗址46具人骨成功进行了古DNA提取和测序。这些样本的父系Y染色体类型主要是O3a2c2-N6，母系线粒体DNA类型主要是E1a，B4a1a，F3b1和F4b，这些Y染色体和线粒体类型也普遍出现在现代台湾人中。台湾古代样本和现代南岛语人群都和大陆东南沿海古代人群和现代壮侗语人群共享更多的等位基因位点，这说明南岛语人群与大陆壮侗语人群同源。与大陆东南沿海的狩猎采集人群相比，台湾古人和现代南岛语人群还带有约25%的来自于北方农业人群的血统，这表明新石器时代有从大陆北方流入台湾地区的基因流，这种北方农业人群血统可能来自于种植粟黍的农业人群，比如说台湾新石器时代的大坌坑遗址就有小米出土。
“南岛语族”研究者们通过考古学、历史语言学、分子人类学理论与实证研究，推测出“南岛语族”先民们的迁徙与融合史。这些研究成果跨越不同学科，互相印证，从学理上和法理上都有力地证明了“南岛语族”起源于中国大陆地区，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三、 “误入歧途”的“南岛语族”问题
“南岛语族”问题从根本上讲，其地域界限，应该是在“南太平洋”地域的范围之内。这些年来，由于政治因素的干预，“南岛语族”的地域界限被不断地扩张，不但涵盖了台湾全岛，而且还逐渐向中国大陆区域延伸。这种延伸，是地地道道的“本末倒置”。从文化传承学的角度来定义，既然学术界对于台湾先民及其文化的起源的主流观点是源自中国大陆，也就是所谓的“大陆说”或“西来说”，那么就应该顺理成章地把台湾的先民及其文化，称之为“华南少数民族文化”或“南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又怎么能够把族群及其文化的流末，反过来把源头称之为“南岛语族”呢？把台湾的先民及其文化定义为“南岛语族”，既缺乏科学与学术的依据，同时也有悖于文化逻辑的常理性。这就譬如某A族群的后裔中有一小部分人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化，变成了某B族群，而其本源的A族群也纷纷把自己变成B族群一样，本末倒置导致了族源的混乱。再举一个不甚恰当的比喻：假如某一族群有些后裔沦为强盗，根据以上本末倒置的逻辑，那么其先祖的所有族群，是否也都成了强盗之族呢？
把台湾先民及其文化定义为“南岛语族”，既有学术上的原因，更有政治上的原因。
（一）其他学科戴上语言学科的“枷锁”
“南岛语族”的研究始于语言学界，许多研究方法也来源于语言学。考古学、人类学界的学者们也纷纷加入“南岛语族”研究，但是他们的研究常常受到语言学研究的束缚。“南来说”的代表人物柯恩，于1899年首次用语言古生物学的方法，比较了存在于各地的100多种现代南岛语言，根据拟测得到的动植物、海洋生物、舟楫相关的词汇，发现它们具有热带海岸地带的特征，因此推论“南岛语族”最可能起源于印度支那半岛海岸。20世纪70年代之后，其他语言学家，如戴恩、白乐思等语言学家都沿用柯恩的方法，进一步拓宽拟测的范围，得出“南岛语族的发源地应在热带的海滨地带”等相近结论。
语言学的研究成果看似丰富，但论证资料和论证逻辑不够严谨，存在着诸多偏颇之处。柯恩等人拟测“原南岛语”时所对比的只是“今南岛语”的材料，这样他们就把那些曾经使用南岛语而今已消失（或尚存在但不明显）的地区，如我国的壮侗语地区、闽南语地区排除在可能的起源地之外了，还忽略了史前、上古时期和现代的“热带海岸地带”不是完全重叠的空间，由此得出的结论的科学性是十分让人怀疑的。戴恩、白乐思、李壬癸等的理论基础是萨丕尔的历史语言学观点，认为可以通过语言变异、复杂程度来推论民族迁移的历史与动向，语言最纷歧的地区也就是该族群的原住地。戴恩以苏瓦迪士所拟定的200个基本词汇表中的196个作为研究对象，发现语言最多、纷歧最大的是西新几内亚及其附近地区，因此认为这里是“南岛语族”真正的发源地。白乐思根据音韵的演变，认为台湾的语言占整个南岛语系的十大分支的九支，因此台湾地区的语言最纷歧。李壬癸认为台湾语言最为纷歧、保存许多古语的特征。他们的研究都是在认同萨丕尔“语言变异”理论的前提下展开的，而没有考虑各个地区语言变异是多因素的，没有充分论证该理论在“南岛语族”地区的适用性。而且“南岛语族”跨越的时空很大，包含上千种语言，不同研究者在收集词汇时，很有可能收集的词表出入很大，不同研究者得出的结论也可能相差很大。因此，单纯依靠语言学的方法很难科学确定“南岛语族”的起源地。许多严谨的学者都主张“用古语拟测方式得到的原南岛语族文化，一定要用考古学的方法加以证实或对证”。虽然如此，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等在学科研究中，却往往受语言学研究先入为主的影响，将语言学的“发现”作为考古工作的前提，戴着语言学研究的“枷锁”，努力去证实或证伪语言学的研究成果，难以跳出既定的框架圈子，束缚了本学科在“南岛语族”问题的研究。
（二）公共传媒沦为“台独”舆论的工具
学术研究因其专业性的特征，往往限于学术圈内，大众对其研究成果的关注度和认知度较低。而公共传媒则扮演社会“沟通者”的角色，生产的文化内容在大众中广泛传播。当权者利用公共传媒作为灌输和劝导的手段，“诱使人们同意某些政治立场”。媒体通过新闻故事、专家评论、民意调查等方式来表明政治态度，影响大众的政治立场。台湾媒体在台湾的政治生态中扮演重要角色。媒体本应公正理性，但台湾传媒受制于蓝绿两大阵营，践踏媒体的专业精神，站在“台湾认同”的立场，在信息传播时只顾立场，不顾真相，不顾是非。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南岛语族”的研究成果，主流的观点是支持“大陆说”，即原“南岛语族”从大陆沿海地区迁徙至台湾，再从台湾向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扩散。但“台独”势力出于分裂中国、实现“台独”的目的，断章取义地选取研究成果中的一部分，把作为“中转地”的台湾当作是“南岛语族”的源头。部分无知无良的台湾媒体作为“台独”势力的喉舌，也紧紧跟随民进党步伐，盲目鼓吹“台湾是南岛语族的原乡”“台湾是南岛语族的一分子，和南太平洋国家地区具有亲缘性”，极力向大众宣传“台湾主体意识”和“去中国化”的“台独”意识。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关于台湾先民及其文化的学术研究过程中，其他学科有意无意地戴上语言学科的“枷锁”，顺人鼻息地把台湾先民及其文化称之为“南岛语族”；在台湾政治人物和媒体的操弄之下，台湾地区是“南岛语族”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是“南岛语族原乡”的说法，近年来似乎已经演变为“约定俗成”的一种说法。这种深受台湾“台独”文化影响和学术上的某些偏颇，却正在影响着福建的媒体以及部分政治人物。他们在不知不觉而又热情洋溢地落入“台湾南岛语族”话语的陷阱之中，跟随着台湾政治人物的指向，开口闭口地谈论着所谓“台湾南岛语族”的学术问题，甚至声称要大力推进台湾和大陆的“南岛语族”研究，把我们自己也变成了“南岛语族”。
台湾岛内的一些正规的学术机构，如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是台湾岛内最权威的有关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机构，研究所内也有不少带有“台独”倾向的深绿人士，他们深知所谓“台湾南岛语族”是一个证据不足的炒作命题，因此也很少有人涉足这种似是而非的所谓研究讨论。目前在台湾岛内炒作鼓吹“台湾南岛语族”的人士，基本上是“台独”媒体、部分“台独”政客，以及少量跟风鼓噪的三四流所谓学者。这种学术上的无知附和，更是使本无多少根据的所谓“台湾南岛语族”，声张成为一种大众所接受的历史“定义”。混淆是非、虚实难分恰是“台独”势力想得到的结果。“南岛语族”起源问题，是个学术问题，要避免舆情发酵和政治声张，要让它最终回归到学术界的理性对话中。
作者陈支平，系厦门大学国学院教授；刘慧钦，系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
编辑：湘 宇
校审：水 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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