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辰院士：上医当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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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面】王辰：上医当为国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他既是医生也是校长，致力于打造“医学界的小岗村”，培养医学界的优秀人才。他就是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王辰，本期节目将对王辰进行专访，带您了解一个医生和校长的家国情怀。
(点击观看完整视频 时长：38分4秒）
王辰：上医当为国
中央电视台 新闻频道《面对面》
王辰，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作为呼吸病学与危重症医学专家，王辰多次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挺身而出。
2003年，王辰担任北京防治“非典”专家组首席专家；
2009年，甲型H1N1流感流行，王辰担任国家医疗专家组组长；
2020年，武汉新冠疫情暴发时，王辰提出建立“方舱医院”的建议被采纳并得以实施，迅速扭转抗疫战局，被称作“关键时刻的关键之举”。
针对当下的疫情，以及中国医学的更多话题，王辰接受了《面对面》栏目记者董倩的专访。
采访实录
新冠病毒还处于变异和进化中，远未稳定
记者：中国内地已经出现了奥密克戎的变异株输入病例导致的本土病例，作为曾经深度参与过病毒防控的医生，当病毒发生一代一代变异，应密切关注它的什么？
王辰：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要关注“病毒的变异和变异产生之后的稳定性”。这个病毒是一个很聪明的病毒，我们说它是“完美级病毒”，它很懂得如何生存和适应自身，而它的生存和适应的方式必然是传播性增强，致病率降低，在体内存活时间长一些，这就是它进化的方向。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很难有所谓的真正精确时间上的“预言家”。
记者：因为变量太多了。
王辰：太多，太难以把握，而且是不可控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所谓的自变量是多元的，产生了无数种变量结果，造成了无数可能性，很难预测。
记者：当每一代变异株出现在中国的时候，你们怎么去观察第一例和继而出现的这些病例。
王辰：第一，观察病毒本身的变异情况。另外，观察病毒感染人体后所造成的相应变化，包括对人体的感染性、人体之间的传播性、在体内存活的时间、对人体的致命性等。
记者：我们已经与这个病毒共存了两年，现在我国对它的理解到什么程度了？
王辰：进行中，因为一个新的病原出现后，人们对它的认识往往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尤其对于一个新的病原，它处在变异中和进化中的状态时，因为它没有稳定下来，病原造成的被感染体，就是宿主，他们之间的交互作用也在互相的适应和变动中，所以现在我们尚未掌握这个病的规律，它还没有形成相对稳定的状态。
记者：两年了还没有稳定？
王辰：实际上，两年时间对于一个新宿主的适应期并不是太长。去年（2020年）4月在武汉时，就开始有人谈“后疫情时代”了，我说：我们还处在疫情时代，别以为我们胜利了，我们只是对这个病毒还缺乏想象力。
医生不仅要关注对面这个人，还要想到他身后的群体和社会
记者：假设我是一位患者，您是一位医生，我去找您看病的话，我关心和评价您是不是一位好医生，标准就是能不能治好我的病、能不能让我以后不发病，这就是病人的评价标准。我们换一个角度，如果站在您的角度，经过疫情之后，再来定义一个好医生，那么什么是好医生？
王辰：既要看到在床上躺着如此危重的病人，还要考虑到他的家庭、社会环境、国家民族，这就是医生和医学界应当考虑的问题。
记者：每一位医生在给患者看病的时候，不仅应该关注对面这个人，还应当想到他所代表的群体。
王辰：我们现在所从事的工作，所从事的专业叫临床医学，临床医学临床照顾是不厌其精、不厌其个性化的，医学上叫个体化医学，乃至叫基因水平的精准医学，每个个体是有很大差别的。
健康经常被狭义的理解为身体强壮、不得病。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健康包括三个方面含义，第一是身体健康，也叫生理健康。第二叫心理健康，不仅仅是不焦躁、不焦虑、不精神分裂，还得平和、愉悦。第三叫社会适应，其实有更广博的含义，社会适应是人际的，我们两个之间不仅你健康、我健康，我们还得能够和谐相处。
健康还有第四个含义，我们叫环境友好，英文可以叫做Environmental well-being，就是人和环境之间的良好互动，人不过度攫取和破坏自然，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说，大健康的含义就是人全面的健康，更是一个群体乃至人类整体群体的健康。实际上是以群体乃至人类健康效益的最大化，以及这种效益的长远化作为追求的一门医学体系，这个体系叫做群医学。
王辰：要特别强调的就是公共卫生的问题，就是基于群医学的医学原理，所采取维护群体的健康，来追求群体健康效益最大化的行动，叫做公共卫生。这个公共卫生在我们国家就是经常被片面的理解和思维，好像这是疾控中心的事情，和其他部门关系不大，绝对不是这样的。公共卫生和医学一样，都是从对疾病的预防、诊断、控制、治疗、康复，再加上对健康人的健康促进，从这六个方面来增强和维护健康的。
记者：对于医生来说，我就是坐堂行医。我不会迈出我的工作范围，“我不让你得病”好像不是医生的工作。如果说到卫生这一块，未来经过这一次疫情，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医生的工作往前再走一步？别等着它来，我让它别来。
王辰：这是非常重要的观念转变，也是通过这次疫情，我们应当意识到的。目前我们国家是把预防和诊断、治疗分割开的，实际上我们有关部门提出所谓“医防结合”的情况，都是把医和防先变成独立的东西，再去谈结合了。
现在，我们的公共卫生工作体系一定要强健起来，国家明确提出要建立一个强大的现代公共卫生体系。但什么是公共卫生体系？我们谁来承担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工作？我们不得不说，在现在有些人的观念里面，特别是我们医学界的一些人士观念里面，把这个事情小众化了、局限化了。
对于卫生的投入不可视为消耗，而是best buy——最佳的投资
在连续三年的两会上，王辰都提交了建议设立国家医学健康科学基金的提案，从而加大对医学健康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并设立良好的体制机制。王辰认为，要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国家必须加强投入。
王辰：2019年，世界银行公布过各个国家经过比对之后的卫生投入情况，按照世界银行的推算，经过各个国家的equivalence对等校正之后，我们国家投入了GDP的5.4%，其中政府投入2.9%，而世界平均水平是卫生投入占GDP的9.9%，其中政府投入占5.9%。9.9%对5.9%、5.4%对2.9%。
对于卫生的投入不可以视为一种消耗，如果是成本的话，是一个能够“一本万利”的成本，与人终极利益密切相关的这种社会投入叫best buy——最佳的投资。
我们整个医学卫生事业的发展方向一定是以提升医疗质量并维护好人民的预防、诊断、控制、治疗、康复和健康促进为主线的，而不只是斤斤计较于一些所谓控费的相关问题。
做医生尤其要祛除“私”和“虚”
记者：您在毕业生的典礼上说过：“我的学生就是协和医学院的学生，不能做这样的人，不能做有这两个字的人，一个是“虚”，一个是“私”，要做心里有公，做事要实的人”。为什么在毕业典礼上会特别说不希望自己的学生成为那类人？
王辰：讲这话的时候，我本来不想讲，但最后想着这也算是所谓的“最后一课”了，心里最关键的话、最需要像家长叮嘱孩子一样的话，应当就是这两个字。所谓“私”和“虚”字，这是我们现在必须要面对的、带有一定的比例的，这个比例在人群中还不太低的现象。
人都有“私”的时候，人也有“虚”的时候，但这个比例要控制住，一定在关键问题上主要体现的是公，不能是个“私”字，做事一定主要是个实字，而不是个“虚”字。“私”字表现出来的时候，他思考问题就是功利性的，他想什么事都是“这个事对我有什么好处、这事情我会特别得罪人、这事情能让我得到什么，我怎么能够以这个事半而功倍”，这真正是功利性的思维方式。
记者：医生也是人，为什么医生不可以这样想？
王辰：医生的职责所系。一旦“私”表现出来，就会变得功利性，包括在医疗行为上，变的成功利性就很可怕。而真正表现出来的时候，行为上就是一个虚字，这个虚字就是表现出“表演性做事情”，不追求所成。
创立“4+4”医学教育模式，培养多学科融合的顶级医生
出任协和医学院校长半年之后，2018年7月，协和医学院创立“4+4”医学教育模式，与国际先进的医学教育接轨，并提前开设了试点班。4+4中的第一个“4”，是在本科教育阶段，学生们可以分布在各学校学习各自专业，比如文学、生物、哲学、法律等。这些来自不同专业且在大学期间产生学医愿望的人，在本科教育阶段完成一定的生物学、有机化学等医学预科课程，并通过医学院入学考试之后，再接受4年临床医学专业培养，毕业时可以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王辰希望，“4+4”制度能培养多学科融合的顶级医生。
王辰：学医的学生本身的知识体系相对比较单纯，就是医学院所教授以生物学为主，兼用其他医学知识和医学体系，每个学生的思维方法有很大不同，相比理工科，学文科的会忍不住往人文关怀、人文思维方向去思考，学生物的会很关注生命科学的机制，学法学的会从法律角度面对医患关系、日常行医，学法的在面对医患关系，或者将来参与制定医师法、卫生法工作的时候，会想怎么更好地维护医患双方的利益。
记者：您是要培养一个出色的医生，还是要培养一位出色的医学方面的学者？
王辰：兼备，每个人的个性不同，医生本身就是学者。
记者：作为一名患者，去看医生的时候，他不会去想他有没有多学科的经验，只在乎你是不是足够深、足够精、足够尖，来治好我的病。
王辰：会的，这部分教育就是第二个“4”，第二个“4”就是医学院教育，医学院教育是通过甄选出来的前面那“4”中非常优秀的学生来学医，这些人用的是最先进的教学方法，所谓器官-系统-功能三者整合的模块式的教学方式。
记者：您一直强调，医学生不仅仅要学医学，更重要的是要学习多学，人学、至学，您为什么这么强调这些多学的存在？
王辰：德为才之帅，有了才，这个才能不能从正面的角度发挥出来，能不能产生正面的效果，都是德所决定的。没有以德率之的话，这个才可能会出偏差。所以始终不能忘却和强调的第一点是“德不近佛者不可为医”，第二点才是“才不近仙者不可为医”。而德和才兼备是根本的，所以缺一不可。
记者：但是您对学生的要求不止步于此？
王辰：是的，协和的校训是尊科学济人道，而协和的校风呢？我想应该是悲悯、专注、自省。
记者：这么多年来，这三个词您是怎么理解的？
王辰：第一，所谓“悲悯”是什么？就是仁爱之心，而且医生要有等视众生之心，见到弱者和需要扶助者的时候，特别是人处于疾病状态、人最无助状态的时候，医生要陡生、顿生、常生悲悯之心。
第二，“专注”，你知道医生看病的时候，容不得心有杂念，容不得心有旁鹜，必须心无旁鹜的去面对，尽他能力所及聚焦在病人身上，能够把他治好。
第三，要“自省”。像张孝骞先生所讲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越年资高的大夫就越懂得害怕，就越知道这可能随时会出错。而且医学又是一个最不容错的、超越航空级不容错的一个行当，所以时刻想着不要自以为是、不要膨胀、不要犯错误。
庸医之害，甚于无医，在疾病状态下，宁可没大夫，不可能由庸医把事情搞反了。
国家赋予我们的不是权力，而是责任和使命
王辰始终认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绝不局限于卫生健康部门或卫生健康行业一隅，而是全社会的事情。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包括卫生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社会资源分配等等，才能真正实现全体人民的大健康。
王辰：“没有哪个国家真正提过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科技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人才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每次听到这个，我心里很感佩，我第一次听到总书记讲，科技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时候，我心里一抖，觉得是点着中国医学科学院的脑门说的。
记者：为什么会这么联想？
王辰：因为中国医学科学院担负着国家医学科技发展责任，而总书记在2016年的又明确地给中国医学科学院提出要求，将中国医学科学院建设成为我国医学科技创新体系的核心基地。
王辰：我明年就60岁了，经过学医、从医、传医四十多年的感悟，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去向社会讲这个话，去动员社会，去进言、去影响、去灌输给学生和相关的人，让他树立观念，进而采取切实的行动。与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社会文明、人民福祉是高度相关，是最直接相关的医学卫生健康事业。
记者：您现在处在这样的位置上，能看到、意识到问题的紧迫感，您也能意识到发展的前途。
王辰：我一定要检讨自己是不是因为学医的、从事卫生工作，所以我很偏狭，医学院叫做“管状视野”，只看到了自个这一块并夸大，但经过思考，据我有限的所有的公正，所有的智慧和良心所及，我恰恰替人类、替我们的民族、替我们的国家、替民众看到了这一点，我有唤醒众生，去能够形成社会共识，来真正地使社会各界、使人民、使国家、使人类、使世界、使星球能够得其所的这样一个责任，人类需要这样一种前瞻性的思维。
记者：当您内省之后，觉得这是一个与公众有关，与所有人有关的事情，您有很大的急迫感，但身处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发展进程中，您会受到历史、现实的各种掣肘，各种制约，也就是说您想做、知道应当怎么做、但是现实无法做到的时候，您会是什么感受？
王辰：首先是尽己所能，居庙堂之高，一定是要忧国。你是国家赋予责任的人，这不是你的权力，而是你的责任和使命，这时你就必须选择去做，尽己所能，这就是我们的基本态度，然后在方式方法上尽可能的去撬动、去影响关键环节，在国家和民族的层面上，我们能够通过健康的追求行动使这个民族得其完美，进而在世界、在人类能够实行示范效应，使中国真正成其先进。
专题片：走近王辰院士
来源：央视新闻、 呼吸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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