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界，古称崇山，亦名大庸、天门。历有县、郡、州治，设于此。今择其充、大庸、天门、永定政区地名，作初步考释。
《汉书·地理志》：武陵郡辖十三县，充县为其一。[1]《后汉书·马援传》：“从壶头则路近而水险，从充则途夷而运远。”东汉建武二十五年（49），马援率军四万征讨“武陵蛮”，军至壶头山（今湖南沅陵县高坪乡境）为义军所困，马援病死于此。文中“充”即充县。自此后，充县地名，史载不绝。
充，何以为名？当与崇山密切相关。
古文中“充”“崇”音近而义同。《说文·儿部》：“充，长也，高也。”《说文·山部》：“崇，嵬高也。”段玉裁注“嵬高”为“山大而高”。《尔雅·释沽上》：“崇，充也。”《说文解字》：“崇，充也，音近假借，以崇山名。”民国《辞源》：“崇，充也。”在此充，崇一义，均指高峻的山。共和国《汉语大字典》释“充”：“古县名，在今湖南大庸西（注：今张家界市永定城区）。”[2]
充县，汉高祖五年（前202）置，因县治近邻崇山而得名。《史记·五帝本纪》：舜“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3]文中“崇山”，应是有所指。然而“崇山”位于何地，历有争议。有学者释为“崇山峻岭”， [4]不妥。（宋）《书·蔡沈注》：“崇山南裔之山，在澧州。”明代隆庆《岳州府志》：“驩兜墓在永定卫崇山，舜放驩兜于此，死葬焉。”清代《读史方舆纪要》：“崇山在充县城西三十里，传舜放驩兜处。”清代《古今图书集成·永定卫》：“驩兜冢在崇山上，樵牧偶遇，冢砌茔然，桦柏蓊郁，寒气逼人。”此外，《荆州记》《太平环宇记》《尚书地理今释》《湖南通志》《古史辩》《辞源》皆持此说。
今有地方文史专家实地考察并结合古今图书资料认定：崇山主峰，当指今张家界市永定区飞机场南侧数公里处，与天门山相连，海拔1169米，方圆23平方公里，山顶面积约4平方里。现有2个自然村，居1000余人。[5]1987年在永定区发掘一批汉代木简，简牍内容有汉律、官府文书等。其中一枚简正面有“充长之印”，兵槽椽猛使福以邮行，永元元年十二月二十日“辛丑起廷”字样，汉“永元元年”即公元86年。这就充分证明，充县古城在今永定区无疑。由上所述，充县因崇山而得名，县治驻今张家界市永定区城内，有充分依据。
崇山，何以为名？应与三苗国密切相关。
《战国策·魏策一》：“三苗之居，左洞庭，右彭蠡”。唐代杜佑《通典》：“今岳州、潭州、衡州，皆古三苗国。”三苗国地域，大致包括今湖南、江西两省全部及周边一些省份小部分地域。三苗部落先祖为九黎部落。《国语·楚语》《逸周书·尝麦篇》《吕氏春秋·荡兵》《战国策·秦》《山海经·太白阳经》等典籍中，皆有九黎部落联盟崛起，其首领蛮尤，率其部落联盟与黄帝部落联盟，长期争战的记载。《太平御览·卷一五》：黄帝与蛮尤九战九不胜。后黄帝部落联盟，联合炎帝部落联盟，最终在涿鹿（今山西省运城市盐池；亦云河北省涿鹿县）将蛮尤擒杀。九黎部落联盟战败后，退居今洞庭湖、鄱阳湖之间，到尧、舜、禹时，又形成三苗部落联盟，史称“三苗国”，其首领为驩兜。《尚书·尧典》《国语·楚语下》《墨子》《荀子》等典籍中，多有三苗部落处南蛮而不宾服的记载。
据地下出土文物考证：我国古代三大部落集团之一三苗氏一支，确在南方活动，其范围正是南方几何印纹陶的主要分布区[6]。这表明三苗部落西迁后，古越人逐渐占住这些地域，形成三苗人、古越人杂居的局面。湖南澧县新石器时代晚期城头山遗址，属屈家岭文化（距今约5500—5000年）[7]这是否为三苗国政治活动中心，有待进一步考证，但属于三苗国活动范围，当无疑。
至尧、舜、禹时代，尧、舜、禹部落联盟，长期征伐三苗部落联盟。至舜代，《尚书·尧典》记舜“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窜三苗于危。”《淮南子·修务》：“舜南征三苗，道死苍梧。”商周时，三苗主要部分，仍与长江下游其它民族杂处，史称“荆蛮”（南蛮）。后楚人沿汉水而下，占住江汉平原腹地，称之为“荆楚”。充县，以崇山为名，说明充县之置，与三苗国有历史文化依源。
《水经注》：“充县废省，临澧即其地，县即充县之故治，临侧澧水，故为县名，晋太康四年置。”清同治续修《永定县志》：)……北周建德四年（575）废临澧、溇中二县置北衡州，隋开皇十八年改北衡州为崇州，附郭一里置崇义县。大业三年（607）州废，仍崇义县。唐初仍崇义县，唐麟德元年（664）省崇义入慈利。北周建德四年武帝宇文邕曾以天门山为南岳，祀之。故置北衡州。由此可见，无论是充县，北衡州、崇州、崇义县，其得名，皆缘于崇（充）山。
大庸，作为行政区划地名，亦可考。《明史·地理志五》：慈利“元慈利州。洪武二年降为县。西南有天门山，有槟榔洞，与瑶分界。又西有崇山。”[8]《湖南地名志》记：明洪武二年（1369），在今永定区城置大庸县，三年，从永顺县迁羊山卫（明洪武二年置）于此驻重兵，以平覃垕，改大庸县为大庸卫（注：军事建制，属湖广都使司）[9]。洪武二十三年，分大庸卫为永定卫和九溪卫。大庸县、大庸卫，由此录于国史地志。
大庸得名，与古庸国有历史渊源关系。
庸，《说文》：“庸，用也。”朱骏声通训定声：“庸，事可施行谓之用，行而有继谓之庸。”后人依《书·尧典》《书·大禹谟》《礼记·内则》关于“庸”之所载，引申有采用、使用、任用等义，前后有20多种释义，但其本义则是“用”之意。不过，古文中庸通镛。《诗经·商颂》：“庸鼓有斁”。毛传：“大钟曰庸。”陆德明释义：“庸，依字作镛，大钟也。”《尚书·益稷》：“笙镛以间，鸟兽跄跄。”《逸周书世俘》：“王定奏庸，大享三终。”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庸，假借为镛。”庸，古文中亦通墉。《诗经·大雅·崧高》：“以作尔庸”。毛传：“庸，城也”。陆德文释“庸，本亦作墉”。其实在甲骨文中，庸字字形象古代穴居有台阶旁出，台阶上有覆盖之形，台阶之间有“口”，为穴居出入之所经，为雨水下注入口，故上有覆盖。《说文》：“墉，城垣也”。后多引申为城墙之义。《周易·周人》：“乘其墉，弗克攻。”即指此义。
庸，古国名。《尚书·牧誓》：“武王兴兵伐纣，庸率卢、彭、濮……。”周武王率“……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 、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共伐商纣王，庸国为武王伐纣联军为首的一支，位在蜀、羌人之前。其时，庸国疆域广大，《魏书》《华阳国志·汉中志》《太平环宇记》《舆地纪胜》中皆有明载，其辖地大致包括今鄂西、湘西，以及巴东广大区域。《读史方舆纪要》：“四川首州府，周庸国地。大宁、奉节、云阳、万县、开县、梁山皆其地也。”
庸助武王灭纣后封为伯，筑城于上庸（今湖北竹山县西）族居。《礼记·王制》：“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可见庸伯地位较高。其时楚、吴封为子。据《史记·楚世家》周成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姓，居丹阳”。楚王仅得子男之田，封地不过五十里。
庸，在东周早期为较大方国之一。楚人从汉水流域南迁江汉平原后，国力逐渐强盛，庸国已对楚国构成威胁。《史记·楚世家》周夷王之时：“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庸，杜预注为上庸。自此后，庸国成为楚附庸国。《左传·文公十六年载》：楚庄王三年（前661），楚国大饥荒，戎（今鄂西山夷）先在西南反叛，楚击之，又移兵东南为乱，至于阳丘（不详），以犯訾枝（一说今湖北钟祥境，一说今湖北枝江）。
居住在楚之四周唐与群蛮、麜（今湖北西北）百濮剩机叛楚，楚“于是申、息之北门不启，”停止了北上中原争战。其时楚国势危，打算迁都，遭到谋臣反对，于是楚庄王率军全力攻打庸人，进军至句澨（今湖北均县西北），派庐戢黎进击庸人，兵抵上庸人猛烈抵抗，楚将子杨窗被俘。楚王调句澨之兵及王师，合兵攻庸，又暗通巴、秦求两国支援。后在秦、巴军队的支援下，公元前611年，楚师灭庸，百濮等其它部落，重新臣服于楚。
《水经注》载：堵水又东经上庸郡，故庸国，《春秋·文公十六年》（前611）楚人、秦人、巴人灭庸，灭之以为县，属汉中郡，汉末又分为上庸郡，城三面际水。因庸在楚北，古人认为北为上，故称为上庸。共和国《竹山县志》：堵河，史称渚水，一名庸水，亦称武陵水。张培玉《郧阳古国》，经初步考证：古庸国遗址，在渚河干流经国家坝与苦桃河汇流后东向大湾处。这儿三面际水，有台地宽广，古遗址较多。《括地志》：“方城山，唐之都城。其山顶上平，四面险峻，山南有城，长十余里，名曰方城。”明代《湖广郧阳府志》：“方城山，名庸城山，山上平坦四面险固，围护如城，故名”。清光绪《湖北通志》：“方城无险之保障。”此方城山，疑为庸国军事要塞，并非庸国方城。
庸国灭亡后，其族群陆续被迫迁徙。灭庸之后，秦、楚两大国相连。庸国旧地朝楚而暮秦，成为楚之附庸小国后，大旗频更，陷入灾难重地。灭国之时，其国族率其族属，沿武陵山脉过峡江入清江、酉水、澧水流域，进入现在土家族的主要分布区。迁来后，经过与巴人、苗人、越人、濮人发生冲突争战后，便逐步融入了土家族先民中。
因庸人多受中原文化，尤其是楚文化影响，有强烈怀念宗祖之习，便将历史上曾盛极一时的庸国，仍称为庸，称散居在澧水一支流的溪江，叫大庸溪，以纪念祖宗创立的庸国。今大庸溪、大庸滩、大庸坪、大庸口、庸水、武陵江等古地名，当是庸人取的纪念先祖之地名。
参考古文献及地下出土文物考证：庸人居大庸溪流域后，已筑庸城。
《水经注》：“充县废省，临澧即其地，县即充县之故治，晋太康四年置。”清光绪《永定县乡土志》：“晋太康四年（283）充县废省，临澧即其地，县即充县之故治，治古城堤”。20世纪60～90年代，省及湘西自治州文物考察队，在古城堤发掘石锛、石斧、磨光石器、割削器、虎符印、铜剑等战国、两汉、晋以前文物千余件。据2012年《张家界文物古迹录》记载：“古城堤遗址”，位于今张家界市城西永定区内市邮政大楼背后，澧水岸边台地上，东西长约500米，南北宽约160米，面积8万平方米。文化遗物以陶器为主，主要是灰陶和红陶。器物从口沿和足判断，多鼎、豆、鬲、盆、罐、壶和绳纹筒瓦、板氐等，时代应为战国。
1980年6月，发现属于原始社会晚期文化遗存。这表明“古城堤遗址”，原始社会晚期，就有人类族居。战国时，应是一处大型聚落遗址。汉高祖五年(前202)置充县，其城应是在原古城遗址上修建而成。《张家界读本》记载：此地商代之前居庸人部落，后为庸国。元至治元年，始见“大庸”之名。明初置大庸卫，清初为永定县，1914年改为大庸县。其卫治、县治，仍在古城堤一带。在清人诗中，常见“大庸”、“庸城”的诗句。“庸国”被楚灭亡后，南迁置此置楚之附庸小国，筑“庸城”族居的可能性最大。当然，这有待进一步考古证实。
庸人善筑城，曾助周在洛邑筑都城，而今湖北竹山县古庸国方城遗址，历经3000余年风雨，仍然屹立不倒。庸，在甲骨文就有“城墙”之义。今张家界永定区古城堤一带，发掘战国时的筒瓦及板瓦，这是建筑城邑的必用材料。由此可判识庸人是善于筑城的部落。
庸人立国后，就掌握了先进的青铜技术，是铸钟大国，故史书上又称其为“镛人”。庸国鼎盛时期，曾掌控着锡穴产铜之地。《湖广郧阳府志》：郧阳府南丰，《禹贡》豫雍之域，秦韩之交，古麋国地。春阳曰“锡穴”，战国属韩楚，汉为锡县，属汉中郡。锡穴地域，大致包括今湖北郧县、郧西、竹山、竹溪，一直到陕西的安康市。
这一带地域，自古产铜产锡。郧县五峰乡至今还存春秋古铜矿遗址。安康古名“金州”产金，至今有金矿。竹山产银，在鄂省名列前茅。庸人掌握大量青铜资源，善铸青铜大钟。庸人很可能在方国林立时期，就已掌握青铜器的冶炼技术，这为以后楚国青铜器铸造技术作出了极大贡献。堵河入汉水口处有韩家州遗址，春秋时为古麋国东大门，也是由汉江入堵河通庸国的必经之地，历为兵家重地。1991年《郧阳名粹》记：郧县博物馆，珍藏着韩家州出土的大量戟、剑、镞、箭等古兵器多件。铜纺、铜钵、铜盆、铜镜、商瓦口陶片、花纺石等文物数百件。这也从侧面确证，古庸人善冶铜业。今张家界市永定区城，发掘战国时铜剑。今澧水流域中上游，多次发掘战国时虎钮及巴人剑[10]，这应与庸人迁居此地后，与巴人及其它族群，善冶青铜业有关。
如上所述，明洪武初年，设置的大庸县，旋撤县改大庸卫，其得名皆与古庸国及迁居此地的庸人，密切相关，其历史渊源文化依源，有待进一步挖掘考证。
天门，作为著名的地域地名，何以为名？《宋书·卷三十七》：“充县有松梁山，山有石，石开数十丈，其高以弩仰射不至，其上名‘天门’” [11]。清代《读史方舆纪要》：“天门山旧名崧梁山。有十六峰环列，最高者为天门”。
何以得名？天，《说文》：“天，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后多引申为“天空”之义。《尔雅·释天》：“穹苍，天苍也。”郭璞注：“天形穹隆，其色苍苍，因名云。”古今文中有多种释义，其本义当指人头。门，《说文》：“门，闻也。”段玉裁注：“闻者，谓外可闻于内，内可闻于外也。”《玉篇·门部》：“门，人所出入也。”古今文中有近20种释义，其本义指门扇。今文多释为：房屋，车船或围墙、篱笆围起来的地方的出入口。“天门”，意指天宫之门。但就充县崧梁山“天门”而言，《水经注》云：“吴孙休永安六年（263），武陵郡崧梁山高峰孤竦，素壁千寻，望之苕亭，有似香炉，其上洞开，玄朗如门，高三百丈，广二百丈，门角上各生小竹，倒垂下拂，谓之天帚（龙头竹），孙休以为嘉祥，分武陵郡置天门郡。”因天门山而置天门郡，自此始。
天门，作为行政区划郡级地名，因天门山而得名，是有充分依据的。北魏《水经注》明隆庆《岳州府志》清《读史方舆纪要》皆有明载。清乾隆《直隶澧州志》：“三国吴永安六年（263），析武陵郡西界置天门郡。时崧梁山洞开如门，高三百丈，孙休以为嘉祥，因改山名天门。郡治山北麓三十里之旧永定卫城。”清代《慈利县志》：“吴析武陵郡西界置天门郡，治今大庸县城。天门郡以天门山名。”
天门山，古名嵩梁山，松梁山、崧梁山，属武陵山脉，在张家界市永定区南部，西以仙人溪与崇山为界。东西走向，面积约33平方公里，一般海拔1000米，为沅、澧水分水岭，主峰玉壶峰海拔1519米。其上有洞，高132米，宽37米，南北对穿，深长80米，俗称“天门眼”。《宋书》谓之“天门”，《水经注》记：三国吴孙休永安六年（263），孙休以为嘉祥，分武陵郡置天门郡。山上有天门古刹多处古迹名胜。[12]
天门郡设置后，时辖零阳、溇中、充等三县，相当于今澧县、慈利、临澧、石门、桑植等县，以及今张家界市永定区、武陵源区地域。《三国志集解》：“晋移郡治澧阳（今石门县城）更名石门郡。”清同治《石门县志》：“晋太康四年（280）置澧阳县（今石门县），移天门郡治于澧阳……西魏恭帝二年，即梁敬帝绍泰元年（555）改天门郡名石门郡。隋开皇九年平陈，改石门郡名石门县。”
吴分武陵郡置天门郡，有其历史深因。
《三国志·孙休传》：“吴永安六年冬十月，蜀以魏见伐来告，将军丁封孙异如沔（今陕西汉中附近）中，皆救蜀。蜀主刘禅降魏，问至然后罢。吕兴既杀孙漹，使使如魏，清太守及兵。丞相兴建取屯田尤人以为兵。分武陵为天门郡。”《三国志·钟离传》中对“蜀并于魏”后，武陵郡内的局势，作了分析。迫于魏国派兵进逼，吴国“郡中震惧”。牧问朝吏曰：“西蜀倾覆，边境见侵，何以御之？是时刘氏连和，诸夷率化，今既无往日之援，而郭纯已据迁陵，而明府以三千兵深入，尚未见其利也。牧曰：‘非常之事，何惧循旧？’即率所领，晨夜进道，缘山险行，垂二千里，从塞上，斩恶民怀异心者魁帅百余人及其支党凡千余级，纯等散，五溪平” [13]。吴孙休出于“镇蛮”安内抗魏御敌之策，“乃取屯田万人以为兵，分武陵郡置天门郡”。郡治充城，并在今慈利县废三官寺置溇中县属之，以固西线边防。
永定，作为政区地名，始于明初。明洪武三年（1370），改大庸县为大庸卫。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分大庸千户所（卫所）为永定卫和九溪卫。永定由此列于国史、地志。永定卫所，迁至今永定区域。
永定，何以名之。永，《说文解字》：“永，长也。”象水经理之长。《诗》曰：“江之永矣。凡永之属皆从永”。古今文中有数种释义，其本义指水流长，后多引申为永远，长久之意。定，《说文宣部》：定，安也。《易·家人》：“正家而天下定矣。”古今文中有20余种释义，其本义指安定之义。永定，当指永远安定之义。为寓意地名。其得名，当与明初湘西局势，密切相关。
有关史料记：元代湘西地域，推行土司制度，设有永顺、思州、新添、葛麻（蛮）安抚司等。明承元制，进一步完善了土司制度。据《宋史》记载：“北江蛮酋最大者彭氏，拥有上、中、下溪州，以及永顺州、保靖州等等二十州地盘。”宋王朝对这些独立半独立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政策”，对其首领敕封为刺史，称为“土官”，并任其世袭，岁向朝廷纳贡溪布、麝香、水银、丹砂等。元、明进一步完善发展这一制度，历史上称其为“土司制度”。
元、明两代行“土司制度”，为边地的经济开发，社会进步和民族和睦有一定积极作用，但也严重阻碍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和安全。土司由土官担任，在所辖府、州、县内，对土民实行残酷的盘剥与压榨，使广大湘西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生活在极端贫困落后之中。至元至正十二年（1352），湘西农民徭役赋税沉重，引起土、苗民族其愤。其时张家界茅岗都元帅府横征暴敛，土民流离失所，无食充饥。土家族贫苦农民覃垕揭竿而起，联合九溪十八峒蛮万余人，响应徐寿辉、陈友谅红巾军号召，反抗元朝。
朱元璋称帝后，湘西一带租税更重。明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为剿灭四川明玉珍义军，发兵从湘西入川，数万明军过境湘西，与民争粮，加之慈利一带连续两年大旱，饥民吃野草，啃树皮，吃观音土，甚至以人为食。时任慈利安抚使覃垕，不久，改任湖广理问。覃垕觉得兵权被剥，率土家军，反抗明朝。
《明史》谓慈利土官覃垕作乱。后与明军抗争茅岗七平寨，历时一年。明洪武四年四月，明军攻陷土家族茅岗寨。覃垕被捕后，押付南京，以“谋反”罪“凌迟”处死。明洪武二十二年（1390）二月，湖广安福所（今桑植县城）千户夏德忠，在覃垕老叔的鼓动下，联合九溪峒蛮造反，被擒后问斩。
为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统治，在今张家界析大庸千户所，置永定、九溪两卫。一个县境内设置个卫，驻军10000以上。可见明朝对这一地域的重视。明平覃垕20年后，设永定卫，是企求这一带“永远安定”，故名。清雍正四年实行“改土归流”，清雍正十三年（1735），改永定卫为永定县，时卫衙县署皆设在今永定区区治。永定县以永定卫得名。民国三年（1914），复名大庸县，县治仍驻原址。1985年撤县建市，1988年大庸市升为张家界市，大庸县改称永定区，属张家界市。
张家界。清道光《永定县志》：“无事溪发源于张家界。”民国《慈利县志》：“索溪上源于张家界。”张家界，何以得名？张，在古今文中，有多种释义，其本义《说文》：“张，施弓弦也”。亦指姓。《通志·氏族略三》：“张氏，世仕晋。晋分为三，又世仕韩。此即晋之公族以字为氏者。”家，《说文·宣部》：“家，居也”。今文多释为本人及眷属的固定住所。界，《说文·田部》：“界，境也。”段玉裁注：“乐曲画为境。引申为边境之称。”古今文中有10余种释义，其本义指地界，界限之意。张家界，从字义上说即为张姓家族所管理的地界之意。
作为自然地名，张家界得名于何时？
明崇祯四年（1631）《张氏族谱》张再昌序言记：明弘治年间（1488～1506），朝廷见张万聪指挥使镇守永定卫大庸所有功，将今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一带“山林之地”，作为封赏赐给张万聪。张举家上山守业经营。张再昌为张万聪第六代孙。明崇祯三年（1630），张万聪第六代孙张再弘，被朝廷赐为团官，县设衙署于张家界。从此这一带成为张氏世袭之地。张家界由此而得名于世。至20世纪来，张氏子孙历17代，人口近1000余。
张家界，作为行政区划地名，源于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
张家界，地处武陵山区，经张姓后裔“守业经营”，旧时有大片原始次森林，有木本植物93科，共517种。其中乔木191种。珍木有银杏、珙桐、红榧、香果树等。野生动物有华南虎、背水鸡、麂、鹿、猕猴、野猪等。1958年辟为张家界林场。1979年被定为省级自然保护区。1982年9月被国家计委正式命名为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公园内奇峰挺秀，危岩耸峙，溪壑幽秀，风光旖旎，自然景观具有“雄”，“奇”，“幽”，“险”，“绝”，“秀”等特点。后经画家推介，政府定为旅游胜地，逐成国内外名胜。
1988年从湘西苗族自治州析出大庸市省辖市，辖桑植、慈利和永定、武陵源县级区。1994年大庸市以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为依托，改名张家界市。经历380余年，张家界实现了从自然地名向地域地名，再由地域地名向行政区划地名的转变。但当地认同度较低，有学者甚至提出恢复大庸市名称要求，其主要原因是大庸市改名后，其原来的历史文化资源，因无大庸历史地名承载，顿有消失之虞。由此可见，行政区划地名，尤其是行政区划历史地名的更改，要慎之又慎。当然，从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在国内外的知名度来说，更名也未尝不可。然而，更名后如何样做好历史文化的传承，是值得急需解决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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