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倚天屠龙记》早期版本。（资料图/图）
明朝国号“大明”的缘由，朱元璋的《即位诏》及其后的官方文书均未说明，后代遂多猜测，或以火德为之解。但以“五德终始”立论，有其缺失，与前朝的大元王朝既非相生也非相克，难以服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吴晗首倡“大明”国号源于明教（摩尼教），类似弥赛亚（Messiah）救世主的“明王出世”说，广为学界与社会大众接受，几乎成为定论。赵翼说中国历代国号诸多起源，并无宗教起源：
三代以下，建国号者多以国邑旧名。王莽建号曰新，亦以初封新都侯故也。公孙述建号成家，亦以据成都起事也。……金末，宣抚蒲鲜万奴据辽东，僭称天王，国号大真，始有以文义为号者。
“大明”源于明教之说出，中国历代国号诸多起源，遂多一宗教说。
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学界才开始有人质疑“明王”是否出于明教。八十年代初，杨讷阅读现存所有元代白莲教史料后，否定吴晗之说。他除了指出吴晗论文方法上的错误、及引证史料之疏漏外，还以传世史料，证实元末起事者提出的“弥勒佛下生”与“明王出世”口号，均与明教无涉，而出于佛教经典。“弥勒佛下生”出自西晋月氏三藏竺法护译《佛说弥勒下生经》；“明王出世”出自三国时代支谦翻译的《佛说大阿弥陀经》，其经文有：“阿弥陀佛光明，明丽快甚”，“其光明所照无央数天下，幽冥之处皆常大明”；阿弥陀佛为“光明之王”，可简称为“明王”。这都出自佛教经典，与摩尼明教无涉。因此，杨讷得出他的结论：朱元璋所定的大明国号出自《佛说大阿弥陀经》，表明新王朝的建立，光明所照天下，即使是幽冥之处，亦“常大明”，标志着光明世界的到来，同时也是朱元璋“对自己出身佛徒的一个纪念”。杨讷的研究是研讨明朝国号起源的新突破，唯学界并不太注意，而社会大众则因金庸将吴晗学说引入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并经电影和电视剧不断广为流传，吴晗首倡“大明”国号源于“明王”说遂深入人心；是以杨讷新说未引起较多注意。陈学霖对此颇感不平，遂于2009年撰一长文《明朝“国号”的缘起及“火德”问题》演绎杨讷论说，提醒学界不应继续宣扬此一错误论断。然而，杨讷与陈学霖虽否决吴晗学说，但其思路并未脱离吴晗，仍在宗教中寻找国号出典。
开国大典上的吴晗（着西装者）。（资料图/图）
2014年，始有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杜洪涛（现为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突破吴晗学说之窠臼，循元明承续的思路，参照赵翼大元国号出自《易经•乾卦》“大哉乾元”文义，而主张大明国号亦出自《易经•乾卦》“大明终始”；诚为一大突破。五四之后，学界与国人多反传统文化，尤反读经，甚至说要把经书、线装书或丢入茅坑。1949年以后，反传统声浪不减反升，到“除四旧”运动，达到顶峰。1979年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但西化思想倾向浓厚，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未受重视。在这样的氛围中，学者也不会想到在儒家经书中寻找历史答案。改革开放后，尤其近十多年来，国势振兴，国人找回自信心，重新肯定老祖宗留给我们的遗产。在政府的鼓励和民间的自主发动下，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研究与推广，受到重视。在这新生的氛围中，学者开始实事求是地处理历史问题，把历史解释放在当时历史情境中研讨，而不是用现代思维要求古人。传统中国社会与政治脱不开儒家传统，尤其政治操作更须参考儒家经典，即使是非汉族的少数民族政权亦如此，“大元”国号与年号之命名就是很好的例子。杜洪涛提出研讨大明国号的新思路，是他个人的学养与聪慧有以致之，同时也是新时期新文化氛围涵养的成果。
《易经》是儒家首要经典，近代以前的中国社会，是读书人必读的。因此，当朱元璋接纳浙东地主读书人集团，把农民政权转型为传统的“封建”政权时，参考儒家经典，制订治国方针、政策和制度，是必然的发展。在制定国号时，自然不能用早已在《平伪周榜》宣布为妖术并斥其信徒“杀戮士夫，焚荡城郭”的宗教信仰为依据，而改从儒家首要经典《易经》之文义。尤其朱元璋新建的王朝要接续正统的前朝元朝，就要注意元朝是如何成为中国正统王朝的。
今人影宋本《周易》。（资料图/图）
忽必烈入主中国要做中国皇帝，就“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用夏变夷”；当初，蒙古人从北方草原入主中国，忽必烈为取得人民的支持，采取认同中国传统文化的政策，接续汉地政权的合法传承，做正统的中国皇帝。他在建设首都大都城时，便听从刘秉忠的建议，依儒家的理想蓝图，建设一座最合乎《周礼·冬官·考工记·匠人营国》的城市。在建国号问题上，也听从刘秉忠的建议，从儒家经典《易经》取用有意义的吉利语词，取“大哉乾元”之义，配合“至哉坤元”的“至元”年号，在至元八年宣布：
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称义而名，固匪为之溢美；孚休惟永，尚不负于投艰。嘉与敷天，共隆大号。
“大”乃赞词，至大无外，“大哉”赞叹，“乾元”为始万物者。国名、年号均用《易经》章句，按照中国王朝更替的传统，立一符合古制的国号，明确承认大元是继承尧舜禹汤秦汉隋唐的，将本朝与历代王朝的统绪接续起来；标志着蒙古也是中国正统王朝。明太祖《即位诏》中宣布：“宋运既终，天命真人起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传及子孙，百有余年。”确立大元王朝在中国史上系继大宋的正统地位，而大明王朝之继大元而起，亦为一统天下之正。依新朝为旧朝修正史之历代惯例，明廷于洪武三年七月完成修纂《元史》。洪武六年，明廷将元世祖忽必烈入祖历代帝王庙，将元朝正式列入自三代以来的中国历史系谱之中。
朱元璋革命虽以“复汉官之威仪”为号召，制定国号，必定更要彰显华夏文化传统，取得华夏政权的正统；但也强调其继大宋、大元之历史正统。也就依据《易经•乾卦》，大元王朝国号依据的“大哉乾元”经文之后一段“大明终始”：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
“大明终始”的“大”是赞词，“明”是动词；“大明”即大哉明了《易经》之道。《易经》的什么理？“大明终始”之道。“大明”其“终始”之道，“终始”就是终了之后又会开始，即“终而复始”。“终而复始”就是生生，就是生生不息。“生生之谓易”，整部《易经》就在阐明这个道理。而且，明太祖起兵尚未建国前，已用《易经》“日月重明” “六龙时遇”为标语。俞本《纪事录》戊戌年（至正十八年）条记载：朱元璋于浙东行省金华府省门立二大黄旗，两旁立二牌，牌上书云：
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明大宋天。
九天日月开黄道，复国江山富宝图。
“日月重明”，来自《易经•离卦》的卦辞：“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俞本《纪事录》庚子年（至正二十年）条，又记载朱元璋于府门亲书：
六龙时遇千官觐，五虎功成上将封。
“六龙时遇”也来自《易经•乾卦》“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可见明太祖对《易经•乾卦》之钟爱。
至正十九年正月，“两以《易经》举于乡，皆第一” 的许瑗，前往金华见朱元璋，被“留帷幄，参预谋议”。金华府门朱元璋亲书的标语“六龙时遇（御）” ，应该是请教《易经》专家许瑗的。至正二十年三月，浙东儒生刘基、宋濂、章溢、叶琛加入朱元璋阵营，尤其是刘基，被朱元璋看重。许瑗后来出任太平府知府，在至正二十年闰五月被陈友谅所杀。刘基的到来，正好接替许瑗“留帷幄，预机密谋议”，对朱元璋的政策走向影响甚大。刘基一向看不起方国珍、张士诚和小明王，他向朱元璋力陈“天命有在”，朱元璋“大感悟”；于是进行政权路线的改变，逐渐远离红巾农民军，回归以儒家为主的中华政治传统。至正二十六年讨伐张士诚，在其檄文中，正式公开与红巾的农民军决裂。在此之前的至正二十年，“六龙时遇（御）”标语的出现，就透漏了改变的讯息。朱元璋政权性质的改变，应该就是受“预机密谋议”的许瑗、刘基等的影响。朱元璋行伍出身，如何能知晓《易经‧乾卦》深意？应该就是受教于许瑗和刘基。许瑗是《易经》专家，刘基也是《易经》专家，他不但精通《易》之象数，而且深谙《易》之义理。相信是许瑗为朱元璋解说《易经‧乾卦》的义理之后，朱元璋就动笔写了政治宣传标语“六龙时遇（御）”。由于刘基参预机密，与朱元璋私下的对话，“外人莫能测其机”，因而未曾著录于档册；后人难据以书写入史册，这段史事从此淹没。但揆度其情，上面的推断可能性极大。后来在为新王朝命名国号时，朱元璋应该就是接受刘基的建议，以寓义生生不息的“大明” 为国号。
以“大明”为国家命名，保佑这个国家的国祚，象征国家的生命力生生不息，即使终了也能复始，长长久久，长治久安。这样的国名多么吉利，多么理想，正是朱元璋和群臣开国的鸿图，符合经历元末动乱全国人民望治的心愿。嘉靖年间学人李纯卿和王世贞说国号“大明”的意义云：
建元洪武元年，复中国之统，国号曰“大明”，传国祚于万万年矣！
这正和我们推论的《易经•乾卦》“大明终始”文义建国号说，既绪华夏正统，又佑国祚永续，互相呼应，不谋而合。
总而言之，从明朝建国时期的当下氛围，朱元璋政权君臣人民的心愿，及国号出典的意义而论，以《易经》“乾卦”之“大明终始”、“终而复始”生生不息的文义，订国号，肯定比以明教的“明王出世”的宗教预言，更为妥切，更为正当，更能堂堂皇皇地彰显“大明”王朝“复汉官之威仪”的华夏传统。不要再说明朝国号“大明”源于明教了。
徐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