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记出自澄迈县的文化大师——岑家梧

岑家梧是海南省澄迈县岑后村人,出生于1912年,在1966年去世,是中国当代民族学者和民俗学者,被学界称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一代宗师”,是澄迈县历史上罕见的影响力较大的文化大师。

初次了解岑家梧,是因为前两年受德国人史图博关于海南岛黎族考察笔记的影响走进黎族村庄,回来查阅《黎族现代历史资料选编》(琼崖文库系列),发现有若干岑家梧的文章,随手一查发现竟然他是澄迈人,大吃一惊,之前从未听说澄迈有这位学者。查资料得知岑家梧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文艺学家,被学界称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一代宗师”,他一生以研究学术为职志,在30余年的学术生涯辛勤耕耘,为后人留下了近200万字的珍贵文化遗产。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在日本留学三年间连续推出的《图腾艺术史》、《史前艺术史》和《史前史概论》三部专著,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举成名,在30-40年代岑家梧与费孝通并称“南岑北费”。岑家梧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一代文化宗师,倍受学界景仰。

2020年1月底的时候,我在东山镇办事,路过永发镇的时候想去岑后村看看,但是碰到新冠疫情比较紧张的时候,岑后村把进村的路封了,我只能抱憾离开。2021年10月,我专程前往岑后村,走进岑家梧出生和早年生活的地方。问了村里的乡亲后,我来到岑家梧故居处,望着一片荒草,不禁感触世态炎凉。岑家梧故居立有一石碑,正面“澄迈县文物保护单位 岑家梧故居 澄迈县人民政府 2012年6月28日公布 澄迈县人民政府 2019年11月15日立”,背面“岑家梧故居,坐西南向东北,长12.5 米,宽9米,为土石建筑,座落于西南东北走向的一个陡坡,房子大部分已损毁,地基处散落木石构建,故居为文化大师、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用设备究(此处有误,应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金江居士注)的开拓者、中南民族学院教授、副院长岑家梧故居”。站在地基边上,只见荒草丛生,如果没有这块碑,没人想到这是澄迈县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学者的故居。

岑家梧故居上方的坡上有村里的岑氏宗祠,布局和省内其他地方的宗祠差不多,但是里面有两处专门为岑家梧建造的事迹介绍尤为显目。一处是侧墙上的碑刻,由岑启利整理的“一代宗师 山高水长——缅怀岑家梧先生”,简要记载了岑家梧先生的生平,指出岑家梧先生是海南人民的光荣,是澄迈人民的骄傲,是岑后村宗亲们的骄傲;另一处是挂在墙上的“辉煌人生 大师风范——文化大师岑家梧先生传略”,由岑运全撰写,较全面地介绍了岑家梧先生的生平和学术成就,号召“为完成他未就的事业,踏着他的足迹继续前进。后续子孙必须以加梧公为榜样,勤学苦练,攀登科学高峰,为祖国为人类做出巨大贡献”。岑家梧年少时家境贫寒,父母在他孩童时就相继去世,由次兄和家姊抚养,上高小时学校较远,常由家姊接送,高小毕业后随人至广州打工,随后在几位堂叔的资助下完成学业,直至入日本东京立教大学习史前考古学。岑家梧从14岁离开故土,再也没有回到过岑后村。岑家梧只回过3次海南,1930年代一次,1950年代两次。其中50年代的两次由于公务在身,他没能回到老家岑后村看一看,只是和家姊在海口见了面。

虽然岑家梧学业有成后很少回到故乡,但是他对故乡海南有着深厚的感情,1932年他就与同乡王兴瑞合著《琼崖民俗及其他》,他是琼剧最早的研究者之一,他发表了《开发琼崖的一点意见》,岑家梧在上世纪中早期便走进海南黎族地区开展田野考察,写出不少海南黎族的著作,对于现在即将要消失的黎族古代文化来说,尤为重要,比如《海南岛黎族“合亩”制的调查研究》、《海南岛黎族的纺织工业及历史上的“吉贝”问题》等著作文章,至今认识研究海南黎族重要的参考文献。在上世纪初,以史图博为代表的的西方学者已经对黎族做过多次考察,而岑家梧等中国学者通过对黎族地区进行深入的田野考察,提出中国人,尤其是海南人的学术观点,更加难能可贵。近日笔者在查阅《黎族合亩制论文选编》(詹慈 编,广东省民族研究所,1983年)时,其中第一篇就是岑家梧的《海南岛黎族“合亩”制的调查研究》,后面有若干篇论文都是基于这篇论文的进一步研究。岑家梧在中南民族学院任教的时候,对海南学子别有关爱,也在他的学风德行的熏陶下,后来成为建设海南的精英。他常常叫海南学生到他家里去,探讨学业,也说一说海南的事情,顺便说说那多年未曾出口的澄迈话。岑家梧出差带回来或者托人从海南带来椰子、菠萝蜜等特产,告诉孩子们这就是老家的东西,他特别喜欢听琼剧,电台里一有琼剧播放,他就一定守在收音机旁收听,一边听一边还跟着哼唱。有一次海南琼剧团到武汉演出,兴奋的岑家梧带着孩子去连看数场,又在家里宴请剧团成员,他经常讲起海南的各种各样的故事。他总是跟孩子们说,你们要记得家乡人。他总是说,最大的愿望就是带全家人回海南岛老家一趟……

1966年9月,岑家梧因为在文革中受到冲击,被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不幸离世。岑家梧先生去世过早,在其正积蓄能量准备干事业的时候,不然或许他能为海南甚至中国奉献更多的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成果。岑家梧去世后,他的夫人冯来仪不顾种种威胁和迫害,四处奔走,要求给岑家梧平反,并且南下北上寻找资料,日夜伏案操劳,独自完成了岑家梧多部遗著的一次次出版。2017年11月,海南出版社出版了《岑家梧文集》,收入目前所能收集到的岑家梧的主要著作,按发表的时间顺序,辑为四卷。《琼崖文库》编辑委员会、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海南省图书馆、海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对《岑家梧文集》的编辑工作和资料的收集给予帮助,尤其是岑家梧先生之子岑龙先生和岑鹰先生对《岑家梧文集》的出版给予大力支持。

近日,我阅读了《岑家梧文集》。我不是民族学和民俗学专业的研究人员,只是普通的海南人,因此看《岑家梧文集》并没有每篇文章都仔细阅读,选择性地阅读了和华南地区相关的文章,还有部分简短的文章,其余部分留给日后详细阅读。第一卷的《琼崖民俗及其他》自序介绍了他和王兴瑞合著该书时的缺陷和声明,《琼崖岛民俗志》是今日了解海南近代民俗的佳作;第二卷的《海南岛黎人来源考略》是我了解海南岛黎族来源的主要文献;第三卷的《开发琼崖的一点意见》对即将解放的海南岛情况表示担忧并对如何开发海南岛提出了相关意见;第四卷的《广东史前时代的文化》、《发现的新石器》提到的石斧等史前遗物我曾在乐东琼南历史文化民间博物馆有见到,《关于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的一些问题》对我目前在各地走访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海南岛黎族“合亩”制的调查研究》、《海南岛黎族的纺织工业及历史上的“吉贝”问题》、《黎族母系氏族制的遗迹》、《宋代海南黎族和汉族的联系及黎族社会经济的发展》等文章对我了解黎族有重要参考价值。

岑家梧之前澄迈县未曾有在国内甚至亚洲范围内如此影响力的学者(笔者水平有限,可能尚有其他学者笔者未能熟知);岑家梧之后至今日,澄迈县尚未有第二位学者有如此巨大的成就。岑家梧少年父母双亡、中年丧女之痛、长期经济窘困、战争时期的颠沛流离、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意外劫难……种种厄运,都没有阻止他创造属于自己的传奇。岑家梧这种“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是值得澄迈人学习的。我走过省内很多名人故居,罕见有像澄迈这般容不下一间岑家梧故居。只见澄迈各处各种寺庙拔地而起,金碧辉煌,教育方面目前也在全省处于不突出的位置,我想如果岑家梧先生的事迹如果让更多的人知道,是能激发大家奋斗的精气神的。我希望岑家梧先生故居能够重建起来,甚至我希望岑家梧先生陈列馆能建起来,希望这一天的到来不太远。

谨以此文致敬岑家梧先生。

附:岑家梧生平和主要著述年表(出自《岑家梧文集》(第四卷))

1912年

7月27日,于海南岛澄迈县永发镇排坡乡岑后村出生。父亲岑茂仁,替人种田,后随人做道场。母亲戴氏,做家务,家境贫寒。

有二兄一姊。七岁丧母,八岁丧父,长兄早逝,由次兄及家姊抚养。

1919年

入私塾(林田和村)。

1924年

入龙梅高小(林田和村)。校址距家远,常有家姊接送。

1

927年

10月,高小毕业,随人离乡渡海至广州打工,寄居堂叔岑国英家里。堂叔怜惜之,留家中补习功课。

1928年

8月,入广东省第一中学。学资由堂叔供给。

1931年

8月,入北平私立辅仁高中。初时,与同乡王兴瑞自广州赴北平求学,途遇清癯长者,二人为诉学志,得长者褒励,赞光洋五枚作盘费。后乃知,长者为国立中山大学教授容庚先生。

1932年

1月,交不出学费,辅仁高中令退学。转居北平广东会馆。于学校旁听,于北平图书馆自修,以为诸小报刊撰文为资,常食烧饼数块度一日。

于北京大学旁听许地山教授民俗学演讲,顾家乡邻村黎人风习,数为求教。许先生欣而介绍书目,阅后感悟良多,遂对人类学有了兴趣。

8月,入广州国立中山大学社会学系。除主课外,选修陈钟凡教授“中国古代艺术”课。常埋头于图书馆书库阅读、查找资料。

初习英、日文。

入“中国民族学学会西南分会”“民俗学学会”“考古学会”,踊为诸会会刊撰文。

主编《民国日报》“东西南北”专栏、《广州日报》“比邻周刊”。

于《民国日报》“东西南北”专栏、《广州日报》“比邻周刊”、香港《红豆》期刊等诸杂志、报刊撰文赚取生活费。

1933年

发表《元代的杂剧》(广州《现代史学》1933年第1卷第2期)。

出版《过去》(秋水社1933年5月印行;此为岑家梧的散文诗和诗的合集)。

1934年

10月,得在南洋经商之堂兄岑廷树资助,入日本东京立教大学习史前考古学。

发表《<琼崖民俗及其他>自序》(与王兴瑞合著;广州《现代史学》1934年第2卷1、2期合刊);发表译著《南宋之都市生活》(广州《现代史学》1934年第2卷1、2期合刊)。

1935年

发表诗作《午夜之回想》(《大钟》1935年第4期);《对于商业剧场的怀疑》(《红豆》1935年第3卷第2期);《谜之降生与灭亡》(《红豆》1935年第3卷第4期)。

1936年

4月,入东京帝国大学,从松村僚博士学习体质人类学。

中山大学恩师陈钟凡教授为介绍,结识日本民俗学家、人类学家松村武雄、小原铁等著名学者。

发表《东夷南蛮的图腾习俗》(广州《现代史学》1936年第3卷第1期);《图腾主义的新解释》(《社会研究》1936年第2卷第2期);《图腾研究之现阶段》(《食货》1936年第4卷第4期);《题考》(《考古》1936年第4期);《悼》(《红豆》1936年第4卷第5期);《琼崖岛民俗志》(《民俗》1936年复刊1第1期);《史前考古学发见史略》(《考古社刊》1936年12月第5期)。

出版《图腾艺术史》(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

1937年

11月,由日本归国。

先于上海参加“上海文艺界抗日救亡”活动,后归广州,入“救亡呼声社”,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此社由留日归国学生与平津南下学生联合会组办。

发表《史前学研究概述》(《广州学报》1937年第1卷第1期);《致李则纲函》(《学风》1937年第7卷第1期);《日本近代绘画雕刻建筑作风之演变》(《书林》1937年第2卷第2期);《中国石器时代社会研究》(1937年第3卷第2期);《家园之书》(《诗场》1937年第2期);《读曾松友著<中国原始社会之探究>》(《食货》1937年第5卷第5期);《转形期的图腾文化》(《食货》1937年第5卷第6期);《《史前史概论>自序》(《书林》1937年第1卷第7期);《<史前艺术史>自序》(《书林》1937年第2卷第1期)。

出版《劬燕集》(上海群众杂志公司,1937年8月)。

1938年

7月,携中华基金会中英庚子赔款资金,赴云南昆明嵩明县苗族聚居地调查“花苗”。

发表《抗战建国与民族艺术》(《民族文化》1938年第1卷第2期);《战时文化问题读物五种》(《民族文化》1938年第1卷第2期);《现阶段台韩民族解放运动》(《狂潮》1938年第1卷第3期);《迎接国际青年的援助》(《救亡呼声》1938年第2卷第6、7期合刊);《对于广东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意见》(《救亡呼声》1938年第2卷第8期);《拥护和平自主的外交政策》(《救亡呼声》1938年第2卷第9、10期合刊);《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三个阶段》(《救亡呼声》1938年3卷第2期);《抗战与边疆民族文化运动》(《更生评论》1938年第3卷第10期);《日本农民解放运动的三个阶段》(《更生评论》1938年第3卷第10期)。

出版《史前艺术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年3月)。

出版《抗战中文化运动诸问题》(上海南华出版社印行;关于此书的信息仅见于报纸广告,此书经多方查找未果)。

译著《艺术起源》(波兰Y.Hrin著),由上海艺术生活出版社出版(此书经多方查找未果)。

1939年

6月29日,大女儿卜珠罹肺炎,医治无效殇折,殇龄8个月。感时痛言;“余赴梁王山调查时,爱女卜珠即染伤风症,后转泻痢,迨余返后不久又患肺炎,送省立陆军医院治疗,及于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九日夭殇。至可痛心。若余不离家外游,得及时医治,或不致此。今余复阅此段日记,卜珠面影,宛在目前,特附赘言,聊志哀悼云尔。”

7月,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作西南民族经济文化研究。

8月,与冯来仪(1914年8月20日-2004年11月9日)登报结婚。

9月,任四川璧山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美术史、考古学副教授,图书馆主任,“中国艺术史学会”会员。

发表《八十年来中国文化运动的路向》(《青年中国》1939年1期);《黄文山著<文化学论文集>》(《青年中国》1939年1期);《略论花苗与瑶人的几何纹样》(载《今日评论》1939年2卷第25期)。

发表《抗战建国与民族艺术》(载广州《民族文化》1938年);《抗战与边疆民族文化运动》(载《更生评论》1939年3卷10号)。

1940年

发表《梁王山调查半月记》(《边事研究》1940年第11卷第2期);《边疆工作的理论与实际》(《中国青年》1940年第2卷第5期);《海南岛黎人来源考略》(《边事研究》1940年第10卷第6期);《西南民族研究的回顾与前瞻》(《青年中国》季刊1940年第1卷第4期);《论抗战中西南种族诸问题》(《新建设》1940年第10期)。

出版《史前史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年1月)。

1941年

11月,二女儿启昆罹急性痢疾,失医殇折,殇龄18个月,葬璧山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门旁松林桥畔树林中。

发表《西南边疆种族艺术研究之意义》(《责善》1941年第2卷第3期);《灯影戏杂记》(《责善》1941年第2卷第10期)。

1942年

1月10日、18日偕夫人冯来仪(国立艺专中国通史讲师)率学生赴四川巴县青木关镇江家岗发掘古墓葬遗址“蛮洞”。

8月,任大夏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社会研究部主任、教授。先前,接国立中山大学聘书,举家返粤,途经贵阳,为大夏大学文学院院长谢六逸先生挽留。

数赴黔南、黔东南定番、安顺、护山、三合、都江、榕江、永从、荔波诸地田野调查苗族、水族、布依族。考察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生活习俗,民族语言及文化形态特征,与同仁著成一批少数民族调查报告。广为搜集服饰、乐器、生活、生产用品、文字诸少数民族文物充陈于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边疆文物馆。

发表《婚姻制度的演化》(《大夏周报》1942年第19卷第5期)。

1943年

2月,于贵州大学社会学系兼课。

7月,赴黔南荔波县架殴乡拉殴村作少数民族田野调查,考察布依族民间“作桥”仪式。聘地方道师莫文钦讲解“作桥”经典,详记“作桥”五日全程,分类研究“作桥”仪式文献。

9月14日,赴贵州黔南荔波县瑶麓作少数民族田野调查。搜集水族文献45种,聘水族巫师韦元臣讲解。系统研究水族社会形态及文化特征。

赴黔南贵州三都、榕江作水族与布依族作田野调查。

发表《西南部族之舞乐》(《文讯》1943年第4卷第1期);《西南部族之工艺》(《文讯》1943年第4卷第4、5期合刊);《由仲家来源斥泰族主义的错误》(《边政公论》1943年第3卷第12期)。

1944年

11月,赴贵州花溪苗族聚居地作少数民族田野调查。

发表《中国艺术科学化的两点意见》(《新艺》1944年第1卷);《民族艺术与民俗艺术》(《中央日报》1944年2月3日);《贵州民族研究述略》(载《边政公论》1944年第3卷第2期);《论民族与宗族》(《边政公论》1944年第3卷第4期);《西南民族及其文化》(《时代公论》1944年8月3卷5期)。

1945年

2月,任四川璧山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社会学系教授。

8月,赴巴县青木关镇江家岗考察古栈道遗迹。

发表《关于宗族的融化》(《边疆通讯》1945年第3卷第1期)。

1946年

2月,任国立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民族学西南分会理事、南京总会理事、“民族学刊”(周刊,广东日报定期刊出)主编之一。

发表《开发琼崖岛的一点意见》(《边政公论》1946年第3卷第1期);《中国民族与中国民族学》(《南方杂志》1946年第1卷第3、4期合刊);发表《开元皮画记》(《南方杂志》1946年第东卷第3、4期合刊);《中国史前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时代公论》1946年第7期)。

1947年

参与创办《珠海学报》并为之撰文。与同仁筹办“珠海丛书”。8月,参与创办珠海大学。任校董、法商学院代院长、教授。发表《欧美原始艺术研究小史》(《广州日报》1947年3月5日);《民俗学在中国》(《中国社会学讯》1947年第4期)。

1948年

7月,在岭南大学法商学院兼课;任岭南大学社会经济研究所专刊“社会经济”编委会副主任。

发表《介绍一个文化学的体系》(《南风》1948年第2期);《古代社会阶段论》(《珠海学报·第一集》1948年5月15日出版);《从婚姻广告观察中国战时婚姻问题》(《社会建设》1948年第1卷复刊第7期);《亚洲北部古代之渔夫及其陶器文化》(《广州日报》1948年7月12日);《黔南仲家的宗教文献》(《广东日报》1948年12月17日、24日)。

1949年

任岭南大学副教务长、社会学系教授、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总干事。

主持考查广州伊斯兰教社会。

发表《南宋版画考》(《时代艺术》1949年第1期);《唐代的园林》(《时代艺术》1949年第2期);《遗俗论》(《广州日报》1949年2月25日);《王益论<丹青引>序》(《丹青引》1949年7月由原艺社刊行)。

出版《中国艺术论集》(广州考古学社印行);《西南民族文化论丛》(广州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1949年12月印行)。

1950年

参加中央少数民族中央访问团,赴新疆、甘肃、宁夏、青海、陕西五省诸地,访问17个少数民族。

1951年

3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4月,任中央民族访问团第二分团副团长,赴广东粤北、海南岛、湘西诸地,访问瑶、黎、苗、土家等少数民族。

8月,访问团至海南岛。其间,迎家姊(嫁澄迈县永发镇伺郎乡黄岭村)至海口小聚,答昔年姊弟之情。

发表《广东史前时代的文化》(《广东教育与文化》1951年第2卷第3期);《人类学研究的自我批判》(《光明日报》1951年1月27日)。

1952年

8月,任中山大学筹委会委员。

1953年

1月,筹办广东民族学院。任广东民族学院筹委会副主任、广东民委委员、华南文联委员。

1954年

任中央民族学院中南分院(中南民族大学前身)副院长、教务长、教授。武汉市政协委员、中国历史学会民族组组长、湖北考古学会理事、湖北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

数赴海南、云南、贵州、湖南等地搜集少数民族文物诸如铜鼓、芦笙、服装、服饰、纪实照片、民族文字,筹办充实中央民族学院中南分院文物馆。

9月,于武汉大学历史系兼“中国原始社会史”课。

1955年

发表《尹达著<中国新石器时代>》(《光明日报》1955年2月2日);《成长中的中南民族学院》(《光明日报》1955年4月25日)

1956年

2月,代表武汉大学出席北京“原始社会史”课程讨论会。

3月,赴北京参与筹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全国范围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社会性质调查参考提纲”总编审(195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事务委员会编印)。作《关于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的一些问题》报告,给参加调查的人员讲授调查原则与方法。

6月,任全国人大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团广东组组长。预期作四至七年完成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6月25日,在北京全国人大民委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会上做题为《关于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的一些问题》的报告。

10月,率全国人大少数民族调查团广东组赴海南岛黎族地区作调查。

第一期调查工作结束后,调查组编成“保亭县毛道乡黎族合亩制调查”“潘阳乡、毛贵乡黎族合亩制调查”等调查报告计四十余万字。

发表《迅速地开展少数民族历史研究工作》(《光明日报》1956年5月18日);《文化遗存的分布不能和种族迁移混为一谈》(《光明日报》1956年6月7日)。

1957年

10月,遭终止海南少数民族调查工作。此前,自海南赴京汇报工作,后返校数日,欲归海南调查现场,适院党委召开整风扩大会议,被邀列席,点名要求谈“如何办好民族学院”,遂提“党委领导,行政负责、依靠教师、民主办校”,被批“资产阶级反动办学纲领”,即遭留校反省。

拟就《中国原始社会史》初稿四章。

发表《海南黎族的纺织工艺及历史上的“吉贝”问题》(《光明日报》1957年3月8日);《海南岛黎族“合亩”制的调查研究》(《光明日报》1957年4月12日);《发现的新石器》(《考古通讯》1957年第4期);《黎族母系氏族制的遗迹》(《史学月刊》1957年第9期)。

1958年

6月,参加北京“民族研究工作科学研讨会”,遭进一步批判右倾思想及言论。

1959年

3月,遭划右派,遣放学校农场劳改。

1960年

1月1日(元旦)劳改结束,返中南民族学院历史系,任教授。

1961年

在中南民族学院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

1962年

著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讲授稿《民族志专题》之一《我国少数民族原始公社制研究》(提纲)。

发表《在教学上如何处理祖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历史教学》1962年第9期)。

1963年

在中南民族学院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

1964年

任中南民族学院民族问题研究室任主任、教授。是年,中南民族学院历史系撤销,受托筹办民族问题研究室,详为制定计划,集中骨干,指导青年教师进修。

发表《中国猿人文化是不是最早的文化》(《史学月刊》1964年第8期)。

1965年

7月初,暑假阖家赴北京旅游,探望恩师胡体乾教授,访梁殴弟(民族团结杂志社总编审)、顾铁符(故宫博物馆研究员)、韩槐準(故宫博物馆顾问)等诸故友。洽欢时有“明年阖家回海南”语。未了,被电召返校,赴广西三江地区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

7月28日,赴广西三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

1966年

1月,广西三江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结束。返校,备课。

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首遭“红卫兵”强制关押、批斗。

9月4日,惨遭迫害,凌晨2时含愤去世。是年54岁。

1974年

5月,《史前艺术史》由台湾商务印书馆重印(1986年12月再版)。

1979年

发表《金代女真和汉族及其他民族的经济文化联系》(载《民族研究》1979年第2期);《历史教师进修提高的几点意见》(《历史教学》1979年第8期)。

1980年

发表《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关系上的一些问题》(《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2期)。

1981年

发表《辽代契丹和汉族及其他民族的经济文化联系》(《历史研究》1981年第1期);《宋代海南黎族和汉族的联系及黎族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

1984年

2月,《中国原始社会史稿》由民族出版社出版。

1986年

8月,《图腾艺术史》由学林出版社出版。

1991年

8月,《中国艺术论集》被列入《民国丛书》,由上海书店出版。

1992年

12月,《岑家梧民族研究文集》由民族出版社出版。

2006年

11月,《岑家梧学术论文选》由长征出版社出版。

2011年

9月,《岑家梧纪念集》由长征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