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万人离开京津冀！南下流入长三角、珠三角的大城市

浙江杭州市，志愿者在湖滨步行街协助维持交通秩序。图/IC

文|《财经》记者 姚佳莹

编辑|朱弢

武汉成为2021年常住人口增长最多的城市。

4月2日，武汉市公布新增人口数据：2021年末常住人口达1364.89万，比上年末增加120.12万。

3月开始，各省份陆续发布2021年国民经济发展情况及人口数据。从省域来看，2021年，浙江省常住人口为6540万，以净增人口72万位列第一，首次超越广东省的人口增量，广东省净增60万人位列第二。由于广东省2021年人口自然增长规模为57.19万，浙江省仅6.5万，这意味着，浙江省2021年的净增人口大部分属于人口迁入，且规模远高于广东省。

湖北省和江苏省以净增54.7万人、28.1万人分列第三位、第四位。

从地级市来看，成都以净增人口24.5万次于武汉，排名第二，杭州以23.9万人紧随其后，南昌和青岛分别以净增18.3万人、15.1万人位列第四、第五。

武汉2021年的大规模人口增长，主要得益于疫情后的人口回流。2021年，湖北省净增人口54.7万人，仅次于浙江和广东，远超江苏省的28.1万人。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下称“七人普”）数据，湖北全省2020年常住人口约5775万，比2019年5927万人减少约150万人。也是在2020年，中部地区人口第一大省会城市首次由武汉变为郑州。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净增人口48万，这是自1961年以来的最低数据。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宋健曾向《财经》记者表示，中国人口净增规模已经接近零增长。此前的2017年，全国净增人口779万人，2018年为530万人，2019年为467万人，2020年为204万人，下降趋势明显。

在零增长大势下，人口的流动格局尤其值得关注。从2021年的统计来看，部分城市人口持续流入的另一面，则是其他城市的人口流出。除了浙江和广东等出现人口净增长的省份，亦有一些地方出现人口负增长，比如，河南省2021年常住人口减少58万，黑龙江省减少46万，云南省减少36万，天津市减少13.6万。

作为最重要的资源要素，人口的布局关系到未来的经济增长，也事关均衡发展。

杭州“争取跻身一线城市”

虽然浙江省的人口增量最大，但它的GDP总量并不是最高的。数据显示，浙江省2021年的GDP总量为7.1万亿元，位列全国第四，前三名分别是广东省12.4万亿元，江苏省11.63万亿元，山东省8.3万亿元。

迁入浙江省的人口主要流向杭州和宁波。杭州净增人口23.9万，宁波市为12.4万，两市人口净增规模约占浙江省净增人口的一半。从城镇化率来看，杭州市2021年的城镇化率为83.6%，宁波为78.4%，远高于全国城镇化率64.72%、浙江省72.7%的平均水平。

杭州市于不久前提出“跻身国内一线城市”的计划。2022年2月23日，杭州市第十三次党代会召开，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刘捷提出，杭州要“在全省更好发挥头雁作用，争取跻身国内一线城市、全球城市第一方阵”。

作为浙江人口的第一大地级市，2021年杭州市人口为1220.4万，在近几年的城市“抢人大战”中，杭州有着不俗的表现。根据七人普数据，2010年至2020年的十年间，杭州增加的人口约为323.6万，其中，仅2020年杭州便创下了新增人口近160万的亮眼数据。根据杭州市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2020年，杭州市新引进35岁以下大学生43.6万人，人才净流入率持续保持全国第一。

尽管2021年净增人口规模远不及2020年，甚至不及2019年净增的55.4万人，但显然杭州有着充足的底气。2021年，杭州市实现GDP总量约1.81万亿元，居全国城市第八位，同比增长8.5%，近五年来，GDP年均增长6.8%。从三产来看，作为“电商之都”，杭州市2021年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占据了浙江全省超过四分之一的比重，达到近1.23万亿元，浙江省第三产业增加值约为4.01万亿元。

此外，据杭州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杭州市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387亿元，居全国城市第五位。人才、海外人才、互联网人才净流入率多年保持全国第一；民营企业500强数量连续19年蝉联全国第一，上市企业累计达262家，居全国第四位。

杭州已经做好成为一线城市的准备了吗？

从人口规模上看，在目前人口规模破千万的城市中，杭州市的人口规模排位靠后。2019年，杭州全市常住人口首次突破千万，根据七人普数据，2020年，全国常住人口超过千万的城市有18个，按人口规模排名分别为：重庆、上海、北京、成都、广州、深圳、天津、西安、苏州、郑州、武汉、杭州、临沂、石家庄、东莞、青岛、长沙和哈尔滨。杭州排名第12位。

从经济体量上看，即使与四个一线城市中较弱的广州相比，2021年杭州GDP总量尚比广州少约1万亿元，与同为新一线城市的成都相比，亦有超过1000亿元的差距。

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肖周燕看来，学术上并没有一线城市的概念，而是以常住人口规模，将城市划分为超大城市、特大城市等。如果把超大城市作为一线城市来看，尽管杭州人口和GDP增长比较显著，但离一线城市还有一定差距。

肖周燕表示，杭州的第三产业，尤其是数字经济发展迅速，但数字服务业以外的领域却不尽如人意。如何从消费互联网走向工业互联网，进一步赋能实体经济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此外，杭州近年来对人才的吸引力不断增强，人口大量涌入，但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与人口规模增长不同步。

例如，因人口大量流入出现的婴幼儿入托难问题便亟待解决。2021年，幼托服务被纳入杭州市必须攻坚突破的十大难题之一，全市计划新增婴幼儿照护服务社区成长驿站100家，婴幼儿照护服务托位1200个。此外，还有区域教育资源不均衡等问题。

“对普通人而言，是否选择新的城市，取决于城市特色产业和城市建设及配套，即是否拥有舒适的就业和生活环境。就业是和产业密切联系的，而生活则很难绕开教育、医疗和住房。因此，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短板，让城市更有包容度，有利于杭州向一线城市迈进。”肖周燕表示。

每四个四川人中就有一个来自成都

2021年，成都净增人口24.5万，尽管居于武汉之后，但结合四川省净增人口1万的数据，成都在四川乃至西部地区的地位可见一斑。

数据显示，2021年，四川省常住人口为8372万人，成都市为2119.2万人，可以说，四个四川人中便有一个来自成都。

七人普数据透露了四川各地市人口增长的水平。从2010年到2020年，除成都、绵阳、凉山彝族自治州等8个市（州）常住人口增加，其他市（州）常住人口均为负增长。

据四川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十年来跨省流入人口为259万人，增加146.1万人，省内流动人口为1809.8万人，向首位城市成都聚集的趋势较为明显。

从经济总量上看，成都的GDP在四川省一骑绝尘。2021年四川省GDP为近5.39万亿元，其中，成都的GDP约为1.99万亿元，远高于排名第二绵阳市的3350.29亿元。

电子信息产业等先进制造业是成都GDP的增长引擎。2020年成都电子信息产业规模达到10065.7亿元，成为成都首个产值破万亿元的产业。2021年，电子信息产业增长20.4%，全市重点监测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增长面达52.2%，其中集成电路、光纤、新能源汽车产量分别增长31.4%、78.6%、112.2%。

除了对人口的吸聚力和远超其他城市的GDP总量，成都的行政区划版图亦在扩大。简阳市于2016年开始由成都代管，2020年4月28日，四川省政府官网公示了同意设立成都东部新区的批复文件，正式将简阳市所辖的13个镇规划到成都东部新区，这一新区规划建设729平方公里。

无论是人口，还是各类经济要素，似乎都在从四川的其他地区向成都集聚，这是否形成“虹吸效应”？

所谓“虹吸效应”，就是中心城市吸引人口和要素集聚的过程。很多研究者在讨论当前中心城市的发展问题时，往往会提到“虹吸效应”，并将其作为中小城市发展的障碍。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盛毅认为，不能简单把成都的吸聚能力理解为“虹吸效应”。

盛毅以成都的城市发展为例，成都从核心到偏远地区有三个圈层，一圈层为主城区，二圈层是近郊的区县，三圈层是远郊的县市。“以前人口流入主要流向一圈层的中心城区，成都的二、三圈层人口也是流出的，但六人普到七人普的十年间，人口重点流入二圈层，三圈层少量流出、基本持平，这一变化反映了成都内部人口分布的调整趋势，即一圈层由于‘中优’规划控制人口密度，不会有更多人口流入，这部分人便会慢慢流向成都的二、三圈层。四川省其他地区和成都的关系亦会经历类似调整。不过在初始阶段，成都对于要素的集聚能量一定是大于辐射能量的。”盛毅向《财经》记者表示。

2021年8月7日，成都市发布《成都市中优“十四五”规划》，该规划旨在优化成都市五环路内区域的城市功能，打造商务办公、时尚消费和现代服务的主要承载地，以及公共设施、开放平台和文旅资源的主要集聚地。

截至2021年，成都中优区域共完成了240个非核心功能疏解项目腾退土地1.22万亩，疏解产业人口30余万人，减少规划居住人口42万人。人口密度由原来的每平方公里1.58万人降为1.49万人。

盛毅表示，成都的传统产业已开始向外转移，如家具、服装类产业，最早是与周边一些区域合作，比如成都和资阳共建产业园区，然后把一部分产业转移到共建园区里，但此前的重点还是从产业布局的角度，产业链的角度缺乏有意识的安排。“这些年的转变是开始合作共建产业链，例如规划汽车零部件的整个链条生产，经济互动更密切。”盛毅表示。

发挥成都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政策已开始着意部署。2020年1月3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提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打造高质量重要增长极。2021年10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出台，这一纲要覆盖重庆市的中心城区及万州等27个区（县），以及开州、云阳的部分地区，四川省的成都、德阳等15个市，总面积为18.5万平方公里。

成都向东，重庆向西，成渝双城记，旨在打造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目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区域规划战略高度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相同，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第四极”。

“目前成都的辐射范围比较紧密，可能辐射半径为50公里到60公里，下一步可能会扩大到80公里，这要取决于成都自身经济、科技的影响力。目前，成都与周边城市已初步建立协同发展基础，例如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方面如共建产业园区等，现在政府更有目的地通过规划引导，发展这种联系，以后城市间的联动效率便会更高。”盛毅向《财经》记者表示。

3月28日，四川省统计局发布数据，2021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实现地区生产总值超过7.39万亿元，经济总量占全国的6.5%、西部地区的30.8%。

京津冀为何人口减少

在全国净增人口规模有限的情况下，有的地区人口大量流入，有的地区持续人口流出，是中国人口流动叙事的一体两面。在人口的流向选择中，京津冀地区值得关注。

数据显示，在重点城市2021年的净增人口规模统计中，人口流出地便包括北京和天津。在疏解非首都功能的规划下，尽管北京依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但总体人口呈少量流出态势，2021年，北京常住人口减少约4000人。而京津冀地区的另一大重要城市天津，常住人口减少了13.6万，河北省常住人口减少约16万。

这意味着，从北京、天津离开的人口，并没有进入河北地区。

肖周燕曾利用百度指数对主要城市群的人口迁移倾向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北京与周边城市的迁移倾向关联度并不高，从北京离开的人口，更多流入长三角地区的上海、杭州、苏州和南京等地，以及粤港澳地区的深圳。而在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人口倾向于区域内部迁移，例如从上海离开的人口，可能迁往苏杭，从佛山离开的人口，流向了广州、深圳和珠海。

肖周燕表示，京津冀城市群内，北京、天津、河北省不属于同一行政规划区域，此外，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非常大。其中，北京一城独大。由于北京强大的集聚效应，相较之下，天津特色产业不突出，对人才的吸引力不够，因此，城市群内的流动人口多数是单向的。“京津冀人口多数往北京集聚，若要离开北京，往往会选择去其他城市群，而不是在城市群内选择其他城市作为迁移流入地。”

根据天津市2021年发布的统计年鉴，天津市常住人口数量自2017年首次下降，尽管2018年-2020年小幅增长3.6万人，但从2017年首次出现人口下降到2021年，天津市常住人口从2016年的1443万人，降到2021年的1373 万人，五年间较少70万人。户籍人口则稳步上升，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数量逐渐拉近。

作为京津冀地区的第二大城市，天津为何留不住人？从北京、天津流出的人口，去了哪里？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表示，天津的人口增长乏力，与整个华北地区的发展势头不足有关。他认为，北京的优质资源非常集中，加上央企、银行类的总部经济等，北京壮大自身的能力非常强。天津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集聚经济发展的动能和人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京津冀地区的整体发展情况，而京津冀地区相较于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自然地理条件并不好。至于现代服务业，包括金融、新商业等方面，北京一枝独秀，天津缺乏吸引人才的动能。

肖周燕则认为，在北京疏解城市功能时，理论上人口应该会向天津流入，但天津常住人口在减少，与天津本身的发展不无关系。

“首先，天津一直坚持制造业立市，推进产业高科技化，虽然建立了一些高新区，但基础设施配套不足，交通不便影响其发展；其次，虽然天津出台了吸引人才的政策，但效果并不显著，多数人选择天津的理由可能只是为了落户买房、孩子上学，真正想留在天津发展创业的人口并不多。天津应该考虑如何将传统工业与信息化结合，打造特色优质产业，以此为基础，提高城市发展的包容性和软实力，才能吸引和留住人才。”肖周燕表示。

从GDP规模来看，尽管天津市GDP连续增长，但相较于其他新一线城市，天津的成绩并不算亮眼。2021年天津GDP约为1.57万亿元，比上年增长6.6%，低于全国8.1%的水平。与同为直辖市的重庆相较，重庆市2021年GDP约为2.7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8.3%；此外，天津作为直辖市，GDP体量和增速均不及苏州、成都、杭州、武汉、南京等地。

从北京、天津流出的人口流向何处？

陆铭表示，北京的人口流出到什么地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离开北京的人口原来从事何种行业，而其迁移的目标城市，往往与北京的功能接近或互补。

“北京是一个服务业占主要比重的城市，在北京的人口大量从事服务业，那么流出的人口必定迁移到与北京产业结构相近、以服务业为主的大城市。与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相比，京津冀地区的其他城市并不具备优势。此前北京曾疏解一批附加值不高的产业到河北地区，例如批发贸易市场，但这类市场最终可能无法存活，因为批发市场的存在基础是北京庞大的人口规模，一旦被关停，相应产业也很难在河北地区或天津有很好的发展机遇。”陆铭说。

“城市和城市的关系，不是看地理位置的远近，而是产业结构能否相近或互补。”陆铭补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