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雁南
上世纪五十年代，玛格丽特·杜拉斯逐渐从后人所谓的“杜拉斯式传奇”中抬起头来，将笔触转向“外面的世界”。除了在《法兰西观察家》上发表评论文章，她也开始写关于“社会底层小人物”的故事，于是1955年就诞生了《街心花园》（一译《广场》）这部极其重要但通常被人忽略的作品。那么，为什么要在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重新翻开这本书？这本小书里又遗留着何种珍宝，值得我们在当下的疫情期间一读再读、一说再说？
花园，一条被遗忘的通道
在一次对话中，面对男记者提出的“小说中的各个地方是否出自个人旅行史”这一问题，杜拉斯却转而开始描述一个关于写作发生的原初场景：先是有一个空荡荡的地方，它在你内心颤动，就这样，持续一年或几个月，然后突然就被你笔下的人物占据，突然就有什么事情发生在那里，就像发生在舞台上一样……至于事情是如何发生的，人们永远也说不清楚……短暂的离题很快就被下一个问题拉回正轨。但在这段看似语焉不详的描述中，杜拉斯却道破了读写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秘密：有时，与其徒劳地追问事情是“如何”发生的，不如先去问事情究竟是“在哪里”发生的。
当我们谈到地方、地点，我们通常想到的就是物理意义上的空间。但怪异的是，在《街心花园》这本直接以地点命名的小书里，我们却没有见到任何花园物理空间形态的描写。随着空间规定性与事物可见性骤然瓦解，花园内部也开始滋生出有别于线性时间的“花园的时间”：既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之外的例外时间——故事发生在夏日傍晚，发生在工作结束之后、晚餐开始之前的休息时刻；更体现于年轻女子与孩子相处时的奇异的时间感——年轻女子口里的“下午四点半”，并不是指钟表时间，而是孩子吃点心的时间。
因此，对杜拉斯来说，真正重要的并非空间本身，而是人与人之间的时空经验。在空间感而非空间的意义上，杜拉斯的花园于是就翻转成了一条双重的通道。它首先呈现为私人住宅和社会机构之间的居间地带。正是在这一居间位置，人才可能以关乎自身，而非仅仅以有赖于某段私人关系或某一社会身份的方式显现自身。
有了一块开放自由的平等之地（“去花园也不花费什么”），杜拉斯笔下的人物才可能登场。在《街心花园》中，男人和年轻女子始终是经由声音的穿透而非目光的镜像反射打交道。在拒绝视觉惯性的前提下，“花园的时间”才可以被理解为男人口中的“谈话的时间”，不可见但可感的花园故事，才可能在言说、对话和乃至沉默的过程中显现出来。
男人的花园，或女人的花园
出现在花园里的都是些“社会底层小人物”：男人是一位旅行商贩，年轻女子则是一位家庭女佣。但将少数群体作为主人公搬上舞台，并不是为了批判或卖惨。毫无疑问，父权制资本主义是底层男女遭受不幸的外部原因，但杜拉斯对谈论“阶级”这类“结构性问题”并不感兴趣，她真正关心的是：同为小人物，当她/他选择做一份工作的时候，背后的内在动机究竟是什么？选择的差异又意味着什么？
在关乎人自身的层面上，选择一份工作的原因就不再是糊口这类生物性答案就能自我打发的。选择的差异首先外化为工作的不同特性：男人的工作轻松自由，在各个城市之间流动贩卖的工作模式就像短途旅行；女人的工作苦累繁重，家庭女佣既不自由又无法旅行。但随着苏格拉底式诘问的辩证展开，这对看似稳固的对子却开始松动，从中绽出的性差异的欲望在她和他的对话时间中涌动变形——
比如说：她坚持保留此时此地的苦役工作，通过承受一切的方式铭刻痛苦的深度，为了保持清醒与保持愤怒。为了克服因恼怒、厌烦而产生的毁灭冲动，她甚至比之前做得更好。换一个轻松的工作，做一次短途旅行，在这个意义上就成了逃避痛苦、分散注意力的权宜之计，任凭丰饶的痛苦坍缩成轻浅的享乐。因此，旅行不会令他注意到任何关乎其身的新事物，去哪儿都如同原地踏步。而她看似原地不动，却处在高速的否定辩证运动中。
再比如：他眼中的苦役工作，对她来说却是一种完满的等待状态，必须独自等待改变的到来。但这并不是像他那样期待某种外部推动力，或退而求其次实现一些微小的变化。她深知改变的力量总是源于内部，彻底革新的欲望才是变革来临的前提。等待于是就成了欲望强度的正向积蓄，策动她鼓起勇气主动地招致欲望事件：在每个周六的舞会上，她接受任何男人的邀舞。悖论的是，当她试图言说这种非对象性的无名欲望，她却只能吐出“婚姻”“幸福”这类合法性词汇。
经由否定辩证运动，花园才进一步转化为性差异涌现的场所。尽管杜拉斯没有正面谈论阶级问题，但杜拉斯已然翻转出了底层小人物们的革命潜能，尤其是那位年轻女子，比起深陷虚无的男人（他既恐惧死亡又害怕生命），她更接近死亡（她可以拒绝从睡眠中醒来），但也更接近一种诞生的状态。所以，年轻女子愿意在陌生孩子们喊叫“我饿”“我渴”“我累”的时候，无条件地成为他们的照料者，才有立足此时此地的勇气，才有耕种花园的希望。
我们应当耕种我们的花园
除了对话中的男女和跑来跑去的孩子之外，杜拉斯的花园里还有一个最小的孩子，“坐在四轮童车里耐心等待时间的到来，以便和别的小孩一起走。”这样一个正在学说话、学走路的新生命，就是一个等待者本原的生命样态。至此，等待者（最小的孩子）、卑怯者（年长的男人）和勇敢者（年轻女子）这三位没有名字的主人公，就成了杜拉斯的街心花园里三类具有原型意义的人物形象，花园的未来正是由他们耕种起来的。
作为一名因新冠肺炎而处于“隔离等待”状态中的上海读者，我们能够再一次在《街心花园》这本小书里读出什么新东西？那就是漫长的等待，以及日常的操心和介入了。
从身体经验来说，现在可能是阅读《街心花园》的最好时候，因为我们切身体验到否定性的积极意味：正是在社会生产停摆、基层组织疲软、人与人之间被物理区隔的时刻，我们开始回想起花园的存在，才渴望聚到一起找个地方说说话；正是在小区花园做核酸检测的时刻，我们才有机会与未曾谋面的邻居们相互照面、彼此关照。更不用说那些疫情初就开始行动的，邻里自发建立起来的互助社群。隔离迅速有效地为我们打通了邻里关系的壁垒，聊得尽兴的邻居之间已经开始筹划未来的线下见面，而在短暂的线下时刻，越来越多的邻居正开始向彼此微笑致意。
在《街心花园》同期，杜拉斯还出版了另一个与地方性有关的剧本《塞纳-瓦兹的高架桥》。故事取材自当时的社会新闻，讲述的是该地区发生的一桩离奇谋杀案。在一次采访中杜拉斯提醒我们，这部戏剧中的关键点之一就是塞纳-瓦兹这个省份的恐怖气氛。她注意到，塞纳-瓦兹的空间规划使得邻里之间不可能彼此照面或建立联系，人们彼此互不相识，正是在世界性瓦解的政治意义上，人才会被孤独和暴力所围困，才会迷失其中，才会犯罪。
基于《旧约·创世纪》的叙述，罗伯特·哈里森曾经典地区分过“花园”的两种始源形象：一种是上帝创造的伊甸园，另一种则是由人亲手创建和呵护的人间花园，需要日复一日地付出和奉献才能成为人的栖居之所。
如今，作为城市公共设施发挥功效的广场，是由政府统一规划建造的。但那并不是现成的人间花园。我们的花园需要我们的操心和介入。在“有待你我共同耕种”的意义上，比起将法文标题“le square”直译为“广场”（王道乾译），我更偏爱“街心花园”（刘和平译）这个少数译法。
正如哈里森所指出的，对于在世存在者来说，并不存在伊甸园或人间花园两个选项。事实上我们只有这一个花园。而疫情之后的世界，正寓于我们每个人此时此地的“隔离等待”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