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枝花:三条经验助推市域社会治理成效显著

近日,在四川省攀枝花市米易县草场派出所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经过多天调解,因经济纠纷积怨已久的两户村民终于握手言和。看着两家人一起走出中心,米易县第三方调解中心调解员余华长舒了一口气。

这是余华作为第三方调解员调解成功的第46起纠纷,也是攀枝花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改革的一个生动缩影。

2020年6月,攀枝花市被确定为全国首批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试点工作开展以来,攀枝花市以现代化为目标,以提升市域社会治理聚合力、驱动力、治理效力为着力点推进试点改革,破解治理难题,摸索出了一批新经验。

高阳琼/摄影

经验一:

重心下沉,基层矛盾纠纷就地化解

4月9日,四川攀枝花市民王琳一大早就来到攀枝花市仁和区“天府幸福家·花城联姐”工作室道谢。为了解决家庭问题,王琳前前后后找了“联姐”缪明乡好几次。

被称为“联姐”的,不止缪明乡一个人。从2015年至今,“花城联姐”工作室已经吸引数十名有调解经验、热爱妇女儿童工作的基层妇女志愿者加入,推动婚姻家庭矛盾纠纷调解。

基层矛盾背后往往关联着百姓生活中的痛点。

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的探索与实践中,攀枝花探索出“三说会堂”“第三方调解”等多元预防化解纠纷模式,完成385个乡村两级便民服务中心建设,把矛盾纠纷多元化解调处力量的重心下沉到农村和社区,打通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构建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意在推动矛盾纠纷防范在先、发现在早、处置在小,为群众提供全覆盖、全领域、全过程的解决纠纷服务。

攀枝花市西区“三说会堂”

不久前,为了调解攀枝花市西区格里坪镇庄上村的一起赡养纠纷,攀枝花市西区法院格里坪法庭的法官将“法庭”搬进了村里,通过群众说事、干部说理、法官说法的“三说会堂”方式调解。经过长达6个小时的“开庭”,村民雷大爷和老伴终于解决了养老难题。

“走到群众中间,把问题看得更清楚,心结解得更明白。”该法庭庭长陈梦说,“三说会堂”调解方式既依靠街坊邻居,从身边群众的角度还原矛盾纠纷本质,又引入基层党组织的积极作为,再加上法庭专业队伍提供“一站式”司法确认便民服务,让当事人吃下“定心丸”。

攀枝花市市域社会治理工作会议

经验二:

数据共享,让大数据成为有用资源

攀枝花的“智慧城市运营中心”设在位于攀枝花市东区的智慧产业大厦3楼。走进该中心,12345热线接听人员不停和来电市民沟通;走廊尽头的指挥大厅里,大屏上来自全市45个核心业务部门的数据正不停闪烁。

“能够共享的数据数量已经很大。”攀枝花市委政法委综治督导科工作人员李勇手指着屏幕左上角说,这些数据总量已超4亿条,共享数据资源的使用申请也有2573次。

为了让这些数据成为“有用”的资源,浪潮集团项目经理杨碧磊和团队梳理出6个主题库和近5700条数据目录,对数据进行结构化处理后,分门别类放进库中,供社会治理和政策决策使用。“我们建立了信息查询使用快速审批、规范流转、网上留痕、终身记录等制度,以工作规范保信息安全。”杨碧磊补充道。

数据汇总,不仅仅是简单地“搭座桥”“建个池”,更要打破政府部门间数据“各自为战”的情况,让社会治理者从“孤岛”中突围出来。

“先联思想后联网。”在李勇看来,要突破“行政、部门、区域”三大界限,以治理需求“智治”服务社会,相比于数据处理技术,从思想和制度上进行融合难度更高。

目前,攀枝花市已完成市域党建、治安、卫生、环境、住房、企业、人口等数据信息的汇集与实时研判,将应用于各项社会治理工作、服务群众。

攀枝花市仁和老街社区“五步议事法”

经验三:

一网融合,形成合力提升综合治理

无论是多元矛盾纠纷调解,还是打通数据共享渠道,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探索中,当地都将“形成合力”放在重要位置。

攀枝花市委政法委综治督导科科长刘俊作介绍,智慧城市运营中心正是在原有的攀枝花市综治中心基础上提质升级,将综治中心、城市综合运营管理中心、应急联动指挥中心“三中心合一”,进而实现城市管理、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等信息资源的共享共用,推动攀枝花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

不过,刘俊作也坦言,眼下仍有部分单位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和自身工作结合不够、融合不深、联动不强,这也成为攀枝花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的一块“短板”。

补上这块“短板”,攀枝花正在探索“织密一张网”。“目前,全市已经形成了817个网格终端,推行网格化精准管理。”一张有序划分、覆盖全域的“网”,在疫情防控、森林草原防灭火、防汛减灾等工作中,显现出了有效治理的力量。

刘俊作介绍,最近,攀枝花市委政法委、市委组织部正在积极组织城管、医保、自然资源规划、生态环境、消防、应急、卫健等部门沟通会商,统一网格划分,统一整合资源,实现“多网合一、一网运行”,丰富网格治理的功能。

(四川省攀枝花市委政法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