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在天津市和平区鞍山道59号的张园，始建于1915年，是清末湖北提督张彪的私人府邸。1924年12月，孙中山先生北上来津居住于此；1925年2月，清逊帝溥仪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后，曾在此居住4年有余；1935年，驻津日军强购后将原建筑拆除重建，改为日本驻屯军司令官官邸；天津解放后，中共天津市委、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先后迁入此处合并办公……张园是近代中国的一座大舞台，百年来上演了许许多多活色生香的社会大戏，蕴涵着无比丰富的历史细节。
1924，中山先生在张园
1924年10月23日，直系将领冯玉祥在革命形势影响下，在北京发动政变，一举推翻直系军阀曹锟，于是北方出现了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三派联合，又互相猜忌、争夺的局面。段、张为缓和矛盾，践行冯玉祥的前约，三人联名电请孙中山到北京，商讨和主持解决时局问题。为实现全国和平统一和宣传革命主张，使当时分崩离析的局面得以改观，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孙中山先生权衡利弊，甘冒风险，应邀北上，共筹祖国统一大业。
同年11月13日，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乘“永丰舰”由广州起航，经香港到上海，转日本神户等地，再乘“北岭丸”号日轮于12月3日夜抵天津塘沽。北京当局为欢迎孙中山，特派津浦铁路的钢皮一号包车泰山号及87号头等专车，在3日晚7时开赴塘沽恭候。张作霖通令塘沽至天津沿站奉军加意护卫。天津教育厅通令：在孙中山先生抵津开欢迎会日，各大、中、小学校一律放假一天，以示欢迎。孙中山并未乘车，而是仍乘日轮于4日早8时启航抵津美昌码头。
在小小的美昌码头上，聚集了5000多名各方欢迎代表，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和天津警察厅的军乐齐鸣，欢声雷动。随同抵达的有宋庆龄、李烈钧、戴季陶等人。船徐徐靠岸，孙中山面容消瘦，面带倦意，身着蓝缎团花灰鼠皮袍，青缎团花马褂，头戴鸭绒呢帽，行走中不断地向欢迎的人群频频挥手致意。宋庆龄身着灰鼠翻皮大衣，头戴有穗头的灰鼠皮帽，紧随其后。因为人太多，秩序有些混乱，段祺瑞特派的欢迎代表许世英个子太矮，无法靠前。不得已，他只得向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手下李宝荣求助说：“你再找一个人，马上把我护送过去，我要抢在别人前头第一个见到总统。”于是，李宝荣和郑宝善两名警察架着他的胳膊飞步冲上船去。许跑到孙中山面前行礼后说：“报告总统，我叫许世英，是段执政的代表，特来欢迎总统，请总统下船。”孙中山及夫人乘坐的是杨以德特备的天津第二号车，由法租界的手枪班骑自行车开道，其余人等分乘后面的6辆车。车至日、法租界交界处，换了日租界的手枪班，直奔张园，沿途商民夹道、鸣放鞭炮，其盛况为津城前所未有。孙中山一行分住于张园、国民饭店和熙来饭店。
孙中山、宋庆龄乘船抵达天津法租界美昌码头时的留影
在张园用过午餐稍作休息后，孙中山即前往河北曹家花园拜访张作霖。行前李烈钧半开玩笑地说：“刘邦设鸿门宴会项羽，有张良与樊哙同行乃无恙，今先生访雨亭，也应该有人护驾，您认为何人能担此任呀？”孙中山笑着说：“言重了，此行为统一大业，岂能与鸿门相提并论呢？”于是，李烈钧、汪兆铭、邵元冲、孙科等4人随行。车始抵张府，张学良即出来迎接。至客厅，张作霖才从外缓缓踱入，态度傲慢，旁若无人，不与任何人打招呼即毫不客气地坐在了上座。孙中山首先开口说：“昨日抵津，承派军警迎接，盛意可感，特来申谢。此次奉直之战，赖贵军之力，击破吴佩孚，实可为奉军贺。”张答：“自家打自家人，何足为贺。”这话显然出乎孙中山的意料，一时无语。李烈钧起身打破了这尴尬场面：“事虽如此，但如果像吴子玉这样的国家障碍不铲除，那么国家之进步、人民之幸福，又从何谈起呢？所以说，总理的祝贺更有价值，而且也只有您才能担此祝贺！”张作霖听后哈哈大笑，会见气氛才有所缓和。
下午4时回张园后，孙中山感觉肝部疼痛，请来德国医生诊治。医生说是因坐船时间过长而疲劳过度，造成消化不良，由胃病引起肝肿，须静养24小时。
4日晚6时，天津各界在国民饭店举行欢迎大会，但大会还没有开始却接到了法领事的通知：只准致欢迎词，不许演说。8时，孙科、汪兆铭、许世英、杨以德等到会，先由许代表段祺瑞致欢迎词，随后汪代表因胃病不能出席大会的孙中山表示对大家的感谢。5日，马千里、邓颖超等代表天津各界到张园探望了孙中山。
7日下午1时许，日本驻津领事吉田特介绍东亚医院院长田村到张园为孙中山诊病。田村诊后认为，先生所患系胃病，并无何等异状，因肝火太盛，胆之右部膨胀，为胆囊炎。须静养四五日，并非何种大病症。
8日、9日，孙中山在天津《益世报》上连续发表谈话，指出：“国民党革命运动之志望，乃在为人民之利益而谋中国之自由与独立……13年来，军阀与帝国主义者之联结，是实现上述目的与志望的主要障碍，此项障碍现当打破之……倘使革命事业为中国国民发展之原动力而告完成，则毒恶相等之军阀与帝国主义，必被毁灭而无疑……吾人为应付此项新的时局，仅欲谋吾人最小纲领之实现……应准许人民就自己之需要，而决一切……谋国家之统一与重新建设。”
孙中山在张园与各界欢迎代表合影
18日，孙中山抱病在张园接见了段祺瑞方面代表许世英、叶恭绰，对段新近发表的“外崇国信”的声明和召开“善后会议”的活动，痛加驳斥：“我今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来，你们如此怕外国人，还要欢迎我来作甚？”许、叶二人一时不敢作声。这次谈话使孙中山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病情再度加重，19日午后，忽然开始呕吐，体温升高至38度以上，赶忙请来了德医诊治。医生说，尚无大碍，只是久病初愈，起居饮食一切加慎，仍需静养，不能会客，更不能劳心、动气。
18日晚8时，在于方舟、江浩的领导下，天津各团体召开欢迎孙中山先生的大会。会上同时发起成立天津国民会议促成会，当场签名加入的有天津学生联合会、学术演讲会、反帝国主义运动大同盟、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21个团体。
在全国各地国民会议促成运动蓬勃开展的同时，22日，天津方面顶住重重压力，首先成立了由邓颖超为主席的天津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天津的革命声势空前高涨，吓坏了帝国主义者和军阀政府。法国驻津领事竟公开出面干涉，提出不许孙中山在租界内发表政治性演说。英租界当局还非法搜查了义庆里40号的国民党直隶省党部，并派出巡捕干涉讲演队的活动。
24日，段祺瑞政府不顾全国舆论的反对，公布了所谓《善后会议条例》，规定凡属讨伐曹、吴有功的各省最高首领与各省区、蒙、藏、青海军民长官，即北洋军阀原班人马，均可作为会议代表，企图拉出某些上层名流装点门面，以抵制孙中山所提出的包括各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各省学联、工会、农会与反曹吴各军、各政党参加的国民会议的合理主张。孙中山颇为气愤，遂于26日由天津发出通电，严辞反对与谴责，全国舆论一片哗然。27日，天津国民会议促进会，在县教育会事务所召开第二次筹备大会，到会代表百余人，由学生联合会李逸为临时主席，安幸生为临时书记，由马千里、于方舟、邓颖超等人起草章程宣言。
30日，段宏业代表其父段祺瑞到天津，请孙中山入京。然后，段宏业又赴曹家花园谒见张作霖，商讨对苏联的问题。同日晚7时，天津市民团体召开欢送孙中山大会，到会有50余个团体的100多名代表。大会给孙中山写了一封公开信：“先生之来也，帝国主义之强暴及祸国军阀之狡展，处处与先生张以阻挠，亦即处处与民众利益以残害。军阀所主张之善后会议，愚民欺世，更辱我公，望能坚持宣言三点。慰苍生之喁望也，吾辈惟有以政权归民之义，事辈领袖之后盾，临颖神驰，务望先生为国珍重，为国努力。”
31日，段祺瑞又派张树元来津催促孙中山入京，并表示，善后会议办法可以容纳孙中山意见。于是，孙中山于当日上午10时扶病启行，随行者有汪兆铭等30余人。天津各团体、各界人士200余人前来送行。
据罗文华先生《孙中山张园“遗事”》一文载，1956年11月，孙中山当年的侍从副官马湘，曾与《天津日报》记者吴寿颐等人一起来到张园，追述他追随孙中山来津时的情形：“像中山先生的生活一样，当年屋子的布置，是简单而朴素的。靠近西面的玻璃窗，放着一张黄色的单人铜床，北面安放着一套咖啡色的皮沙发。剩下，就是墙角的地方还有三个高腿的花架，床头几旁边的书架上面都摆满了政治、经济、历史和地理等中、外文的书籍。中山先生即使在病中，仍然手不释卷。”
溥仪在此居住了四年多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在鹿钟麟的大炮威胁下，11月5日，溥仪告别了这座满清王朝统治260余年的宫廷。从此，他永远地结束了在清宫的皇帝生活，从高高的云端坠落到了凡尘人间，从贵为天子的万岁爷变成了一介“平民”。
1925年2月24日，在郑孝胥和日本人的策划下，溥仪经北京东交民巷日本使馆，化装成商人，由北京前门车站乘火车匆匆逃往天津。这天正是旧历二月初二，俗称“龙抬头”，溥仪选择这一天，是期盼着将来重新回到北京，恢复大清祖宗遗业。下车后，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等迎接，把他送到日租界大和旅馆暂时住下，不久即到张园定居。据说，入住张园后，溥仪选择平远楼东侧房间为卧室，摆放“龙床”的位置，恰好与孙中山当年的居室和床位吻合。
皇后婉容和淑妃文绣随后来津。溥仪和婉容住在二楼，文绣住在楼下会客厅南边的一间房。当时在津的前两江总督张人俊，清时户部、兵部尚书、军机大臣铁良，曾任工部、兵部、外务部尚书吕海寰等遗老遗少，闻知溥仪到津均来请安，华世奎、刘嘉琛、朱益藩也是诚惶诚恐地前来拜见，前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更将家中的螺钿硬木家具搬来进奉。罗振玉、郑孝胥、朱汝珍、贝勒载涛等不辞辛劳，每日恭候园中，随时听命调遣。
张彪亲自动手收拾花园，安排一切陈设。为了给溥仪的随从、办事人员安排一个较好的落脚处，张彪在园内右侧再建连排四间平房。各类膳食侍僮、各旧日臣工，遍布园中亭台楼榭，闻讯而来的大报小报新闻记者川流不息。张园门前一时车水马龙，门庭若市，熙熙攘攘，盛极一时，原本一座平素寂寥、乏人问津的私人府邸竟成了各界名人聚集的闹市。
溥仪来津时19岁，风华正茂。乍一走出紫禁城，反倒有一种飞鸟归林般的自由快感。在津期间，他追求时尚，生活西化，剪掉了辫子，头戴礼帽，足蹬皮鞋，鼻子上架着墨镜，手里拄着文明棍儿，坐汽车、开摩托、吃西餐、进舞场、打台球、看好莱坞。张彪为了投其所好，专门找关系买来了刚在国内出现的无线电收音机。距张园不远处有座大罗天游艺场，除演出戏剧、放映电影外，还有一个古玩市场。溥仪在紫禁城时曾“赏给”弟弟溥杰很多古玩字画，来津后，便将这些古物拿到大罗天出售，这些稀世珍品由此流入民间。
1928年5月，孙殿英率部退守蓟县和遵化一带。为筹措军饷，他以军事演习为名，盗掘乾隆与慈禧的陵墓，历三天三夜，盗取40余箱珍宝。消息一出，舆论大哗。祖坟被人盗挖，溥仪气愤异常，发誓一定要手刃孙殿英，盛怒之下画了一幅“刺杀孙殿英图”。溥仪让律师为他写了诉状，要求法院严惩孙殿英。但孙殿英不惜血本给多位民国要员行贿，诡称自己父亲早年曾被旗人关押狱中，屈辱而死，今天此举正是为父报仇。反观溥仪此时早已失去昔日的权势，自然不会有人为他撑腰，此事遂不了了之。
1927年初，张彪患癌症卧病在张园后巷的宏济里8号。溥仪曾亲自来探望他，并为他召请当年的御医、某俄国大夫为其诊治，但为时已晚。弥留之际，溥仪赠其“忠恪”二字，让张彪眼含恩宠的热泪撒手人寰。溥仪再赠“心如金石”匾额，以示“龙恩”。张彪去世后，张家派人向溥仪收取租金。无奈，1929年7月2日，溥仪被迫迁至曾任民国驻日公使陆宗舆的乾园（后改称静园）。
1935年，川岛芳子相中张园，唆使驻津日军强购，将园内的八楼八底三层楼房全部拆除，新建起一所罗马式二层小楼，作为日本驻屯军司令官官邸。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美军曾一度进驻张园。
天津市委、军管会在此合并办公
1948年11月29日平津战役打响后，为迎接天津解放、做好天津的接管工作，根据中共中央和华北局的指示精神，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在河北胜芳成立，同时成立中共天津市委。从各地抽调的7400余名干部，陆续到达河北胜芳开展整训学习，准备接管天津的各项工作。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后，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告成立，黄克诚任主任，谭政、黄敬任副主任。同日，天津市委、天津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军管会为全市最高权力机关，初设于原天津公议大楼（今承德道12号）。军管会向全市人民发布“军字第一号”布告，宣布从即日起，军管会开始对天津市东至塘沽、大沽，南至静海，西至杨柳青，北至杨村，施行军事管制。在军事管制期间，由市军管会统一管理辖区内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管制事宜。
1949年8月11日，中共天津市委在张园挂牌
根据工作需要，1949年1月23日，中共天津市委迁入迪化道（今鞍山道）46号、48号的张园。同年6月15日，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也迁入张园与市委合并办公。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1949年8月11日，市委做出《关于公开党的决定》，加挂“中国共产党天津市委员会”的牌子，张园成为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个公开办公地址。
接管干部随攻城部队陆续到达指定岗位，遵照“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管”的方针，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配合下，紧张有序地接管了国民党天津市政府、警察局、报社、电台、水厂、电厂、银行等重要部门，迅速恢复了城市功能，稳定了社会秩序和人民生活。天津解放的第3天，市内公用电汽车恢复运行，各大医院恢复门诊，公营企业工厂和永利、久大、恒源、华新、东亚等私营大厂迅速开工生产。至2月上旬，全市公私立394所大中小学基本复课。大部分单位的接管工作在三至五天内完成。到2月底，接管工作全部完成，天津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
张园小天地，历史大风云。张园是百年中国历史的缩影，见证了党接管天津、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国民经济、带领天津人民艰苦奋斗的创业历史。2019年10月7日，张园作为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中共天津市委旧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核定并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来源：各界杂志2022年第4期
作者：周利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