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钊|《昨日的世界》摘抄

最近很多朋友都在读这本《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我的版本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这么说是因为在朋友圈里就看到有几位晒这本书。何以如此?可能是偶然,就我而言,也是因为有些好奇。经历了一战和二战发生的茨威格,也可以说是经历了“未有之大变局”。那个曾经让人们满是憧憬的世界为何重新滑向深渊,那种变局中的人和世界究竟是怎样的,他们的经历和感受、心路历程又如何?这都是我想透过茨威格的笔触了解的。这本书写于1939-1940年。两年后的1942年,寄居巴西的茨威格和妻子“在孤寂与理想破灭中”选择了放弃这个世界。

这本《昨日的世界》是多年前买的。好像当时也翻了翻,不过也忘记了是什么原因,就是没看进去。似乎也是翻了大半又或者看到了结尾,但几乎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一次有些不同。能把自己所经历的时代刻画的如此入木三分,既能看到历史的宏阔转折,也能够在一张张面孔中感受那种大变局带给每一个人的命运,舍他其谁?手里拿一支铅笔,边看边划拉。也不是划重点,就是读到哪里觉得打动了我,心有戚戚焉,或者忍不住边看边在心里赞叹或感慨,就随手划出来。忽然又以为划在书页中很容易忘记,就花了点儿时间在电脑上敲出来。

所以人和书也是讲缘分的。我和这本书的缘分发生在2022年,新冠三年。这部分摘抄的内容是完全按照书的章节顺序走下来的,可能每一段也不容易看出什么关联或逻辑,甚至杂而乱。如果没读过这本书,又觉得有点儿意思的朋友还是去读原著吧,相信你肯定不会失望。还有,敲完了才发现字数挺多,就分成两次发吧。

序言

每当我在谈话中向年轻的朋友讲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些事情时,我从他们突兀的问题中发现,有多少事对我来说还是不言而喻的事实,而对他们来说却已成为历史或者不可思议。但隐藏在我内心的一种本能使我觉得他们的发问是有道理的,因为在我们的今天和我们的昨天与前天之间的一切桥梁都已拆毁。

不过,与此自相矛盾的是,我在这个使我们的世界在道德方面倒退了将近一千年的同一时代里,也看到了同样的人类由于在技术和智力方面取得的未曾预料到的成就而使自己大大进步,一跃超越了以往几百万年所取得的业绩。

没有一块可以逃遁的土地,没有一种可以用钱买到的安宁。命运之手随时随地会把我们攫住,把我们拽到它的永不知足的戏弄之中。

因为在我看来,我们的记忆里不是把纯粹偶然的这一件事记住和把纯粹偶然的另一件事忘掉的一种机制,而是知道整理和睿断舍弃的一种能力。从自己一生中忘却的一切,本来就是由一种内在的本能在此之前早已断定应该忘却的。唯有自己想要保存下来的事,才要求为他人而保存下来。

太平世界

那是被理想主义所迷惑的一代人。他们抱着理想主义的幻想,以为人类的技术进步必然会使人类的道德得到同样迅速的提高,而在外面今天把“太平”一词早已作为一种幻想而从自己的词汇中抹掉的人看来,那是十分可笑的。有与我们这一代人在这个新世纪里已学会了对任何集体兽行的爆发不再感到惊异;由于我们等待着在未来日子里还会有比以前更加臭名昭著的一天,所以我们对人的道德的可教性是大抱怀疑态度的。我们不得不承认弗洛伊德的正确,他看出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明只是随时都能被破坏性的罪恶欲念的力量所冲破的薄薄的一层。

今天,我们怀着怅然若失、一筹莫展的心情,像半个瞎子似的在恐怖的深渊中摸索,但我依然从这深渊里不断仰望曾经照耀过我童年的昔日星辰,并且用继承下来的信念:我们所遇到的这种倒退有朝一日终将成为仅仅是永远前进的节奏中的一种间歇——来安慰自己。

维也纳人确实不喜欢德国人那种最终会使其他一切民族的生活变得无比痛苦和遭到彻底破坏的所谓“能干”,不喜欢那种要凌驾于其他一切人之上的野心和拼命的追逐,他们喜欢怡然自得地聊天,习惯于相安共处,让每一个毫无妒意的人在与人为善和或许是漫不经心的和睦气氛中各得其所。“自己生活和让别人生活”曾是维也纳人的著名原则,在我看来,它至今仍然是一个比一切绝对的命令更富于人性的原则,而这一原则当时曾顺利地被一切社会阶层所遵循。

那是一个多么风平浪静的时代啊!我的父母和祖父母那一代人有幸遇到了这样的时代,他们平静、顺利和清白地度过了自己的一生。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不知道我是否要为此而羡慕他们。因为他们像生活在天堂里似的,从而对人间的一切真正痛苦、对命运的种种险恶和神秘力量懵懵懂懂,对一切使人焦虑的危机和问题视而不见,然而那些危机和问题却愈来愈严重。由于陶醉在安宁、富足和舒适的生活里,他们很少知道,生活还可能成为一种负担和变得异常紧张,生活中会不断出现意想不到的事和天翻地覆的事。由于沉湎在自由主义和乐观主义之中,他们很难料到,任何一个明天,在它晨光熹微之际,就会把我们的生活彻底破坏。即使是在最最黑暗的黑夜里,他们也不可能醒悟到人会变得多么险恶;不过他们也同样很少知道,人有多少战胜险恶和经受考验的力量。

我们岁月中的每个小时都是和世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远远超出了自己狭隘的生活小圈子,分享着时代与历史的苦难和缓和,而从前的他们只局限于自己的生活小圈子。

上个世纪的学校

根据那个时代的意向,学校的真正使命与其说是引导我们向前;毋宁说是阻止我们向前,不是把我们培养成为有丰富内心世界的人,而是要我们尽可能百依百顺地去适应既定的社会结构;不是提高我们的能力,而是对我们的能力加以约束和消灭能力差异。

我个人也要归功于这种压力,是它使我很早就显露出对自由的酷爱,而其激烈的程度,是今天的青年一代无法理解的;同时,我对一切权威,对一切曾经伴随我一生的“教训口吻”的谈话深恶痛绝。对一切不容置疑的说教抱着绝然的反感,多少年来,简直成了我的一种本能。

青年就像某些动物那样对气候的变化具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所以我们青年一代比我们的教师和大学里的师生更早地感觉到:随着旧世纪的结束,某些艺术见解也将告结束,一场革命或者至少是价值观念的改变业已开始,而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这一点。

一个出类拔萃的年轻人,一旦在他自己的领域中一举达到前人未能达到的成就,仅仅这一事实,就会永远鼓舞他周围和身后的所有青年。

这座城市的艺术沃土、非政治性的时代、在世纪之交新出现的思想和文学突飞猛进的局面——这样的环境和我们内在的创作意志有机地联系了起来,这种创作意志在我们当时的年龄是必然会产生的。每一个年轻人在他的青春期总有一种诗兴或有一股想写诗的冲动,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只不过像心灵中泛起些微涟漪。

仇恨的毒素和互相灭绝的意志还没有侵入到时代的血液之中。

希特勒从他那里学会了使用一直肆无忌惮、大打出手的冲锋队,从而也就学会了这样一个原理:用一小群人的恐怖行为来吓住另一些数量比他们多得多但又老实和比较能忍气吞声的大多数人。

我们没有看到墙上的着火的信号,而是像古时的伯沙撒国王一样,无忧无虑地品尝着各种珍贵的艺术佳肴,没有警惕地朝前看一眼。一直到几十年以后,当屋顶和墙垣倒塌到我们头顶上时,我们才认识到,墙基早已挖空,认识到:随着新世纪的开始,个人自由也已在欧洲开始没落。

情窦初开

所以,说到底,迂腐地不给予任何关于性的启蒙和不准许与异性无拘无束相处的那一代人,实际上要比我们今天享有高度恋爱自由的青年一代好色得多。因为只有不给予的东西才会使人产生强烈的欲望;只有遭到禁止的东西才会使人如痴如狂地想得到它;耳闻目睹的愈是少,在梦幻中想的愈是多。。。。。。总而言之,加在我们青年人身上的那种社会压力,无非是引起我们内心对各有关当局的不信任和怨怒罢了,而并没有提高什么道德品质。从我们春情萌发的那一天起,我们就本能地感觉到,那种不诚实的道德观念想以掩盖和缄默,从我们身上夺走理该属于我们年龄的东西,为了一种早已变得虚伪的习俗,牺牲我们希望坦诚的意志。

我们生活的富有世界主义,全世界都向我们开放。我们不需要护照和通行证就能到处旅行,想上哪里就上哪里。没有人检查我们的思想、出身、种族和宗教信仰。我丝毫不否认,我们事实上享有比今天多得多的个人自由。我们不仅热爱个人自由,而且充分利用这种自由。但是正如弗里德里希-黑贝尔所说的:“我们一会儿缺酒,一会儿缺酒杯。”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两全俱美的事是很少有的。当社会风尚给人以自由时,国家却要去束缚他。当国家给人以自由时,社会风尚却要想法去奴役他。

不过我觉得,这种幸福之中的最大幸福,是他们不必在别人面前撒谎,而是可以把自己的自然情感和欲望诚实地显露,不必自欺欺人。今天的年轻人可以一辈子无忧无虑地生活,心中没有我们当年青年人畏惧的各种精神压力。

人生大学

因为对我们这些把个人自由视为至高无上的人来说,这种嗜好侵略和挑衅的本性显然是德意志精神中最糟糕和最危险的东西。况且我们也知道在这种矫揉造作、生硬刻板的浪漫行为背后包藏着精心算计过的各种实际目的。

所以我觉得那些大学课程对于智育的普遍提高是有实际意义的,是可信的和有所裨益的。而对那些具有创造性的个人则是多余的,甚至还可能对他们起到阻碍作用。

(《犹太国》)在人类两千年的历史中,一个先知或者一个骗子的话都可能使一个民族的所有人激奋起来,但却从来没有像这一次的声势浩大、会有如此咆哮般的反响。孤零零的一个人用他写的几十页的文字把一盘散沙似的、争吵不休的群众团结起来了。

我答应以后来看望他,但我实际上是下定决心不实践自己的诺言,因为我愈是爱戴一个人,我就愈珍惜他的时间。

在公墓附近发生了一场骚动,突然之间有许多人在猛然爆发的绝望之中拥向他的灵柩,他们哭号着,叫喊着,简直像山崩地裂一般;一种激烈的、令人销魂的极度悲哀冲乱了全部秩序。我所见到的那种情景是我参加的葬礼中空前绝后的。有着千百万人口的整个民族从内心深处迸发出如此巨大的悲痛,我从中第一次感受到这一个孤独的人以他的思想威力能在世界上引起多么巨大的激情与希望。

在这些自诩为“浪漫文人”的年轻人中间,还坐着一位像圣诞老人似的胡须灰白的老翁,他受到大家的尊敬和爱戴,因为他才是一位真正的诗人,真正的浪漫文人,他就是彼得-席勒。这位七十岁的老人眯着他的蓝色眼睛,慈祥地望着这一群与众不同的孩子。他总是穿着一件灰色风衣,用以掩盖身上那套虫蛀的西服和非常邋遢的衬衫。每当我们簇拥着他,要他朗诵点什么时,他总是兴致勃勃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揉皱了的手稿,朗读自己做的诗篇。

他始终光明磊落,心中没有任何芥蒂,从不为虚荣所惑,是一个知足常乐、胸襟坦荡的人。如果谁和他在一起,就会切身感到他的那种独特的生活理想。

于是,迄至今日的全部岁月都只是为了取得内心的同样自由而斗争。但这种斗争在我们的时代却越来越变得艰巨。

巴黎,永远焕发青春的城市

当我开始写这几行字的时候,德国军队、德国坦克正像白蚁一般涌向巴黎,要彻底破坏这座和谐城市的永不凋谢的繁荣、柔美、欢乐和色彩斑斓的生活。而现在终于出现这样的局面:万字旗在埃菲尔铁塔上飘扬;身穿黑衫的冲锋队正在越过拿破仑的香舍丽榭大道进行挑衅性的阅兵。我从遥远的地方同样可以感觉到,当占领者的反口皮靴践踏巴黎市民的那些舒适的酒吧和咖啡馆时,那些从前心肠十分好的市民们怎样流露出屈辱的目光的,屋子里的人是怎样胆战心惊的。

(里尔克)我仿佛看到在构成这座城市背景的古老人物像中,他的容貌尤其突出。当我今天回想起他和其他一些对语言艺术有着千锤百炼之功的大师们时,即当我回想起曾像不可企及的星汉照耀过我青年时代的那些可尊敬的名字时,我的心中不禁产生这样一个令人悲哀的问题:在我们今天这个动荡不堪和普遍惊慌失措的时代,难道还有可能再次出现当时那样一些专心致志于抒情诗创作的单纯诗人吗?我今天怀着爱戴的心情不胜惋惜的那一代诗人,难道不是再也无可寻觅了吗?。。。。。在他们看来,天底下最重要的,莫过于那些柔美的、然而彼时带的轰隆声更富有生命力的音响;当一个韵脚和另一个韵脚搭配得非常妥帖时,便会产生一种无法形容的动感,这种动感虽然比一片树叶在风中落下来的声音还要轻,但它却能以自己的回响触及最遥远的心灵。

那些诗人是天生会不断产生的;因为即使是最失体面的时代,苍天也总还要偶尔给它留下这种珍贵的信物。而我所说的这种时代,难道不恰恰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吗?——在我们这个时代,即使是最洁身自好的人,最不问世事的人,也得不到安宁;得不到那种创作中酝酿、成熟、思考和集中思想所需要的安宁;而在战前的欧洲,在那个比较友善和冷静的时代,诗人们还是能得到这种安宁的。

(罗丹)我只是感激地握住他的一只手;我甚至想亲吻这只手。因为我在那一小时内看到了一切伟大艺术的永恒的秘密,即看到了世间任何一种艺术创作的诀窍:全神贯注,不仅思想高度集中,而且要集中全身精力;每一个艺术家都得把自己置之度外,忘却周围整个世界。我学到了这点对我毕生有用的教益。

我的曲折道路

人们完全可以想象,二十六岁的誉为这家“岛屿出版社”的固定作者之一,我会感到何等的喜悦和自豪。这种身份从外表上看,固然提高了我在文学界的地位,但从实质上来说,同时也加强了我的责任感。谁跻身于这种佼佼者的行列,谁就得严于律己和审慎行事,决不能粗制滥造和像新闻媒介似的速成。

我在青年时代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和当时最杰出的具有独创性的人物的交往和友谊,而这却成了我在创作中的危险障碍。由于见得太多了,反倒使我不知道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创作。

(《忒耳西忒斯》)这出剧却已显示了我的创作思想的一个明显的个性特征,即从来不愿意去为那些所谓的“英雄人物”歌功颂德,而始终只着眼于失败者们的悲剧。在我的中篇小说中,主人公都是一些抵抗不住命运摆布的人物——他们深深地吸引着我。在我的传记文学中,我不写在现实生活中取得成功的人物,而只写那些保持着崇高道德精神的人物。。。。。。。也就是说,我的剧中的主人公是历经苦难的人,而不是以自己的力量和坚定的目标给别人带来痛苦的人

后来我知道,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由内在因素决定的;看来,我们的道路常常偏离我们的愿望,而且非常莫名其妙和没有道理,但它最终还是会把我们引向我们自己看不见的目标。

走出欧洲

“生存空间”这个词,由于它的定义的模糊性,表面上看来好像是一个无害的口号,但其产生的后果之一是,它能够为任何一种兼并——即便是那种最最霸道的兼并进行辩解,把它说成是合乎道德和在人种学上是必要的。

欧洲的光辉和阴霾

我从来没有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最后几年更热爱我们那片古老的土地,从来没有比那个时候更希望欧洲的的统一,从来没有比那个时候更相信欧洲的前途,因为我们都以为已看到了新的曙光。但实际上,燃烧世界的战火已在临近,火光已经出现。

人们从各种事务中都能感觉到财富在增长、在扩大。就连我们这些作家也能从书籍的出版量上觉察到:书籍的出版量在那世纪之初的头十年增加了三倍、五倍、十倍。到处兴建起新的剧院、图书馆和博物馆。诸如浴室、电话这样一些先前属于少数人特权的方便设备开始进入小资产阶级的家庭;自从工作时间缩短以后,无产阶级也发家致富起来,至少有一部分过上了小康生活。到处都在前进。谁敢作敢为,谁就能获得成功。谁买进一幢房子、一本稀世的珍书或一张画,就会看到行情不断上涨。谁愈是大胆,愈是舍得花本钱办一家企业,谁就愈能保险赚到钱。整个世界处处呈现出一派无忧无虑的美好景象,因为又会有什么来打断这种兴旺呢?又会有什么来妨碍这种从自己的热情中不断产生新的力量的干劲呢?欧洲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强大、富足和美丽过,欧洲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对更美好的未来充满信心过。除了几个已经老态龙钟的白发老人以外,没有人像从前那样为了“美好的旧时代”而叹息。

因为世界上有了另一种节律。现在,一年时间里发生的事该有多少啊!一项发明紧赶着一项发明,一项发现紧赶着一项发现,而且,每一项发明、每一项发现,都又以飞快的速度变成普遍的财富,当人们意识到这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时,各个国家第一次感觉到彼此是息息相关的。

有些人没有亲身经历过在欧洲互相充满信任的那最后几年,我今天仍为他们感到遗憾。因为我们周围的空气不是死的,也不会是真空,空气本身就携带着时代的振荡和脉搏,空气不知不觉地会把时代的脉搏传给我们的血液、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的大脑,不断地传给每一个人。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在那几年里都从时代的普遍繁荣中汲取了力量,而且由于集体的信心,每个人的信心也都大大增加。也许我们当时像今天的人一样并不知道那股把我们卷入其中的浪潮有多强大,有多保险——最终是事与愿违。不过,只要经历过那个对世界充满信任时代的人,今天都会知道,从那以后发生的一切其实是倒退和乌云。

但它当时是一个光辉灿烂的世界,它像服了补药似的浑身是力量。那股力量从欧洲的各条海岸线向我们的心脏袭来。然而我们却没有预料到,使我们不胜欣喜的事同时也包藏着危险。当时袭击着欧洲的那种自豪和信心的风暴,本身就带着乌云。

经过检验和甄别的正义。

一生中记得住的日子要比平常的日子亮度更强。

(罗曼-罗兰)他说,我们现在必须每一个人都发挥作用,从自己的岗位出发,从自己的国家出发,用自己的语言。现在是一个需要保持警惕的时代,而且愈来愈需要警惕。煽动仇恨的人,按照他们卑劣的本性,要比善于和解的人更激烈、更富于侵略性,在他们背后还隐藏着物质利益。他们这些人可比我们这些人没有顾忌的多。。。。。。。他回答我说:“艺术能使我们每一个人得到满足,但它对现实却无济于事。”

有时候兴奋起来,我们就飘飘然地以为我们已经给世界指出了正确的拯救道路。但是世界很少关心这样一些文学家们的表示,它依然走自己险恶的路。

巴尔干战争使我们陷入惴惴不安的急流之中。我们惶惶不可终日,但又不断舒一口气——“这一次,战争还好没有临到我们头上;但愿永远不要临到我们头上。”

这样一些忧愁的短暂时刻就像风中的蜘蛛网,一吹就完。

在我看来,在我三十二岁的那一年,一切都会顺利。在那一年的阳光灿烂的夏天,世界显得美丽而又合乎情理,就像一片可喜的庄稼。我热爱那个世界,为了她那个时代和更伟大的未来。

可是,1914年6月28日在萨拉热窝的那一声枪响,刹那之间把我们在其中培育生长和栖身卜居的安全而又充满理性的世界,像一只土制的空罐似的击得粉碎。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