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延安鲁艺高歌而来的一代人民艺术家

在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80周年之际,我不禁忆及有幸结识的一些来自延安的老革命文艺工作者,是他们的成绩奠定了新中国文艺的基础,他们的教诲长期鼓励我成长。

延安鲁艺戏剧系旧址

我在中央戏剧学院网上看到了学院资料室发布的材料,中戏的前身延安鲁艺有48位教职员工参加了80年前的那场文艺座谈会,还提供了一份1949年中戏创建初期呈报给老院长欧阳予倩的《干部名册》,里面的一些骨干力量都出自延安鲁艺,其中一些我还曾跟从他们学习、工作,这引起了我的心情激荡。

当时中央政务院任命的中央戏剧学院院长是欧阳予倩,副院长是曹禺和张庚。欧阳予倩和曹禺都是大艺术家,张庚是学院日常工作主持者,而张庚是我的研究生导师。张庚1938年到延安,任鲁艺院务委员会委员兼戏剧系主任,1939年他发表的《话剧的民族化与旧剧的现代化》一文,成为影响持续至今的中国当代戏剧的方向性重论。张庚1942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1946年任东北鲁艺副院长,1949年参与筹建中戏工作并担任副院长,1953年中央调任他为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去协助梅兰芳工作,1978年参与筹建中国艺术研究院。1982年我成为他的研究生时,张庚老师已经是71岁高龄,我有幸从此与延安鲁艺和延安文艺座谈会连接上了“脐带”。

名单中的创作室副主任赵寻延安时在拓荒剧社、抗敌演剧三队工作,后任中国剧协常务副主席、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我因为工作关系和他相熟多年,和他夫人、延安抗敌演剧队的蓝光也熟悉,蓝光后任原中央实验话剧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名单中的创作室副主任贺敬之是我崇拜的诗人,鲁艺文学院毕业,1945年执笔创作歌剧《白毛女》,后任中宣部副部长、原文化部代部长、中国作协副主席。我曾在美国观看过先锋导演彼得·塞勒斯的《牡丹亭》,在研讨会上有一个尖锐的发言,《旧金山日报》报道了,贺敬之正在那里探亲见到了,回国就找我这个敢在美国批评美国人的人,以后我长期受到他的教诲。

歌剧《白毛女》(1945年)

我毕业后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院里的老领导多半也都是从延安出来、听过毛主席延安座谈会讲话的。例如著名美学家、雕塑家,副院长王朝闻原任教于鲁艺美术系,创作了毛泽东、鲁迅、刘胡兰以及列宁、斯大林浮雕像,参与组织了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创作。当年听他的美学课是一种极高的审美享受。副院长黎辛1938年考入延安抗大四期,1940年转入鲁艺文学系,1941年毕业,后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编辑,参与编发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55年与茅盾、丁玲等人发起并成立中国作家协会,任中国作协副秘书长。党委书记苏一萍是延安西北文工团团长,后任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副院长白鹰是八路军115师战士剧社创作员,1949年任辽东省文委书记、省文联主任,1953年任中央戏剧学院教研部副主任、表演系副主任、副院长。而延安文艺史专家、中学时期就在延安演出《兄妹开荒》的“红小鬼”艾克恩,时任当代文艺理论研究室主任,常常在他的办公地点北京恭王府天香庭院里,用香茗接待我的来访。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学习和工作期间,长期受到这些老领导的教诲。

秧歌剧《兄妹开荒》,

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邮票

到戏剧界和文艺界工作后,我又陆续认识了一些延安老文艺工作者。我与当年参加了延安座谈会的八路军120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老师成为忘年交。延安座谈会前他曾给毛泽东写信反映,说前方很需要文艺工作者,毛主席回信说,“你的意见是对的”。欧阳山尊老师知道我是张庚的学生,就对我有一番别样感情,一直支持我搞戏剧评论,还多次与我进行探讨。还有,我在中国文联书记处工作时,文联主席是周巍峙,他1944年5月率西北战地服务团从抗日前方返回延安,编入鲁迅艺术学院。1939年,他首次指挥演出了《黄河大合唱》,1950年创作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1964年组织创作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1982年组织创作了大型音乐舞蹈《中国革命之歌》,工作业务上他给我许多指导。我还经常到胡可老师家中聆听他的人生教诲,他当年从北平郊区的抗日游击队到晋察冀边区参加八路军,在延安座谈会精神鼓舞下创作了《戎冠秀》《战斗里成长》《槐树庄》等著名剧作,后担任原总政文化部副部长、军艺院长、中国剧协副主席。我从这些人的身上深刻体会到了他们一生奉行的“文艺为人民”的宗旨。

郭兰英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中演唱《南泥湾》

现在,谈谈我自己对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理解。1942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其实质精神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归纳的一句话:“以人民为中心。”我一直在想,在8年抗战那么艰苦的岁月里,外部强敌压境、内部物资极度匮乏,军民整天战斗不止,甚至连饭都没得吃要生产自救,为什么还要抽出专门精力,从5月2日至23日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一场持续20余天、有一百多位文艺工作者参加的规模十分盛大的座谈会来研究文艺问题呢?看来,当时一定是面临了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

电影《槐树庄》(1962年)

毛泽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就是毛泽东等人在不断与党内的议会派幻想作严重斗争的过程中领导着人民军队“打”出来的,其间还经历了挽救革命的两万五千里长征的世界性壮举。因为红军有着自己的理想信念和追求目标,那就是推翻“三座大山”、建立起人民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这就要团结全国民众一道朝着目标前进。这时,文艺的宣传鼓动作用就突显出来了。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的直接产物和硕果,其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整个一代人也都是在其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说我们有两支大军,一支是“手里拿枪的军队”,一支是“文化的军队”,也就是要枪杆子笔杆子一起抓。所以延安成为革命的大本营和新中国的策源地,在抗日的环境中成为凝聚人心抵抗侵略的堡垒。

弄明白了这些,再回过头来看当时的情形就清楚了。抗战爆发后,广大的青年爱国知识分子向往延安与革命,纷纷冒着危险通过各个封锁线向延安进发,据统计在延安前后一共聚集了4万多人,相当于1937年中共党员的总数。这4万多来自大城市、学校甚至海外的青年,多数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抱着火热但却不一定切合实际的理想奔赴革命圣地,许多人还以为就和以前在城市和学校里的环境一样,由着每个人的性子搞自己的文艺创作就行了。他们虽然住在延安的土窑洞里,精神上却和延安根据地的农民、八路军战士形成严重的“两张皮”现象,甚至还与之格格不入。更重要的是,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做所为的对象是谁,这就出现了根据地文艺严重的方向和路线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鲜明地提出了文艺为人民的论点之后,引起了延安乃至全国的一场大讨论,广大知识分子才弄清了目的,端正了方向,真正投入到火热的斗争实际中去,创作出面向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文艺作品。这之后,文艺工作者投入抗战一线,下基层、下部队、下农村,组成了众多的文艺小分队、文工团、剧团进行游动演出,红色文艺的成果大批涌现,新的文艺人才茁壮成长。

今天隆重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80周年,对于我们站在纷纭复杂的国际大背景下,正确追寻民族复兴与文化复兴的道路,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

(作者系中国作协原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