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武威出土铜奔马及墓主人再研究
【内容提要】根据现代科学仪器检测分析，铜奔马腿内铸有铁芯骨，铜腿铁骨大大加强了马腿的强度和支撑力，这是铜奔马铸造工艺的新发现。铜奔马造型独特，与其他随葬车马风格完全不同，或许是墓主人生前特制的一件供奉品，死后一起随葬。铜车马仪仗队中的甲型马与乙型马铸造工艺不同，是不同作坊、不同工匠、不同时间制作的两批随葬品，因此认为甲型马是墓主人亲属的送葬賵品，而刻有铭文的乙型马则是墓主人夫人死后二次合葬时亲属的送葬賵品。通过时代、地域、身份排查，武威雷台汉墓墓主人应该是东汉末年武威郡的“宣威侯”张绣。
【关键词】铜奔马；甲乙型马；雷台墓；墓主人；张绣
铜奔马 1969 年出土于武威雷台墓，50 多年来，许多学者就铜奔马的发现、年代、造型、命名及雷台墓墓主人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发表了大量研究文章。但迄今为止，对铜奔马铸造工艺及雷台墓墓主人还存在较大争议。发掘报告中曾提到其铸造工艺是范铸法 [1]，但后来有学者认为是用失蜡工艺铸造而成 [2]。学者认为铜车马仪仗队中马身铭文中的“守左骑千人张掖长张君”即为墓主人，因而在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在河西地区曾担任过“左骑千人”和“张掖长”的官吏中查找墓主人。2019 年，为进一步研究铜奔马及铜车马仪仗队中甲型马和乙型马的铸造工艺，甘肃省博物馆在兰州兰石重装金属无损检测试验中心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保护修复中心，利用现代科学仪器对铜奔马和甲型马、乙型马分别进行了金属探伤扫描和金属成分检测 [3]，通过分析研究，对铜奔马、甲型马和乙型马及墓主人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和推论。
一、检测分析
铜奔马 X 射线扫描图和金属成分检测结果分析显示，铜奔马是采用陶范分段铸造法铸接而成，先分铸马头、身躯、腿足，再将各部铸接成一体，雄胜头饰和马尾另铸后，插入身上相应的预留孔内，马头颈为实心，空腹，腹下有一椭圆形孔。马身范铸垫片痕迹不清，马臀上有两块边长约 1厘米的铁质垫片，马腿内铸有铁芯骨，为铁骨铜腿，这是铜奔马铸造工艺的新发现。当时铸造铜马时，工匠有意识在铜马右后腿内夹入“ ”形铁芯骨，以增强马腿强度和支撑力。铁器大约是春秋中期发明的，具有比青铜器更加坚硬的质地，熔点更高，青铜为 1084.62 摄氏度，而铁熔点为 1539 摄氏度。铜奔马制作者在设计之初，便考虑到仅仅依靠一条青铜质地马腿，其强度不足以长期支撑一足踏在飞鸟之上、重量达 7 公斤多的奔马。于是巧妙利用青铜和铁两种熔点不同的金属，在铜奔马右后支撑腿内，特别设计制作了“ ”形铁构件作为加强筋，并且在马身与马腿根铸接处、踝关节、蹄足腕等受力点专门做了榫卯状特殊处理，制成坚固的铁骨铜腿，使铜奔马得到了最佳强度和支撑效果，令这匹铜奔马一足掠踏飞鸟之上历经2000 年而伫立不倒（照 1、2）。与铜奔马一起出土的铜车马仪仗队有 38 匹马，根据造型分为甲型马 30 匹，乙型马 8 匹，也各取一件样品做了 X 射线探伤扫描分析。扫描图显示两种马均系陶范法分段铸造铸接而成，其工艺是分铸马头、身躯、腿足后，再铸接成一体，马头颈实心，空腹，腹下有一椭圆形口，铜腿内铸夹铁芯骨。甲型马的身躯部分是左右两片铸接而成，铜质纯净，铸工精细，身上范铸垫片痕迹不清，身躯高大矫健，耳较长，直立向上，尾做弧形，末端打结，收尾处细长，马身无铭文（照 3、4）。乙型马的身躯部分是前后两段铸接而成，铜质不纯，铸工粗糙，身上范铸垫片痕迹清晰可见，形体肥壮，耳较短而前倾，马尾扁平弯曲，身材各部位比例均不及甲型马，前胸刻有铭文（照 5）。根据 X 射线探伤扫描图和外观造型比较分析，确认 30 匹甲型马是一批制品，而 8 匹乙型马则是另外一批制品，两批车马是不同冶炼作坊、不同工匠、不同时间分别铸造出来的。
二、铜奔马再认识
雷台汉墓由于早年曾两次被盗破坏，发现墓葬时又遭到人为扰动，考古清理之前，随葬品原貌及器物组合关系等已不复存在。据当时挖掘墓葬的村民回忆，在主室二层台上和侧室地面上分别散放着各种铜车马，铜奔马在墓葬中的具体摆放位置并不清楚。过去认为铜奔马是铜车马仪仗队组合中的一件器物，在展览中也曾作为车马仪仗队的前导而加以陈列。但是，铜奔马的造型姿态与其它随葬车马完全不同，其它马俑均为伫立静姿（照 6），而铜奔马则呈扬蹄飞奔状，与整装待发的铜车马仪仗队无法形成统一阵列和风格。这匹非同寻常的铜奔马，或许是专门设计铸造出来的一件特殊器物，他不属于随葬的这套铜车马仪仗队器物组合，而是墓主人生前特制的一件物品。正如李学勤先生所说：“武威出土的铜奔马，是一件非常特殊的青铜器，它既不是一个实用的器物，同时它也不是一个专门为殉葬而制作的一种随葬品。”自商周以来，征战中都少不了骏马，秦汉以前，人们就崇尚 “马神”。汉武帝时更加重视养马，因而产生了对“马祖神”的崇拜与祭祀。根据铭文和印章分析，武威雷台汉墓主人是位张姓将军，长年戍守边疆，征战沙场，这匹铜奔马，可能是这位张姓将军生前专门制作的一件铜制“马神”[4]，生前用于供奉，死后一起随葬，体现了这位张姓将军的尚马情怀。
关于这匹马的原型，有人说是来自西域的“汗血宝马”，也有人说是《汉书》里记载的“天马”。根据史料记载，汉武帝为了获得西域的“汗血宝马”，曾两次派兵出征大宛国，获得了几十匹“汗血宝马”和两千多匹良马，回来后在河西走廊武威郡和张掖郡之间祁连山脚下的大马营草原设置了中国第一个官营军马场“牧师苑”。《汉旧仪》记载：“官奴婢三万人，养马三十万匹”，至今仍是世界最大的军马场。在这里“汗血宝马”与蒙古良马杂交繁殖，培育出了著名的“河西走马”，也叫“山丹马”。这种马继承了西域汗血宝马“对侧步”和蒙古马肌肉强健的特点，奔走迅疾，步伐平稳，耐力持久。而铜奔马外观造型恰巧具备了大宛马的“对侧步”和蒙古马肌肉强健的特征，所以，制作者参照“河西走马”铸造了这样一匹青铜奔马。
三、铜车马仪仗队中的甲型马和乙型
马关于随葬的铜车马仪仗队，中国古代参加丧礼的吊客向主人赠送车马的行为叫賵，赠送财物叫赙，賵赙制度是起源于商周时期贵族实行的一种助葬制度，也称归葬制度 [5]。《荀子·大略篇》说：“货财曰赙，舆马曰賵，衣服曰裢，玩好曰赠，玉贝曰晗。”[6]《左传·隐公元年》：“賵，所以助主人送葬也”；《公羊传·隐公元年》：“賵者何？丧事有賵，车马曰賵，货财曰赙，衣被曰禭”“所赠车马用于送葬”。根据这个习俗，铜车马仪仗队应该是来自墓主人亲友的賵物。其中的甲型马是一批亲友的赗物，而刻有铭文的乙型铜车马，则是另外一批亲友的赗物。
四、关于雷台汉墓的墓主人
关于雷台古墓建造年代，考古发掘报告通过对墓中随葬文物分析判断，认为墓中文物大都带有东汉特点，而且铜马身上铭文“左骑千人”官名和“张掖县”建制名称，只在东汉文献中出现过，因此，把雷台墓建造年代定在东汉末年。但由于墓葬中没有出土墓志铭，墓葬发现时又遭到了人为破坏，资料残缺，对判断墓主人身份造成了许多困难。但是从墓葬规模、出土四枚龟钮银质印章、随葬铜车马仪仗俑队威武阵容以及大量精美随葬品和 28000 多枚铺地五铢钱上看，墓主人为秩比二千石以上官吏。据《汉旧仪》中记载：“诸侯王黄金印橐驼钮，曰某王之玺。丞相大尉与三公前后左右将军黄金印龟钮，曰某官之章，中二千石，银印龟钮，曰章。六百石四百石至二百石以上，皆铜印鼻钮，曰印。”《汉书·百官公卿表》：“诸侯王为金印紫绶，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银印青绶。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铜印黑绶。”可见印章质地和印钮形状及绶带颜色是古代官职地位的象征，而雷台墓主人具有使用龟钮银印的身份。随葬车马组合中，墓主人坐骑，还有从骑、骑吏、伍佰、斧车齐备，也完全符合当时的舆服制度。出土的四枚龟钮银印，从其化学性质上讲，金银制品性质比较稳定，一般不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而产生锈蚀，银器氧化后也只是颜色变为褐色而已。但是这四枚银质印章文字缺损严重，印面有多道较深刻痕，似乎是有意识将字面铲毁，两枚印文已经完全无法辨识，其余两枚仅存“□□将军”二字（照 7），从残存印文可知墓主人是一位将军。其中一枚印章拓印后，经甘肃省博物馆前馆长初世宾和前副馆长张朋川二位先生再三观察，依稀辨认前两字可能为“破羌”二字 [7]。马身上铭文表明墓主人姓张，再按其时代、籍贯、历官、封地、卒年和政治地位排查，只有东汉末年的“破羌将军”张绣最符合条件。《三国志·魏书》记载：“张绣，武威祖厉人，骠骑将军张济族子。张绣随张济征战，以军功迁至建忠将军，封武威郡属县宣威侯，连属姑臧、张掖等县，后张济为流矢所中死，张绣统领其众。曹操南征，张绣等举众降。曹操纳张济妻，张绣恨之，曹操闻其不悦，密有杀张绣之计。计漏，张绣掩袭曹操，曹军大败，长子曹昂和侄子曹安民被杀。曹操拒袁绍于官渡，张绣听从贾诩计，复以众降”，曹操联姻笼络“为子均取绣女，拜扬武将军”，破格优待，使其成为皇亲国戚。虽然曹操对张绣之前反叛没有计较，但他却一直遭到曹丕的怨恨。《魏略》记载：“曹丕曾发怒曰：‘君杀吾兄，何忍持面视人邪！’绣心不安，乃自杀。”张绣于建安十二年（207 年）征伐途中被逼自杀而死，谥为“定侯”。可能因为自杀而亡，回归封地武威低调安葬，虽然葬礼参照了侯爵规格，但因为家人顾忌曹丕而毁印埋名，无留墓志铭，这也符合当时的政治局势。张绣死后，公元 219 年，曹丕又将其子张泉定为谋反罪处死。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之前，初世宾、张朋川先生在《雷台汉墓的车马组合和墓主人初探》一文中曾指出：全部铜俑按其形象、构造、制作、铭文可细分为甲、乙两型，差别明显，是各自配套的两批制品。甲型马包括墓主人坐骑、车马导从和骏马良骥；乙型马包括墓主人的亲属家吏车马（铭文中的守左骑千人张掖长张君车马、骑马、前后夫人车马、郎君；翼张君车马、骑马、夫人车马）；粮物辎重车辆甲乙型均有 [8]。但不少学者研究铜奔马及墓主人时，对铜车马分为甲型马和乙型马两种，铭文均出自乙型马的观点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而一味地从铭文“守左骑千人张掖长张君”上寻找墓主人，认为铭文所载“守左骑千人张掖长张君”即为墓主人，或者在东汉末至魏晋时期担任过“守左骑千人张掖长”这一级官吏中寻找张姓墓主人，这实际上走入了一个误区。首先武威雷台墓葬的规模和随葬品级别属于二千石以上秩比官吏，根据《魏略》记载：“官渡之役，张绣力战有功，升迁破羌将军，复增邑凡二千户，是时天下户口减耗，十裁一在，诸将封邑未有满千户者，而张绣特多。”说明当时封邑二千户的将军只有张绣，而“左骑千人”“张掖长”的秩比最高只有三四百石，所以，“守左骑千人张掖长张君”不可能是墓主人。如果墓主人是张绣，这批甲型马就有可能是其亲属铸造的送葬賵物，因为忌惮曹丕，而没有在马上留下铭文。根据当时考古队清理墓葬时的情况，墓葬后室内摆有两具棺木，另外一具棺木应该是墓主人的夫人过一段时间去世后，二次合葬入墓葬中，其后人及亲属随葬了这批工艺粗糙且刻有铭文的乙型铜车马。因为在东汉晚期盛行多室砖券墓，同一家族几代人先后葬入同一墓穴中是普遍现象，而且每次入葬都有随葬品 [9]。
五、结语
根据铜奔马及甲型马和乙型马的铸造工艺分析结果，对铜奔马、甲乙型马及墓主人有以下几点认识：铜奔马铸造工艺为陶范铸造铸接法，在马腿内铸有铁芯骨，为铜腿铁骨，这大大加强了马腿的强度和支撑力，至今 2000 年而伫立不倒。由于铜奔马独特的造型和精湛的铸造工艺，其用途可能是墓主人生前特制的一件供奉品，墓主人死后一起随葬。在铸造工艺上确认了铜车马仪仗队中 30 匹甲型马和 8 匹乙型马是不同模型和工艺分别制作的两批制品：甲型马是墓主人亲属的一批送葬賵品，乙型马则可能是墓主人的夫人后来死后二次合葬时亲属的一批送葬賵品。根据墓葬规模和大量随葬品情况分析，再通过对东汉末年河西地区二千石以上俸禄官吏排查，只有当时武威郡的“宣威侯”张绣符合条件。据此推断，武威雷台汉墓墓主人应该就是张绣。
注释：
[1] 甘肃省博物馆：《武威雷台汉墓》，《考古学报》1974 年第 2 期。
[2] 苗长兴：《东汉的铜奔马》，《金属世界》1995 年第 01 期。
[3] 王琦：《铜奔马铸造工艺初探》，《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21 年第 2 期。
[4] 伍德熙、陈守忠：《武威雷台汉墓出土铜奔马命名商榷》，《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 年第 3 期。
[5] 曹玮：《东周时期的賵赙制度》，《考古与文物》2002 年第 6 期。
[6] 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荀子新注》，中华书局，1979 年。
[7] 初师宾、张朋川：《雷台东汉墓的车马组合和墓主人初探》，《考古与文物》1982 年第 2 期。
[8] 初师宾、张朋川：《雷台东汉墓的车马组合和墓主人初探》，《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 2期。[9] 黄展岳：《关于武威雷台汉墓的墓主问题》，《考古》1979 年第 6 期。
来源：甘肃省博物馆（文/甘肃省博物馆副馆长 王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