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锦决战,清军胜得有多偶然?此人若没被乱箭误伤,皇太极恐被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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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崇祯十四年,清崇德六年(1641)七月二十六日,在兵部尚书陈新甲、郎中张若麒催促下,洪承畴誓师宁远,次日抵达松山,结营城北、乳峰山岗,于乳峰山、松山城之间,立步兵七营,骑兵驻松山东、西、北三面,“合骑步兵共号十三万”。

清军兵力当少于明军,已是竭尽全力吸收蒙古、朝鲜等外援的结果,也包括不久前降清的汉三王部,他们携带红衣大炮参战。对战局亦有相当影响。

1、粮道断绝导致明军大败?

八月初六日,多尔衮、豪格报告皇太极:“敌兵来者甚众”,十一日再报“敌兵来者实众”,请求增派休整的济尔哈朗军。皇太极决定亲征,因流鼻血,缓行三天,十五日告庙起行,日夜兼程,赶往锦州,十八日到达松山。

据说,皇太极见明军布阵严整,叹曰:

“人言承畴善用兵,果然,我诸将所以惮之也。”后经反复观察,发现洪承畴用兵漏洞,“此阵有前权而无后守,可破也”。

遂遣人自锦州西往南,穿越松、杏间大道,自乌欣河南端直抵海口,“指日间”掘大壕三道,各深浚八尺,宽丈余,人马不得过,断绝了明军饷道。

以往论及松锦战役者,总以明军饷道断绝为失败主因,这值得怀疑。饷道断绝,固然影响明军士气,如决战前夕军事决策时,吴三桂、张若麒等主张回宁远就粮就是一例,但缺粮不致对战局产生立竿见影的关键影响一即使明军突围失败后,尚有“(松山)米粮有限,主客聚食三月之后恐不可支”的报告,而洪承畴等万余人被困松山,尚能坚持半年之久,乃因有“松城粮米,若无客兵,可食一年”之积蓄,可见,饷道被断,不至于形成迫在眉睫的压力。

而清军挖壕掘沟的办法,能否对明军造成致命伤,也值得重新探讨。

当时,洪承畴受朝廷压力,决意速战速决,“我兵既出,亦利在速战”,故“决意孤注”解围制胜,希望“诸君悉力”,破釜沉舟。在不能准备得更充分的情况下,洪承畴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策是正确的。

皇太极八月十八日抵达松山,在明军眼皮底下掘三道宽、深各八尺的大壕,洪承畴不会毫无所知,但未作理会,盖意在速决。三天后明军开始突围,冲击清军阵地,大壕仍尚未合围,这是事实。

2、明军三次大损

八月二十日黎明,明清双方“大战,胜负未分,天晚收兵”。

八月二十一日辰时,明军冲击清军镶红旗阵地。《清实录》所载“敌袭我后,相距百步”,皇太极亲自督阵,“张黄盖,率数人往来指挥布阵”,实际上是清兵“遇伏而退”。明军遭清红衣大炮猛烈轰击,伤亡1500多人,欲以优势兵力夺清红衣大炮,以天气恶劣未成。

清军报告“斩首二千级”,却不乐意承认以下事实:

“右翼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令右翼兵击之,失利;山顶立寨,两红旗、镶蓝旗三旗驻营之地,为敌所夺,骑兵固山额真叶臣等领兵至半途而止,未与敌对阵”。

此外,科尔沁部土谢图亲王巴达礼,因“不谙路径,不知何往”,也未能参加八月二十一战斗,直到次日黎明战斗结束才出现,使皇太极勃然“大怒”,“叱之去”。时八旗清军有两红、镶蓝三旗兵丁作战失利,余下几旗,包括皇太极直辖的两黄旗侍卫亲军也是表现不振。

但是,二十一日夜明朝总兵王朴“怯甚,已先遁”,死伤甚多,这是明军第一次大损。于是各帅争驰,军心动摇,造成混乱,突回松山城者“三之一”,至少有4万人,婴城固守,“其二决围冲阵”,当有8万多人,这是二十二日战事。受阻明军,或入塔山,或溃入海,这是明军第二次大损。

至二十五日,明军欲向塔、杏,遭截,“数万”明军移屯海岸,“尽没于潮”,这是损失最严重的一次,清方记载明军共伤亡5万多人,大半当没于海,且多六总兵部,余有“三万得归宁远”基本符合事实。

参加八月二十二日战事者,尚有辽东宁远卫人、在籍新泰知县刘文盛所率“子弟义旅随吴总镇援剿松杏,大获奇捷”。

3、明军唯一一次扭转战局努力

八月二十二日夜,发生惊心动魄一幕。

皇太极亲自率兵移近松山,“欲四面浚壕围之。是夜,明总兵曹变蛟率乳峰山马步兵弃寨而遁,欲冲围出。至镶黄旗护军统领鳌拜阵地一次,至正黄旗骑军宗室巴布海、张屯等阵地四次,俱为我兵击败。敌兵一半突入御营,时守御营右翼大臣、侍卫等,俱未至阵地,军中大惊”。

《实录》虽屡经改篡,但以下事实仍然清楚:

一是清军大壕在二十二日尚未挖成合围;二是大清皇帝、前线统帅皇太极的御营遭到明军曹变蛟部袭击。

稍具军事常识者即应知道,皇太极御营遭冲击,这意味着什么?

当时,皇太极的侍卫、亲军完全没有防备。守卫御营营门的镶黄、正黄、正白等旗内大臣、侍卫、护军等分左右翼防守,其中右翼正黄旗大臣、侍卫等“俱未至”,曹变蛟军突入时,“惟侍卫坤独立门中”,旁有侍卫穆成格、诺尔孙“立于门旁,不能堵御”,其他守夜官员、侍卫、亲军等皆“散立营门左右”。

面对突如其来、从天而降的明军,皇太极所受的惊吓可以想象!

镶黄旗图尔格守卫营门,“首发矢殪二人”,其弟“伊尔登与内大臣宗室锡翰整兵拒战”,激战中“变蛟中创败去”。

此外,正白旗辅国公、努尔哈赤六子塔拜子额克亲,在曹变蛟“夜突上营”时,“偕内大臣锡翰力御却之”,图尔格、伊尔登是天命五大臣之一额亦都的第八子、十子,但图尔格未见载《实录》受赏名单,惟其弟伊尔登、锡翰等得赏银200两。

曹变蛟是“明季良将第一”曹文诏之侄,洪承畴手下八大总兵之一东协总兵。

“明军失去了摧毁清军统帅部,从而有可能扭转战局的一次大好机会。”

明清易代过程中,充满稍纵即逝的可能性,这又是一个例子。兵计之万无一失,兵机之间不容发、瞬息万变,于此也可见一斑。

皇太极被袭原因,首当求之于双方的战术布置。

前一日,皇太极估计“今夜敌兵必遁”,将八旗兵将分左右翼“比翼排列,直抵海边,各固守汛地”,并要求“敌兵之遁者,有百人,则以百人追之,千人,则以千人追之”。

若清军人数不支,则“蹑后追击,直抵塔山”。而明军突围从清前锋阵地经过,故清前锋、护军及护军统领、骑兵、骑兵固山额真等均一股脑儿尾随而去,分散追击明军于杏山路、锦州大路至塔山大路、笔架山、塔山路、连山、桑噶尔寨堡、小凌河口、小凌河西至海滨、库鲁克达尔汉阿赖毛海处,且遵照皇太极之令,“如无谕旨,不得擅还”。至二十二日“黎明,诸将遵奉上命,各赴汛地,邀截敌兵”。

皇太极将八旗军队几乎如数派出,却未留足够兵力保卫自己的大本营,犯了低估明军战斗力的错误。而皇太极被袭之际,护军校诺和多尔等“前往侦探,见敌不报,从间逃遁”,足见明军来势凶猛。

4、皇太极何以差点被俘?

洪承畴的战术布置,则是“急发马步闯围,以图内外夹击”。

具体说,一是以吴三桂、马科、白广恩、唐通、李明辅等六总兵突围就粮,“回头”即与曹变蛟、王廷臣二镇所率万余精兵合力,打破清军包围。

这也是吴三桂等突围后晚一天,曹变蛟才开始数次冲突清军阵地的原因,皇太极被袭自非明军误打误撞,所谓“洪承畴过分持重,未能乘锐出击,失掉了可能取胜的机会”的看法,也仍有斟酌余地。

皇太极被袭反映清军实力不足。

即使“溃围”之后,崇祯十四年十月十二日,明朝兵部咨行户部发过饷银及盐菜草干银26万两“星夜接济”,而被围伤残各兵不计外,“见在之主客亦足以资战守矣”。十天后,因兵部叫苦“两库若洗,三饷俱穷”,彻底搜刮才凑足9000两,崇祯帝发内帑8万两接济关外“月饷”,而津抚报已运兵部所发“食米”52万中的35万(石)至关宁。

明军收拾残余仍可支撑一时。入冬之后,清以“刍粮俱尽,将解围而归”,清军仍不占上风。

将本来不足的兵力,专注于追击突围明军,皇太极之被袭亦咎由自取。

倘若说洪承畴用兵有前权无后守,实有舛错,而皇太极则几乎搭上身家性命,比洪承畴绝无高明之处。

事实证明,松锦决战,双方部署各有短长,洪承畴既受制于兵部,则皇太极更输洪承畴一筹,给他帮忙的是老天爷和一支射中曹变蛟的乱箭。

皇太极虽大失面子,却侥幸保住性命。

虽然明史并未记载这次被袭,但是从战事结束后的处罚,可以看出端倪:

失事正黄旗内大臣、护军、侍卫等均遭严惩,被饿禁3天,外加鞭打、贯耳鼻等肉刑,并降罚有差。内大臣武勋王杨古利次子、超品公塔瞻以“所领侍卫、护军,巡守不严,为敌所乘”,被降一等公,罚银1000两;内大臣多尔济“身未擐甲”,罚银500两,内大臣扎雅汉瞻、塞冷、布延等各罚银200两。

此外,来自蒙古扎鲁特、察哈尔、科尔沁等部的俄济尔桑、塔什垓库鲁克、阿鲁哈等因系“国戚内大臣”免罪;都察院承政、正白旗内大臣“国舅”叶赫那拉氏阿什达尔汉,在曹变蛟突袭时,“安坐帐中,不至上前,逐令还本旗”。

5、洪承畴何以被俘?

九月十二日,因宸妃病重,皇太极返回盛京。临行布置仍是八旗将士“围守”锦州、松山、杏山、高桥,清军即“于松杏之间,挖壕断道,筑壁固垒,驰骤宁塔,眈眈虎视”,新任提督吴三桂乘夜劫营也告失败,洪承畴固守松山待援整半年。

此间,洪既奉命“死守松城”,明军粮饷援军接济不及,内部出现明显叛变迹象。协守副将夏成德降清之意,早经松山前锋中营副总兵朱文德“亟白经略洪公”,却被洪承畴“姑缓之”

洪承畴或许也已失去坚守信心。此前与农民军作战,洪承畴以善于“御将”闻名,压制也好,苛待也好,驾驭将士用命,他是有一套的,这次却难起作用。

崇祯十五年(清崇德七年,1642)二月十八日深夜,松山城守副将夏成德,质子夏舒,树梯城南约降,清军鱼贯而入。次日凌晨,包括明军主帅蓟辽总督洪承畴、辽东巡抚丘民仰、总兵曹变蛟在内的大小百余员将领及3000明军在猝不及防中被俘。

皇太极下令,将洪承畴及祖大乐、祖大名等“祖家二将”送往都城沈阳,约降之夏成德部下男女1429口保全,其余包括巡抚丘民仰、总兵曹变鲛在内的不降的文臣武将及3000明军全部被杀。

松山失守,与之犄角的塔山、杏山、锦州随即失去屏障。

三月,明朝锦州守将总兵祖大寿献城降清,四月,清军用红衣大炮轰陷塔山、杏山城墙20余丈,塔山三营明军7000人被杀,松、塔、杏三城俱毁,松锦战役以明军失败而告终。

6、清军获胜的偶然性

监军张若麒被斥“本不谙军旅,谄附杨嗣昌,遂由刑曹调职方,督臣洪承畴孤军远出,若麒任意指挥,视封疆如儿戏”,道出明军失败的原因之一。而明军失败还有一些其他原因。

其一是总兵王朴怯逃,造成混乱,明军分路突围,分散了力量,使本占上风的优势兵力失去作用,在清军围堵截杀下“溃围”,带有一定偶然性;

其二是突围明军遭遇海潮,不可抗拒的自然原因,造成明军重大损失。

既决定突围,必遭清军堵截,亦必损兵折将,这都不难预计——若突涨大潮,超出平常规模,事先实难预料。气候是否为明军致败重要因素,值得深入研究;

其三是洪承畴组织突袭,曹变蛟夜袭御营负伤,明军丧失一大好战机,也具有偶然性;

其四是洪承畴未能惩处夏成德,不知何故。如此众多的偶然性,能否由明廷“浪战”一语而蔽之,实在值得深思。

清军亦无必胜把握。

多尔衮后来曾对洪承畴说:

“昔年大兵攻锦州时,洪军门于南山向北放炮,祖大寿从城头向南放炮,我兵存身无地,神器实为凶险”;“如松山之役,我频劳心焦思,亲自披坚执锐,卿后虽无成,亦足见卿之能。我之体弱精疲,亦由于此”。

他所说的“我兵存身无地”、“我颇劳心焦思”,传递出松山鏖战中清军所遇凶险局面,侥幸之情跃然纸上。

清军要打持久战,同样面临军心不稳,士气不振。

皇太极不经意间曾透露:

和硕郑亲王、多罗武英郡王、豫郡王,尔等明知洪军门十三万兵来援,竟急走还,甚属不合,尔武英郡王所谓武英者,安在哉?尔豫郡王在中后所,曾有不战之罪,自称愿效力以赎前愆,斯言又何在耶?尔等此罪,较睿亲王、肃亲王远营林中之罪,诚稍轻乎?但以不可胜罪,故明知而姑宥之耳。

可见,八旗主帅济尔哈朗、阿济格、多铎、豪格及多尔衮等都对洪承畴怀有畏惧之心,或想逃跑,或欲远避,军心甚是不稳。两红旗、两蓝旗驻军地,固山额真叶臣等敛兵不与争。”

八旗中四旗失利,参战蒙古兵“上阵之心,不如八旗之兵”,而汉军“或令家人代去者有之,或推病不去者有之”,“换班之大弊”几使清军围困锦州计划破产。

科尔沁蒙古的恩格图,受命“与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吴拜击明总督洪承畴,恩格图违上方略,遇敌不前”。可见,清军士气不振,普遍弥漫于八旗满洲、蒙古、汉军中。

明清双方既然都要以持久战决胜负,又都没能具备打持久战的条件,那就很难从以上提到的偶然因素中归纳出明军战败的必然性。

清军损失自当不小,但只有零星材料提到战死者。

如“素勇敢”的镶红旗瓜尔佳氏劳萨随济尔哈朗围锦州,崇德六年四月战于松山,“身被重创”而死;正蓝旗达珠瑚之子梅勒额真翁阿岱战死,尸体被卓布泰抢回,同时战死的有辉兰、雍贵等;正白旗的库礼“攻松山北崖”,被明军炮手击中而“不为动”,当明军攻击正红、镶蓝的阵地时,他与左翼将领勒卜忒回击,“以功授世职牛录章京”等等。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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