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兰：贸易自由还是贸易保护——法国19世纪40年代末的贸易原则之争

19世纪40年代末，法国舆论关于贸易政策的争论尘嚣日上，贸易自由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两大阵营针锋相对。这一现象不应被简单解读为法国各界人士在贸易原则方面的分歧，而应将之置于当时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下考察。实际上，这两大阵营可回溯至大革命以来活跃于政坛的两大政治派别：其一是推崇1793年宪法的共和派，这一派在人道主义、政治形式、人权、信仰世俗化等方面的态度十分坚决；其二是对1789年原则抱有幻想、在紧急局势下为平衡各派势力以君主立宪制为权宜之计的秩序党人。进入19世纪，怀有理想主义的经济学家大多是1793年雅各宾宪法的支持者，拒绝任何形式的专制制度。在经济层面，这一派要求政府给予企业家绝对自由，推崇友邻互惠的自由贸易，旨在实现财富的平等分配。在1846-1847年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这种激进的经济自由主义原则试图突破复辟王朝以来的新重农主义传统，与当时积极主张复苏对外贸易尤其是殖民贸易的港口城市(如波尔多、马赛和南特)的诉求合流。

自由贸易阵营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形成，到了40年代末，在报纸的宣传效应之下曾一度具有较大影响力。这是法国近代历史上首次自发形成的、自下而上的自由贸易运动。其发展引起了根基深厚的贸易保护主义阵营的不安和反击，最终爆发激烈的舆论战。这次舆论战暴露出法国政治生活内部根深蒂固的分裂。这种分裂脱胎于大革命的政治实践，时至19世纪上半叶，不仅未能弥合，反而愈演愈烈，并在贸易问题这个宣泄口喷发而出。此外，针对贸易原则的争论还反映出新兴工业社会一种狂热逐利的资本力量正悄然形成，并蓄势待发。因此，对此时期贸易论战的研讨有助于我们管窥进入工业化时代的法国社会最深层次的矛盾。然而，国内外学界对于当时在法国舆论界短暂兴起的贸易原则之争明显关注不够，学者更多聚焦于第二帝国的经济政策。国外学界较少关注法国19世纪40年代的贸易问题，国内学界就法国历史上的经济原则的发展与流变涉及不多，目前大部分涉及巴师夏的研究成果均是在讨论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下进行的。19世纪40年代末作为“二月革命”前后的重要转折期，不仅是君主立宪制和共和制交替的过渡期，还是贸易问题争论最为激烈的时期，当前学界对这一特殊时期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有关贸易问题的观点和诉求的研究仍有待完善的空间。

有鉴于此，本文首先梳理在19世纪40年代末掌握实权的政治家和活跃于学术界的经济学家对贸易问题的态度，关注其背后的政治理念；其后爬梳自由贸易运动如何在经济学家巴师夏的倡导下发挥政治影响力，但很快又陷入困境的过程；最后考察贸易保护主义阵营如何发动强有力的反击，并最终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舆论话语权的来龙去脉。

七月王朝后期，政府不断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质疑和敌视。自大革命以来困扰法国人的政治议题再度被提上日程，议会论辩日益白热化。如果说1830年的“光荣三日”只在政界爆发了革命，那么1848年“二月革命”则使革命渗透到社会和经济层面，最终建立起来的第二共和国是一个推崇自由共和路线的政府，即既不要社会革命，又不要君主制的反动。自1846年起，法国农业、工业和商业领域出现前所未有的萧条，城市工人贫困问题成为知识界和政府不得不正视的问题。针对不利的经济形势，各个政治流派纷纷以报纸为平台发表自己的改良主张。1846-1847年，政府为缓解谷物危机，开放边境进口谷物，贸易问题再次成为舆论焦点。此外，由于“二月革命”以后新闻自由得到承认，报刊成为形形色色论辩的主要载体，关于贸易问题的不同观点频繁见诸报端。

奥尔良家族的七月王朝走向保守和专制以后，法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政坛出现了波拿巴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共和派这几个主要派别。其中前两派对政治制度的诉求和倾向十分明确，但共和派从来不是一个泾渭分明的党派，而是一个组织松散、思想庞杂的派别。该派别可大致分为三个分支：1.温和共和派：以伽尔尼尔─巴热斯(Louis-Antoine Garnier-Pagès，1803-1878)为代表，支持政治自由主义；2.激进共和派：以赖德律─罗兰(Alexandre Ledru-Rollin，1807-1874)为代表，是自由派最憎恨的派别，支持1789年大恐慌时期的政策；3.社会主义者：以路易·勃朗(Louis Blanc， 1811-1882)和傅立叶(Joseph Fourier，1768-1830)等人为代表，被称为空想主义者。

其中一部分共和派人士在萨伊等经济学家的领导下掌握了学术话语权，他们要求在经济领域实现更大范围的自由。然而，这一派别没有统一的政治和社会纲领，跟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一样，只关注和构建一种普世的自由原则和道德。面对具体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该派别内部极易发生分歧。这一鱼龙混杂的阵营内部多数人推崇共和制，但也不乏君主立宪制的支持者；既有自由贸易的拥护者，也有人坚决站在贸易保护主义一边。一言蔽之，明确主张自由贸易的激进共和派属于少数派。

但这一少数派在19世纪上半叶仍获得了一定的影响力。萨伊创立的政治经济学派将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化和学术化，构建了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在社会形成了覆盖面较广、规模较大的舆论，也对政府施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法国殖民地疆域不断拓展：1815年瓜德鲁普归入法国殖民版图，1830年法国征服阿尔及利亚。殖民地贸易的丰厚利润使波尔多等港口城市看到经济复苏的希望，这些城市主张自由贸易。然而，1848年“二月革命”爆发以后，萨伊学派面临严峻考验：既遭到来自外部的打击，又因自身内部分化而式微。“六月起义”造成的社会和政治混乱使保守的秩序党人重新在议会占据上风，最终导致自由派经济学家的激进理念遭到打压。这一局面体现出经济学家与当权政治家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原则方面的巨大分歧。

“二月革命”后上台的政治家大多秉持新重农主义原则，对内推动商品(以谷物为主)的自由流通，制定进出口政策时则坚守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临时政府的核心人物拉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1790-1869)在议会的言论充分诠释了这种原则。他肯定了重农学派对谷物自由流通的理论贡献，认为将其理论运用于实践才是当务之急。他提醒，放任自由虽然经常被理论家引用，但是一旦涉及进出口和谷物的贸易“不是谎言，就是一种极端的危险”。因为贸然推行对外贸易自由，尤其是小麦这种关乎人民性命的商品，就是拿生命来开玩笑。此外，进口小麦会导致国内小麦降价，使耕作者受苦。“生存第一，这是不容辩驳的真相。”

如果说拉马丁的言论代表着19世纪40年代法国政坛常见的温和经济自由主义倾向，那么第二共和国总统，后来的第二帝国皇帝路易·波拿巴(Louis-Napoléon Bonaparte)则代表了一种以自由贸易为幌子、实现殖民贸易繁荣的实用主义原则。1844年，路易·波拿巴针对当时法国普遍存在的贫困问题发表了题为《论消灭贫穷》的小册子。他非常重视贸易对经济的影响，认为一个国家的财富取决于工农业的繁荣、内外贸易的发展以及公共收入公正和公平的分配。这些理念带有明显的萨伊式经济自由主义的印记，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把对外贸易视为对付竞争对手的有效手段，“一个国家出口商品的数量就是向它的敌人投放的束缚”。他列举具体数据说明国内市场对促进消费收效甚微，实现国家的繁荣必须寻找本土以外的消费市场，正如英国人打开中国消费市场一般。虽然路易·波拿巴未能系统地从经济学的角度深入探讨对外贸易的机制，进而得出具体的结论，但这一认识对他上台后推行的贸易和殖民政策影响深远。

社会主义派别对路易·波拿巴提倡的这种英式自由贸易政策保持警惕。一方面，“二月革命”之后，大部分乌托邦主义者要求政府关闭海关，禁止对本国产业构成竞争的外国产品入境，或对其征收高额关税。另一方面，社会主义者要求革命政府维护工人利益，保证他们不会失业，并获得一定数额的薪酬。“宴会运动”的领袖、曾任临时政府内政部长的赖德律─罗兰在《论英国的衰落》一文中批判英国取消《谷物法》和实行关税改革的做法：你们要求开放所有港口，你们提倡降低本国关税，你们到处传道，要求在地球上所有的国家实施自由贸易的神圣法则，这样你们不仅成了世界第一的制造国和工业国，还变成世界上最富有的贸易国，这才体现利润、财富和权力。总体而言，左派和右派在政治立场上剑拔弩张，但在贸易问题上的观点却较为一致，明确支持贸易保护主义，反对自由贸易。

19世纪40年代末，面对七月王朝政府的专制转向，敌视政府的激进自由派经济学家就经济和贸易自由提出更高的要求。“二月革命”后共和制的胜利使大部分经济学家雀跃不已，包括伽尔尼耶(Joseph Garnier，1813-1881)、杜萨尔(Hippolyte Dussard，1798-1876)在内的代表人物公开表示对政权的支持，连极端的政治活动家路易·布里索─提瓦尔(Louis Brissot-Thivars)也欣然加入共和国政府担任菲尼斯太尔省(Le Finistère)省长。共和制的短暂胜利激励萨伊学派提出更具理想主义色彩的经济自由主义原则，即在承认企业家个人绝对自由的基础上，实现一种互通有无的跨境自由贸易。

萨伊学派中思想较为激进的经济学家针砭时事，对经济现状进行了解剖。夏尔·杜努瓦耶(Charles Dunoyer，1786-1862)作为1848年革命的亲历者，表达了对政府的不满，“我拒绝一切让我归顺这个初创政权的建议，我将继续跟另一种政治秩序联系在一起，我将一直坚持，直到法兰西民族表现出实现真正自由的意愿。”对于这一时期工商业的自由程度，他认为：“工业仍处于政府严格的监管之下，自从取消行会以后，国民公会、帝国和之后的政府继续执行这种政策。“二月革命”并没有在工业领域延续这种自由，而是限制它。(政府)颁布法令限制劳动时间……使其发展更不规律且遭遇更大的困难。”“捍卫自由的朋友们为引发争议且十分有必要的改革而战斗了几个世纪，比如争取信仰和教育自由、实现工业和国际贸易的解放，敦促政府深化改革，因为其权力过度膨胀，其职位无限度地增长，其开销无节制地提高。总之，是政府造成了贫困化并干预了经济。”然而，杜努瓦耶强调政府为实现自由的目的应采取暴力措施。他认为工业社会的政府应该浓缩为只具备司法权力的机构，依靠一种立法权，将社会运作规则制定出来，政府在执法权的确保下执行政策。他还婉转支持“宪兵政府”的言论。这些言论反映出他赞成1793年宪法体现出来的政治理念。

相较于杜努瓦耶，弗雷德里克·巴师夏(Frédéric Bastiat，1801-1850)的态度较为温和，他对经济领域的关注更为纯粹，很少直接论及或批判政府的性质和功能，但对政府具体财政措施提出了专业见解。他明确反对影响产品生产并阻碍消费者受益的高额关税，曾去信英国财政部要求英国取消波尔多葡萄酒的保护性关税。他在《经济学人报》频繁发声，1844-1850年多次写信给英国自由贸易联盟(la Ligue)的领袖戈布登(Richard Cobden，1804-1865)。他认为1846年英国取消《谷物法》不是皮尔的功劳，而是戈布登的胜利。此外，他还提倡对所有售出的产品征收总体税(impôt général)，甚至提出征收附加税(TVA)的主张。同时，他积极敦促英法政府取消关税，实行自由贸易政策。1844年，他从家乡朗德省(les Landes)来到巴黎，积极奔走和写作，为介绍英国自由贸易联盟，他撰写了三卷本的《经济诡辩》(Sophismes économiques)，向《经济学人报》投稿呼吁贸易自由，他还创办《自由贸易报》(le Libre-échange)，发表了近百篇文章。他对“二月革命”表示赞同，被选为朗德省立法议会议员，后进入全国立法议会为经济自由主义呐喊助威，但由于政治态度不够灵活，身体欠佳，他很少参与激烈的政治辩论。他逐渐意识到自己无法适应政治舞台，后来专注于《和谐经济论》(Les Harmonies économiques)一书的写作。

在《和谐经济论》中，巴师夏认为交易在自然状态下发展到有利可图的情况才自然地停留在这个状态，任何限制交易的法律都是有害和多余的。而(广义上的)政府总是自信地认为只有他们在场的情况下才能办成好事，拒绝认识这一原理。政府的任务是保护一切自由和财产，但同时侵犯了自由和财产。巴师夏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者以“谷物是人民生命线”为借口拒绝开放边境的说辞。他认为，人类最神圣的自由是为自然和上帝而活着的自由，而不是为个人的价值、特权和垄断者利益而活着的自由。为了实现这种自由，他推崇一种“低价的革命”(une révolution de bon marché)，认为坚持劳动和贸易自由才能取得这场革命的胜利，禁运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都是对上帝和人的谎言。他明确反对有利于某些产业的禁令和特权，抨击造成不平等和垄断的税收。

如果说杜努瓦耶和巴师夏均在提出经济自由主义原则的同时对政府的角色进行了界定，那么布朗基的学生伽尔尼耶则更多地强调在经济领域实现自由的必要性。对伽尔尼耶而言，1848年革命以后，经济自由主义的敌人不再是贸易保护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他的经济理论具有萨伊式的自然主义色彩，较少涉及对政权的探讨，他认为供需的自由调节是可以实现正义的，在他的著作中政府的角色被淡化：“一般而言，在社会任何层面，一切不遵循事物的本质，不遵循经济的真相，不遵循科学的，都会导致悲惨境地……一切有害于劳动者自由、产品流通自由、劳动工具原本用法，以及对科学和技艺的滥用，都对财富的创造有害。”伽尔尼耶属于萨伊学派中的温和派，他没有提出极端的政治主张，只强调经济生活中个人的自由，对自由贸易原则有所保留。这一派是经济学家中的主流。

总之，19世纪上半叶，主要经济学家大多延续萨伊的政治理念，在政治层面推崇纯粹的共和制；在经济层面提出一种充满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自由原则，其中一小部分人将这一原则延伸到了贸易层面。这些理念与大多数保守的执政者存在分歧，引起当权者的警觉。

临时政府上台后马上着手整顿这一学派。1848年4月7日，公共教育部长卡尔诺(Hippolyte Carnot，1801-1888)在改革法兰西学院的法令上签字，要将这个学术机构改造成一个行政学院，取消五个教职的同时新增十二个职位。米歇尔·舍瓦里耶(Michel Chevalier，1806-1879)在法兰西学院的政治经济学教职被撤销，由五个新教席取而代之，分别是整体经济和人口数据、整体经济和农业数据、整体经济和矿产与制造工场数据、整体经济和公共工程数据、整体经济和金融贸易数据。

临时政府的这一决定让政治经济学界一片哗然。《经济学人报》专门刊登文章质问政府，“政府这一不明智之举，让我们想起(第一)帝国对政治经济学的偏见，比卡尔诺先生对社会主义的仇恨更甚。我们重申，这一举动极不光彩也不正当，这一观点不仅会在法国引起反响，在全世界也是如此。因为，舍瓦里耶先生的著述是大家耳熟能详且广为称道的。”此外，文章对政府安排非专业人士担任教职、故意排挤经济学家的做法表示不满，“赛尔(Serre，整体经济和人口数据教职)是动物学和胚胎学的专家，而德坎讷(Descaisne，整体经济和农业数据教职)则是研究植物方面的专家。弗兰克维尔(Franqueville，整体经济和矿产与制造工场数据)和比诺(Bineau，整体经济和公共工程数据教职)虽然是工程师，但从未受过经济学的训练。”其实，担任整体经济和金融贸易数据教职的伽尔尼尔─巴热斯是共和国临时政府主要成员并担任巴黎市长，同样没有经济学背景。

政府主要成员拉马丁回应经济学家时表态：教育部希望使这门学科以不同的方式传播，希望将这门学科改造成一门管理的科学，而不是一门教人投机的科学。这门学科不应该是关于财富的学科，共和国将赋予其另一种特征。政治经济学应该是一门博爱的、有助于增加劳动岗位数量并促进生产，还能在全体人民内部实现更全面、更平等、更广泛的财富分配的学科。过去这门学科只关注个人的致富，(被政府改造后的)新学科则将实现全体人民的富裕。你们(经济学家)的作用是，先于政府从各种理论中辨伪存真，选择能刺激劳动、提高大众生活水平的实用方法。由此可见，临时政府撤销政治经济学教席目的有二：一是将政治经济学改造为一门纯粹的实证社会科学，完全为政府服务，模糊其政治属性；二是从高等教育领域入手排挤萨伊学派，杜绝经济学家以经济问题为手段提出激进的政治诉求。

临时政府撤销萨伊政治经济学派在巴黎唯一教席的决定使该学派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紧张，但并未完全破裂，从拉马丁后来的回复来看，他仍需要与政治经济学派携手打击他们共同的敌人——社会主义阵营。7个月以后，临时政府收回撤销教席的成命，舍瓦里耶被重新任命为法兰西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

综上所述，由于经济学家大多是共和制的支持者，拥护1793年宪法，因此他们仇视七月王朝政府。君主立宪制政府被推翻以后，经济学家对新政权寄予厚望。然而，“二月革命”后上台的临时政府尝试打压整个政治经济学派，改造政治经济学科，使之成为一种辅助政府施政、承担社会治理功能的科学。由于临时政府内部保守的秩序党仍占多数，提出激进改革措施的团体遭遇强大的对手。此外，主张自由贸易这一极端原则的，又是萨伊学派中的一小部分，其实力无法与议会中的大多数抗衡。19世纪40年代末兴起的贸易自由主义阵营和贸易保护主义阵营的论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

1832年萨伊去世后，政治经济学派以纪尧曼出版社为平台出版大量专业书籍，发表了大量文章以普及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在经济自由主义蓬勃发展的同时，法国经历了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于1846-1847年爆发，由农业发端，重创金融业、工业和铁路事业。危机之后，法国并未迎来繁荣，反而陷入长期的经济萧条。1848年以后，法国农业常年丰产，但由于消费低迷，农产品价格低廉，农民损失惨重。同时，旨在缓解失业苦难的国家工场面临被解散的命运，农民和工人阶层都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

1846年至1848年革命爆发前夕，巴黎政界对经济和贸易自由仍较为宽容。1846年4月1日，贵族院的一场辩论围绕强制商标(marque obligatoire)法案展开。由于许多没有商标的产品流入国外，造成法国产品声誉受损，有议员提议通过强制商标法限制走私活动，以此提高法国商品的声誉。内政部长认为走私活动微不足道，并不能掩盖法国对外贸易额增长的事实。但他的言论马上引起议员们的反对。呈交提案的议员杜潘男爵(Baron Charles Dupin，1784-1873)反映，政府武装镇压港口走私活动时总是遭到顽强抵抗。因此，政府需要出台法律来逐渐杜绝这一现象。福尔希隆(Jean-Claude Fulchiron，1774-1859)、科尔杜侯爵(Le Marquis de Cordoue，1776-1849)、巴泰勒米侯爵(Le Marquis de Barthélemy，1800-1875) 和维克多·雨果子爵(Le Vicomte Victor Hugo，1802-1885)等议员赞成强制商标法，但他们也担忧政府的严厉镇压会阻碍工业的自由，造成过去行会带来的问题。

1847年11月1日官报《箴言报》刊登一则由道德与政治科学学会(Académie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主办的征文比赛启事，这次征文比赛以重农学派为题。萨伊学派经济学家帕西(Hippolyte Passy，1793-1880)撰写了该启事，他不惜笔墨地颂扬重农学派对经济自由做出的贡献，明确指出实现贸易自由的重要性。“贸易只有在个人利益推动之下才能向好，政府禁止进出口的举措必使其偏离自然轨道。”《箴言报》全文刊载这则征文启事，说明在这一时期法国政府内部的舆论氛围对经济自由主义有利。巴黎政界容忍经济自由主义，为自由派经济学家提供了有利的舆论氛围。此时正在发生的经济危机也促使经济学家积极寻求解决方案，其中一些学者开出了自由贸易这个“处方”。

在法国，巴师夏最早明确提出自由贸易的主张，他效仿英国活动家戈布登的做法，著书立传，创办刊物和协会，致力于推广国际自由贸易。巴师夏提出自由贸易的口号，主要因为他反感政府在西南地区实施的贸易禁令，之后，他学习到萨伊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非常羡慕一海之隔的英国活动家戈布登发起的自由贸易联盟运动。1846年，戈布登组织“反《谷物法》联盟”(Anti-Corn Law League)，成功促成英国首相皮尔(Robert Peel，1788-1850)取消1773年以来实行的贸易保护主义立法，这一事件大大鼓舞了英法的自由派经济学家。

1846年7月1日，巴师夏仿照戈布登的做法在波尔多创办自由贸易促进协会(Association pour la Liberté des Echanges)。自由贸易运动首先在西南地区的港口城市波尔多发生并非偶然。众所周知，法国西南地区是著名的葡萄酒产区，这类商品离开法国国境时会被课税，出口到英国还需缴纳高额关税。这一政策使具有传统优势的本土产品无法赢得更多的市场和利润，令西南部的酒商苦不堪言。此外，波尔多是18世纪通过殖民地贸易繁荣起来的港口城市之一，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这些港口城市贸易额剧减，往日繁荣不再。因此，这些城市一直在谋求复兴海外贸易。

巴师夏的主张在这里得到共鸣。自由贸易促进协会第一次公开会议由贵族阿尔库尔(Harcourt)主持，波尔多市长列席会议以示支持，拉马丁和《辩论报》(Le Journal des débats)均发声声援。该协会以推动政府实施自由贸易政策为宗旨，这与英国的“反《谷物法》同盟”一致。巴师夏认为解放贸易(l'affranchissment du commerce)是实现繁荣、公正、秩序和和平的重要手段。同时他也意识到发起这样的运动将面临各方压力，他提醒协会成员，协会要赢得胜利，定将遭到来自国内外的阻力，愿成员之间保有无私和热情，杜绝任何分裂的迹象。

此后，巴师夏创办《自由贸易报》作为协会的机关报，他得到一个编辑委员会的辅助，委员会成员包括布朗基、舍瓦里耶、弗舍(Léon Faucher，1803-1854)、雷博(Louis Reybaud，1799-1879)、奥哈斯·萨伊(Horace Say，1794-1860)、沃洛斯基(Louis Wolowski，1810-1876)等自由派经济学家。为了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主办者将报纸价格压到最低，以赢得更多读者支持。

《自由贸易报》立场鲜明，创办后立即刊登讨伐贸易保护主义的檄文。1846年12月13日，报纸发文指责贸易禁令带来的危害：“禁令使垄断者获利丰富而国库所剩无几，垄断者通过提高商品的价格差而腰缠万贯。只有推行自由贸易，消费者才能获得更廉价的商品。”“贸易禁令是一种极端的自卫方式，某些产品只有在进入国界以后，人们才能合法获得，贸易禁令一旦实施，这些产品的制造者就可以高枕无忧，无需担心竞争，以最舒适的方式压榨他们的同胞……(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使走私行为日渐猖獗，走私甚至比政治经济学教授们还善于解决实际(供应不足的)问题。我们始终认为：高额关税只会给垄断者提供临时的担保。”作者还提及当时法国社会正在面临的经济危机和萧条问题，“这一时期面包价格昂贵，消费者深受其苦，铁的高价使工业受到严重打击”，暗示实行自由贸易是解决这些问题的灵丹妙药。

总之，自由贸易运动从港口城市波尔多兴起，得到当地工商业者的响应，形成了一个与贸易保护主义的堡垒——巴黎对峙的阵营。其成员主要从两方面论证自己的观点：其一，法国的工业发展水平已经足够与英国形成竞争；其二，取消关税壁垒不仅不会导致大规模失业，还会使劳动者享受到廉价的生活必需品和其他消费品，提高生活水平。“实施了半个世纪之久的贸易禁运也是时候解禁了。从1834年起，禁令就在逐渐地松弛，今天完全取消禁令的条件越来越成熟，我们有运河、铁路、日益完善的机器、利率低下的资本。最重要的是，过去依靠禁令发展起来的棉纺织和羊毛纺织工业日臻完善，即便需要承受45%的关税税负，这些产品还是可以在国外市场与英国同业者形成竞争……即便国内劳动者受到原材料、食品价格、机器和煤的高价带来的消极影响，这些进步也是不容置疑的。”

布朗基在协会公开会议上发言，重申上述观点并呼吁社会各界支持自由贸易运动。他首先认为自由贸易有助于人民和政府度过当前的农业危机。他说：“先生们，大家还记得去年发生的饥馑吧？巴黎和其他城市都受到了威胁，此时贸易部和议院有什么作为呢？他们豁免关税，从国外进口谷物长达六个月之久，这项政策还将延迟到今年12月31日，但他们却对我们降低牲畜和当季蔬菜进口关税的要求充耳不闻。他们认为面包价格保持在7-8苏就可以了……面对如此形势，政府没有魄力承担责任，也担心失去议会中的大多数……只有我们这些拥护自由贸易的人衷心希望面包价格低廉，肉类充裕，衣物低价，但这些是那些所谓保护国民劳动(le travail national)的人所反对的。”此外，他反驳那些认为自由贸易会引起失业的言论。“有人会问：‘如果工人失业，还会有钱采购生活必需品吗？’我认为，工作不会消失，只是转换了形式而已。自由贸易从来不会像蒸汽机或者雅夸尔(Jacquard)纺织机那样引起劳动的剧变，但正是这些机器使更多工人找到工作。……因此，国民劳动不会受到自由贸易的影响。”最后，布朗基斥责了那些认为只有贸易保护主义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国家利益的偏见，他认为伟大的民族应该向邻国索取最大数额的产品，因为这个民族能生产数量相当的产品进行交换。法兰西人民这个最强大的民族同时也应该最依赖外国产品。

在自由贸易促进协会和《自由贸易报》的推动下，自由贸易运动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1847年8月14日，自由贸易促进协会在另一个港口城市马赛召开公开会议，拉马丁列席。协会主席卢斯(L. Luce)首先发言声讨1845年颁布的《关税法》。“这项法律使农村惨不忍睹，过去我们认为惨状源自农产品低价，然而这次却是因为谷物的高价，这种高价不可能带来富足。这种状况表明如果冥顽不灵地维持这项立法，那么形势将十分危险。”他批判了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这是一种战争体制，曾在国民公会、执政府和第一帝国政府治下实行，今日已没有存在的理由。”

经济学家也纷纷表态反对政府当前的关税政策。雷博认为，贸易保护主义制度是加深南北地区经济不平衡的罪魁祸首，法国南部地区是烈酒和葡萄酒的产区，由于关税壁垒无法大量出口，商人无法获利，陷入困境。巴师夏在会上重申自由贸易带来的福利，“通过交换，各民族的优势不再局限于某个地区，这些优势将上升为全人类共同的、共享的福利。”最后，拉马丁发表反对关税制度和贸易保护主义的观点，“海关作为实行专断禁令和行使某些产业特权的机构，对某些产业征税而使其他产业获利，因此，关税不可能对国家有利”，“贸易保护主义制度将经济学家眼中的灾难解释为气候多变的结果以及神的馈赠，这都是向上帝和人类撒下的弥天大谎。”他的发言多次被与会人员的掌声打断。

自由贸易阵营因得到经济学家的理论支持和港口城市贸易商的资助，而在法国掀起了不小的舆论浪潮。然而，值得指出的是，支持自由贸易的城市数量不多，仅局限于几个亟待恢复对外贸易和要求降低关税的港口城市。在巴黎这个政治中心，在议会占多数的贸易保护主义阵营仍拥有毋庸置疑的优势。自由贸易阵营虽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但前路仍然堪忧。1847年11月23日，自由贸易促进协会在波尔多召开公开会议，市长在布朗基(时任吉龙德省议员)的陪同下与会。协会主席分析了当时的不利形势：左派、右派和中间派政党过去从未在议院就任何原则达成共识，却在反对自由贸易这一方面出奇地一致，这说明这些政党的立场完全受个人利益而非政治本能驱使。但是政府并未完全倒向贸易保护主义，说明自由贸易阵营已对政府产生一定影响。“保守派和激进派联手向贸易部施压，要求通过另一项贸易禁令，但贸易部面对议院达成的共识犹豫不决，不敢贸然行动。”

1847年，政治经济学会的经济学家杜努瓦耶、弗舍和沃洛斯基宣布退出自由贸易促进协会，该协会遭到重创。1848年1月，巴师夏请辞《自由贸易报》编辑一职。1848年4月，临时政府宣布取缔自由贸易促进协会和《自由贸易报》。这个协会曾一度在波尔多和马赛等港口城市将支持自由贸易原则的各界人士团结起来，形成压力集团，对贸易保护主义阵营造成威胁。但后来在立法议会中饱受诟病的巴师夏被贬斥为盲目照搬英国经济政策的激进分子，他的协会被指责为专制政府治下秩序党的喉舌，他还被扣上反政治自由的帽子。面对贸易保护主义者恶毒的攻击，他将注意力转向《和谐经济论》一书的创作。意志消沉的他最后决定前往罗马，并于1850年12月在那里病逝。自由贸易阵营失去了最活跃的斗士，从此一蹶不振。

令人扼腕的是，巴师夏倡导的自由贸易运动在外省获得的影响力最终未能促成临时政府施行改革，推进贸易领域的自由化。杜努瓦耶在一篇关于1848年“二月革命”的论文中间接地指出自由贸易运动失败的结果。“几年来，这种自由在‘自由贸易’的名义下，使许多精英为之振奋，在报刊和议会辩论中频繁出现，但是从没有人为工业自由做过任何努力，为贸易自由，尤其是各国之间贸易自由努力的就更少了。这种情况导致人们对此完全失去了兴趣，以至于新宪法的制订者认为完全无需考虑(经济领域的自由——本文作者注)。因此，新宪法中不仅没有做任何声明，而且只字不提，宪法条款中并未加入任何一个与之相关的词，重新恢复贸易自由的希望渺茫。”

自由贸易促进协会的昙花一现表明，提倡自由贸易原则的经济学家及其支持者只代表法国政坛一个力量薄弱的集团。这些人在共济会社、秘密会社，甚至一般的社交圈有一定的声望，但无法形成广泛的影响和政治优势。虽然规模不大，但这一集团长期以来忠贞不渝地坚持1793年宪法的基本原则，这比那些信念容易动摇的奥尔良派和波拿巴派更胜一筹。正是为了抵制这些极端共和派，自由派的梯也尔和米涅才被迫支持1789年原则。为了维护现有秩序，尤其是“六月起义”以后，政府又倒向了一种压倒一切激进思想和政治立场的“中庸”态势。在贸易问题上，议会中形成了一个实力强大的贸易保护主义阵营。路易·波拿巴当选为第二共和国总统以后，以“秩序、财产、宗教”为口号，任用奥尔良派的巴罗(Odilon Barrot， 1791-1873)和正统王朝派的法卢(Frédéric-Alfred-Pierre Falloux，1811-1886)。从这一权力组合来看，第二共和国政府仍是一个以维护政治秩序为权宜之计的政府，其贸易政策也不可能偏离贸易保护主义的轨道。因此，参政的部分萨伊派经济学家在议会中遭到联合起来的波拿巴派、保王党人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打压。

实际上，贸易保护主义阵营在政界一直保持优势，毕竟贸易保护主义制度在所有民族的法律和实践中都十分盛行，贸易自由在所有国家的政府那里仍是一种空想式的乌托邦。贸易保护主义在法国近代社会的根基非常深厚，地主、产糖区殖民地的地主，以及海运业、铜矿业、丝织业等企业主一直强烈要求政府保护。1846-1847年经济危机之后，中小企业面临萧条的市场，不少企业生产停滞甚至破产。此外，由于大量社会资金进入铁路事业，这些以家族为单位的企业融资渠道大大受限。在这样的形势下取消贸易壁垒，会使法国企业暴露在残酷的竞争环境之中。

贸易保护主义阵营虽人数众多，分布产业庞杂，但从未有组织地团结在一起。为了对抗日益壮大的自由贸易阵营，该阵营的拥护者尝试将过去松散的组织改组为联系紧密、战斗力更强的协会。

1842年法国制造业委员会主席、卢贝(Roubaix)的纺纱厂主米姆雷尔(Auguste Mimerel，1786-1871)首先创办工业委员会(Le Comité de l'Industrie，又被称为“米姆雷尔委员会”)，1846年更名为国民劳动保护协会(Association pour la Défense du Travail national)，主席是80岁高龄的保守派贵族安托万·奥蒂耶(Antoine Odier)。克雷伊(Creil)和蒙特罗(Montereau)的陶器制造商、法兰西银行董事之一勒贝夫(Louis Lebeuf，1792-1854)担任协会秘书长。协会副主席米姆雷尔是该协会事实上的首领，埃尔贝夫的呢绒制造商和中左派众议员格朗丹(Victor Grandin，1797-1849)属于协会的核心领导。协会常任委员会由来自巴黎、兰斯、牟罗兹、里尔和鲁昂等地区的工业家组成。不仅如此，协会还按照农业、冶金、机器制造等不同产业组建代表团。除了按行业属性划分之外，组织者还根据地域在鲁昂、里尔、牟罗兹、瓦朗锡安讷、卢贝等35个市镇设立委员会。由此可见，这个最初籍籍无名、组织松散的协会，在自由贸易运动和经济危机的刺激下，将各行各业的企业主聚集到一起，逐渐形成一个遍及全国、实力雄厚的贸易保护主义共同体。

这一时期，一种全新的媒体手段兴起，使得两大阵营的对抗日益白热化。由于临时政府承认新闻自由，报刊业蓬勃发展，各政治派别积极兴办为自己发声的报纸，国民劳动保护协会也不例外。《工业箴言报》(Le Moniteur Industriel)创办之初只报道最新的工业技术和铁路事业的进展，1845年以后成为贸易保护主义阵营的喉舌。从这份报纸刊登的文章来看，贸易保护主义者对自由贸易的批判大多超越经济学层面，带有政治论争的色彩。如果说温和和激进自由派分别在《国民报》(Le National)和《改革报》(La Réforme)上就政治立场展开辩论，那么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主义阵营则以《自由贸易报》和《工业箴言报》为阵地启动舆论战。

由于贸易保护主义者多是工业家出身，大多不具备经济学背景，最初无法在经济学学理的论辩中取得优势。因此，他们集中火力攻讦对手的政治立场。具体说来，他们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批判经济学家崇洋媚外，试图使法国走上英式道路，协助英国产品打开法国市场，为英国政府提供便利。自由贸易原则在1846年英国废除《谷物法》和1851年伦敦举办世界博览会两个时间节点出现不同程度的高潮，贸易保护主义阵营也针对这两次事件积极反应，驳斥自由贸易阵营的观点。针对这两次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工业箴言报》均在头条刊登文章旗帜鲜明地捍卫贸易保护主义。

首先，报纸尝试揭露英国首相皮尔取消《谷物法》的实质动机：“英国希望阻止其他国家生产品质优良的布料，这等于对那些出口本土羊毛的人判了死刑。成为制造业大国后，英国政府又阻止其他国家步其后尘，因而对出口机器的人处以监禁和罚款。当它看到其他国家可以自行制造机器时，为了控制这些产业，又允许机器出口。总之，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根据时势变化无常……当(政治经济学阐发的)经济体系有利于生产、销售并实现可观利润时，英国政府采纳之；反之，当这一体系由于一些不可预料的因素无法产生同样的效果，他们就放弃……我们不相信皮尔减少国库和有产者收入的改革是遵循亚当·斯密理论的实践。他这样做是为了使劳动力更廉价、更有利可图。”作者言辞激烈，意图揭示英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实质：英国人绝不是为了自由而决意改革，他真正的意图是垄断。保护性关税已无法促进英国工业的进步，因此，皮尔采用了一个老派的、无甚效率的办法将其取消。可以说，在法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核心主题体现了经济层面的“恐英症”(Anglophobia)，该原则提倡实现更自给自足、更民主和更人道的法式经济模式。

此后，为了防止贸易自由主义阵营可能在伦敦世界博览会期间死灰复燃，《工业箴言报》刊发《伦敦博览会——自由贸易计划从中获利》一文。作者猛烈抨击博览会，再次重申自由贸易的原则性错误，并暗示实践自由贸易原则的代价将由工人来偿还。“英国举办这次活动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为英国产品打开法国市场。当前人们生活最紧缺的物资是小麦、肉类、葡萄酒、油、盐和糖等食物，还有衣服、房屋、燃料和建筑材料等产品，如果像自由贸易支持者所倡导的那样，让这些产品进入我国市场，那么生产这些物资的工人的工作机会将减少，何来安居乐业？”

《工业箴言报》同时对支持自由贸易的《辩论报》展开攻势。在法国拥有较大发行量的《辩论报》被指责为大金融家、知识分子、艺术家、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喉舌，从不为工厂主、工程师和工人发声。“《辩论报》从来只为其身后强大的利益集团说话，服务于大金融家……其公开的原则就是戈布登希望向我们灌输的，也是所有英国工厂主建议我们采用的……贸易自由确实能为全世界带来益处，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这是在全体人民能在一起和谐地生活，个人总是与人为善，人与人之间没有争吵的前提下。如果打开国门，小麦、肉类、油类、棉布、羊毛织物、麻布、煤、铁、机器和其他化学产品价格下跌百分之十、二十、三十甚至四十，生产者还有利润吗？……自由贸易不是单纯地运用斯密理论，而是故意针对工厂主。”

贸易保护主义阵营通过报纸公开表达立场之后，迅速赢得舆论支持，但他们仍缺乏系统的经济学理论指导，无法有效地驳斥经济学家的论点。随着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Friedrich List， 1789 -1846)的理论被引介到法国，贸易保护主义阵营获得了期盼已久的理论依据。

1848年1月17日，米姆雷尔在巴黎召开的全体代表大会上宣布贸易保护主义的阶段性胜利，并宣布协会下一步的工作是建立新的经济学科。他说，自由贸易阵营全凭激情(passion)，但我们必须采用理性(raison)手段。但同时，他对萨伊学派掌握政治经济学理论，引起政府关注，并成功鼓动舆论表达羡慕之情。鉴于此，《工业箴言报》刊登文章表示，国民劳动保护协会必须在今后的工作中致力于构建符合自身利益的理论，“新的学科，必须以事实为根基，在政治和地理的语境下，放下预设的观点和固定的体系，无孤傲和专横的理论，该学科服务于事实，并不是教条的制造者，它无需发明，但要观察和发展。最重要的是，它将最终证明自由贸易的虚假性。”

这一设想在三年后实现。1851年李斯特构建的“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体系”(le système national de l'économie politique)被译成法语在法国传播。他首先驳斥重农学派、斯密和萨伊的观点，认为他们在构建政治经济学时没有考虑各国发展经济的能力，他们提出的学说适用于整个人类社会，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普世经济学(économie cosmopolite)。随后，他提出自己对政治经济学的见解：这一学科应充分考虑各国的生产力(force productive)，即创造财富的能力。这种力量不仅保证已有财富的占有和扩大，还能确保财富的失而复得。也就是说，李斯特以国家而非个人为单位，探讨创造和分配财富的机制。既然各国禀赋不一，那么弱国势必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强国则可以占尽先机。

由于各国生产力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政府保护本国产业实属必要。他梳理了英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转向：拿破仑逊位之前，英国对法国的贸易仅限于走私贸易；第一帝国灭亡后，英国人与欧洲大陆和美洲的贸易飞速增长。也就是在这个时间点，英国人开始谴责贸易保护政策并对外宣扬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但是，各国制造业、海上商贸和国际贸易的优势只能通过政府干涉获得。法国必须在本国产业得到保护的前提下与英国通商，因为法国工业在大陆封锁体系护荫下成长起来，短期内无法与英国工业竞争。1815-1827年法国制造业生产总值翻倍就证明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正确。法国经验表明，过分保护总好过任其发展。总之，对李斯特而言，一个国家在建立完善的工业和贸易体系之前，自由贸易政策只会使不具备工业优势的国家受损，法国就是典型。李斯特为法国贸易保护主义阵营建构了系统的理论体系。

事实上，李斯特在原著中并非一味倒向贸易保护主义，他甚至认为国际贸易的绝对自由可能在几百年后实现，但政治经济学家过分乐观地认定条件已经成熟。这一误判导致欧洲多国正在筹划自由贸易政策。李斯特的论著批驳了自由派经济学家的激进观点，扭转了贸易保护主义者无法在学理上与之对话的逆境。此后，李斯特的理论很快通过报纸普及，得到理论加持的贸易保护主义者重新抢占舆论制高点。

巴师夏去世以后，自由贸易阵营沉寂下来，虽然其支持者继续在经济学刊物上发表言论，但对舆论和政府决策的影响已式微。贸易保护主义一派重新在政界占据上风。政治活动家梯也尔站到贸易保护主义一边。1848年和1851年他分别出版《论财产》(De la proprieté)和《关于法国贸易制度的言论》(Discours sur le régime commercial de la France)两部著作。梯也尔在书中号召法国政府对企业实施保护，因为它们面临国外同行的竞争举步维艰。他认为，贸易自由和政治自由毫无相似之处。他要求政府不加区分地实施保护，即使在法国具备竞争力的领域。征收关税不仅是为了使工业获得足够的保护，消除因地点、时间和时代所引发的差异，还能扩大工厂规模，以对抗英国的工业革命。梯也尔这两部著作的出版得到了贸易保护主义阵营的资助，仅国民劳动保护协会就认购了5,000册《论财产》。梯也尔的加盟使贸易保护主义阵营的优势更为明显。

此外，1848年，贸易保护主义一派还通过一桩诉讼获得了绝对的舆论优势。这是一桩针对《辩论报》的诉讼。《辩论报》是自由贸易阵营的喉舌，其辩护律师夏·德斯特─昂治(Chaix d'Est-Ange)代理完案件后，对贸易的立场发生戏剧性变化。他曾支持自由贸易理念，但在这次诉讼艰难获胜以后，他公开表达自己转向贸易保护主义的立场。虽然贸易保护主义阵营在法律诉讼中失败，但是对方辩护律师的倒戈引发的宣传效果不容小觑。这次诉讼后，大量以巴黎为总部的报纸转而支持贸易保护主义，如《宪政报》(le Constitutionnel)《新闻界》(la Presse)《国民报》(le National)《和平民主报》(la Démocratie pacifique)和《工场报》(l'Atelier)等报纸。《世纪报》(le Siècle)本来坚定支持自由贸易，后也倒戈。

19世纪40年代末，法国舆论界发生了影响深远的经济原则之争，贸易自由主义阵营和贸易保护主义阵营从各自利益及政治立场出发，表达了不同的贸易主张，背后也暗含了各自的政治态度。贸易问题只是千疮百孔的法国经济内部暴露出来的冰山一角，各政治流派若谈及自由贸易，必会涉及法国长期的竞争对手——英国，争论如何复制这个国家的富国之道，在税收、产业结构、信贷等领域实现深度改革。关于贸易问题的争论很快延伸至政治，在欣欣向荣的报业的催化作用下，政治斗争也异常激烈。可以说，贸易原则的争辩，表面上是各派人士为改变经济现状提出方案，但其本质是保守和激进自由主义者政治理念的投射。整个19世纪上半叶，法国的自由主义者都在1789年原则和1793年宪法之间犹疑，保守派和激进派之间的矛盾主导了法国的政治生活以及贸易政策的制定。这一时期的贸易原则之争反映出法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多重面相。

首先，基佐、梯也尔、拉马丁和路易·拿破仑等政治家的贸易主张是其政治理念与当时经济和社会形势交互影响的结果。自由贸易运动的短暂兴起和贸易保护主义的长期存在，映射出法国政坛深层的分裂。由于对峙的各方短期内无法和解，因此在法国议会长期占多数的温和自由派只关注两大问题：个人自由和现存秩序。他们对于政治体制并没有明确的追求，其支持君主制也只是为了维护这两个基本要素。当激进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超越上述两个关键问题提出更高要求——将自由主义延伸至国际贸易时，他们遭到议会中占大多数的自由主义者的致命打击。

七月王朝在政变中倾塌，自由主义者成为议会的大多数，其中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坚持纯粹的共和制，在经济方面强调个人和商业交换的绝对自由，反对政府干涉，然而，他们只满足于高喊振奋人心的口号，缺乏具体对策，在政府决策层无法获得话语权。当经济形势好转，政府松弛贸易政策，短暂容忍自由贸易，这一派的影响随之增强。七月王朝时期，掌握实权的基佐政府同情萨伊学派，支持经济和贸易自由政策。但是，1846-1847年经济危机爆发，开启了一段长达十几年的萧条期，工人和农民收入大幅缩减。临时政府成员拉马丁和活跃于政坛的梯也尔倒向贸易保护主义。此外，以法国大部分制造商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者，议会中态度激进的极左派都在讨伐自由贸易原则，这种形势使自由贸易阵营左右逢敌，难以在议会和舆论中发挥影响力。

后来上台的第二共和国总统路易·波拿巴为突破困局，推崇一种旨在促进殖民贸易的自由贸易政策，他掌握实权后，政府才最终落实自由贸易原则，但这是一种针对殖民地实施的贸易政策，有强烈的指向性和封闭性，与巴师夏等人提倡的建立在平等自由原则之上的贸易存在本质区别。

其次，经济危机的爆发是法国各产业内部弊端积累到一定程度的结果。1846-1847年危机使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主义阵营高度关注关税额度、工人困境和谷物高价等问题。这次危机被拉布鲁斯称为“混合型经济危机”(crise économique mixte)，兼有农业歉收、生产过剩及投机的特征。自由贸易的支持者乐观地认为，解决危机的方案在于降低关税以促进商品流通，从而使饥馑自然散去。自由贸易必将引入竞争，淘汰无竞争优势的企业，虽有短期阵痛，但长期来看利于法国经济的健康成长。然而，现实却很残酷。受经济危机冲击的法国工业由于市场萎缩和消费疲软而遭受重创，产品滞销。棉纺织企业和冶金业的企业主不得不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产品，损失惨重，更无法更新技术和机器，推广英式生产制度，这导致其产品质量粗糙，产量低，在出口市场处于劣势。由此，他们强烈反对政府开放边境和降低关税。这种恶性循环是法国大部分制造商坚定支持贸易保护主义的主因。

此外，大革命以来，由于殖民贸易停滞而衰落的港口城市，将重建殖民地经济圈、实行自由贸易作为复兴的有效手段。这些城市最初仍将希望寄托于17世纪和18世纪的贸易传统，将殖民贸易置于政府的严格管制之下，以排斥其他国家的竞争。然而，到了19世纪40年代末，港口的贸易商发现英国产品已经先发制人地渗透到殖民地，而要在殖民地推行法国产品，提倡自由贸易也许有助于较有优势的法国产品重新夺回市场。也就是说，港口城市的贸易商参与自由贸易运动的真正动机是，改变策略，通过效仿英国，重新掌握对殖民地贸易的主动权。

最后，自启蒙时代，科尔贝式的重商主义传统开始在重农学派的冲击下动摇，重农学派倡导的经济自由主义对19世纪上半叶法国的贸易政策有着深远的影响，这种政策强调国内最大限度地实现商品自由流通，对外则坚持关闭边境，设置关税壁垒。因此，贸易保护主义在法国有强大的惯性，对19世纪历届政府贸易政策有决定性影响。此外，由于缺乏即时、客观和公允的贸易数据，尤其缺乏对进出口贸易的额度和工业生产总值的精确统计，政府决策仍受制于议会中以维持秩序为己任的保守的大多数。这一现实决定了政府在大多数情况下无法及时调整贸易政策以顺应经济发展形势，只能延续贸易保护主义的“传统”。

编辑：湘 宇

校审：水 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