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保利2022春拍丨端方旧藏善本十七种

中国碑拓始于南朝，惜无实物流传。传世最早拓片见于敦煌藏经洞的唐初拓本。宋代金石学昌明，然传世北宋拓本亦稀如星凤，所谓宋拓多为南宋拓本，元代拓本数量更为稀少，故善本碑拓必称“宋元”。清初，金石学迎来第二个高峰，乾嘉拓本更是独领风骚，拓工可与宋元相比肩，堪称“善本”。道光、咸丰、同治拓本满地开花，海内名碑悉数拓遍。直至清末民国，碑拓最易收藏，造福学林与书坛。

历代石刻拓片的传世总量浩大，但其中能被称为“名碑”的，不过数百种而已。

首先有个刻石年代的限定条件，那就必须在“上起先秦，下至唐宋”这一时间段中。因为宋后各朝由于不擅碑学，书碑、刻碑的艺术与技术直线下降，其史料价值、艺术价值，也远不及唐代以前的碑刻。又因现存宋代以后各朝刻石数量众多，是唐代以前刻石的十倍，甚至百倍，它们大多风格雷同，书法呆板，形制单一，雕刻拙劣，故不被纳入“名碑”行列。其次，还得加上一个出土或发现的截止限定时间，那就是清末民初之前出土的碑石。清代金石学兴盛，碑石一经出土，拓片旋即四方流传，金石学家纷纷考证、著录、题跋，这一风气一直持续到清末民初，为后人留下了大量金石学研究资料。清末民初之后，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遭受西学的冲击与颠覆，加之摄影印刷术的出现，拓片的传拓与收藏活动受到冲击。近几十年因城市建设出土的碑版刻石多直接进入博物馆库房或私人的密室，拓片流传过低，社会收藏人群较少，影响也较小。因此，我们将绝大多数清末民初之后出土的碑石不纳入“名碑”行列，当然这其中不包括那些出土后旋即毁佚，或流往海外，拓片留存数量极稀者。

其一是极端强调拓片自身拥有的文物价值，诸如:孤本、善本、宋拓、明拓、清初拓、出土后初拓本、名家监拓本等等，这些拓本或因年代久远，或因传世数量稀少，抑或拓制质量高超，成为碑帖收藏领域的宠儿。

其二是还要考虑追加拓本之外的附加值，如:这些拓本之后尾随的历代名家题跋、考释、题诗、题画、观款、藏印。此外，还应该涉及拓本的品相与装潢等等。

判别碑帖的拓制时间先后是碑帖鉴定的第一要务。碑刻在每个历史阶段的传拓中，石面会发生或多或少的变化，或因自然风化，残断、开裂、断缺，或因人为损坏，加之不同的拓工，不同的拓法，不同的纸墨等等，造成各个“批次”捶拓的拓本都带有明显的特征差异。

碑帖鉴定正是从各个历史阶段传拓下来拓片的差异着手。碑帖自从刊刻后，经历代流传下来，存字一般会越来越少，石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裂纹会越来越长，越来越粗等等，这是碑帖自身的“生命规律”，收藏者正是利用这条规律来从事碑帖鉴定的。

明清以后历代收藏者中的有心人开始收集并记录各个历史时期拓片存在的差异，从中归纳出最简便易行的区分方法，一般挑选碑刻中变化较大的文字或点划，作为“参照点”来比较与描述，例如:某碑第几行第几字，宋代如何、明代如何、清初如何、乾嘉如何、嘉道如何、清末民初如何等等，排比划分出许多鉴定“标准线”，收藏者将这些“参照点”称之为“考据点”。许多考据点已经约定俗成，成为碑帖交易双方定价、评判的主要依据。

通过考据点来开展鉴定，这是碑帖鉴定不同于书画鉴定的地方，也是较书画鉴定更为客观的优势所在。书画鉴定在纸墨印章的基础上还会经常运用书画作者的艺术风格或称艺术手法(笔法、墨法、章法、书法等)进行判断，定出或“赝品”、或“高仿”、或“早年作品”、或“中年作品”、或“晚年作品”，而且一个书画鉴定家的研究范圉绝不仅限于某一个朝代的某一个作者，还要面对各种形形色色的作者与作品，其判断主观性远高于碑帖鉴定。

古代文人收藏字画蔚然成风，而其金石集藏之趣，使得碑帖成为文人的案头清供，爱不释手，自宋代欧阳修、赵明诚到近代罗振玉、王国维，因金石碑帖中所蕴含的文字学、历史、书法、文学、图书学等多种元素。近代收藏大家吴湖帆的书斋既以“四欧堂”闻世，因其收藏的宋代名家欧阳询所书传世碑拓。足见古代文人对碑帖的高度重视，详细来说，碑帖探寻之趣，即向原石“探出”消息，即便原石已毁，它还有历朝历代的无数“孪生兄弟”(不同时期的拓片)，各种原石拓片可供“DNA鉴定”(笔划、石花、裂纹、石质纹理等等都可看成碑帖的“DNA”)。碑帖之所以被称为“黑老虎”是因很难有人能收集到或看到或记住所有的“DNA”样本，而且到手的样本还可能是伪造的，所以对版本、断代的认知度、严谨性均要求极高，对碑帖的认识，可以说是对文人学养的一种全面考察，所以除字画外，碑帖的收藏及鉴别更能显示文人的“综合素质”。

近年来，从故宫博物院、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以及海外文博机构陆续公布的碑帖善本情况来看，名品都集中在汉碑、唐碑、宋帖之中。从中透露出，宋以后直至清初，碑帖收藏热点皆在其中。历史上，家传深厚又财力过人的文人名士将碑帖收藏作为高雅的取向，不仅因其中善本难得，以稀为贵，更因鉴定涉及到的断代与辨伪需要丰富材料与知识，是脱俗的象征。

（参：仲威、童衍方二位学者文）

端方(1861-1911)，满清贵族，姓陶，号陶斋，字午桥，官至尚书，亦是金石学家、著名的收藏家。尤喜藏书，对保存中国古代文献有重要贡献，为中国封建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过渡，起了推动作用。

此十七种碑帖为其旧藏。开本敞阔，蓝封黄签。端方恭请彼时同好政要名士张之洞、张祖翼、郑孝胥、李葆恂、王瓘、邓邦述、褚德彝、杨守敬、金蓉镜、吴广霈、震钧、汪树堂、陈兆奎、萧崇勋、邓嘉缜、周钺、王闿运、瞿廷韶、沈邦宪、宝熙、俞廉三、陈伯陶、苏完、屠寄、章钰、李继昌、杨钟羲、杨寿昌、诸可权等近三十人同观赏玩。均有观语，多有长跋，书法飘逸，考证详实。端方死后，旧藏器物书籍拓片后多散佚。此帖后归民国上海著名实业家处，另有后有溥佺（松窗）、陈景陶等人题文。甚为珍稀。当为藏家所宝。

清早期旧拓本 43.7×27.3cm 1册 纸本

约盦题签。《白石神君碑》又称“白石山碑”，立于汉灵帝光和六年（183），系常山相南阳冯巡、元氏县令京兆王翊所立。十六行行三十五字，碑文隶书。圆首，有额，无穿。隶书，有碑阴题记。

清早期旧拓本43.7×27.3cm1册 纸本

黄小松赠李赤坪本。张之洞题签条。内顺次有褚德彝、陈景陶、张之洞、铜梁王瓘、王闿运、杨守敬、沉邦宪、李葆恂、李佳继昌、张祖翼等人观语题记。册内有嘉庆元年仲冬钱塘黄司马小松赠“汉陈德碑”签条。据《校碑随笔》引《牛氏金石图说》，汉陈德碑，雍正六年出土，褚峻得之，拓数本初拓后不久再入土，原碑佚失。较难得。

清早期至清晚期旧拓本43.7×27.3cm1册 纸本

张之洞题签。此册后归蒋谷孙、溥佺递藏，有溥松窗题语一篇。张祖翼、李葆恂、褚德彝、金蓉镜、郑孝胥等题跋。有盙斋藏石。

清乾嘉间旧拓本43.7×27.3cm1册 纸本

张之洞题签。共有179条。分类装裱，张祖翼（磊盦）于每组后题词归纳一语。有张之洞、张祖翼、王瓘、瞿廷韶、李葆恂、宝熙、胡鼎彝、俞廉三等观语题跋。另有道光辛巳年（1821）旧藏者“大瓠斋主人”识文二纸同装一册。

清乾嘉间旧拓本43.7×27.3cm1册 纸本

张之洞题签。张祖翼、张之洞、李葆恂、萧崇勋、杨钟羲、邓邦述等题文。东汉建宁元年(168年)五月立，隶书。存一百八十字。藏山东成武县孔庙内。据宋人著录，此碑刻于山东城武。明时改为碑座。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城武知县林绍龙访得，在碑座处嵌木刻践，并移置孔庙县学。

清乾隆旧拓本43.7×27.3cm1册 纸本

张之洞题签。张祖翼、张之洞、王瓘、郑孝胥、杨钟羲、李葆恂、震钧等题跋。景君碑全称《汉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铭》，又名《北海相景君碑》。汉安二年(143)立，隶书， 篆额“汉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铭”，碑阴有隶书五十四人题名。存山东济宁。碑文记景君殁后，门下属吏慕其德而为之树碑之事。

清乾隆旧拓本43.7×27.3cm1册 纸本

张之洞题签。清陈泉旧藏。次张之洞、郑孝胥、萧崇勋、章钰、李葆恂、邓嘉缜、邓邦述、张祖翼等人题跋。

清雍乾褚千峰手拓本43.7×27.3cm1册 纸本

张之洞题签。前人张启泰旧藏。汉代隶书。刻于永兴元年（153），在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东庑。此碑工整匀适，组织严密，笔法极有法度，粗细统一，间架结构皆十分注意，全幅秀逸清丽，是汉隶趋于规范成熟时期的代表作之一。张祖翼、张之洞、吴广霈、富顺宗、王仁东、李葆恂、杨寿昌、褚德彝、诸可权等题跋。

清乾嘉间旧拓本43.7×27.3cm1册 纸本

张之洞题签。张之洞抱冰堂、陈伯陶、屠寄、郑孝胥、王瓘、李葆恂、杨钟羲、褚德彝、张祖翼、震钧等顺次题语。《延光残碑》，因首行二字为“是吾”，故一名《是吾残碑》。汉延光四年(125)立石。康熙六十年(1721)于山东诸城出土，碑前半截已佚，全碑漫德，有界栏，此乃西汉刻石遗风。

清雍乾旧拓本43.7×27.3cm1册 纸本

邓邦述、杨守敬、张之洞、褚德彝、李葆恂、俞廉三、吴广霈、震钧、张祖翼等人题跋。全名《汉武都太守汉阳阿阳李翕西狭颂》，因篆额为“惠安西表”四字而别称《惠安西表》，亦称《李翕颂》《李翕碑》；又因其具体位于海拔1125米的西狭中段之“青龙头”中下部的崖壁间而称之为《青龙头摩崖》或《西狭摩崖》。摩崖北濒响水河，东临黄龙潭，故也俗称《黄龙碑》。汉灵帝建宁四年（171）六月十三摩崖书刻，与《石门》《郙阁》一起被称为“东汉三颂”。现仍在甘肃成县城西天井山栈道摩崖上。

清旧拓早本43.7×27.3cm1册 纸本

张之洞题签。张之洞、张祖翼、苏完、王闿运、杨守敬、屠寄、李葆恂、金蓉镜、褚德彝、李继昌、邓邦述、俞廉三等题跋。

清乾嘉间旧拓本43.7×27.3cm1册 纸本

张之洞题签条。此册五种俱全，顺次有张之洞、张祖翼、震钧、萧崇勋、李葆恂、周钺观语题跋。

初拓本43.7×27.3cm1册 纸本

张之洞、王瓘、沉邦宪、吴广霈、李葆恂、邓邦述、李继昌、张祖翼等题跋。此碑全称《汉循吏闻喜长韩仁铭》。东汉熹平四年(175)十一月刻。隶书，在河南荥阳。金正大五年(1228)荣阳令李辅之发地得之。清康熙间曾一度亡失。碑文记述循吏韩仁政绩。翁方纲谓其碑额篆书“长短随势为之，此与《张迁碑》额皆汉隶之最得势者”(《两汉金石记》)。

明末清初旧拓本43.7×27.3cm1册 纸本

张之洞题签。顺次有张祖翼、王瓘、张之洞、俞廉三、郑孝胥、陈兆奎、汪树堂等人观语题跋。是碑又名《百官劝进表》《劝进碑》《上尊号奏》。记东汉献帝末年，华歆、贾诩、王朗等对曹丕劝进称帝之事。《三国志·魏志·文帝纪》裴松之注中记其文，与此碑稍异。顾南原《隶辩》定东汉献帝延康元年(220)。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则以为此碑记文当在延康元年，而刻于魏黄初之后。此碑一向与另一魏初丰碑《受禅表》并称。二碑均在河南许昌南三十里曹魏故城之古城村汉献帝庙中，皆南向，一东一西，巍然相峙。依事理推之，先劝进，后受禅，或同时并举。《受禅》既立于黄初元年，则此碑之立当不会太晚或与《受禅》立于同时。

清早期旧拓本43.7×27.3cm1册 纸本

西蠡题签。次有张祖翼、王瓘、张之洞、俞廉三、杨守敬、邓邦述、金蓉镜、陈伯陶、汪树堂、李葆恂、褚德彝、宝熙等观语题跋。

清乾嘉间旧拓本43.7×27.3cm1册 纸本

张之洞题签。张之洞、李葆恂、周钺、杨守敬、张祖翼、震钧等题跋。有前人旧纸同裱装一册。

清乾嘉间旧拓本43.7×27.3cm1册 纸本

张之洞题签。金史党怀英书碑文，碑在济宁普照寺。较少传世。此本顺次张祖翼、张之洞、萧崇勋、李葆恂、李继昌、周钺、陈兆夔观语题跋。此本旧藏于阳湖范氏，有其书文一段，同装一册。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香岩，又号壹公、无竞居士，晚年自号抱冰。汉族，清代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其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对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基本纲领的一个总结和概括。在督鄂17年间，张之洞力主广开新学、改革军政、振兴实业，由此湖北人才鼎盛、财赋称饶，成为当时中国后期洋务新政的中心地区。《清史稿·张之洞传》：张之洞是个清官，且又“爱才好客”，做了数十年的封疆大吏，到死，“家不增一亩。”

张之洞平生所为最为后人称道的是其在中国教育由封建传统向现代化迈进过程中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美国著名学者威廉·艾尔斯：“在张之洞的一生中，中国教育的形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对此，他的努力具有决定性意义。” 在督鄂期间，张之洞致力于改造旧式书院、创办新式学堂。在张之洞本人的具体策划和亲自指导下，湖北地区先后成立了自强学堂、武备学堂、农务学堂。武汉科技大学的前身—湖北工艺学堂也是在这个历史时期在张之洞的策划和指导下诞生的。

张祖翼（1849-1917），安徽桐城人。字逖先，号磊盫，又号磊龕、濠庐，因寓居无锡，又号梁溪坐观老人。近代著名书法家、篆刻家、金石收藏家。长期寓居海上，时与吴昌硕、高邕之、汪洵，同称“海上四大书法家”。 张祖翼出生在一个“四代十翰林，三代十高官”的显宦世家。张祖翼幼年时期就表现出对篆书，隶书和金石浓烈的学习兴趣。张祖翼晚年寓居上海，以卖字为生。上海的文化风气和艺术氛围，是首屈一指的，他还与吴昌硕、李瑞清等名士有交流。他最早提出“海上画派”的名目。著有《磊盫金石跋尾》《汉碑范》等。

王闿运(1833-1916)，字壬秋，一字壬父，号湘绮，世称湘绮先生，今湘潭县云湖桥镇山塘湾人，咸丰二年（1852）举人，是清末杰出的经学家、文学家。少孤，为叔父教养。9岁能文。稍长，肄业长沙城南书院。熟读经史，通《尚书》《毛诗》《春秋公羊传》及《庄子》《史记》《汉书》等。光绪三十二年（1906），王闿运得湖南巡抚岑春蓂保奏，授翰林院检讨，加侍读衔。民国二年，他出任国史馆的馆长，即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史馆馆长。他1880年入川，主持成都尊经书院，历任长沙思贤讲舍、衡州船山书院山长，主办南昌高等学堂，后授徒于湘绮楼中，再加上家中私授的弟子，学生达三千余人。

名弟子如杨度、杨庄、杨钧、夏寿田、齐白石、八指头陀、宋育仁、杨锐、廖平、胡元仪、易顺鼎、刘光弟、曾广钧、康有为、梁启超等均得教益于王闿运，其影响及乎全国。白石就曾题诗感怀恩师：“忆旧难逢话旧人，阿吾不复梦王门”。王门许多弟子在他生前身后，一直纵横捭阖于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大舞台，近代湖湘人才辈出和巴蜀学术的复兴，与王闿运精心培养的大批人才是分不开的。王闿运以“帝王之学”传名于世，他一生历经了晚清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和民国初年，是晚清民初极具影响力的经学家、教育家、文学家、纵横家、史学家。

杨守敬(1839-1915)，字惺吾、晚年自号邻苏老人，宜都市陆城镇人，是清末民初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金石文字学家、目录版本学家、书法艺术家、藏书家。有83种著作传世，名驰中外。杨守敬同治元年(1862)中举，1880年至1884年任驻日钦使随员。1909年被举为礼部顾问官，次年兼聘为湖北通志局纂修。杨守敬的书法、书论驰名中外，于楷、行、隶、篆、草诸书俱长，撰有《楷法溯源》、《评碑记》《评帖记》《学书迩言》等多部书论专著。在日本期间，杨守敬以精湛的汉字书法震惊东瀛，折服了许多书道名家。同时，他也是杰出的金石学家，又对目录版本学造诣颇深。撰著有《湖北金石志》《日本金石志》《望党金石录》等。编辑有《寰宇贞石图》、《三续寰宇访碑录》等。目录版本方面的著作有《日本访书志》、与人合辑的《古逸丛书》等等，都颇受当时学者名流的推重，至今也是少有的杰作。1915年1月9日，杨无疾而终，逝于北京，终年76岁。杨守敬一生专心致志，刻心学习，一丝不苟，严谨治学，既是他的成功之道，也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李葆恂（1859-1915）字文石，义州人。直隶候补道。李葆恂生五岁即能作擘窠书，九岁能属文，官至江苏候补道。精鉴赏，为端方所重，题跋其所收藏之古文物三百余篇。工诗善书，贯串古人，自成一家。此外天文舆地，绘画词典无不究。辛亥革命后避居天津，旋病卒。其子李放官度支部员外郎，继承藏书，收藏书、画益富。李葆恂著述极多，有《无益有益斋读画诗》、《偶园所见书画录》（一作《海王村所见书画录》）、《梵天庐丛录》、《工余谈艺》 、《红螺山馆诗抄》、《海土村所见书画录残稿》二卷、《义州李氏丛刻六种》、《猛庵文略》、《然犀录》、《三邕翠墨题跋》、《归学庵笔记》等。

褚德彝（1871-1942）近代篆刻家、考古家。原名德义，避宣统讳更名德彝，字松窗，号礼堂，浙江余杭人。篆刻初师浙派，后精研秦汉印，所作挺秀苍劲。侧款刻篆文，亦短峭入古，别有风韵。书法秀雅疏逸，瘦劲清整，隶书尤佳。著作有《金石学续录》、《武梁祠画像补考》、《龙门山古验方校证》、《松窗金石文跋尾》、《香篆楼脞录》、《角茶轩金石谈》 、《松斋书画编年录》、《散氏盘文集释》、《云峯山郑氏摩厓考》、《审定故宫金石书画日记》、《石师录》、《汉刻甄微》、《学隶浅说》等。

陈景陶(民国),号悫斋,浙江上虞人。民国间著名碑帖鉴藏家,收藏金石书画颇丰。现存多种陈氏旧藏碑拓善本被公私收藏。

史谦（1734-1786）清雍正甲寅年(雍正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出生。考中顺天举人，在兵部则例馆供事，但在议叙时未入选兵部正职，外放授福建永安县典史。后任福建安沙、淡水(今台湾新竹)巡检(从九品)，又调补台湾府凤山县(今高雄市)典史。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丙午，发生林爽文事件，其中庄大田攻陷兴隆庄县城，史在城陷时殉难。乾隆丙午年(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卒，享年五十三岁。乾隆帝钦赐葬祭，恤赠云骑尉(可世袭)，崇祀昭忠祠。配陶氏，诰赠夫人。家族出自浙东东钱湖史氏，是南宋宰相史浩二十世嫡孙。后移居浙江余姚县，是为半霖史氏，因明清二代余姚县属绍兴山阴，故又作山阴人，实为余姚人，史学家邵晋涵曾为其作家谱。史罹难后，清朝国史附其传在耿世文传后，《绍兴府志》，《山阴县志》俱有传，族谱《史氏余姚宛平小宗支谱》、《余姚半霖史氏宗谱》俱载其生平事迹，清钱仪吉作墓表详载其事。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二十五年(1820年)，以子史善载(甘肃镇总兵)军功，叠赠武显将军。

金蓉镜（1855-1929），又名金殿丞，金伯子，字学范，号殿臣，又作甸丞，晚号香严居士。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历官湖南郴州、靖州直隶州知州、永州府知县等。诗文皆渊雅。喜画山水，简略荒率，在大痴，仲圭间。晚年客海上周氏“晨风庐”，归则作画于鸳鸯湖高士祠，不入城市。藏书甚富，日以丹黄为事。高士祠于民国四年由金蓉镜创建，在小盐仓桥南堍，祀宋元以来乡贤王衷、陶菊隐等三十人。

谢慎修（乾隆朝人1736年-1795年）。水南村人。光绪二十九年举人。所著的《谢氏砚考》是关于制作天坛砚的手艺人最早的记载。

俞廉三(1841-1912)，字虞轩，一字虞仙，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曾祖俞圣文、祖父俞芳亭、父亲俞星若以幕吏名闻遐迩。自幼深受家教熏陶，聪颖明达、肆力于学。16岁投效山西戎幕，管理军符，参与军机，参加防河之役，先后积功，由武乡县知县晋代直隶知州，旋迁宁武知府，调补太原知府。晋地贫瘠，光绪初年连年旱灾，廉三亲管赈济，赈牍之文远近传递，募资得百数万金，用以赈灾。治晋达十五年之久，政绩卓然，为全省之冠。清光绪十五年(1889)，晋补冀宁道，寻迁湖南按察使，授头品顶戴山西布政使。二十四年，迁湖南布政使，时值戊戌变法，赞助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遂升湖南巡抚，两兼湖南学政。

王瓘（1847-？），字孝禹，又作孝玉，生于1847年，卒年不详，铜梁县（区）人，清末民初书画家，民国初年以书法为主。王瓘清末举人，官至江苏道员。其工篆、隶书，兼有邓石如、赵之谦、扬沂孙诸家之长。曾参端方幕（清末大臣，金石学家，为开明人士），所见颇广。所作山水画苍浑秀润， 颇见功力，多得力于娄东二王（王鉴、王时敏）。擅长篆刻，精鉴别，富收藏，为清光绪以金石、书法名重一时之大家。近代出版的《中国书法•篆书概述》对其篆体书法评点是：“横粗直细，阔肩长足，媚气扬溢，篆法荡然矣。”学者曹建在《二十世纪巴蜀学者书家简论》中论述到：“王瓘，为清代以来重庆籍书家之佼佼，与苏东坡、郭沫若同属，以学问为根基，走出盆地与外界交流的代表。”其篆书有镇江焦山《王瓘等题名刻石》，行楷书有《宋拓麓山寺碑跋》、《明拓孔羡碑跋》等传世。常用钤印“铜梁王瓘孝禹”、“讽籀书九千字”。其作品在各拍卖行高价而沽。

瞿廷韶，字赓甫，又字耕莆，号舜石，江苏武进人，宛平（今北京市）籍。同治九年（一八七○）举人，官至湖北布政使。少与吴圣俞友。工书，古茂奇恣。雅擅刻印，边款署"腕不治石"。偶工花卉果实，雅韵欲流，墨趣高致。

爱新觉罗·宝熙（1871-1942），清末官吏、学者。字瑞臣，号沉盦，室名独醒庵。河北宛平（今北京）人，隶属满洲正蓝旗。清朝宗室，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五子豫通亲王多铎九世孙，高祖父岳兴阿，曾祖父海兰泰，祖父受庆（道光二年进士），父奎润（同治二年进士），兄宝铭（光绪二十一年进士），子志林，孙华粹深、华君愈。光绪十八年进士。历任编修、侍读、国子监祭酒、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修订法律大臣、总理禁烟事务大臣、理度支部右侍郎等职。入民国后，任总统府顾问，后曾任伪满州国内务处长等职。工书法，端庄肃穆，能诗。

宝熙在清宗室中诗文、书法皆有佳誉，他同时也是金石书画的收藏家、鉴赏家，很多优秀的拓本有他的提跋或者题签。溥仪在宫中时，与陈宝琛、耆龄、袁励准等人奉命整理、集中古书画。书画上钤“宣统御览之宝”“无逸斋精鉴玺”“宣统鉴赏”就是那个时期留下的痕迹。一生嗜好收藏，古籍充栋，其中不乏宋元刊本。精于书法，行书极为流畅，并有古朴之气。著有《工余谈艺》。

郑孝胥（1860-1938），字苏戡，一字太夷，号海藏。中国近代的政治人物、书法家。福建省闽候人。1882年清光绪八年举人，曾历任广西边防大臣，安徽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等。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1932年任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兼文教总长。郑孝胥书法工楷、隶，尤善楷书，取径欧阳询及苏轼，而得力于北魏碑版。所作字势偏长而苍劲朴茂。郑孝胥的书法是近代书家中很有个性特点的一位。郑孝胥早年学颜真卿和苏轼，后学魏碑，并参以张裕钊之法，形成一种清刚、遒劲、凝炼的风格。他的捺笔也很有趣，成一弯曲笔，酷似冰球运动员手中的冰球棒，凡此种种，都成了他书法中的特色，沙孟海对郑孝胥的评价较高，他说：“可以矫正赵之谦的飘泛，陶浚宣的板滞和李瑞清的颤笔的弊端的，只有郑孝胥了。他的作品，有精悍之色，又松秀之趣，活象他的诗，于冲夷之中，带有激宕之气”，评价很高。

杨忠义，任清末南韶连镇总兵，《沈曾植年表》有载。

邓邦述(1868-1939)，字正，号孝先。祖籍吴县洞庭东山，江宁(今南京市区)人。著名藏书家。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光绪二十七年入湖北巡抚端方幕后，更深受端方的影响，喜收藏，不惜高价搜购善本，所购宋、元刊本、抄本达万余卷。光绪三十三年任吉林民政使，时藏书达4万卷，多为珍本，其中1000余卷为宋刻本。先后编著注录收藏目录4部，《双讴居藏书书目初编》、《群碧楼书目》、《群碧楼善本书录》、《寒瘦山房鬻存善本书目》，以及《书衣题识》等。所藏书中较为著名的有清初季振直所纂《全唐诗》稿本等。民国28年病逝于苏州。后其家眷将所藏书卖给苏州集宝斋，北京景字阁、东来阁及文殿阁。

震钧(1857-1920)是清末著名的学者、文学家。满洲镶红旗人,姓瓜尔佳氏,字在廷(载亭、在亭),号涉江道人。辛亥革命后改姓名为唐晏,字元素。震钧少年时的生活是优裕的,也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加上他敏而好学,打下了深厚的知识基础。但与先辈不同的是,生于封建末世的震钧,一生屡遭坎坷,他经历了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当时外有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内则政治腐败,经济凋蔽,人民革命风起云涌。短短的六十余年,’相继爆发了“庚申之役”、“甲申之役”、“甲午之役”、庚子之役”,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和团起义,并最终看到了清王朝的覆灭。

辛亥革命(1911)后，寓居南方。潜心学问，著有《庚子西行纪事》、《渤海国志》、《两汉三国学案》、《八旗诗媛小传》、《洛阳伽蓝记钩沉》、《八旗人著述存目》、《陆子新语校注》、《香奁集发微》、《国朝书人辑略》、《天咫偶闻》、《石鼓集注》等。著有记述北京历史掌故的《天咫偶闻》10卷，是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地方历史文献。又著有《渤海国志》、《庚子西行纪事》、《两汉三国学案》、《八旗诗媛小传》、《国朝书人辑略》等。

邓嘉缜（1845-1915），近代词人。字季垂，江宁(今南京)人，祖籍苏州洞庭西山明月湾。邓廷桢孙，邓尔咸子。少孤，奉母辗转晋、蜀、滇、黔，最后兄履吉官湖南，又迎养至湘。同治九年(1870)优贡，用知县。光绪元年(1875)举人。光绪三十一年(1905)，简授徽州府知府，改知锦州府，调奉天。东三省改定官制，署奉天巡警道。未几，裁缺，遂引疾白兔，寄居北京、天津。老更世变，时时为小词以自遣。著《暖玉晴花馆词》二卷。

王仁东（1854-1918），字刚侯，旭庄，又字勖专，别署完巢，王仁堪弟。内阁中书，江宁道任江苏提学使。台光绪二年举人初任内阁中书，后官南通知州，江安督粮道、苏州粮道兼苏州关监督等。著名文物鉴定泰斗王世襄的祖父。

吴广霈（1855-1919 ），字剑华，号瀚涛，安徽泾县人。清末外交家、文学家。出生于官宦世家，祖父为嘉靖朝吏部尚书吴玄培。先后任驻汉城总领事，驻日本使馆参赞。民国后入清史馆编纂《清史稿》，《清史稿》的外交篇多出其手。吏部尚书吴芳培曾孙。清末期为驻日公使何如璋随员，后升任神户副领事。归国后任轮船招商局文案，直隶候补知县。曾以随员身份先后出使日本、印度、美国、秘鲁等地，对当时的世界大势有清醒的认识。他参与了清末民初的许多重大政治活动，《救时要策万言书》、《疏防海军略》等著作正是他忧国忧民心结的明证。他还是一个文物古籍的收藏家和研究者，现存许多文物古籍都烙上了他的印迹，《石鼓文考证》一书是他这方面的代表作。

入民国任清史馆纂修。著作有《救时要策万言书》二卷、《石鼓文考证》一卷等。吴广霈年青时曾七次赴考，均落第不举。这种仕途上接二连三的打击，使他对八股科举制度深恶痛绝，因而也能清醒和积极地去思考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也是他日后能接受西方先进思想的一个重要基础。二十世纪经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后，包含吴广霈未发表的三个表在内的清史稿档案和国史馆其它档案一起辗转从后方运返南京至台北故宫博物院，成为清代文献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育仁（1857-1931），字芸子，晚年号道复，四川富顺（今自贡富顺县）人。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改任检讨。 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被誉为四川历史上“睁眼看世界”第一人，重庆维新运动倡导者。在三十而立之年写出领风气之先的《时务论》初稿，阐述主张，向西方学习，提出“君民共治”的思想，朝野为之一新。1897年即戊戌变法的前一年，宋育仁在重庆主办《渝报》，宣传维新思想，向社会征稿，意在士大夫之间刮起救国风潮。以《渝报》为中心的阵地，集结了大量有识之士，开启了川渝地区的新闻事业的新篇章。甲午战争失利后，宋育仁计划从菲律宾北上直攻日本长崎和东京，却因慈禧太后阻拦而失败。由于壮志难酬，他逐渐退出政治舞台。著有《问琴阁丛书》等。

杨寿昌（1866-1938）字果庵，惠阳县良井镇草塘下人。光绪二十年（1894年）举人。先后于惠阳丰湖书院、端溪书院、 广雅书院肄业。民国初年前后，任惠阳余山师范监 督，淡水崇雅学校校长， 广东高等学堂、 存古学堂和两广 方言学堂教授，广东黄埔陆军小学讲师。1914年后任广东都督府教育司副司长， 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教 授，惠阳县县长。1923年任广东大学教授。1924年冬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中山大学、广州大学和岭南大学教授。1928年夏辞职返乡养老，筹办良井中 学校。1938年11月17日逝世。

诸可权，字小朋友鞠，钱塘（今杭州）人，可宝（一八四五至一九零三）兄，一作可宝弟误。官湖北知县。工山水兼及花卉。以澹雅为宗。《姜丹书稿、清朝书画家笔录、清画家诗史》。

陈伯陶（1854-1930），字子砺，号象华，晚年更名永焘，又号九龙真逸，中堂风涌人。广东东莞人。清光绪十八年（1892）壬辰科刘福姚榜进士第三人。陈伯陶出身诗书门第，六岁拜在陈闰甫的门下，秉承老师教诲，造诣更加深邃。光绪元年，考中秀才。光绪五年，得乡里举荐，考取第一，成为解元。光绪十五年，考取内阁中书。光绪十八年，陈伯陶参加会试中式。殿试御赐陈伯陶一甲第三名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光绪十九年，陈伯陶出任云南乡试副考官。历充武英殿纂修、起居注协修、文渊阁校理等官职。授文渊阁校理后，又任国史馆协修、总纂。光绪二十年，甲午边陲事发。学士戴鸿慈会同馆数十人上奏，请起用忠义之士，陈伯陶在被荐举的人员中。光绪二十三年，出任贵州乡试副考官。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兴起，两宫太后西出京都狩猎，陈伯陶随从扈驾前往。狩猎未结束而到达行在。众-提出启动变法之议，有的呈请设立上、下两议院。陈伯陶好学深思、多才多艺。精通词翰书画，旁及医术、经济、地理等，著述颇丰。他所撰的《东莞县志》完成于九龙，历时六年，是部评价较高的县志。

文悌（1849-1910）清末官吏。满洲正黄旗人。苏完瓜尔佳氏，字仲恭，号仰白、绿杉居士。自幼聪颖好学，曾受教于满族名士宜绶、蒙古状元崇绮，能诗画，习弓马，少时一度离家远游，增广见闻。光绪十一年（1885），简任河南开封遗缺知府，旋补归德知府。光绪十六年（1890），丁忧回旗，内用为户部员外郎。光绪二十三年（1897）冬，补授湖广道监察御史。次年夏，因言获咎，回本衙门行走。戊戌政变后，外任河南府知府。光绪二十九年（1903），迁贵州贵西道。光绪三十四年（1908），调贵东道，宣统二年（1910）称病开缺回旗。

屠寄（1856-1921），原名庾，字敬山，一字景山，又字归甫，别字师虞，号结一宧主人， 晚年更号无闷居士，江苏武进人。清末民初著名的历史学家、史地学家、蒙古史学家、骈文作家，书法家。屠寄工诗词、骈文，长于史地之学，尤专于蒙古史。积数十年精力，采集旧集及外文史料，成蒙古史巨著《蒙兀儿史记》一百六十卷（其中14卷有目无文），对《元史》错误有所纠正。此书受清朝指示创作，歪曲元朝历史，认为《元史》讹误甚多,并搜集零散材料补充了《元史》所缺的数百个人物传，弥补了《元史》对元朝建立前早期蒙古族史、四大汗国史以及不少蒙古、色目重要人物事迹记载的缺略；以双行夹注形式对蒙元史的史实、年月、人物、世系、官爵、地理、部族等作了大量考释，精辟见解甚多。其著作还有：《黑龙江舆地图》《黑龙江舆图说》《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成吉思汗陵寝商榷书》《答张蔚西成吉思汗陵寝辨证书》《结一宧骈体文》等。未刊著作有：《元秘史地理今释》稿、《黑龙江水道记》稿、《柳边考古录》稿、《东陲释地诗》等。

庄眉叔（庄缙度）（1799-1852），武进人。字眉叔，又字裴斋，号黄雁山人。清中期文学家、书法家和鉴藏家，据《清史稿·文苑传》记载他与吴颉鸿、赵申嘉、陆容、徐廷华、汪士进、周仪颢并称为“毗陵后七子”，以诗词著称于世，有《黄雁山人词》四卷、《迦龄庵诗钞》一卷传世。

汪树堂，浙江余杭人，光绪十八年（1892）年来任通州知州，与张之洞交好。

陈兆葵，湖南省桂阳直隶州人，清朝政治人物、进士出身。晚清名臣陈士杰之子。官主事，后任部参议。

沈邦宪，字幼彦，浙江嘉兴人。光绪五年中举人。十一年由原两江总督曾国荃调赴江宁派充文案，十六年报捐直隶州州同分省试用，廿年捐升道员指分江苏试用。后任江南制造总局会办、南京造币厂总办、上海广方言馆总办等。

费西蠡（费念慈）（1855-1905）字屺怀，号西蠡，生于清咸丰五年（1855年），武进人，世居大马园巷。光绪十五年（1889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博涉多通，工书法，精鉴赏，兼善山水，具金石气。工书，其书法通欧、褚两家兼通魏碑遗风，临摹甚勤，着笔坚凝厚重，尤以楷书著名，精赏鉴，善诗，精畴擅人术，金石目录之学，冠绝一时。著有《归牧集》。以书画自娱。费精通天文、历算、金石、目录之学，长于书法，兼擅山水画。常州天宁寺“大雄宝殿”匾额，原为费念慈晚年手笔，遒劲雄浑。

周钺，江苏常州人，字铁眉、秉节，生卒年不详，约生活在康熙中晚期和雍正早期。康熙贡生，经朝廷召试，先后任河北密云知县、景州（今河北景县）知州、宾川州（今云南大理州宾川县）知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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