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宁: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政治“病理学”研究|文化纵横

房宁

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导读】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关键阶段。 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经验看,现代化最后阶段是社会高风险期。许多国家在这个阶段遭遇了政治动荡,甚至被中断了现代化进程,陷入长期混乱与衰退。面对中国社会新的结构变迁与利益分化,如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与政治安全? 对于中国现代化事业而言,这是一项新的探索;对于中国社会科学而言,这意味着学术的创新。

不同于以往基于社会学视角,着眼于社会关系、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等 中微观问题的社会结构研究,由房宁教授主持的中国社会结构研究课题组从“社会结构变动与政治稳定的关系”这一 政治学视角出发,宏观分析了当前中国主要社会群体的结构区分、群体利益、社会意识,及其与政权和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 该课题揭示, 伴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人民内部 还广泛存在着不同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的差别,“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焦点在于新兴社会群体的新利益诉求,以及新、老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 当前中国社会可划分为“三老”“三新”六大主要群体, “三老”为党政干部、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和在乡农民;“三新”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兴社会群体——民营企业主、城市白领和农民工。其中, “三新”群体的状况和动态,是影响中国未来社会稳定的主要相关因素。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2年8月刊74-80页,原题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政治“病理学”研究》。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供诸君参考。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政治“病理学”研究

2011 年一位中央负责同志布置给中国社会科学院一项科研任务,责成中国社会科学院从政治学角度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结构问题,政治学研究所承担了这项科研任务。在接受任务之初,我们有些疑惑:社会结构问题不是社会学界的经典课题吗?社会学界一直以来在这一领域多有研究,且成果丰硕。中央领导这样要求和布置显然是有所考虑的,但究竟为什么要从政治学角度研究社会结构问题,以及什么是政治学的社会结构研究,坦率说,彼时我们并不清楚。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开始了政治学视域中当代中国社会结构问题的研究与探索。

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关键阶段。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经验看,现代化最后阶段是社会高风险期。许多国家在这个阶段遭遇了政治动荡,甚至被中断了现代化进程,陷入长期混乱与衰退。基于我们对中国社会政治稳定和政治风险的长期研究,以及有关政治发展的国际比较研究,我们认识到: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分化以及新阶层的出现,是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动荡及社会衰退的基础性因素。我们逐渐认识到社会结构研究的社会学和政治学视角的区别,我们形象地将之比喻为:社会结构研究的社会学视角,在某种意义上属于社会“生理学”范畴,而政治学的相关研究则属于政治“病理学”范畴。所谓“病理学”研究,就是为了维护社会分化及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全,防止和化解社会阶层、群体冲突而进行的研究,核心是社会结构变动与政治稳定的关系问题;同时,也将社会稳定与社会冲突的社会意识及思想文化因素纳入研究视野,包括群体意识、政治心理、利益诉求以及大众精神状态、社会意识形态变迁,等等。

十余年来,我们从政治学视角出发,运用政治学相关理论和方法,参考比较政治学研究所获得经验,持续开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变化的观察和研究,重点在于当前中国主要社会群体结构区分、群体利益和社会意识的研究,以及各个主要社会群体与政权、与社会秩序之间关系的研究。

▍新兴社会群体政治参与是政治不稳定的基础因素

社会结构理论及阶级与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恩格斯指出,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终其一生有两大理论贡献,一是揭示了人类社会政治活动的基本原理,二是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经济剥削。关于社会政治活动原理,恩格斯将其概括为:第一,迄今为止的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分化与阶级斗争体现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第二,阶级斗争所有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争取社会统治和社会地位;第三,争取社会统治与地位的阶级斗争主要是在旧阶级与新阶级之间展开,旧阶级要维持自己的统治和地位,新阶级要争得统治和地位。关于阶级斗争的“三段式”描述,揭示了社会政治活动的基本原理:“新”“旧”群体争夺社会地位的斗争是政治活动的核心内容。

当代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被消灭了,阶级矛盾已经不再是社会政治生活中居于支配地位的主要矛盾。但与此同时,人民内部还广泛存在着不同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的差别。特别是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进程,新的社会分化随之而来,中国社会也相应出现了新的群体以及群体间矛盾,这被称为“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

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焦点在于新兴社会群体以及新、老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新兴社会群体是政治体系中的“后来者”“陌生人”,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与其政治地位不平衡,由此产生了政治参与的意愿和动力。在宪法、法律与政治制度的规范意义上,各个社会群体具有平等的政治地位。但在社会现实中,不同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的参与机会、渠道、能力还很不均衡,尤其是新、老社会群体之间的差异更为显著。这正如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所指出的:从获得宪法和法律意义上的抽象政治权利,到获得真实具体的社会权利并实现人的自由解放,还有很长的距离。

这种状态在一定条件下会导致新兴社会群体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并由此引发政治不稳定。这一规律性现象为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普遍经验所证实。新兴社会群体政治参与是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稳定与政治安全的最重要相关因素。因此,区别于我国社会学界的“十大阶层”理论,我们从社会分化和新兴社会阶层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这一视角出发,提出以“新”与“老”作为划分社会群体的基本思路和标准。在我们看来,这就是社会结构研究的政治学视角。

按照这一思路和标准,我们将当下中国主要社会群体划分为三老三新六大社会群体。“三老”为党政干部、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和在乡农民;“三新”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兴社会群体——民营企业主、城市白领和农民工。职业与经济地位、体制身份、社会保障程度是区分“新”与“老”社会群体的主要标识。社会群体的划分与经济地位密切相关,体制身份是影响社会分群的首要因素,“体制内”与“体制外”是六大群体差异的本质性因素。六大群体在社会保障程度上有很大差异。在现代社会,体制性保障是社会群体利益生成的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前,我国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干部-知识分子阶层的“两阶级、一阶层”社会结构,三者后来逐渐演化为现在的党政干部、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和在乡农民三大群体。改革开放以来,尽管这三大群体自身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由于制度、体制等多重因素,他们与政权及体制依然保持着紧密联系,他们的社会地位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党政干部和国有企事业职工直接被归为“体制内”。由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存在,在乡农民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也有较为可靠的制度性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我国社会结构发生的最显著变化是新兴社会群体的出现。一方面,他们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另一方面,作为新兴社会群体,他们需要在整个国家的政治体系、经济社会体系中确定地位,而这是一个漫长且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新兴群体与其他群体及政治体系需要相互适应,当前诸多的社会问题和不稳定因素与这个适应过程有关。根据我们研究亚洲政治发展总结出的规律性认识,新兴社会群体的政治参与是政治体系变革的主要因素。据此,民营企业主、城市白领和农民工三大新兴社会群体的状况和动态,就是影响中国未来社会稳定的主要相关因素。

▍当前社会群体利益分析

利益结构是社会群体政治立场与政治态度形成的基础,为此需要进一步分析我国社会群体的利益结构。

干部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在计划经济时代,在党政群团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统称为“国家干部”。改革开放后实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干部的内涵和外延有所变化。狭义的干部概念是我国各级党政机关中的公务员,根据公开数据,截至 2016 年底,我国公务员的数量是 719万。在各级党政机关的公务员之外,我国还有一个大量兼具社会管理职能的干部群体,即国有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中具有行政管理职权的公职人员。这一群体复杂多样,目前其总数尚无确切估算。干部是国家和社会的管理者,是党和国家的命运共同体。从现实表现来看,特别是在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背景下,广大干部能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忠诚于党的事业,是可以信赖的执政群体。

目前,我国国有企业职工约为 4000 万人,若再加上事业单位职工则总数应在 8000 万人左右。国有企事业职工是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各项事业建设发展的主力军,是促进改革、保持发展、维护稳定的重要力量。经过多年改革,国有企事业职工的成分、身份变得十分复杂。其中一部分与体制联系比较紧密,也有很大部分与体制联系比较松散。对体制的依赖程度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的思想观念与政治态度,不同的体制依赖度会塑造出不同的政治信任、价值偏好和政策遵从行为。

在乡农民是我国农业生产的主力军。目前,我国在农村居住的总人口约为 5.1 亿,其中 15 岁至 65 岁的在乡农民约为 3.2 亿人。改革开放带来中国经济社会大发展,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在乡农民群体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他们认同中国的社会制度和党的富民政策。在乡农民尽管在当今中国社会各群体中的收入及生活水平并不算高,却是一个社会满意度较高的群体。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他们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但是,也应注意到,尽管过去十年大约有近 1 亿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脱贫,在乡农民中的低收入群体仍十分庞大,现在仍约有 1.5 亿农村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仅有8451 元。

民营企业主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目前,中国民营企业数量约有 4457.5 万户。民营企业在企业总量中的占比达 92.1%。民营企业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在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民营企业主是中国现代化的建设者。他们一方面拥护改革开放,认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又是掌握经济资源,拥有独立经济地位的群体,他们对国家政权和体制的依赖程度与企业规模大小密切相关。他们对现行体制和政策,有满意也有不满意。在各群体中,民营企业主内部分化程度最高。在这个群体中,既有跻身中国五百强的大企业家,又有占总数 80% 以上的中小微企业主。大中企业家群体思想相对保守,大中型企业与政府及政策关联度高,更加认同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小微企业主受市场激烈竞争和近年来经济下行影响,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对政策及治理环境十分敏感。目前,在各个社会群体中,中小微企业主的满意度较低。

城市白领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兴社会群体,特指体制外从事技术与管理工作的非体力劳动者。城市白领群体总体上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改革开放扩大了社会自由和流动空间,在自主择业和创业的大潮中,涌现出了城市白领群体。他们依靠自身的知识和技能安身立业,在城市中获得生存和发展空间。白领群体经济独立,他们大多数人的工资收入高于城镇平均工资水平,具有较高的就业流动性,对体制依赖程度低,但对经济政策和社会管理比较敏感。他们一方面受益于改革开放,对现有制度有认同感;另一方面处于社会中间层,面对着社会流动的上行或下行两方面的机会与挑战,社会地位并不稳定。与白领群体接近的还有一个经济社会地位较低,介于白领与蓝领之间的所谓“灰领”群体。初步推测,我国“灰领”群体人数超过 2000 万人。相对于稳定就业群体,他们的职业稳定性差,生活境遇不佳,属于城市中的边缘人群,是社会满意度较低的群体。

农民工主要是依靠工资收入生活,但户籍身份依然是农民的群体。农民工在改革开放大潮中从农村进入城市,成为新工人、新蓝领。农民工群体规模庞大,2021 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 29251 万人。他们是中国经济建设,特别是制造业和城市服务业发展的主力军。农民工的命运与改革开放和国家发展息息相关,他们认同改革开放,认同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工中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生长于城市,与他们的父兄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受。第二代农民工已经离乡,其中大部分不会再回到故乡。融入城市并享有同等国民待遇,是农民工,尤其是第二代农民工面临的最大问题。第二代农民工尤其困惑于身份和前途。他们与国家政权和体制的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融入城市和享有同等国民待遇的进程。

▍六大社会群体的意识与诉求

以上六大社会群体是中国人民的主体,是国家的主人。六大群体有着不同的群体意识和利益诉求。要评估未来六大群体的政治参与状况和趋势,首先要准确了解不同群体的意识和利益诉求。

干部群体具有高度政治意识,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坚力量,是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骨干。但干部群体也有自己的关注。目前,干部群体最为关注的问题是事业发展,希望更好地为党和国家建功立业,实现人生价值和理想。干部群体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有着强烈的反感和不满。基层干部的收入较低,盼望提高和改善生活待遇。

国有企事业职工具有较高的政治意识。这一群体的主要关注是职业稳定性和社会保障,希望不断提高保障水平和待遇。总的来说,这一群体的职业稳定与社会保障程度与其社会信任感、公平感和政策遵从度,呈现正相关关系。

在乡农民拥护党的利农富民政策,对国家的“三农”政策最为敏感、最为关注。他们对未来稳定集体经济及家庭联产承包制充满期待,希望国家的利农富民政策能够获得更好的落实。

民营企业主群体最大的愿望是将企业办好,其利益诉求多与企业发展密切相关。民营企业主具有较高的自主意识,他们要求更宽松的管控环境,要求给予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主更好的法治保障,相应地有较强的推进民主、法治、人权建设的诉求。中小微企业主更关心营商环境,希望政府塑造更加有利中小微企业生存发展的政策与监管环境。

城市白领面临较大的生存和发展压力,有较强的不安全感及相应的维权意识,对社会平等、公正问题、政府行政效率、公共服务水平等问题比较敏感。这一群体希望有更宽松的社会环境,有较高的表达诉求,有较强的民主参与、民主监督意识,希望享有更多社会权利、政治权利以及更大的思想和言论自由。

农民工群体希望社会稳定、政策稳定,希望国家保障他们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承包地、宅基地权益。农民工还希望与其他社会群体一道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获得较为平等的就业机会和劳动收入。农民工,特别是第二代农民工的主要诉求是在城市中获得平等的义务教育、劳动权益、社会保障、提升自身人力资本价值等同等国民待遇,更好地融入城市。

政治学的社会结构研究,出发点是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结构变迁对社会群体关系、社会矛盾的影响,落脚点是在社会结构变迁条件下如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与政治安全。对于中国现代化事业而言,这是一项新的探索;对于中国社会科学而言,这意味着学术的创新。始生之物,其形必丑。既然是探索和创新,就必然存在缺陷和谬误,需要在科研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我们的这些初步研究希望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社会科学界的关注与指教,以推动这项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的研究不断进步。

本文 原载《文化纵横》2022年8月号74-80页,原题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政治“病理学”研究》,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本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