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田志磊，男，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何婷婷，女，江西师范大学财政金融学院讲师，博士。
魏易，女，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摘要
21世纪初以来，教育财政体系建设彰显了中央意志、保障了教育投入，但是政策集权化与地方偏好异质性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基于空间断点设计，本文估计了2012年中职免费政策对温州的影响。更高的免学费补助分担比例通过降低地方政府教育供给而导致中职入学率的下降，降幅接近30%，地方政府教育供给意愿下降对民办中职学校的伤害远大于公办中职学校；进一步分析表明，免学费政策实施后，地方政府供给意愿的变化取决于中职学校融入区域产业的深度、地方政府从产业创造财富中所得份额。收费及成本分担方式作为教育财政事权的一部分，如果重心过高，缺乏对地方偏好、利益格局的充分考虑，可能导致公共品供给效率的损失。
一、引 言
公共教育投入带来人力资本的提升，增强社会流动，促进经济的增长。扩大公共教育投入的主张，在多数人眼中具有天然正义性，但也需要直面两个关键问题：其一，公共教育投入多少是合适的？探索公共资源用于教育多寡的决定机制的文献并不少见（Levy, 2005；Stasavage, 2005；Busemeyer, 2007；Fan et al., 2008；Ansell, 2010），却没有研究给出公共教育投入的最优解。我国政府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4%的目标主要依据国际经验，而非理论推演。其二，加大教育投入是否一定带来好的效果？教育投入和教育结果之间并非线性关系，筹资方式、拨款依据、瞄准对象、资金使用方式等因素都会影响政府教育投入的效果。更为重要的是，公共教育投入的扩大往往会改变政府和居民间的教育成本分担机制，公办与民办教育的结构，以及政府、学校、教师、居民四者间的关系。这些变化会为一国教育体系带来根本性的改变。
就大国而言，加大政府教育投入的过程往往伴随着事权的重心上移，形成更加集权的教育财政体制。从政策制定的维度看，我国教育财政体制逐步从分权走向集权（王蓉，田志磊，2018）。而集权化的教育财政体制是把双刃剑。一方面，集权化有效地制衡了地方政府公共教育供给意愿的不足，通过中央层面的政策动员形成压力传导机制，保障教育投入，并通过对欠发达地区的重点投入缩小区域间教育差异；另一方面，集权化也因忽略地方的习惯、格局、偏好的差异带来了效率损失。为了动员更多公共资源投入教育，一定的效率损失是可以接受的代价。但是，效率损失的代价有多大？是否超越了能够承受的范畴？政策制定集权化与地方偏好异质性之间的矛盾，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地方政府的教育供给行为？这是当前我国教育政策领域的重大现实问题。遗憾的是，仅有少数学者注意并强调上述问题，这些问题并未引起主流学术界的充分重视。
中职免学费政策为学界研究上述影响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在很长一段时期，中职教育实施成本分担，学生需要缴纳一定学习费用。随着职业教育日益受到重视、投入力度不断加大，逐步实行免费中等职业教育成为主流意见，并被写入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2009年开始，中职免学费先从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开始实施。免学费标准为2000元/生/年，由中央、省级和各地财政按一定比例共同分担。2010年秋，这项惠民政策又覆盖到城市家庭的经济困难学生。针对中职教育应全部免学费的社会呼吁，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发布《应放缓全面实施中等职业教育》的简报，直言加大中职的中央财政投入应以诱导地方政府完善学校布局、改革管理体系、提高办学质量为核心目标，并不赞成近期内以实施全面免费中职教育为加大中职财政投入的优先选项。但在2012年末，《关于扩大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范围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金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出台，引发了中职学生资助政策的一次“跳跃”——享受免学费的人群从少数贫困生和涉农专业学生拓展到大多数学生。免学费后补助标准为2000元/生/年，由中央和地方按照一定比例共同分担，西部地区不区分生源由中央承担80%，中部地区大部分生源由中央承担60%（中部地区的西部生源仍由中央承担80%）。由于中西部主要由中央承担免费资金，这一政策获得了地方的普遍支持。《意见》并未明确中央和东部省份的补助资金分担机制，东部地区各级财政承担的免学费补助资金，由省级财政统筹落实。在浙江的实施方案中，全部县市被分为六类地区，对免学费政策所需经费采取了不同的省与市县分担比例。免学费对于家庭教育需求的影响是一致的，但是补助分担比例的不同对地方政府的教育供给意愿产生了异质性的影响——这意味着，在县域边界两侧，一些情况相似的家庭受到了不同的政策影响。这种政策影响在县域边界的离散变化为断点回归研究提供了可能，政策研究者得以在局部识别出成本增加影响地方政府供给意愿变化并最终影响中职入学率的因果链条。
在浙江，浙北、温台地区有着不同的产业路径、政府与社会关系，这也造就了不同的利益格局。多方博弈过程中逐步成型的职业教育利益格局，与哈耶克笔下的“自发扩展秩序”（哈耶克，2007）有着相同的内核，其精密程度往往超出人们认知。宏观教育政策与地方利益格局的相容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策在特定区域的效果。本文聚焦“小政府、大社会”的温州，估计中职免费在温州产生的影响并阐述其作用机制。全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为研究背景，简述温州模式的基本特征及其职业教育发展，回溯温州中职免学费政策实施方案，分析空间断点回归设计的可行性；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介绍模型设定、数据描述、断点回归识别策略和研究区域的建构；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报告免学费政策对中职学生数影响的估计结果，并进一步估计免学费政策对公办和民办学校分别产生的影响；第五部分讨论成本分担增加导致温州中职供给意愿剧烈变化的原因；最后，总结全文。
二、温州模式下的职业教育
温州位于浙江省南部沿海，人口700多万，面积1.1万平方公里，其中山地近80%。长期以来，多山少地的地理环境，再加上处于对台前线，国家投资少，温州经济发展缓慢，属浙江较落后地区。改革开放后，温州独特的人力资源优势——继承了商业文化传统的各种经营人才得以发挥潜能。1985年5月，《解放日报》刊登《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报道，媒体第一次提出温州模式的概念。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王芳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温州农村经济发展情况的调查》一文指出：“温州以家庭工业和联户工业为支柱，以专业市场为依托，以购销员为骨干，形成了不同于苏南和宁波、绍兴地区的另一种格局。”
温州的发展模式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通过对温州经济腾飞之前和初期的考察，赵伟将其称为“中国新古典工业化模式”，而杜润生借鉴哈耶克的提法将其称为“自发的经济秩序”（赵伟，1999；杜润生，2000）。（南宋时期，在工商业发达的永嘉地区[温州]诞生了强调经世致用、通商惠工的事功学派。万历年间的《温州府志》记载，温州人“能握微资以自营殖”[《温州市志（1991—2012）》，2020]。）20世纪中后期，在苏南经历从乡镇集体经济为主向外资为主的转变时，温州工商业的微观细胞虽然也经历了从家庭工业、联户经营向股份合作、企业集团的演变，但是本地资本一直在温州经济中占据核心地位，面广量大的企业家阶层和频繁的社会流动塑造了菱形的社会结构（胡宏伟，吴晓波，2002）。（姚洋表达了相反的观点。温州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的联盟已经固化，并成为制约社会效率改进的因素[姚洋，2006]。笔者以为，社会阶层的固化是全国性趋势，即使存在精英联盟固化对社会效率的阻碍，温州也是程度较轻的地区之一。）不同于苏南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的联盟以及少数精英和广大居民间收入的两极分化，温州经济精英对政府加以制约的要求和经济精英之间的激烈竞争强化了“小政府、大社会”的基本格局，而进入的门槛低和机会相对平均、资产所有权的广泛分布、广泛的模仿和扩散效应又促成了温州模式下的经济平等（张建君，2006）。（张建君发现，1990年代中后期的乡镇企业改制成为苏南地区经济平等和社会结构的关键转折点。外资企业的进入并没有改变苏南的社会结构和两极分化格局。外资除了给本地带来税收及薪水，其产生的主要利润被外资“拿走”了。繁荣但不很富裕成为苏南的奇特现象。与苏州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相比，苏州的人均收入增速要慢得多[张建君，2006]。）
在自发的经济秩序下，温州逐渐形成了中小企业集中、专业化极强、具有明显地方特色的区域性产业聚集。乐清柳市低压电器、永嘉桥头纽扣、瑞安塘下汽摩配件、苍南龙港印刷、平阳萧江塑编、欧海永中阀门、龙湾蒲州制笔以及市区服装、鞋革、打火机、眼镜、灯具、家具等，在1980年代就初见规模并日益壮大。而伴随产业起飞，特别是1985年《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带来的中等教育结构调整，温州职业教育蓬勃发展，职业学校成为技能扩散的重要基地。以乐清为例，1985年，乐清职业技术学校和乐清虹桥职业技术学校创办，招收工业与民用建筑、机械等专业学生；1986年，白象、柳市、虹桥、乐清等中学先后开设附设班，提供工程、财经、林业及修理服务等科；1989年，柳市职业技术学校成立，招收电子电工专业，为柳市的低压电器产业集群提供技能人才。1990年，温州乐清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职教班在校生合计2070人，1988—1990年的毕业生中75%走上专业对口岗位，对口率远高于在乐清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乐清县教育志》，1993）。此后，中等职业教育规模持续发展，1995年，23所学校在校学生7263人；2000年，24所学校在校学生11106人。而在产教关系上，乐清的职业学校也开始了深度校企合作的探索，如虹桥职业技术学校与华虹集团合作开办“华虹订单班”，柳市职业技术学校与浙江省高低压电器协会合作等（《乐清市志1991—2013》，2020）。
温州经济起飞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职教育处于良性发展之中。从表1的入学率数据可以看到，1990年代中后期国企改革和大学扩招造成了全国层面中职招生数的剧烈下滑，温州并未同步经历这一滑坡。同时，温州的校企合作不断深化，2004年与职业学校签订联合办学的企业达到109家，招收“订单式”学生2038人（《温州市志（1991—2012）》，2020）。这一情况并无特别。在佛山顺德，1990年代中后期纠正了上一时期职业教育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办学混乱、管理不规范、教育资源浪费等状况，迎来了当地职业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中专、技校和职业中学的界限消除，布局结构得到大规模调整，根据资源共享原则，建立起了机电类、电子技术等公共实训中心，区级统筹、集约办学的职教体系初步形成（姜蕙，2012）。苏州太仓则对职高类学校布局进行规划、调整，实行集约化规模办学，2001年由太仓工业学校和太仓职业高级中学合并而来的太仓中专与克恩—里伯斯、慧鱼两家德资企业合作，开始了“双元制”的本土化探索(李俊，2018)。珠三角、长三角的区域经济重镇大多在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资源整合，形成与本地产业紧密结合的职教体系。如果将视野进一步拓展可以发现，东亚地区的经济起飞阶段大都伴随着中职教育的迅速发展。二战后，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先后在1952年、1956年、1961年、1965年发表了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报告，一直到1970年之前，日本的高中阶段职业科学生都维持在40%以上。1970年代，我国台湾地区加工贸易型工业迅速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在其教育体系中迅速崛起，工、商合设的职业学校和在校生数量不断攀升，1986年高中阶段职业学校学生占比达到了68.6%。
温州模式下职业教育发展亦体现出“小政府、大社会”的特性，其社会力量办学远比其他区域发达。早在1991年，当时温州乐清的7所中职学校中有3所属于民办性质（其中2所为部门举办，但不享受财政拨款），1995年全部23所学校中有16所为民办。即使到了规范办学后的2005年，全部16所学校中也仅有5所为公办，其余均为民办或部门办学。（11所民办或部门办学的职业学校分别是：乐清市正大综合高级中学、乐清市梅溪职业学校、乐清市集美职业学校、乐清市阳康职业学校、温州华侨职专乐清分校、温州商校乐清分校、乐清市东方艺术学校、乐清市七里港高级中学、乐清市外国语综合高中、乐清市总工会职业技术学校、乐清市农业职业技术学校。后两所为部门办学。）根据2005年温州市的统计资料，民办中职学校54所，在校生34561人，占全市中职学生的42.2%（金文斌，2006）。国企办学、民办公助、行业办学、公办学校引领社会力量参与办学等多种形式共存，塑造了温州职业教育百花齐放的格局。不过，此后由于布局结构调整，温州的中职学校数量略有减少。以乐清为例，2010年，中职学校调整为10所（但在校生略有增加，达到12448人），其中公办学校4所——乐清市职业中专、虹桥职业技术学校、柳市职业技术学校、雁荡山旅游学校，民办学校6所——总工会职校、正大综合高中、梅溪职业学校、东方艺术学校、七里港高级中学、外国语综合高中。
在经历了21世纪初的广泛赞誉后，温州模式在200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新的变化——温州人经济的持续坚挺和温州本地经济的相对衰落（徐明华，2009）。温州民间资本极大丰富，温州人的专业市场、生意网络扩散到全国乃至海外，但温州本地制造业的结构演变和升级却比苏南缓慢。直观来看，在经历乡镇企业改制的阵痛后，苏南地区充分发挥区位、专业人力资本等优势，通过招商引资形成了嵌入式产业集群，实现了产业结构的迅速升级（张一力，2006）。而在温州，产业集群自发形成，并依赖于人格化交易降低交易成本。人格化交易导致了一种路径依赖，它使温州人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进入传统行业，却也形成了一张“不可触摸的网”，由此限制了温州人进入新行业和温州经济的对外开放，并导致温州制造业的锁定（史晋川，2004）。在资本层面，随着制造业成本攀升利润下降，温州资本开始游离出实体经济，转向投机领域寻找高获利机会，本地制造业对于温州经济精英的重要性大幅下降，这客观上弱化了温州经济精英对于本地制造业的关注和努力。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对滞后与经济精英对制造业关注度的下降，造成了温州产业对职业教育参与度的不足。（2013—2014年，笔者在温州针对泵阀、皮鞋两个行业进行了田野调查。大企业与本地职业院校有零星的校企合作，而行业协会几乎没有在校企合作中扮演角色。）此外，一直被视为温州模式优越性来源的政府与社会关系也日益凸显其弊端——“小政府”难以满足产业升级对公共服务日益复杂的需求。温州中职学校的生均拨款远低于苏南、珠三角地区，温州的专业镇经济并未孕育出“一镇一校、一校一品”的职业教育。
中职与产业关系的疏离并非温州独有，我国台湾地区、日本都出现了经济起飞后中职教育的衰落，2010年后苏南、珠三角地区也日益凸显。上述现象可被称为东亚模式的中职困境（田志磊，李源，2021）。这一困境植根于收入分配格局与政经关系。（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超出了本文的范畴，笔者将另撰文讨论。后文基于政策影响机制的分析会有所涉及。）仅从招生规模来看，在剔除学龄人口变动的影响后，2012年中职免费政策实施之前温州的中职教育招生相对平稳，并无大幅的下滑。
三、研究设计
（一）断点设计何以可能
浙江省从2006年开始针对贫困生和低保家庭子女、福利机构监护的未成年人、革命烈士子女、五保供养的未成年人以及残疾学生实施中职教育免学费政策，2009年将免学费覆盖范围扩展到涉农专业学生。不过，此时的免学费政策覆盖人群较小。2012年，《关于扩大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范围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金制度的意见》出台后，浙江省颁布《关于进一步完善中等职业教育学生资助政策的通知》（浙财教〔2013〕1号），免学费覆盖范围为民办和公办中职学校一至三年级在校学生。民办学校按当地同类型同专业公办中职学校学费标准享受财政补助，高出财政补助部分的学费，学校可以按规定继续向学生收取。经费分担上，涉农专业免学费补助资金由省财政全额负担，其他专业免学费资金由省财政依六类地区法，按照2000元/生/年的标准由市、县（市）财政分担。在温州，不同区县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能力不同，省政府按照2000元/生/年的学费分担的比例也不同。文成县、泰顺县100%由省财政承担；永嘉县、苍南县、洞头县90%由省财政分担；平阳县80%由省财政分担；而乐清市、瑞安市属于最发达地区，省财政仅承担20%。这为断点回归设计带来了可能。
根据浙江的中职免费政策，永嘉县和乐清市享受了不同比例的省财政补助，前者为90%，后者为20%。在温州田野调查中，笔者拜访了永嘉和乐清的大多数职业学校，访谈了教育行政部门、财政部门和行业企业相关负责人。对乐清和永嘉社会发展的了解和对其政策前后变化的直观感受，是笔者选择乐清和永嘉作为研究对象的前提。
选择永嘉、乐清作为研究区域，还有研究设计上的考量。周振鹤总结了我国行政区划的主要原则：山川形变，犬牙相入与肥瘦搭配（周振鹤，2009）。从空间断点设计的角度，我们需要寻找依据肥瘦搭配原则进行边界划分的两个县，两者的边界有着尽可能相似的地理、经济、人文条件，从而确保两侧居民有相似的教育需求。这意味着，在两个县勘界的时候，最好是“沃野平原一家一半，地势险峻也一家一半”。
根据钟翀汇集的温州古旧地图，最早给出永嘉乐清边境线的地图为《温处旧府属十六县全图》（钟翀，2014）（《温处旧府属十六县全图》为丽水启明印刷局石印本，推断绘制于1912—1914年间）。受到绘图技术的影响，该地图精确度并不高。但是若仔细对比，当年的永嘉与乐清边界划分与今日相似，只是南部半段的边界比当前更偏西。这意味着，两县边界上的一部分峡谷、平原地带完全归乐清所有。1937年《浙江省明细地图》第五版的永嘉与乐清边界与此一致。而根据《温州人文地理》一书绘制的永嘉乐成唐代边界线，除了一小段偏向西侧，大部分与当代边界线重叠。由于古旧地图精确度的不足，我们难以为历史上的乐清永嘉边界精确位置提供定论。不过，在1947年上海亚光舆地学社的《浙江分县详图》中，乐清永嘉边界南部半段已经向东移动，与当前基本一致。这意味着，在临近瓯江的区域，有更多的平原地带被划入永嘉。新中国成立后永嘉县、温州市区的区划屡次调整，（1950年5月，梧埏[现位于瓯海]、永强[现在位于龙湾区]、三溪[现位于瓯海]、藤桥[现位于鹿城区]四个瓯江南岸的区划归永嘉县，温州市仅保留市区和近郊；6月，永嘉县县治迁罗浮龙桥[瓯北，与温州市隔江]。1958年，行政区划调整，永嘉瓯江南岸四区被划归温州）但是永嘉与乐清边界基本延续至今。
从目前永嘉与乐清的边界区划来看，比较接近“一家一半”。在永嘉与乐清边界，西侧是永嘉的乌牛街道、东城街道、沙头镇、枫林镇、鹤盛镇、云岭乡，东侧是乐清的北白象镇、白石街道、乐成街道、淡溪镇、岭底乡、芙蓉镇、龙溪乡、仙溪镇。在南段，乌牛街道和北白象镇均处于瓯江北岸，两者主要以乌牛溪（永乐河）为界，共享瓯北平原的密集人口和经济繁荣。而往北段去，鹤盛镇、云岭乡和龙溪乡、仙溪镇以山峰为界。从附录的地貌渲染图可以看出，边界两侧海拔特征高度相似：乐清是平原的地方，永嘉也是平原；乐清是山谷的地方，永嘉也是山谷；乐清是山峰的地方，永嘉也是山峰。若观察卫星图，可更直观地感受永嘉与乐清划界肥瘦搭配的基本原则。
基于乐清与永嘉行政区划、地貌渲染图和卫星图的直观印象，可以猜测，乐清与永嘉边界两侧有着相似的地理、经济、人口情况，具备断点回归研究设计的可行性。不过，边界两侧是否“足够相似”，还需要平衡性检验提供进一步的证据。后文将进一步讨论。
（二）
模型设定
在进行政策评估时，随机对照实验无疑是最佳方法。遗憾的是，出于成本和伦理的考虑，很多时候政策的实施并未进行实验设计，仅能获得观测数据。此时，研究者往往转向自然实验或准实验方法来克服内生性问题。随着不同方法的特性被更充分地认识，断点回归设计逐渐从边缘进入中心。大卫·S.李（David S. Lee）和托马斯·勒米厄（Thomas Lemieux）展示了断点设计和随机试验的相似性，并认为断点不只是“另一种”估计策略，基于断点的因果推断远比其他自然实验方法可靠（Lee & Lemieux, 2010）。
空间断点回归（Spatial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简称SRD）是一种以地理或行政区划边界作为断点的特殊断点回归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已得到大量运用。桑德拉·E.布莱克（Sandra E. Black）利用学区边界提供的断点估计了学校质量对房价的影响（Black, 1999）（桑德拉·E.布莱克并未将房屋的地理经纬度纳入计量模型，而是将样本限定在学区边界一定距离内[Black,1999]），算是教育财政研究中运用行政区划边界断点的先例。在教育财政政策评估中，采用省级或县级数据构建识别策略（如双重差分法）仍然更为常见。但是，基于县级或省级数据的双重差分估计，其暗含的区域同质性假定往往让人忽视政策影响的异质性——而这种异质性，恰恰是政策制定科学合理的前提。空间断点估计的“local”属性，使其适用于需要关注区域异质性的我国教育财政政策研究。
空间断点回归的文献日益增加，但是并未达成共识。在名称上，空间断点回归或地理断点回归（GeographicRegression Discontinuity，简称GRD）均指以地理或行政区划边界作为断点的特殊断点回归。在估计策略和技术细节上，也有不同处理。理想状态下，当处理临界点（treatment threshold）附近样本足够多，不依赖于具体函数形式的非参数估计是最佳方法（Imbens & Lemieux, 2008）。遗憾的是，理想状态往往在空间断点的实证研究中难以达到。梅丽莎·戴尔（Melissa Dell）在其2010年研究秘鲁强制劳动制度的文章中，无法获得精确的家庭地理数据而将Mita边界附近的20 km×20 km网格作为分析对象。由于样本量较小，难以满足非参数估计的要求，最后采用了半参数断点回归方法（Dell, 2010）。梅丽莎·戴尔等人在探索南越和北越历史上不同行政组织对当代经济的影响时也采用了类似处理（Dell et al., 2018）。卢克·科尔（Luke Keele）和罗西奥·提提尤尼克（Rocío Titiunik）讨论了梅丽莎·戴尔识别策略中可能存在的问题：首先，400平方公里网格内不同家庭的地理位置差异较大，缺乏精确的家庭地理位置数据可能带来偏误。其次，仅控制分段的边界固定效应虽已考虑了处理效应的地理异质性，但可能并不充分（Keele & Titiunik, 2015；Dell, 2010）。为此，卢克·科尔和罗西奥·提提尤尼克提出了基于个人精确经纬度数据、在边界上的特定点估计其处理效应的非参估计方法（Keele & Titiunik, 2015）。
基于2012年中职免学费政策实施后成本分担方式及其带来的政府供给意愿改变的不连续，本文构建了空间断点回归设计，并尝试了不同的技术处理。遗憾的是，虽然本文可以获取精确的家庭经纬度信息，但是受限于边界临近区域样本量，难以采用卢克·科尔和罗西奥·提提尤尼克的非参数估计策略。最终，本文借鉴了梅丽莎·戴尔的模型设定，基本形式如下：
其中，Sib是边界b段中第i个1km×1km网格在中职免学费政策实施后的中职学生数。YueQing是本文关注的核心变量，如果网格i位于乐清，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nstu10i是第i个1km×1km网格中2010年（政策实施前）的中职学生数，2010年是学生数据可得的最早年份。Xi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第i个1km×1km网格中加权平均的灯光、海拔和坡度数据。f(geographic locationi)是RD多项式，是网格i的地理位置的平滑函数，包括二次项、三次项和四次项等多种形式。（若以x和y分别代表经度和纬度，那么RD多项式中二次项的形式为x+y+x2+xy+y2，三次项为x+y+x2+xy+y2+x3+y3+x2y+xy2，依此类推。）Φb是一组边界固定效应，本文没有采用按长度平均划分的通用方法，而是根据边界地貌分为了山区段、山谷段和平原段。具体而言，整个边界从北向南平均分成30段，1~15段为山区段，16~25段为山谷段，26~30段为平原段，网格距离哪类边界最近就将其边界虚拟变量赋值为1，否则为0。
中职学生数据来自地方教育行政数据，夜晚灯光数据来自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National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简称NOAA）发布的2010—2013年DMSP/OLS稳定灯光数据，海拔和坡度数据来自美国地质调查局（U.S. Geological Survey，简称USGS）公布的分辨率为30米的高程（Digital Elevation Model，简称DEM）数据。需要说明的是，经过软件批量解析后，少量学生家庭数据经纬度仍存在识别偏差，为此本文对靠近边界的经纬度数据进行人工逐一核对。由于采取1平方公里网格作为观测值，而且乐清与永嘉边界相对较短，笔者认为卢克·科尔和罗西奥·提提尤尼克对梅丽莎·戴尔的批评在本文并不严重。
针对本文的研究，要使空间断点回归设计有效，需要满足如下基本假设：其一，连续性假定，即边界附近的所有相关因素（除政策干预外）都平滑变化。设S1、S表示不同政策干预下的潜在变量，x表示经度，y表示纬度，则连续性假定要求E[S1|x,y]和E[S|x,y]在乐清与永嘉边界是连续的。满足这一假定，边界附近永嘉境内的观测值才可以被视为乐清境内的反事实样本。前文已提供了初步证据，但是否成立尚需正式检验。其二，边界附近不存在个体样本的操纵。当更多有意愿就读中职的学生家庭迁出乐清、迁入永嘉时，第二个假定就不成立。但是，在现实中，考虑到户籍制度、迁徙成本以及家庭对中职受教育机会的在意程度，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忽略不计。故本文默认第二个假定成立，而主要关注第一个假设。
（三）
研究区域的建构
为了检验连续性假设是否合理，本文考察了乐清与永嘉边界两侧的灯光、海拔、坡度、政策实施前中职学生数。若所有协变量在边界两侧均无显著差异，则无需担心连续性假设。考虑到地理数据可能存在空间相关，本文计算了Conley空间标准误。遗憾的是，若采取更保守的Conley标准误，哪怕是边界2公里以内的狭小缓冲区，协变量中最重要的2010年中职学生数都存在统计上的显著差异。
为寻找理想的研究区域，本文对边界进行了筛选，选择能通过检验的部分组成研究区域。筛选的拇指规则为：2010年学生数必须无显著差异（即使采用Conley标准误），灯光海拔坡度尽可能无显著差异，2010年学生数同分布检验P值越大越好，样本量越多越好。具体流程如下：首先，将整个边界（86公里）从北向南分成30段，并在边界2~6公里距离内每隔0.5公里尝试一次不同的缓冲区，缓冲区内样本依最近距离被识别入某一段的样本。随后，将不同缓冲区选择下的边界30段进行连续排列组合，组合成不同的实验区域，在不同实验区域组合中对2010年中职学生数、夜晚灯光等协变量进行均值无差异的检验，并从中选出采取稳健标准误时学生数、灯光、海拔、坡度P值均大于0.1的组合。最后，在上述符合要求的组合中挑选学生数最接近、样本量尽可能大的一组。通过复杂的计算和比较，本文发现，在缓冲区超过2公里后，无论边界组合如何筛选，都无法同时满足协变量均值无显著差异和一定样本量的双重要求。而在2公里缓冲区的设定下，1~25段是最符合要求的选择。最终，基于拇指规则，本文将2公里缓冲区内边界上1～25段视为理想的研究区域（见图1）。
表2列出了三种不同研究区域的协变量平衡性检验结果：缓冲区2.5公里内整段边界；缓冲区2公里内整段边界；缓冲区2公里内边界1~25段。海拔和坡度比较容易通过检验，本文关注的焦点在于学生数和夜晚灯光。第一，在“缓冲区2.5公里内整段边界”的研究区域，样本量为414个，2010年中职在校生和招生数在稳健标准误下都可以通过均值无差异的检验；但在Conley标准误下未通过无差异检验，而且永嘉一侧2010年在校生数平均每1km×1km网格为2.144、招生数为1.101人，与乐清的1.427人和0.665人存在较大差异。第二，在“缓冲区2公里内整段边界”的研究区域，样本量为355个，采用稳健标准误学生数和夜晚灯光都可以通过检验，但Conley标准误仍然显著差异，尤其是永嘉一侧2010年在校生数平均每1km×1km网格为2.365人、招生数为1219人，与乐清的1.469人和0.678人存在较大差异。第三，在“缓冲区2公里内边界1~25段”研究区域，由于失去了瓯江北岸繁华地区的样本，样本量下降到329个，学生数、灯光的均值都大幅下降，稳健标准误下所有变量均可通过检验，Conley标准误也仅夜晚灯光无法通过，而且乐清和永嘉境内每1km×1km 网格2010年在校生数和招生数均值都在1.0和0.55左右，十分接近。限于篇幅，下文仅汇报“缓冲区2公里内整段边界”和“缓冲区2公里内1~25段”的估计结果。
四、实证结果
（一）基本结果
表3给出了中职免学费政策对中职学生数的影响。本文给出了两种不同的学生数指标，一个是在校生数，另一个是招生数。在选择研究区域时，本文考虑了整段边界区域，也考虑了边界上1~25段这一更理想的实验区域。基于稳健性考虑，本文采取了不同的RD多项式设定，表3中前四行是经纬度三次项结果，之后依次为经纬度一次项、二次项和四次项结果。所有估计结果均控制了2010年学生数、2010年灯光、地理特征（海拔、坡度）和边界固定效应。标准误根据边界分段（30段）和所在区县（2个）划分集群计算聚类稳健标准误。传统统计推断面向从无限总体中抽取大量样本，并依赖于估计量的渐进性质。然而，随机实验产生的数据有时无法满足渐进性要求（Leamer, 2010）。这给随机实验中传统统计推断的可靠性蒙上了阴影。幸运的是，实验设计的随机性使得研究者可以采用随机推断这一方法（Rosenbaum, 2002）。基于随机分组信息，随机推断可以利用随机性来评估给定样本中可观察的结果变量是否会碰巧被观察到，即使干预没有任何效果。阿尔文·杨（Alwyn Young）对来自权威期刊的50多篇论文中的近2000个回归重新进行随机推断，发现10%以上的随机推断结果无法维持传统统计推断下的显著性水平（Young, 2018）。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文献开始将随机推断方法拓展到非随机实验研究中（Cattaneo et al., 2015；2017；Ganong & Jäger, 2015）。（稳妥起见，表3还给出了以边界和所在县为集群、以平原山区山谷分层、抽样2000次的随机推断P值。）
表3中第（1）、（3）列分别是整段边界和边界上1~25段2013年中职在校生数的估计结果。中职免学费带来更高的成本分担，导致乐清市政府的供给意愿下降。由2010年乐清市每平方公里中职在校生数均值可知，中职免学费政策导致中职在校生减少28%左右。表3中第（2）、（4）列分别是整段边界和边界上1~25段2013年中职招生数的估计结果。梅丽莎·戴尔的估计结果呈现以经纬度三次项为主（Dell, 2010），本文也做相同处理。不过，本文经纬度一次项、二次项和四次项的估计结果与三次项估计结果十分接近。采用稳健标准误进行传统统计推断，上述结果几乎都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当采用随机推断后，有6个未能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未通过检验的主要集中在边界1~25段的估计结果。笔者认为这缘于数据的不完美。从图1可以看到，边界上第26~30段是灯光最亮的部分，人口稠密，学生数众多；而边界1~25段有许多地区属于无人居住的山区，或虽然有居民但由于人口稀疏当年并无中职学龄人口。政策的影响不可能体现在无人区或当年没有中职学龄人口的区域。所以，边界1～25段虽然为探寻政策影响提供了更理想的控制组与对照组，但在损失了人口稠密区域样本后，也放大了数据中噪音的影响。
从比例可以发现，中职免学费政策后乐清市政府供给意愿下降对新生和老生的冲击程度是相似的，在24%~28%之间。具体的影响机制有所差异，但主要影响的学生群体都是“犹豫者”。对于新生，地方政府供给意愿的下降会通过一定方式影响学校招生的积极性，这或许不会影响有明确读中职愿意的学生，但会很大程度影响犹豫是否要上中职的那部分学生。对于已经在校的老生，学校控辍保学的积极性下降，主要影响的也是犹豫是否继续读的学生。
为了进一步验证中职免学费政策与地方政府供给意愿因果关系的可靠性，本文考虑了三种不同的安慰剂检验策略。其一，考察免费政策颁布前夕的乐清与永嘉边界中职招生情况是否存在差异。中央层面是在2012年10月颁布的中职免学费政策，浙江省的中职免学费政策则是2013年1月公布，此时2012年中职招生已经结束。如果乐清与永嘉2013年的差异来源于中职免费政策的影响，且2012年地方政府教育供给行为没有受到政策影响；那么，2012年乐清与永嘉边界研究区域内的中职新生应不存在显著差异。然而，在现实中，很难给出清晰的时间节点，在此之前乐清、永嘉教育供给意愿未被政策影响（篇幅有限，具体内容不在正文中展开，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其二，在乐清与永嘉建构不同于真实边界的“虚拟边界”，考察虚拟边界两侧免费政策颁布后中职学生是否存在差异（最终，本文将边界线向乐清境内平移14.5公里，这是肉眼可见两侧繁荣程度相似的选择，并按照与前文相似的拇指法则，得到缓冲区2.5公里1~17段、缓冲区6公里17~20段两个理想的研究区域。篇幅有限，不再赘述，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由于虚拟边界两侧居民并未受到不同的政府供给意愿影响，其估计值显著的概率应该很低。若较大概率得到显著估计，则意味着断点回归连续性假定的合理性存在疑问，核心分析可能存在偏误。其三，在与乐清相邻、经济发展模式和财力类似、免费后补助分担比例相同的县市边界建构研究区域，考察该区域政策实施后中职学生数是否存在差异（乐清、温岭边界两侧缓冲区3公里和4公里的海拔、坡度、政策实施前2010年中职学生数没有显著差异，但2010年夜晚灯光存在显著差异。基于拇指法则，缓冲区3公里的10~12段成为理想研究区域）。温岭西南部与乐清东北部接壤，经济发展模式和水平与乐清相近，免学费补助的地方分担比例也同为80%。这一思路与“虚拟边界”设计相似，两侧都是相同政策干预，而不同之处在于一侧的地方政府从乐清换成了温岭。同样的政策干预，即使都带来了负面冲击，对两地政府供给意愿产生的影响也并不一定相同。所以，这一安慰剂检验比“虚拟边界”检验更加难以通过。若乐清与温岭仍较大概率得到不显著估计结果，我们则有更大的把握拒绝核心分析存在偏误的假设。表3中（5）—（6）列和表4分别给出了安慰剂I、II和III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安慰剂检验的估计结果都不显著（篇幅有限，表4中仅列出安慰剂检验II和III的三次项估计结果，一次项、二次项和四次项结果分别见附表1和附表2）。
（二）区分公办与民办的估计
发达的社会力量办学是温州模式的重要特点，职业教育亦体现出这一特点。在乐清市和永嘉县，2010年有四成学生在民办中职学校就读，其中80%以上在本地民办中职学校就读。免学费政策实施之前，民办中职学校的发展主要依靠学费，财政并不负担其日常运转经费；免学费政策实施后，财政要按当地同类型同专业公办中职学校学费标准给予民办中职学校生均补助。“公办教育经费不足，哪还有余力去资助民办教育”，这是一种在基层教育行政部门十分流行的观点（吴华，胡威，2012）。考虑到地方政府有限的财力、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的竞争关系，本文有充分的理由猜测：地方政府会将财政补助资金优先用于公办学校，免学费政策实施后地方政府教育供给意愿下降对于民办教育入学率的冲击大于公办教育。
表5给出了中职免费政策对公办与民办教育的影响。与表3相似，本文分别以2013年在校生数、招生数作为因变量，汇报了不同RD多项式的结果，并同时汇报了聚类稳健标准误和随机推断的P值（在选择研究区域时，除了整段边界区域，本文根据公办和民办学校在校生数分别进行了理想实验区域的建构。根据平衡性检验，民办学校的理想实验区域最终选定在缓冲区2公里内9~30段，公办学校的理想实验区域最终选定在缓冲区2公里内8~25段）。表5中（1）至（4）列是因变量为2013年民办中职学生数的估计结果。不同研究区域、不同RD多项式设定的估计结果十分接近：中职免费政策导致民办中职在校生相比2010年减少42%~61%、招生数减少30%~55%。采用稳健标准误进行传统统计推断，上述16个结果都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当采用随机推断后，有2个未能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但P值也都小于0.2。表5中（5）至（8）列是因变量为2013年公办中职学生数的估计结果。不同研究区域、不同RD多项式设定的回归系数表明，免学费政策导致乐清每平方公里公办中职学生相对永嘉减少，但是无论是基于稳健标准误的传统统计推断还是随机推断，上述估计均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不显著。中职免费政策导致公办中职在校生数下滑2.5%~28%、招生数下滑18%~32%。因此，在任何一种相同的模型设定下，免费政策对民办中职学校的影响都远大于对公办。
五、进一步讨论
与承担10%免费后补助金的永嘉相比，乐清承担80%的补助资金导致其教育供给下降接近30%。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什么决定着成本增加后地方政府教育供给下降的幅度？
已有大量文献在财政联邦理论下讨论地方政府公共品供给的问题。第一代财政联邦理论的基本假设——视政府为仁慈的社会计划者，难以为上述发现提供合理的解释。而第二代财政联邦理论的基本假定——视地方政府为预算最大化者（预算最大化被视为政府一系列目标的代理变量，这些目标包括权力的扩大、更大的公共部门人员规模、更高的收入等等），有更好的解释力。政治集权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绩效考核晋升机制促使我国地方政府产生生产性支出偏向，重视基础设施建设等有利于“招商引资”的公共服务，而忽视教育、医疗卫生等居民需要的福利性公共品供给（乔宝云等，2005；平新乔，白洁，2006；傅勇，张晏，2007；郑磊，2008）。不过，被国内文献忽视的是，教育支出也可以是生产性的。经济欠发达地区，产业相对薄弱、吸纳就业能力有限，劳动力大量流出，中职教育往往扮演着引导劳动力转移的角色，在地方政府眼中更多属于福利性公共服务。但是，随着招商引资竞争日趋激烈，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基础设施、税收等支持之外要求职业教育配套的支持，中职教育在此类地区政府眼中已然具有生产性。而从生产性角度出发，地方政府供给意愿的关键在于职业教育的经济收益的多寡以及分配：其一，中职学校融入区域产业的深度；其二，地方政府从产业创造财富中所得份额。
中职学校融入区域产业越深、有越多中职毕业生进入本地产业就业尤其是从事高技能岗位，举办中职教育的经济收益就越大，地方政府的供给意愿也越高。遗憾的是，温州模式的多数特征并不利于中职学校的区域产教融合。资产所有权的广泛分布导致居民收入更多来自资产性收入而非工资性收入，抑制了本地居民投资技能型人力资本的热情。在产业结构升级相对滞后的情况下，生产环节仍以中低技能岗位为主，其岗位缺乏吸引力。随着经济精英对制造业关注度的下降，他们也减少了对职业教育的关注，很少就行业技能人才培养采取集体行动。而较低的财政收入难以满足高技能人才培养所需成本。资产所有权的广泛分布、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对滞后、经济精英对制造业关注度的下降、“小政府”模式下公共服务能力的不足共同造成了21世纪以来温州中职学校与区域产业的疏离。图2给出了浙江各地市区域特征与中职教育招生降幅（2013年相对2010年的下降程度）的统计关系。工资性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用以衡量居民端特征，工业企业人均产值、人均薪酬和人均利润用以衡量产业端特征，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人均纳税用以衡量政府端特征。可以看到，这些指标与中职招生降幅正相关。温州在多个指标上居于末位，也是中职招生降幅最大的地市。
从笔者2013—2015年在温州的田野调查来看，很少有本地中职学生毕业后在本地企业从事生产技术工作。有受访中职学校老师直言：“班上学生读着读着少了一半，大多跟随父母或家里亲戚去外地经商。”不少中职学校以“创业教育”为特色，专业设置也并不对接本地产业的生产岗位。在汽摩配产业发达的X镇，常住人口35万以上，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近300亿，X镇职专是该镇唯一的中职学校。从表6可以看到，除数控外，X镇职专主要招收计算机、电子商务、学前教育、会计专业，且相当比例会继续升学。（自2014年多个部委提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以来，越来越多的省市开始试点不同形式的“中高职贯通”和“中本贯通”，职业教育升学通道得到了进一步拓展，中职毕业生本地就业的比例很可能进一步下降。根据2020年的全国中职学生抽样数据，中职毕业生升入高职或本科继续就读的比例超过三分之二，剩下的三分之一毕业生本地就业的比例在20%~40%之间。）无论是在低压电器企业林立的Y镇，还是在皮鞋产业聚集的Z镇，笔者都发现了相似的情况，中职学校的专业结构与本地主要产业技能人才需求的相关度不高。虽然缺乏毕业生就业调查数据作为佐证，但很难期待电子商务、学前教育、会计电算化的学生毕业以后从事汽摩配产业的生产性岗位，也难以期待主要招收此类专业的中职学校在地方政府眼中具有“生产性”。（在田野调查中，笔者发现，X镇汽摩配产业不依赖于职业院校而发展出了特有的区域技能形成方式，满足了区域产业当前的技能需求。然而，职业院校融入的不足，制约了产业集群技能形成的深度和技能扩散的速度，最终限制了产业升级的潜力。）
容易被忽视的是，即使职业教育很好地融入了区域产业，但若地方政府难以从中直接获益，也会缺乏供给意愿。在经济起飞之初，温州就形成了地方政府与民营经济间的互惠式生产性政治关系（任晓，2006）。政府较少介入微观经济，而是通过保护民营经济发展获取利益。资产所有权的广泛分布带来了民富，而富裕后的本地居民对政府加以制约的要求强化了“小政府”的基本格局，限制了温州地方政府从产业创造财富中的分配比例。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虽然职业学校毕业生进入本地产业所创造的财富政府所得并不多，但由于财政分担的教育成本较低，温州地方政府对各种形态职业教育的发展乐观其成，这也造就了温州职业教育中民办和部门办学的繁荣。但是，随着中职免费政策的实施，温州地方政府需要承担较大比例的教育成本——尤其是此前几乎无需财政投入的民办和部门办学校也需要财政投入——时，地方政府从技能人才培养中获益的多寡就成了影响职业教育供给意愿的重要因素。以人均纳税额作为指标，本文粗略测度了政府从新增工业企业从业人数得到的经济收益。从浙江各地市的统计来看，工业企业人均纳税额与免学费政策实施前后的招生下降幅度负相关。人均纳税额高的地市，往往是中职免费政策实施后招生数下降幅度低的地市。在浙江各地市中，2013年温州人均纳税额仅略高于舟山。温州地方政府从产业创造财富中所得偏低，这也与其成本增加后职业教育供给意愿迅速下滑紧密相关。
六、 结 语
利用空间断点回归设计，本文证明了中职免费政策在温州的异质性影响。更高的免学费补助金分担比例导致了更大的招生数降幅和在校生数降幅。没有证据表明研究区域内家庭教育需求存在差异，而免费政策下外县市教育供给意愿的改变对于研究区域的影响也是相同的，笔者有充分的理由推断：更高的免学费补助分担比例通过降低地方政府教育供给而导致中职入学率的下降。进一步的实证结果表明，地方政府教育供给意愿下降对民办中职学校的伤害远大于公办学校。中职学校融入区域产业不深、地方政府从产业创造财富中所得过低或许是成本增加后中职教育供给剧烈下滑的关键。
免学费政策的复杂性，基础教育领域已有讨论。乌干达自1997年开始实施普及基础教育政策并免除学费，该项政策提升了初等教育阶段的入学率、改善了教育公平，但教育质量却有所下降(Nishimura et al.,2008)。肯尼亚政府2003年免除了公立小学的学生学费，这显著降低了公立小学的生均教育资源。但许多来自优势阶层家庭的学生和学业表现良好的学生分流到私立学校，进一步加剧了不同背景学生的分层和隔离（Lucas & Mbiti,2012）。在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免费政策实施后，李小土等人针对西部的研究表明，教育财政投入体制的集权引起了教师人事权力的不断集中，乡镇政府逐渐退出农村教育的人事管理，取而代之的是县委组织部和县教育局。由于人事权的掌控方和教育管理方的分离，教师绩效的评估者无法掌握对于教师激励的权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教师激励机制，抵消了财政投入的积极作用（李小土等，2008；2010）。王蓉认为我国“教育的拉丁美洲化”趋于严重，并在随后的文章中阐述了免学费政策和“教育的拉丁美洲化”之间可能的联动关系：免学费政策带来的公共教育供给倾向于标准化、规范化，这将使得中高收入人群的教育需求无法在公立学校中得到充分满足，高收入群体可能大量涌入私立学校，从而带来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服务人群的日渐分化（王蓉，2019）。本文为免学费政策影响复杂性的文献增添了职业教育领域的证据。
如果将免学费的实施理解为一项社会项目，本文可以在更一般的意义上获得对话。詹姆斯·C.斯科特在其名著《国家的视角》一书中介绍了大量以改善人类福祉为诉求的大型项目是如何失败的（斯科特，2004）。无论这些失败了的项目本身具有什么样的特殊性，它们都始于“立法者”的远大抱负和无限雄心。而在这些雄心背后，是对社会秩序的理性设计和对人类本性控制能力的超强自信（吕鹏，2006）。诚如查尔斯·E.林德布洛姆（CharlesE. Lindblom）指出的，理性决策模型隐含对政策主动权具有全面掌握的假设，而实际上知识是有限且分散的。对地方习惯偏好利益格局的忽略，试图采用简单的政策工具来解决现实问题，很可能事与愿违，欲速而不达。社会政策实践需要不断地试错与修正，依靠原有的经验和渐进的方式（Lindblom, 1959；1979）。至少针对东部地区，中职免学费政策的实施有必要在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后重新修正。
本文亦是与日益增加的我国政府公共品供给文献潮流的对话。很长时间以来，基于对地方“重经济、轻教育”的观察和“教育4%”目标长期未能实现的担忧，学界的研究重心聚焦于政府教育投入的多少，尤其是政府间财权划分、转移支付对教育支出的影响（尹恒，朱红，2011；李永友，张子楠，2017）。周黎安在创新的理论框架下讨论了公共产品供给的问题：行政发包制治理成本低但是公共产品质量也低，故统治风险高；科层制治理成本高但是公共产品质量也高，故统治风险低（周黎安，2014）。但是，将公共品质量作为执政目标限制了这一理论对于公共服务供给的现实解释力。周雪光在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等人基础上提出了一个修订版的“集权—分权抉择”模型，将效率—公共产品质量和治理成本的综合测度作为执政目标，有着更好的现实解释力（周雪光，2014；Hart et al., 1997）。但是，限于理论的简洁性，周雪光仅给出了剩余控制权的抽象，并未讨论具体事权的变化对公共品供给效率的影响。本文的发现表明：收费及成本分担方式是教育财政事权的一部分，如果决策重心过高，缺乏对地方偏好、利益格局的充分考虑，会导致公共品供给效率的损失。事实上，上述问题已经为中央政府所重视。2016年国务院颁发《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2018年国办颁发《关于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的意见》，明确提出“推进教育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巩固完善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的体制”。对于中央—地方财政事权划分和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的研究，值得学界更多的关注。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因果推断反映的是“小政府”的温州情况，具有有限的外部有效性。在理性人的假定下，本文第五部分讨论了地方政府教育供给的逻辑，为温州地方中职教育供给的剧烈下滑给出了解释。但这一分析仅是基于田野调查和数据统计的初步证据。在“大政府”的地区，免学费政策的因果性影响是否仍然存在，程度几何？后续研究中，需要更多的区域实证证据，揭示更多与教育财政政策相关的地方性知识，才能构建出满足我国教育发展需要的政府行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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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大学教育评论（ID:bjdxjypl）
责任编辑：范皑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