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分区表官方透露：2022年分区预计在11月底或12月初上线。
值得关注的是，2022年的分区表将仅发布升级版，该版本指标不再采用“三年平均影响因子”，而是替换为“期刊超越指数”。
图|中科院分区即将发布
影响因子，曾一度备受科研工作者和学术界追捧。而如今，人们正努力与它挥手道别。
欧洲研究委员会禁止申请人列举学术发表记录时提及期刊影响因子；我国科技部明文规定，不允许影响因子与奖励奖金挂钩；教育部明确，不宜以发表SCI论文和影响因子指标作为学生毕业的限制性条件……
被“追捧”的影响因子
据爱思唯尔2021年的一项问卷调查发现，期刊声誉和期刊影响力指标（比如影响因子、引用分CiteScore）是大部分中国科研工作者选择期刊是最为关注的两项因素。
对于科研人而言，能在影响因子高的期刊发表文章，就是拥有了公认的背书。
这种背书，曾经成为了他们评职称、晋升、获得奖励的参考标准。每一位科研人在各个阶段都难以逃脱被“影响因子”支配的焦虑。
图| 影响因子，支配着科研人的焦虑
在《自然》2019年发表的一项调查发现，北美40%的研究型大学在决定提拔谁时都会考虑期刊的影响因子。这表明，影响因子仍被广泛用于学术评价。
影响因子，是指某一期刊的文章在特定年份或时期被引用的频率，本是为了帮助图书管理员挑选购买期刊，却演变成了衡量论文科学质量的指标。
此外，影响因子的计量方式本身也存在一些疏漏，留下了给人钻空子的空间。
影响因子，一场分母和分子的游戏？
影响因子的算法定义是，一本期刊在前两年发表的源刊文本在当年度的总被引用数（分子），除以这本期刊在前面两年发表的学术文章总数量（分母），即为这本期刊当年度影响因子的得数。
期刊文章可以被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叫做引用项（学术文本），一种叫做非引用项（非学术文本），两者共同构成了“源刊文本”数。
非引用项不计入分母，但它们所产生的引用量却会计入分子。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江晓原表示，这一严重漏洞从未被国内大批期刊、学者和媒体弄清过。
所以，想要提高影响因子的数值，就有两种途径摆在面前：一是扩大分子，二是减小分母。
江晓原教授举例，《自然》《科学》这类期刊就是利用减小分母，而长期占据影响因子排名前20甚至前10的：
“这些杂志中的学术文本只占源刊文本的10-30%。以《自然》为例，所有18个栏目中，只有3个栏目属于引用项，即学术文本；其余15个栏目都是非引用性。而根据早前的一项研究发现，非引用项对《自然》影响因子的贡献比值占据了11%。”
图| 国人心中的三大顶刊
如要靠扩大分子来提高影响因子，期刊界另一个屡试不爽的玩法就是综述文章。
江晓原教授提到，《临床肿瘤杂志》能长期高居影响因子前列，主要归功于它的两种报告：一种逐年发布的《癌症统计报告》和不定期发表的《全球癌症统计报告》。这两份报告对影响因子做出的贡献始终超过70%。
为了提高期刊影响因子，一些出版商甚至花钱买引用量。2021年，马来西亚吉隆坡一家名为Innoscience Research的出版社，给引用自家期刊文章的研究者支付最多150美元的报酬。一时，被人们笑称是“学术版的拼夕夕”。
图| 引用文章，明码标价
修正“影响因子”
“期刊超越指数”的出现，就是为了修正影响因子计算的局限，以更好地反映期刊影响力。
其计算机制是，从期刊选择一篇论文，其引用数大于从其它期刊选择的一篇相同主题、相同文献类型论文引用数的概率。这种计算方式避免了分子分母不一致问题，刊发大量综述性论文的期刊不再直接占优势了。
与此同时，期刊超越指数还构建了论文主题层级的分类体系，把学科划分得更细致，每篇论文有其归属的研究学科和主题，避免把两个不同主题的论文放在一起比较。
对影响因子做出修正，期刊超越指数不是第一个。
为弥补影响因子的不足，科睿唯安多年已经推出了多个新指标，例如2021年推出的期刊引证指数JCI，以及更早的影响因子百分位、即时指数等等，来共同构成一本期刊的全方位评价标准。
尽管后续不断有更多全面、科学的指标面世，但影响因子的地位似乎还是难以被撼动。
科研人铁非认为，如今各种指标的内核都指向论文被引次数，与影响因子并无不同。相较而言，影响因子的规则明白，计算简单，谁都可以进行计算和预测，无法被官方提高或者压低。公平、公正、公开，才让影响因子被广大的科研工作者接受。
另一位科研工作者李东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任何定量指标都难以取代期刊影响因子，唯有受严格控制的同行评议能取代。而同行评议极易受金钱与权力的侵蚀，对于一名青椒来说，为了能获得更多的生存与上升空间，定量评价似乎是眼下可寻到的“最好”方式。
科学的价值
2012年12月，150多位知名科学家和75家科研机构签署了《关于研究评价的旧金山宣言》：
“科学界应该停止使用影响因子评价科学家个人的工作；影响因子不能作为替代物用于评估科学家的贡献，以及招聘、晋升和项目资助等的评审。”
一场关于科研评价改革的浪潮，就此掀起。
纵观国内，从2018年开始，中国同样不断提出改革举措，让影响因子与多种相关利益脱钩。唯影响因子的时代，正在逐渐成为过去式。
关于科学评价的改革，吴家睿教授的一番话不得不让我们进一步思考事情的本质：科学评价体系，始终都是在试图去衡量科学的价值。
“我们现在所有的评估系统，其实就两个字，功利。经常很多老师就在问，不 “四唯”，拿什么来进行评估？听上去很有道理的，但是实际上骨子里面，现在对于所有人的评价，就看有用没用。说到底，还是一个功利化的问题。”吴家睿教授说。
他认为，在美国布什报告提出后，引发了科学的世俗化和功利化。科学变成了国家的建制化体系，国家操心怎么支持科学，潜在涵义是科学怎么为社会、为国家服务。
功利无法诞生牛顿，但我们又该如何破局？目前，似乎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那么，如今身处其中的科研工作者又该如何选择与应对？或许吴家睿教授的一段话能给大家一些鼓励与劝勉：
“我们科学家不要去追求金牌、银牌、铜牌，而是要去跑得更高、更快、更远，奥运会精神应该发扬到科学研究上。福柯在他的自传里说了一段，如果科学不能带我们这些有知识的人走向迷途，那科学还有什么价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