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37年由谢环亲手制作的《杏园雅集图》是一幅内涵丰富、显中有隐，而且十分出色的政治绘画。同时，《杏园雅集图》也是历史上少见的隐匿了真实主题和深层含意的现实绘画。其效果类似《红楼梦》“将真事隐去”的主观设计。这是否就是陈廷焯（1853—1892）在《白雨斋词话》中所说的“若隐若见， 欲露不露， 反复缠绵， 终不许一语道破”的艺术表现呢？
*文章节选自《知识生成的图像史》（尹吉男 著 三联书店2022-6）“第三章 政治还是娱乐——杏园雅集和《杏园雅集图》新解“
《杏园雅集图》与“江西文官集团”
文 | 尹吉男
（一）
必须指出，《杏园雅集图》本身是图像而非历史。所呈现的景象并非纪实摄影，实际的雅集场景要转化到传统书画的长卷形式中。因此，它是卷轴的图像表达。真实的雅集场景不会一字排开，形成一幅从右至左展开的长长的狭地。立体空间被调整在横幅的平面的画幅中，画面有如电影长镜头的延伸和展开。使观者置于“游观”的状态，透过视觉和头脑将平行展开的场景修复成原本的空间影像。长卷即一个舞台，人物犹如演员。戏剧性的效果洋溢在画面中。
画中的罗汉床、桌椅，包括香具、茶具、酒具、文具等物品应该是事先布置好的，这些物品并不适于长期陈放在露天的室外，应该是从室内移到室外的，亦可理解为绘画的要求使然。最适合长期放置室外的多是石头材质的物品，如石桌石椅。将室内的器具摆放在室外，雅集的庄重性和戏剧感同时呈现。
室外的植物、动物、流水、石屏、小桥等物象具有私家花园的特色。抛开人物服饰，单看这些元素并不能确定主人是隐士还是官员。满园的“章服”文官就顿时确定了花园的性质。
镇江本《杏园雅集图》（局部） 陈设场景 镇江博物馆藏
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考察，杨荣的杏园究竟地处北京的何处？翁方纲考出大致的方位在北京东城。杨荣被称为“东杨”，自然居于东城。翁方纲说：“而是卷内有‘东城地佳丽’之句，则建安杨公杏园当在城之东隅。”清代的孙承泽所写的《春明梦余录》中说：“杨文敏（杨荣）杏园：文敏随驾北来，赐第王府街，植杏第旁，久之成林。”王府街的具体位置，晚清的学者朱一新在《京师坊巷志稿》中考据的结果是在台基厂。在明代应该属于南薰坊。杨荣曾多次随驾北征，不知杏园是明成祖朱棣何年所赐。
明代北京内城地图及杏园位置示意图
（二）
画面中的文官分为三组，中间一组人物是这幅卷轴画的核心部分，而这一组的中心人物便是荣禄大夫、少傅、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杨士奇是本次雅集最尊贵的客人，杨的左边是园主人、荣禄大夫、少傅、工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的杨荣。杨士奇和杨荣皆是从一品的文官，但杨士奇当时是内阁首辅。杨士奇的右边是正四品官詹事府少詹事王直。杨士奇从永乐十九年（1421）起即住在北京西城的金城坊，他家离长安门往西有五六里。另据王直的《移居唱和诗序》说：“而杨先生士奇则居西城之金城坊。”王直自永乐二十一年（1423）住在杨士奇的对门。杨士奇居所的对门住的是刑部员外郎汪麓，在永乐二十一年拜陕西参议离开北京，同年六月二日王直搬至汪麓的旧宅，与杨士奇对门而居。后来杨士奇和王直都搬离了金城坊，到了澄清坊。王直曾说：“自予官京师二十年，……功载兄功叙为翰林编修，与予同居澄清坊，相去甚迩。”杨士奇在宣德年间从金城坊迁居到了澄清坊，这是翁方纲没有考据出来的，他还是把杨士奇的住处定在永乐末期的金城坊。王直在《送李通判复任序》中说：“久之，杨先生进拜少傅、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徙居澄清坊。恂如为越府长史，大用为应天府通判，朝宗去为九江教授，宗儒以老病归。予与时彦、宗琏则迁职春坊，学夔、习礼皆进用在翰林。一时同处之士各东西散去。最后功叙亦徙而东，凡其所居皆已易主。”杨士奇与王直一直有日常来往，宣德四年（1429）正月十五日两人同到街市观灯，杨士奇还带上了他的两个儿子杨秫和杨道，当时次子杨道只有九岁。可以推测，而今杨士奇与王直是一起来到杨荣的杏园的。
镇江本《杏园雅集图》中间部分 从左至右为杨荣、杨士奇、王直
左边的第二组人物分别是 “正四品”文官王英（1376—1449），“正二品”的大宗伯、礼部尚书杨溥（1372—1446）和“从五品”的侍读学士钱习礼（1373—1461）。杨溥居中，王英、钱习礼分别侍坐在左右两边。杨溥的具体住所不详，他被称作“南杨”，应该居住在南城。杨溥在宣德初年与陈循共事，估计此时即住在南薰坊。王英和钱习礼在初来北京时都住在西城的金城坊，与杨士奇是邻居。王直住东城因而被称作“东王”，王英被称为“西王”，或许王英此时还住在金城坊。由此我们进一步推断，王英、钱习礼应该也是一起来到杏园的。
镇江本《杏园雅集图》第二组人物 从左至右为王英、杨溥、钱习礼
第三组人物分别是周述（？—1439）、李时勉（1374—1450）和陈循（1385—1462），共三人。周述曾经住在金城坊，与杨士奇比邻而居，而此时的住所不详。李时勉此时的住所亦不详。陈循从宣德初年即住在玉河桥西，属南薰坊，又搬家到玉河桥西往南一点，接近南城墙，两个住处皆为明宣宗所赐。从画面上看，至少周述是与李时勉、陈循同时进入杏园，给人一种相约而来的视觉印象。左庶子周述、侍读学士李时勉和侍讲学士陈循，他们分别是“正五品”和“从五品”的文官，同时供职于翰林院，联系起来更方便。
镇江本《杏园雅集图》第三组人物 从左至右为周述、李时勉、陈循
从可考的住处看，画面中有五人曾经住在北京的金城坊，都是杨士奇的邻居。曾经住在金城坊的杨士奇、王直、王英、钱习礼、周述这几位馆阁诸公，他们有过很长时间的交往。尽管此时未必都住在一起，但相约来到杨荣的杏园的可能性更大。前一天朝会即可与杨荣约定前来雅集。
杏园雅集参与者在永乐二十一年的居住位置图（邵军制作）
杏园雅集参与者在正统二年的居住位置图（邵军制作）
画家谢环独立于三组之外。按杨荣的说法，谢环是最后到来的。谢环曾经住在昭回坊。胡俨《乐静斋记》称谢环“今扈从寓北京之昭回坊”，也就是今天北京东城区南锣鼓巷的东侧，西侧即靖恭坊。胡俨关于“昭回坊”的说法沿袭的是元朝旧说。明初已经将昭回坊和靖恭坊合为一个坊，即昭回靖恭坊。
（三）
由图像得知，杏园雅集的参与者中没有一位是来自中国北方，诸如北直隶、山东、山西和河南地区的文官。1499年的《竹园寿集图》上的人物有来自山东、山西和河南的文官。尽管明成祖朱棣在1403年以后开始打击南方地主集团，但1437年的这次北京聚会还是清一色的来自中国南方地区的文官。而在南方人中，没有来自属于今天的浙江、安徽和江苏地区的文官，除了园主杨荣是福建建安（今属建瓯市）人，另外的八位参与者中，杨溥是湖广的石首人，其余全部是江西人：
杨士奇，江西泰和县人。
王直，江西泰和县人。
陈循，江西泰和县人。
王英，江西金溪县人。
钱习礼，江西吉水县人。
李时勉，江西安福县人。
周述，江西吉水县人。
这个组合引起我的兴趣。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馆阁诸公的雅集活动。翁方纲在镇江本的《杏园雅集图》的题跋里的诗中有“七贤济济尽江西”句。《冬青馆乙集》的作者张鉴在《明锦衣千户谢廷循画杏园雅集图记》中敏锐地指出，“九人者，其七皆江西，又多同年，而三杨二杨又以同年为同官，雅集诚非泛然者”。假如谢环所绘的《杏园雅集图》的主题人物是来自混合省籍的话，我们基本上可以认定这是一般朝臣的假日雅集。比如1499年由吕文英和吕纪所绘《竹园寿集图》中的朝臣，周经（1440—1510）来自山西，屠滽（1440—1512）和闵珪（1430—1511）来自浙江，侣钟（1440—1511）来自山东，许进（1437—1510）、李孟旸（1432—1509）、王继（生卒年不详）来自河南，顾佐（1443—1509）和秦民悦（1436—1512）来自安徽，吴宽来自南直隶的苏州府。
〔明〕吕文英、吕纪《竹园寿集图》 故宫博物院藏
同样，作于1503年的另一幅雅集图《十同年图》所表现的人物也是来自不同省籍。户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李东阳来自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戴珊（1437—1505）来自江西浮梁（今属景德镇市），兵部尚书刘大夏（1436—1516年）来自湖广华容（今属湖南），刑部尚书闵珪来自浙江乌程（今吴兴），工部尚书曾鉴（1434—1507）来自湖广桂阳（今属湖南），南京户部尚书王轼（1439—1506）来自湖广公安（今属湖北），吏部左侍郎焦芳（1435—1517）来自河南泌阳，户部右侍郎陈清（1438—1521）来自山东益都，礼部右侍郎谢铎（1435—1510）来自浙江太平（今属温岭市大溪镇），工部右侍郎张达（1432—1505）来自江西泰和。十人均为英宗天顺八年（1464）甲申科进士，即同年。其中李东阳等九人在北京供职，王轼则在南京供职。弘治十六年（1503）三月二十五日，适逢王轼来朝，十人在闵珪宅第聚会。
明人《十同年图》 故宫博物院藏
不仅如此，《杏园雅集图》中的江西文官来自更为集中的地域。参加杏园雅集的江西文官除了王英来自与吉安府相邻的抚州府，其余六位皆来自吉安府，集中在泰和县、吉水县和安福县。
杨士奇、王直、陈循、周述、钱习礼、李时勉共六位是江西吉安府同乡。王直、陈循与杨士奇一样，都是吉安府泰和县的小同乡。王直的家族和杨士奇的家族世代交好，“杨氏居泰和四百年，两家门户相埒，代有交游婚姻之好”。陈循的从叔陈一敬与杨士奇为同门。永乐皇帝朱棣北征，太子朱高炽在南京监国，黄淮、杨士奇、王直留在翰林辅导皇太子。因此他们都属于“太子派系”的文官，积累了深厚的政治基础。陈循并非永乐二年（1404）的进士，他是永乐十三年（1415）的进士，而且殿试名列第一。当年会试的主考官正是杨士奇的姻亲、翰林修撰梁潜，同样是吉安府泰和县人。陈循后来成为明成祖朱棣的侍从。杏园雅集时，他是翰林院侍讲学士（从五品），是本次雅集最年轻的文官，时年五十三岁。
在“杏园雅集”中，王英、王直、李时勉、周述年龄相近，他们不仅是江西人，而且是永乐二年的同科进士（同年），关系非常密切。这一年会试的主考官是解缙和黄淮，杨士奇是读卷官。周述、王英、王直、李时勉等二十九位进士于永乐三年（1405）正月进入文渊阁读书，被称为“二十八宿”（后来增补了周忱，实为29人）。到永乐五年（1407），王直、王英被授官为翰林院修撰（从六品）。洪熙元年（1425）二月，王直提到，王英是左春坊大学士（正五品），王直是右春坊右庶子（正五品），周述为左春坊左谕德（从五品），李时勉为侍读（正六品）。〔19〕正统二年（1437）的王直、王英他们已经是正四品的文官——詹事府少詹事。此时的周述是左庶子（正五品），李时勉是侍读学士（从五品）。杨士奇与周述、王英、王直、李时勉四位构成了紧密的师生关系。王英虽然不是杨士奇的吉安府同乡，但他是大同乡，关键他与杨士奇的关系是“门生”与准“恩师”的关系。
上述我们做了“历史”与“绘画”的双重表述。
（四）
自1402年燕王朱棣打败建文帝朱允炆（1377—？）并攻占南京以后，文官的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江西文官集团逐渐代替了浙江文官集团。朱元璋统治时期，武人用的主要是安徽系，文人主要用的是浙江系。江苏系（当时的苏、松地区）的文人地主因为张士诚（1321—1367）的关系一开始就受到排斥，这种情况到了明代中晚期才发生改变。清代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有所涉及。
浙江文官集团以宋濂（1310—1381）、刘基（1311—1375）为代表，后来浙江系的文官受到冲击，但到了建文帝朱允炆时期（1398—1402），宋濂的学生方孝孺（1357—1402）被建文帝起用，成为文官的精神领袖。在1403年以后的内阁中，除了黄淮是浙江人、杨荣是福建人，其余五人如解缙、胡广、杨士奇、金幼孜、胡俨都是江西人。从1403年到杨士奇去世的1444年的41年之间，其中除了杨荣做过6年的首辅，其他时间都是由解缙、胡广和杨士奇这三位江西人分别担任内阁的首辅。可以这么说，在朱棣执政以来的文官格局中，以江西系文官为主导，有微弱的闽浙成分（黄淮代表浙江，杨荣代表福建）。
江西文官集团从永乐时期（1403—1424）开始逐渐取得政治优势，同时也取得了文学上的优势。所谓“台阁体”文学正是以杨士奇为代表的江西派文学。但江西文官集团并没有取得书法和绘画艺术的绝对优势。相对而言，北宋后期的苏轼（1037—1101）等文官集团虽然没有取得政治上的优势，但在文学、书法和绘画上都取得了被后世认可的绝对优势。1503年的《五同会图》反映的是明代中期江苏地区文官集团的部分优势，但仍然不能和1437年的《杏园雅集图》所表现的江西文官集团的绝对优势相提并论。
《杏园雅集图》正好显示出江西文官在宫廷的强势地位。在以前的《香山九老图》和《西园雅集图》中，“九老”和文官的地域色彩十分混杂，并不像《杏园雅集图》这么清晰而突出，这是以江西文官为核心的雅集。
杨士奇 《杏园雅集序》
早在1422年，在北京的“西城宴集”同样是以江西翰林文官为核心的雅集，参加 “西城宴集”的人有17位，除了杨士奇，基本上是永乐二年的进士群体。参加这次雅集的有曾棨、王英、余学夔、钱习礼、张宗琏、陈循、周忱、彭显仁、周叙、胡穜、刘朝宗、余正安、萧省身（以上为江西人，14人）、陈敬宗、桂宗儒、章敞（以上为浙江人，3人）。其中胡穜是阁臣胡广的儿子，于1418年入翰林院。胡广是永乐时期最早的阁臣，也是江西人，他与解缙同乡，与杨荣、杨溥都是建文二年（1400）的同科进士。胡广从永乐五年（1407）二月到十六年（1418）五月去世时是内阁的首辅。参加 “西城宴集”的杨士奇、王英、钱习礼和陈循在15年后参加了著名的“杏园雅集”。杨士奇专门为“西城宴集”写了一篇《西城宴集诗序》，收在他的《东里集》中。由于这次雅集没有画家的参与，没有任何图像传世。从中可以看出，杨士奇的江西籍文官的基础是永乐二年科举的进士群体。他们不仅参加了“西城宴集”，其中一部分人还参加了日后的“杏园雅集”。两次雅集都有江西籍1404年同科进士群体的身影。“西城宴集”的场所是浙江宁波府慈溪县人陈敬宗的私宅。陈敬宗（1377—1459）是在后来的1450年给去世的黄淮写墓志铭的人，永乐二十年时任刑部主事。他是永乐二年的进士，被选为庶吉士，在文渊阁学习，参与修订《永乐大典》。浙江人中，陈敬宗和章敞（？—1437）都是永乐二年的同科进士，桂宗儒（生卒年不详）和陈敬宗是浙江慈溪县同乡，永乐八年（1410）充贡入文渊阁，与修《永乐大典》，后改授翰林修撰。
这不可能是巧合，而是一种有意的安排。从某种意义说，这次雅集可以理解为带有隐蔽性质的“同乡聚会”，这与另一次公开的同乡聚会完全不同。约作于1503年的《五同会图》则表现的是来自苏州府的在京文官的聚会【图4.15】。吴宽、王鏊（1450—1524）、陈璚（1440—1506）、李杰（1443—1517）、吴洪（1445—1522）分别来自同属于苏州府的长洲、吴县、常熟和吴江。这是明确的同乡聚会。正如杨士奇1422年在陈敬宗的家里举行的“西城宴集”一样，十七人中有十四位江西人。另外三位是浙江人。选择的聚会地点也不是江西同乡或自己的家中，而是选择了浙江人陈敬宗的私宅。
明人《五同会图》 故宫博物院藏
从馆阁诸公的诗文里看不出此次雅集的发起人是谁。后来的翁方纲认定发起人是杨荣。因为杨荣是园主人，自然被认为是雅集的发起人。所谓“馆阁诸公过予”似乎可以理解为馆阁诸公相约来到杨荣的杏园，并未透露杨荣主动邀请馆阁诸公的信息。去杨荣家聚会的公开理由：1．此时正是杏花开放的时节，杨荣的杏园以杏树成林而闻名，是欣赏红杏花的最好去处；2．杨荣的杏园在长安门往东一点的台基厂附近，位置相对居中，对于来自不同方向的参与者都很方便。
可以理解，这次杏园雅集杨士奇借助杨荣（福建人）的私家花园——杏园，并约上杨溥，举行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朝廷文官大臣的假日聚会，而是带有隐蔽色彩的江西文官集团的同乡聚会。七位江西人和两位非江西籍的阁臣共同举办了杏园雅集。而江西文官集团的实际领袖是杨士奇。这张画凸显了当时明代政治的地域特性。
在《杏园雅集图》的三个段落中突出了中心段落，而在中心段落中突出了杨士奇。杨士奇虽然此时与杨荣同属“从一品”文官，由于杨士奇是明仁宗朱高炽和明宣宗朱瞻基曾经的老师，长年陪侍着这两位当时的皇太子父子留守南京，关系非常密切，杨士奇于1424年至1444年成为内阁实际上的首辅大臣。1437年，杨士奇的政治生活处在巅峰状态。此时的明英宗朱祁镇只有十岁，整个国家在仁宗张皇后和以杨士奇为领袖的文官集团的掌控之下。因此这次雅集的召集人可能就是坐在中心位置、地位最高（首辅）、年纪最大（七十三岁）的杨士奇。杨士奇有借别人私宅举办雅集活动的习惯，1422年和1437年这两次带有“江西文官集团”色彩的“雅集”都不是在杨士奇家举办的，而是在来自浙江的陈敬宗和来自福建的杨荣的私宅举办的。更重要的是，这两次重要“雅集”都没有安排在任何一位来自江西的文官的私宅举行，可见杨士奇用心极深。
《明仁宗像》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明英宗像》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从文本上看，杨士奇和杨荣的序文都凸显了政治意味。杨士奇一开头就说：“古之君子，其闲居未尝一日而忘天下国家也。”杨荣在结尾处说：“感上恩而图报称，因宴乐而戒怠荒，予虽老，尚愿从诸公之后而加勉焉！”一头一尾，都是政治性的表达。从每一首诗中都能读出同样的意思。
从图像上看，似乎版画本的《杏园雅集图》人物服饰更符合杨荣的序文中的描述，所谓“十人者，皆衣冠伟然，华发交映”。衣冠常常和官僚制度相联系，代表人物的政治社会关系和地位。在道光时期的白描本上仍保持着“衣冠伟然”的模式。而在杨荣的《杏园雅集图后序》中特别强调每个人的官职——大宗伯南郡杨公，少詹事临川王公，侍读学士文江钱公，左庶子吉水周公，侍读学士安成李公，侍讲学士㤗和陈公，最后至者谢君其官锦衣卫千户。如此等级森严，似乎这不是朋友的序列而是官场的序列。这与会昌九老的不序官阶只序年齿的成例不同，而是刻意强调他们的在职状态，凸显的是：这不是退隐的雅集，而是在职文官政事之余的假日雅集。雅集的命名类似“西园雅集”，雅集的人数和月份都类似“香山九老会”，雅集的主体是以杨士奇为首的“江西文官集团”和另外两位重要文官，所有参与者都是在职的馆阁大臣。
章服、便服对比
一个“江西文官集团”的聚会为何采取了这样隐蔽的形式？什么样的政治形势导致了这种隐蔽的状态？通过表现馆阁大臣而遮蔽了江西色彩，难道是躲避同乡“结党”的弹劾吗？在“杏园雅集”和《杏园雅集图》的历史和图像中除了隐蔽的“江西文官集团”还隐蔽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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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吉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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