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记忆】红色飞仙关‖李崎

李 崎

雨城雅安，自古以来有“三关”：金鸡关、飞龙关、飞仙关，它们分别在雅安雨城区的东、南、西三个方向上，是三座古老关隘。漫长的时光中，这三座关隘扼守着雅安的门户，护卫着通往西藏、云南的交通要道。岁月流转，昔日的雄关记忆淹没在人们的脑海中。

“雅安三关”中，我去过次数最多的是飞仙关，其次是金鸡关，飞龙关只去过一次。由于公路的拓宽改造，特别是高速路互通立交桥的修建，金鸡关山势已不再险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早已成为神奇的传说。

2022年12月上旬，我又去了一趟雅安，再次对飞仙关进行了踏访。

保存至今的飞仙关老街红军石刻标语

飞仙关，《禹贡》载：“和夷厎绩”地也，位于雅安市天全县、芦山县、雨城区三地交界，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四季多雨雾，最高蜈蚣山尖顶峰，海拔1327米，最低熊河坝，海拔621米，山谷高深，地势险要。宋·宇文溥：“惟天下之至险，有严道之漏阁焉”。

上古大洪水，这里是一片汪洋。大禹在这里看见百姓流离失所，在洪水中挣扎求生，哀鸿片野，流下悲伤的泪，有“望哀渡”为记。

传说大禹在这里与民同工八年，凿山导河。山陵露出峥嵘，崖如刀截，壁立千仞，中通一峡，河水向东流去，水患平定，荒野成沃土；百姓又能筑室而居，过上平安的生活。

民国《芦山县志》载：“为纪念大禹治水功绩，此峡命名为多功峡，一名多功河。惟其地势险峻，有若天堑，故名飞仙关云。”又云：“飞仙关，世传大禹治水疏凿，即漏阁也。”多功峡在飞仙关内，峡口即关口。今飞仙关雄踞多功峡口，“漏阁”巍然。

保存至今的飞仙关老街红军石刻标语

从《雅安水系图》上可以看到，飞仙关两岸水系控天全、芦山、宝兴、荥经4县，多功峡为四县群流汇泽之出口。发源于邛崃山脉南段蜀西营的宝兴河，在芦山县思延乡、天全新华乡交界的三江口与芦山河及老场河交汇，然后南下至飞仙关纳在多功、乐英交界的两河口汇入荥经河后的天全河，转向东南进入多功峡，流出三江口后开始称青衣江。三江口南下至飞仙关这一段河流，大部分为天全、芦山两县界河，这一段河流，天全县称宝兴河，芦山县称芦山河。

青衣江，先秦称青衣水，汉称沫水、大渡水、蒙山溪。唐代后又称平羌江、羌江。康熙《芦山县志》编纂竹全仁：“沫水，唐虞（尧舜）时名和夷，商周名羌，汉名沫水。”

天全河，古称徙水、和川，俗称始阳河。《天全州志》载：“天全河水为平羌江上流……其近城一支名和川。《四川通志》谓即和夷厎绩之和川也。唐和川路、和川镇盖取诸此。”又“和水，源出马鞍山……至沙坪合夷水河（今白沙河）。”

天全多雨，古称漏天。《灵和乘略》载，漏天的水流入“漏阁”飞仙关，安稳地向东而去，没有造成水灾和损害，元朝易漏为全，曰天全。“漏阁”实为口大，底小的疏洪渠道，乃漏斗之意。

川藏茶马古道飞仙关段的指路碑（李崎 摄）

民国《芦山县志》载：“世又相传，飞仙关螺峰为李冰在雅安治水所凿离堆，李冰子二郎，伏孽龙于离堆之下。”《雅安市志》载，公元前250年至公元前249年，秦蜀郡太守李冰走访青衣，疏通沫水。凿平溷崖，通正水道。《史记·河渠书》：“李冰凿离堆，以避沫水之害。”诗云：“谁辩离堆不雅州，多功峡内看山头。”“飞仙关外簾垂雨，禾水崖边盖揭龙。”

大禹开凿多功峡，李冰父子疏凿离堆，扫除孽物。他们在飞仙关治水，为飞仙关人赢得了生机和土地，为彪炳他们的功绩，飞仙关螺峰顶在唐宋时建阁祀夏禹，明初又建二郎庙与禹并祀李冰子二郎。

螺峰不高，二郎庙不大，天旱时祷雨，必应。旧时，每年正月初八、清明、七月初七、白露时节和农历十月初一日，这里都要举行祭禹神的香会，人们拜禹神，祈求风调雨顺的丰收；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荥经、天全、芦山、雅安的来这里赶二郎庙会，热闹非凡。

20世纪60年代，飞仙关二郎庙毁，直到90年代重建山门、亭、碑、堂、殿，错落在螺峰步道上，信步峰顶就是与云水相依，清风作伴二郎庙。

飞仙关，古代川蜀进藏入滇交通枢纽。鸡鸣天全、芦山、雨城三地，分为上关和下关，在纳芦山河后的宝兴河到飞仙关的入水口地界为上关，在出水口地界为下关，两关相距几公里。

据史书记载，3000多年前，此地就是古蜀国通往世界的咽喉要地。到汉代，司马相如受汉武帝之命沿此路出使西南夷，把这条民间小道，开辟为官方的商道。蜀锦、邛杖、铁器等等从成都平原由此销往世界。

飞仙关，藏汉交界处

过去，从这里路过的马帮背夫主要是到西藏。20世纪20至30年代，这里都还相当繁华。成都、邛崃来的大马帮，最多的有几百匹骡马。当年的飞仙关夜晚特别热闹，整夜都有马帮和背夫经过。如今，在茶马古道旁，还有一块当年拴马用的“拴马石”，被马绳打磨得光滑异常，证明着昔日的繁荣。

古时，飞仙关交通闭塞，是内地通往西南夷最末一站，过河即为夷地。多功峡北端峡壁岩石上刻有“和夷厎绩”四个大字，应是飞仙关古老的文化符号和地理坐标。

飞仙关，藏汉交界处

因多功峡北段两岸如刀劈斧削，唐以前无人能从多功峡进入飞仙关。最早的时候，从雅安到飞仙关要从多营翻山到龙池沟，由龙池沟经豆腐石沿老君溪下到宿溪场，才能到达飞仙关。那条路翻山越岭、乱石嶙峋、崎岖蜿蜒、林深草莽、盗匪出没，行走的人极少。唐代开通从多功峡进入飞仙关的道路，修偏桥（或栈道），雅安到飞仙关道路便捷了不少。

三国时期，诸葛亮经此征战西南诸部落。“飞仙峡前有一个平坝，诸葛亮在此扎营，后来这个地方便叫做多营。”飞仙峡有栈道的历史是从宋代开始的，所以出入飞仙关充满了艰辛，沿汹涌冰凉的青衣江起码要走两个多小时。路通后，宋建飞仙关关城，有南北两城门，并设守御司，守御关口。那时的飞仙关，就已是雅安通往西南夷的咽喉之地。

汉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为开拓疆土，开展商贸，司马相如受武帝之命出使西南夷。他依靠巴、蜀二郡的官位和财物，以文取柔治说服西南夷少数民族归顺汉朝，“邛笮（西昌、汉源）、斯榆（天全始阳）之君，皆请为内臣”，在西南夷区域建立了“一都尉、十余县，属蜀”的军政管理体制。他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开凿了通川南雅安、西昌及云南大姚之邛、笮、井、駹等西夷地区的灵观道（牦牛道）。

灵观道（牦牛道），从临邛松安镇马湖营出发，翻越镇西山，渡玉溪河，过八步关（青龙关），到灵关入天全后南下荥经，越过大相岭到汉源，过西昌抵云南澄江。后因飞仙关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此路过八步关（青龙关）后，改道芦山县城，南下飞仙关到天全两河口分路，一路南下荥经去云南，一路去向康藏。

汉武帝在元鼎五年至六年（前112—111），使用武力征服大理以南的昆明部族聚居地，打通“博南道”。司马迁随军出征，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迁升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命报。”他在《河渠书》中又说：“余西瞻蜀之岷山与离堆”。故此次出征，司马迁是随军沿灵关道（牦牛道）行军，在太阳落山时到飞仙关，最后至云南，完成打通“博南道”任务，复命。

唐宋时期“茶马互市”兴起，茶、马成为南方丝绸之路最主要的交易商品，并且绵延千年而不衰，影响深远，茶马古道形成。《西藏政教鉴附录》载：“茶叶自文成公主入藏地”，即雅安所产龙团、凤饼茶，贡奉朝廷后作和蕃礼品带进藏地。

《雅安市志》载：“川藏茶马古道，汉以前出现，唐朝得以发展，明清为鼎盛时期。”自古以来，就有了这条从成都出发，到雅安，经飞仙关到天全县，去到康定，最后到西藏，历史上形成最早、里程最长、路途最险的以灵关道（牦牛道）为基础延伸形成的川藏茶马古道。飞仙关作为茶马古道的重关驿站，被喻为“西出成都，茶马古道第一关”。

飞仙关上关现存，老君溪茶马古道指路碑，建于清咸丰四年，碑顶刻三个大字“老君溪”，上刻“右走芦山四十里，灵关一百里”“左走始阳二十里，天全四十里”。

1938年，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征集十多个县民工修筑雅康公路。公路经多功峡进入飞仙关，飞仙关城南城门及城门外栈道撤毁。公路从关城中间穿过，将关城分为两段。城墙仅西边螺峰东麓上残存一段，其余随岁月流逝已淹没无踪。北城门和南界石坊因处于关城北端，被保留下来。

“和夷厎绩”摩崖后，有岩四季渗泉从不停歇，名“滴水岩”，又称“小漏天”，岩下修有水池，便于过往行人使用；每逢大雨，“滴水岩”千瀑齐泻，席卷道路，巍巍壮观，世人美喻“一雨路千瀑”。

1939年7月，中国电影教育先驱孙明经等十几位专家学者组成的“茶马贾道”（茶马古道）科考队，到飞仙关时适逢倾盆大雨，“滴水岩”飞瀑流泉，他用相机定格了“一雨路千瀑”的绮丽景象。

1947年6月，张大千在飞仙关写生，留下“孤峰绝青天，断岩横漏阁”的诗句，即是此处写照。1958年，雅安专区以“大兵团作战”方式筑路，炸毁断岩，方形钤印“和夷厎绩”摩崖不存。当年筑路时，曾有工程人员在“和夷厎绩”摩崖旁留影纪念。

飞仙关多功峡

飞仙关地处雅安县、芦山县、天全县三交界，地势险要，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1935年6月7日，中央红军攻破天全城后，马不停蹄，调遣红一、红三、红五军团，三军合力，兵分两翼，直奔芦山方向。

芦山县当时辖地不大，素有“三乡四城两个半场”之说，人口近3万。县城四周筑有城墙，分东南西北四道城门，是邛崃、雅安通向夹金山的要塞。

这时，川军刘湘部第六旅旅长王泽浚率部已从飞仙关赶至芦山县城，以第十八团二、三营守城西南河岸，防堵天全方向的中央红军。两个连驻防县城西周村岗，前哨抵达思延，团部与第一营守城，其大部分兵力则驻防在易于防守的芦山河东芦山岗一带，以第十六、十七团在河东岸高山构筑二道阵地。

由天全老场进入芦山道路平缓，红军急行，半天可达。7日，红一军团一师一团从多功在飞仙关对河卸家坝向雅安方向佯攻掩护，在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率领下，从始阳、飞仙关绕过天全，奔袭芦山。由于天全县城内一些群众受敌人的欺骗宣传，纷纷逃往芦山县。红军先头部队有数千人之多，其中一部分红军巧妙装扮成老百姓混在群众中，潜入芦山周村岗埋伏。

深夜，红一军团一师一团分别从城西、城北发起突袭，与之前隐藏在城内的红军里应外合，从城西北角向敌团部及守敌第一营发起突然猛攻。顿时，枪声和“缴枪不杀”的喊声，惊醒了睡梦中的守敌。王泽浚摸不清红军的虚实，仓惶率部弃城，由城南铁索桥退到芦山河东山二线工事里龟缩起来，并拆毁城南铁索桥桥板，阻止红军向东渡河。红一团迅速击溃敌守城的敌军，于8日凌晨占领芦山县城。

飞仙关老街，茶马古道重要驿站

红军这次化装奇袭，以很少的兵力，用很短的时间，没有什么伤亡，就一举夺取了芦山县城，大挫了敌人的士气，大长了红军的军威。自9日起，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分三路北进宝兴。

中央红军过芦山的时间虽短，但给芦山人民留下的印象却深：红军秋毫无犯，对老百姓说话和气，买东西公平；住过无主的人家衣物、用具无一缺少损坏，锅台碗盏擦得干干净净；吃了粮食，写上纸条，将钱留在粮罐中。群众普遍称赞说，还从来没看到过这么好的军队，见到红军就像见到亲人一样。

据何长工《战斗的岁月》回忆，红军经过飞仙关时，四川军阀杨森部有两个旅严防天全河北的天全城、始阳、飞仙关一线。中央军薛岳、周浑元、吴奇伟部已抵安顺场、汉源一线，他们拥有较近代化的架桥技术和收集渡河船只的便利条件。

红9军团主力由军团长罗炳辉、参谋长郭天民率领直插天全河上游，那里河面宽、水浅，较好徒涉，又便于架桥，过河后沿河北岸而下天全。第二夜，他们出其不意赶到天全河北岸，和先期到达河南岸的主力红军南北夹攻天全守敌杨森匪部杨杰所部，接着又猛击天全两个旅的逃敌，直追过始阳镇到飞仙关的铁索桥。9军团决定迂回天全，是一次大胆的行动，果然凑了奇效……

何长工还回忆说，1935年，红军在巧渡金沙江后由红1军团作后围。我们未赶上主力部队，被敌军阻在西昌的礼州，还牺牲了1个游击队长黄应龙。我们打垮了敌军4个旅，后到了金阳——七擒孟获的地方，即把4个游击队收回部队。在强渡大渡河和飞夺泸定桥时，我们仍作后围，并在战斗中有个何校长光荣牺牲了。我们杀掉了1个伪县长，因他杀掉了我们许多共产党员。

夺取泸定桥后，我们守卫泸定桥。毛主席、周总理一再打电话，泸定桥不能破，要等到主力过了天全河才能破。如果天全、芦山、飞仙关拿不下来，就开紧急会议，组织战士用汽油桶4个一捆作架桥措施。第二天晚上，我们向天全发起攻击，敌人垮了，我们追击至飞仙关。这时，9军团三分之二搞迂迴三分之一由我带队，这支队伍机智灵活，很会打游击战，掩护主力过了天全河。

1936年红四方面军在芦山时，红31军93师、91师都曾扼守飞仙关南城门。据当地人讲，国民政府军薛岳部和红军激战，想抢渡夺关未成，后红军北上长征。

当时，红二十五团、二十七团、三十团、三十五团在飞仙关寨子山与守敌展开了艰苦卓绝的阻击。开始于月来山——余家冈——两河口之线，九时开始向寨子山之红四方面军攻击前进，红四方面军依靠坚固的工事阻击，并以迫击炮向望头岩射击，红军一个连壮烈牺牲在八岭寨。三十五团除一部分别向飞仙关、始阳突围外，全部壮烈牺牲。

红四方面军南下时，红军在飞仙关活动了很长时间。红军还在街两边的石墙上用錾子刻了许多标语，如“反对奸商、怠业、闭市、高抬物价”等。

飞仙关关城、北城门、芦山县南界牌坊和仍在使用的一段茶马古道，隐于螺峰离堆下关民居街道，由长宽不等的石板铺就，石板上仍可见拐子窝和路边被马绳打磨得光滑异常的“拴马石”。

古道上竖立着建于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南北向石牌坊，采用当地红砂岩跨道而建，双柱单门式，榫卯结构，顶横石匾两面均刻“芦山县南界”，风格质朴瘦劲。仔细看，南面东侧石柱右上角刻有“边、徼、茶”3个小字，两侧石柱还刻有两幅红军标语“争取赤化全川首先胜利！”“彻底消灭蒋介石！”

石牌坊后，踏石阶而上，就是当地红砂岩砌的飞仙关关城。可惜，关城虽在，北城门和城楼已毁，仅存关城和北城门洞。城门洞上芦山县令范涞清所题“飞仙关”石门楣，石楹联“客羽已乘黄鹤去 仙楼尚在白云间”“人宜来羽岛 地即是瀛洲”字迹清晰可辨，书法规整庄重。

飞仙关是东连上海、西连西藏的国道318线川藏公路进藏“第一关隘”。飞仙关区域，地处雅安市雨城区和天全县、芦山县交汇处。历史上，这里是“川藏文化走廊”“茶马古道”“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被誉为川藏线陆地“第一咽喉”。

1950年初，毛泽东主席指示进藏部队“一面进军，一面修路”。贺龙接着在重庆主持召开川藏公路筑路会议，之后即成立由十八军后方部队司令员陈明义兼司令员、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副部长穰明德兼政治委员的康藏公路修建司令部。周恩来总理电示中共西南局“决定穰明德同志为党中央、毛主席派到西藏负责修路的全权代表”。

1950年5月，西康省雅安所属各县解放后，解放军继续向西挺进。在飞仙关芦山河，车辆依靠船渡每渡仅载1辆，每船每小时仅渡4辆，一个车队须连续一昼夜才能渡过。1950年9月，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公路局和第十八军后方司令部决定：修建飞仙关吊桥。

未修建飞仙关桥前，所有经过西康省进藏的车辆和物资都要在飞仙关靠渡船过河。1950年11月，为解放西藏保证运输畅通，西南军区支援司令部工程处在飞仙关修建了钢索吊桥。

飞仙关钢架桥桥面现状

飞仙关桥横亘在雅安市天全县多功乡多功村5组与芦山县飞仙关镇飞仙关村熊河坝组之间。作为当年进藏筑路大军修建的川藏公路上第一座钢架桥，有人称它为“飞仙关大桥”，也有人叫它“飞仙关吊桥”，还有人管它叫“飞仙桥”“飞仙关钢索桥”。这座钢架桥建成时，共和国元帅刘伯承为此桥题名：飞仙关桥。

飞仙关桥为三跨连续钢桁加劲悬索桥，是川藏公路上一座载入我国桥梁史册的钢架桥，也是我国少有的三跨悬索桥。它为和平解放西藏，促进涉藏地区及桥梁所在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飞仙关桥是进藏筑路大军修的，也有是“前苏联的援华杰作”之说。据说，飞仙关桥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1号工程”，也是以“天路”享誉世界交通史的川藏公路（原为康藏公路，下同）第一座钢架桥。鲜为人知的是，飞仙关桥是新中国成立后彻头彻尾的“国产”，也是新中国道桥专家们引为自豪的杰作，当时使用的材料，都是就近取材的国产产品。

当时军情紧迫，快速建桥的重担就落在了我国工程人员身上。不仅从云南调来了工程技术负责人贾荣轩，连设计、施工人员也全都是国人；所用钢材，也主要来自四川当地生产（如大渡河钢铁厂）、制造的产品和收集当时库存的材料。在贾荣轩主持下，终于在1951年6月1日赶在洪水到来前建成通车，历时约10个月。

据了解，当时大桥的设计，由西南公路局委派工程师王应荣负责，经过比选，采用大跨径三跨连续钢桁加劲悬索桥，主跨76.6米，总长147米（大桥尺寸在当时属于机密，因而总长又有151.8米和163.86米之说）。设计主要根据库存材料进行，所需材料和加工，也都是我国自行解决的。

解放军进藏部队修建的飞仙关钢架桥横跨芦山河上。该桥是我国少有的三跨悬索桥，为和平解放西藏、促进西藏及桥梁所在地经济、文化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有资料记载，贾荣轩在主持完成飞仙关桥建设任务回到重庆后，因有“财主”“富翁”的外号而被人指责贪污受贿，以致这位倔犟的知识分子以死抗争，跳楼自尽。

穰明德是江西莲花县人。1912年11月30日（农历10月22日），出生于莲花县坪里乡一户贫苦农民家庭。他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8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任红八军、红六军团无线电台班长、排长、连政委。1934年8月随红六军团西征。参加了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历任红二方面军第六师、五师、九十六师团政委、师组织科长。到达陕北后，进入红军大学第二分校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员支部书记、抗大六分校政委。

新中国成立后，穰明德服从组织安排，转到地方工作。1951年1月至1958年12月，先后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副部长兼公路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康藏公路修建司令部政委，重庆交通大学首任校长、中央交通部西南公路工程局局长，中央交通部部长助理，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曾列席党的八大。他为建国初期抢修和恢复西南交通运输，保卫西南国防和进军西藏，为国家运输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并迅速成长为公路专家。

时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的穰明德在全面了解贾荣轩被人指责贪污受贿的事情真相后，痛心不已，将情况实事求是地向西南军政委员会作了汇报。很快，贾荣轩的冤案得到平反。

在为贾荣轩平反的大会上，穰明德高度评价贾荣轩工程师为川藏公路尤其是飞仙关大桥工程建设作出的贡献。说到激动处，穰明德以特有的军人气质，拍着桌子，痛斥随意捏造者“给贾荣轩罗列的贪污款项，竟比中央所拨修建飞仙关大桥的钱还多……”

根据康藏公路修建司令部修路史料编辑委员会1955年12月编印的《康藏公路修建史料汇编》等有关史料，“飞仙关桥实际用款和预算情况表”表明，飞仙关桥设计预算为1540703元，实际支出仅1049734元，是预算支出的68.1%，节约显著。

如今的飞仙关桥，无疑是川藏公路上的红色景点。桥东塔架正中为刘伯承题写的桥名“飞仙关桥”，桥东塔架两侧有西康省主席廖志高的题词“劳动创造世界飞仙天险何难克服 革命带来幸福闭塞边区从此繁荣”，历经70年风雨，仍然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和勃勃生机。

后来，川藏公路上的车辆越来越多。1972年，当地政府在飞仙关桥下游几百米处，新修建了一座水泥路面的双车道飞仙关大桥，飞仙关钢架索桥于1973年停止使用。

2022年12月22日于都江堰市长征书院

李崎，男，57岁，四川省都江堰人，大学文化，中共党员。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理事，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研究会理事，中国红色旅游网专栏作家。四川省爱国工程联合会副主席，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李冰研究会会员，四川省关工委爱国主义教育宣讲团宣讲员，都江堰市长征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都江堰市长征书院院长，都江堰市党史研究室特约撰稿人，都江堰市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顾问，都江堰市融媒体中心资深记者。主要研究方向为红军长征历史、地下党历史、灌区水利历史、剿匪平叛历史、“大跃进”历史、防灾减灾历史等。著有《一个人的长征》《寻找中国红》《追梦》《寻梦红飘带》《震撼—感动—奋起》，参与编撰《中国共产党都江堰市历史》（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个人撰写的有关红军长征、红色教育、红色旅游、地方党史论文或研讨文章，多次在全国性、全省性学术研讨会上交流并获奖。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李 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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